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作者徐賁，是海內外知名的獨立學者，為《南方》《新京報》《經濟觀察報》《中國新聞周刊》等媒體寫過專欄文章，以理性敢言聞名，梁文道曾在鳳凰衛視《開捲八分鍾》節目中力薦徐賁作品；
《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為國內首本係統論述公共說理的著作。說理教育是國外高校的基礎性課程，而國內在此方麵教育極為欠缺，作者在美國高校教授說理寫作20餘年，深諳說理教育的培養之道，有的放矢，積多年思索與實踐精華寫就《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為目前國內圖書所無，是教授有效思維、理性對話、技術性與人文精神兼備的教育佳作；
作者赴美國教學多年，精通西學，視野廣闊，學養深厚，又熟悉國內語境，問題意識敏銳，可謂中國通、西學精、世界眼，其文說理透徹，實例豐富，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當前中國社會公共言論多顯混亂戾氣，公共對話往往蛻變為相互謾罵，《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針對當下，切中要害，不諱飾虛指，在批判中構建，是公民教育啓濛之作。
《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本身就是公共說理的典範之作，作者為文風格——敞亮、清晰、恰當，句句平實而又發人深省，極具說服力。

艾迪生用寫作影響讀者，讓他們對社會形成一種相對精緻、復雜，而非簡單、粗糙的感覺和觀察，學會以一種開明、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悅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對抗和爭來吵去的方式談論共同的問題。他的寫作可以說就在不斷為此設立標準和作齣示範。21世紀初的中國需要理性公共話語，迫切的程度並不亞於18世紀初的英國。
——徐賁

序言
前言中國需要公共說理教育和公民理性
diyi講什麼是說理
第二講說理論證的“主張”和“理由”
第三講可靠論證的中介保證
第四講概念和定義
第五講說理的信譽與形象
第六講說理的情緒與措辭
第七講邏輯謬誤
第八講倫理說理和價值觀
第九講學生作文中的說理
第十講書麵說理的演變與人文傳承
第十一講說理是一種公民教養
第十二講歪理巧言不是說理
第十三講 “歪理”如何利用人的自身弱點
第十四講說理的倫理層麵
第十五講說理的目的與環境
第十六講公民聽眾與政治說理
第十七講非說理宣傳的四種危害
第十八講說理與民主
後記

