書名：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

定價：39.00元

作者：徐賁

齣版日期：2013年12月

頁碼：344頁

裝幀：平裝

開本：32

ISBN:9787508642253

   《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作者徐賁，是海內外知名的獨立學者，為《南方》《新京報》《經濟觀察報》《中國新聞周刊》等媒體寫過專欄文章，以理性敢言聞名，梁文道曾在鳳凰衛視《開捲八分鍾》節目中力薦徐賁作品；
   《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為國內首本係統論述公共說理的著作。說理教育是國外高校的基礎性課程，而國內在此方麵教育極為欠缺，作者在美國高校教授說理寫作20餘年，深諳說理教育的培養之道，有的放矢，積多年思索與實踐精華寫就《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為目前國內圖書所無，是教授有效思維、理性對話、技術性與人文精神兼備的教育佳作；
   作者赴美國教學多年，精通西學，視野廣闊，學養深厚，又熟悉國內語境，問題意識敏銳，可謂中國通、西學精、世界眼，其文說理透徹，實例豐富，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當前中國社會公共言論多顯混亂戾氣，公共對話往往蛻變為相互謾罵，《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針對當下，切中要害，不諱飾虛指，在批判中構建，是公民教育啓濛之作。
   《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本身就是公共說理的典範之作，作者為文風格——敞亮、清晰、恰當，句句平實而又發人深省，極具說服力。

艾迪生用寫作影響讀者，讓他們對社會形成一種相對精緻、復雜，而非簡單、粗糙的感覺和觀察，學會以一種開明、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悅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對抗和爭來吵去的方式談論共同的問題。他的寫作可以說就在不斷為此設立標準和作齣示範。21世紀初的中國需要理性公共話語，迫切的程度並不亞於18世紀初的英國。
——徐賁

序言
前言 中國需要公共說理教育和公民理性
diyi講 什麼是說理
第二講 說理論證的“主張”和“理由”
第三講 可靠論證的中介保證
第四講 概念和定義
第五講 說理的信譽與形象
第六講 說理的情緒與措辭
第七講 邏輯謬誤
第八講 倫理說理和價值觀
第九講 學生作文中的說理
第十講 書麵說理的演變與人文傳承
第十一講 說理是一種公民教養
第十二講 歪理巧言不是說理
第十三講 “歪理”如何利用人的自身弱點
第十四講 說理的倫理層麵
第十五講 說理的目的與環境
第十六講 公民聽眾與政治說理
第十七講 非說理宣傳的四種危害
第十八講 說理與民主
後記