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用壞的字眼將對手妖魔化，有的會有一些共同特徵，例如運用非人化、低等動物或妖魔鬼怪的比喻，但有的則與一個特定環境中被公認為特彆邪惡、醜陋、骯髒、危險的事物或觀念有關。一個社會文化環境中被視為光榮、美好的事物，在另一個不同的環境中則可能成為妖魔化的說法，這在政治妖魔化中尤其常見。2012年4月10日，美國共和黨議員韋斯特在佛羅裏達的一個市政會議上說，美國國會中有78到81人是共産黨成員，引起嘩然。2011年他就曾在電視上攻擊奧巴馬是一個“低層次的社會主義煽動者”，慣用“馬剋思主義的蠱惑言辭”，錶現齣“第三世界獨裁者的傲慢”。韋斯特所使用的就是政治妖魔化的手段。
在美國，對自由派人士zui極端的指責便是稱他為“共産黨”或“馬剋思主義者”。韋斯特的指責本不是公共辯論，因為他並沒有提齣那幾十個國會議員是“共産黨”或奧巴馬是“馬剋思主義者”的證據。因此，美國記者諾曼批評韋斯特，說他是在用嚇唬小孩的“怪物玩具”（bogeyman），玩恐嚇公眾的把戲。
諾曼說，盡管可以找到許多證據來把韋斯特稱為一個“法西斯”，但如此一來，就會也犯下類似的政治妖魔化錯誤，這會與韋斯特使用“共産黨”、“社會主義”的怪物玩具沒有什麼兩樣。
諾曼在使用“法西斯”一詞時錶現得特彆小心，是有道理的。這是因為，在美國，對互聯網和公開政治對立有所瞭解的公眾，許多都知道“戈德溫法則”（Godwin’s Law）。這個法則是由美國知名律師邁剋·戈德溫（Mike Godwin）在1990年提齣的，先是用於網上的在綫辯論，現在也用於一般的政治辯論，指的是，當一個對立的討論不斷延展時，參與者用納粹或希特勒來類比對方的概率會趨於1，也就是100％，簡直沒有例外。
在美國的政治對立中，“戈德溫法則”似乎並不隻是朝一個方嚮延展，並不一定趨嚮“納粹類比”（或法西斯），而是也可能朝另一個方嚮延展，zui終趨嚮“共産黨類比”（或馬剋思主義）。這兩種趨嚮看似相反，其實都是極端性質的類比。
戈德溫所說的“納粹類比”是一個在公共話語或文化意義中起作用的語義“基因”（meme），“一個基因也就是一種想法，它在人的頭腦中所起的作用，與基因或病毒在人體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一個有傳染性的想法（可稱其為‘病毒基因’）可能在頭腦與頭腦之間傳染，就像病毒在身體之間傳染一樣”。而且，“一旦某個語義基因傳染開來，它還可能成為形成一整套想法的核心”。
戈德溫把“納粹類比”基因當作一個與公共話語健康有關的問題提齣來，其關鍵不在於辯論時是否可以提到納粹、法西斯或希特勒。在涉及人類屠殺、暴力殘害、集體洗腦的統治問題時必須使用這類字詞，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如果隨便把這類字詞作為政治標簽，用來抹黑對方，簡單粗暴地給對方定性，那就不僅會把納粹罪行瑣屑化，而且還會使辯論再也無法繼續下去。
因此，這樣的語義基因是有害的，戈德溫對此提齣的問題是，“當有害、不實的基因彌散時，我們該不該努力用反基因將之驅逐呢？我們是不是有責任保護我們的信息環境和社會環境呢？”
鬍泳在《中國式辯論中的“文革法則”》一文中指齣，中國式辯論中有一種類似於“納粹法則”的“文革法則”，例如，方舟子和韓寒之戰（包括他們的“粉絲”之戰）中的一個突齣現象是雙方都以“文革餘孽”的標簽相互指責。運用這一標簽的還包括知名的學者和教授。不僅是方韓之戰，“中國任何形式的公共討論，都會齣現對立者互指‘文革餘孽’的奇觀”。中國式辯論的“文革法則”現象固然存在，但與“納粹法則”畢竟不同。在美國，對於納粹和希特勒的反感，用“人神共憤”這四個字來形容，應該不算誇張。“納粹類比”之所以能夠在美國成為一種被濫用並汙染信息環境的語義基因，是因為納粹被揭露得太徹底瞭，以緻成為一些人不動腦筋就隨意使用的現成字眼和空洞符號。
然而，人們對於“文革”還遠沒有形成像對納粹極權或希特勒那樣的共識。公然贊美或懷念“文革”的還大有人在。由於現實中還存在著關於“文革”正確、必要或管用的神話，在公共辯論中，如果能夠經常用一些具體的事例來作論理證據，提一提“文革”，提醒一下“文革”是一個多麼極端瘋狂的時代，發生過哪些極端瘋狂的事情，未必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反倒是另外一些有害的語義基因更值得我們關注，紅與黑的對立便是其一。一切與“紅”有關的，自動成為好事，一切好事也都能用“紅”來標誌———紅心、紅歌、紅色傳統、紅色後代、紅色接班人、紅色江山。相反，幾乎所有的壞事都能用“黑”來標誌———黑幫、（政治）黑綫、打黑、黑窩、黑心腸、黑五類或黑七類。比起“西狗”、“五毛”這類明顯的罵語，紅與黑是更深藏在中國人思維方式中的有害語義基因。紅與黑是一種思想短路，時刻在削弱和瓦解人們對錯、敵我和是非的真實觀念，像病毒一樣侵害著人們的信息和社會環境。它總是朝一個極端的方嚮延展，不是紅便是黑，紅黑必然對立。一旦公共話語被套上紅、黑兩色，對話鏇即變為戰鬥，任何的理性辯論都被終止，再也無法進行下去。
……

《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是作者徐賁為青年讀者學習公共說理而寫的啓濛讀物。
公共說理指的是什麼？公共說理的特點是什麼？公共說理對社會會産生什麼影響？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和製度下公共說理纔能順利地開展？應該怎樣進行公共說理……作者徐賁認為說理可以成為明亮的對話，是一種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續的公共交談，針對當前中國社會公共言論混亂無序的現狀，他以自己在美國高校教授說理寫作課程的20年精華為基礎，用十八篇各自獨立的“隨筆”組成瞭《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這個有機的整體，在書中詳細闡述瞭“公共說理”的各方麵問題。
《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強調說理是文明的産物，人類是慢慢纔變得開化和文明的，學習說理既是啓濛又是自我啓濛的一個過程。說理教育不是為瞭使人論辯獲勝，也不僅是單純技能的傳授，而更與人的文化教養和道德素質聯係在一起，傳承著人類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說理價值。《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認為“理性”是健康而可持續的公共對話的基礎，“理性”不僅指明曉事理、辨知是非，而且還指說服彆人，提供敞亮、清晰、恰當的理由，並傾聽彆人的閤理之言。這便是公民社會要培養的“公共說理教育”和“公共理性”。

徐賁，1950年齣生於蘇州。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係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兼職教授，海內外知名公共知識分子。著作包括《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走嚮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正義和公民認同》《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本書榮獲“網易公民閱讀2011年度十大好書”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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