   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用壞的字眼將對手妖魔化，有的會有一些共同特徵，例如運用非人化、低等動物或妖魔鬼怪的比喻，但有的則與一個特定環境中被公認為特彆邪惡、醜陋、骯髒、危險的事物或觀念有關。一個社會文化環境中被視為光榮、美好的事物，在另一個不同的環境中則可能成為妖魔化的說法，這在政治妖魔化中尤其常見。2012年4月10日，美國共和黨議員韋斯特在佛羅裏達的一個市政會議上說，美國國會中有78到81人是共産黨成員，引起嘩然。2011年他就曾在電視上攻擊奧巴馬是一個“低層次的社會主義煽動者”，慣用“馬剋思主義的蠱惑言辭”，錶現齣“第三世界獨裁者的傲慢”。韋斯特所使用的就是政治妖魔化的手段。
   在美國，對自由派人士zui極端的指責便是稱他為“共産黨”或“馬剋思主義者”。韋斯特的指責本不是公共辯論，因為他並沒有提齣那幾十個國會議員是“共産黨”或奧巴馬是“馬剋思主義者”的證據。因此，美國記者諾曼批評韋斯特，說他是在用嚇唬小孩的“怪物玩具”（bogeyman），玩恐嚇公眾的把戲。
   諾曼說，盡管可以找到許多證據來把韋斯特稱為一個“法西斯”，但如此一來，就會也犯下類似的政治妖魔化錯誤，這會與韋斯特使用“共産黨”、“社會主義”的怪物玩具沒有什麼兩樣。
   諾曼在使用“法西斯”一詞時錶現得特彆小心，是有道理的。這是因為，在美國，對互聯網和公開政治對立有所瞭解的公眾，許多都知道“戈德溫法則”（Godwin’s Law）。這個法則是由美國知名律師邁剋·戈德溫（Mike Godwin）在1990年提齣的，先是用於網上的在綫辯論，現在也用於一般的政治辯論，指的是，當一個對立的討論不斷延展時，參與者用納粹或希特勒來類比對方的概率會趨於1，也就是100％，簡直沒有例外。
   在美國的政治對立中，“戈德溫法則”似乎並不隻是朝一個方嚮延展，並不一定趨嚮“納粹類比”（或法西斯），而是也可能朝另一個方嚮延展，zui終趨嚮“共産黨類比”（或馬剋思主義）。這兩種趨嚮看似相反，其實都是極端性質的類比。
   戈德溫所說的“納粹類比”是一個在公共話語或文化意義中起作用的語義“基因”（meme），“一個基因也就是一種想法，它在人的頭腦中所起的作用，與基因或病毒在人體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一個有傳染性的想法（可稱其為‘病毒基因’）可能在頭腦與頭腦之間傳染，就像病毒在身體之間傳染一樣”。而且，“一旦某個語義基因傳染開來，它還可能成為形成一整套想法的核心”。
   戈德溫把“納粹類比”基因當作一個與公共話語健康有關的問題提齣來，其關鍵不在於辯論時是否可以提到納粹、法西斯或希特勒。在涉及人類屠殺、暴力殘害、集體洗腦的統治問題時必須使用這類字詞，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如果隨便把這類字詞作為政治標簽，用來抹黑對方，簡單粗暴地給對方定性，那就不僅會把納粹罪行瑣屑化，而且還會使辯論再也無法繼續下去。
   因此，這樣的語義基因是有害的，戈德溫對此提齣的問題是，“當有害、不實的基因彌散時，我們該不該努力用反基因將之驅逐呢？我們是不是有責任保護我們的信息環境和社會環境呢？”
   鬍泳在《中國式辯論中的“文革法則”》一文中指齣，中國式辯論中有一種類似於“納粹法則”的“文革法則”，例如，方舟子和韓寒之戰（包括他們的“粉絲”之戰）中的一個突齣現象是雙方都以“文革餘孽”的標簽相互指責。運用這一標簽的還包括知名的學者和教授。不僅是方韓之戰，“中國任何形式的公共討論，都會齣現對立者互指‘文革餘孽’的奇觀”。中國式辯論的“文革法則”現象固然存在，但與“納粹法則”畢竟不同。在美國，對於納粹和希特勒的反感，用“人神共憤”這四個字來形容，應該不算誇張。“納粹類比”之所以能夠在美國成為一種被濫用並汙染信息環境的語義基因，是因為納粹被揭露得太徹底瞭，以緻成為一些人不動腦筋就隨意使用的現成字眼和空洞符號。
   然而，人們對於“文革”還遠沒有形成像對納粹極權或希特勒那樣的共識。公然贊美或懷念“文革”的還大有人在。由於現實中還存在著關於“文革”正確、必要或管用的神話，在公共辯論中，如果能夠經常用一些具體的事例來作論理證據，提一提“文革”，提醒一下“文革”是一個多麼極端瘋狂的時代，發生過哪些極端瘋狂的事情，未必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反倒是另外一些有害的語義基因更值得我們關注，紅與黑的對立便是其一。一切與“紅”有關的，自動成為好事，一切好事也都能用“紅”來標誌———紅心、紅歌、紅色傳統、紅色後代、紅色接班人、紅色江山。相反，幾乎所有的壞事都能用“黑”來標誌———黑幫、（政治）黑綫、打黑、黑窩、黑心腸、黑五類或黑七類。比起“西狗”、“五毛”這類明顯的罵語，紅與黑是更深藏在中國人思維方式中的有害語義基因。紅與黑是一種思想短路，時刻在削弱和瓦解人們對錯、敵我和是非的真實觀念，像病毒一樣侵害著人們的信息和社會環境。它總是朝一個極端的方嚮延展，不是紅便是黑，紅黑必然對立。一旦公共話語被套上紅、黑兩色，對話鏇即變為戰鬥，任何的理性辯論都被終止，再也無法進行下去。
……

   《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是作者徐賁為青年讀者學習公共說理而寫的啓濛讀物。
   公共說理指的是什麼？公共說理的特點是什麼？公共說理對社會會産生什麼影響？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和製度下公共說理纔能順利地開展？應該怎樣進行公共說理……作者徐賁認為說理可以成為明亮的對話，是一種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續的公共交談，針對當前中國社會公共言論混亂無序的現狀，他以自己在美國高校教授說理寫作課程的20年精華為基礎，用十八篇各自獨立的“隨筆”組成瞭《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這個有機的整體，在書中詳細闡述瞭“公共說理”的各方麵問題。
   《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強調說理是文明的産物，人類是慢慢纔變得開化和文明的，學習說理既是啓濛又是自我啓濛的一個過程。說理教育不是為瞭使人論辯獲勝，也不僅是單純技能的傳授，而更與人的文化教養和道德素質聯係在一起，傳承著人類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說理價值。《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認為“理性”是健康而可持續的公共對話的基礎，“理性”不僅指明曉事理、辨知是非，而且還指說服彆人，提供敞亮、清晰、恰當的理由，並傾聽彆人的閤理之言。這便是公民社會要培養的“公共說理教育”和“公共理性”。

    徐賁，1950年齣生於蘇州。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係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兼職教授，海內外知名公共知識分子。著作包括《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走嚮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正義和公民認同》《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本書榮獲“網易公民閱讀2011年度十大好書”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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