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攪動瞭世界：未來10年，世界經濟格局大派位 [Uprising: Will Emerging Markets Shape or Shake the World Economy]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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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喬治·馬格努斯 著，劉寅龍 譯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075945

版次：1

商品编码：10963743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Uprising: Will Emerging Markets Shape or Shake the World Economy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1

字数：231

編輯推薦

　　 2022，中國能否位居世界首位？
　　 金融危機、債務赤字、高福利開支，西方疲軟態勢盡顯。
　　 新興市場強勢崛起，中國能否迎頭趕上，取而代之？
　　 經濟失衡、人口老齡化、技術創新、中國如何應對挑戰？
　　 衰落美國VS新興中國，大國PK戰到底誰能勝齣？

內容簡介

　　 高盛預言能否成為現實？
　　 “中國模式”延續奇跡究竟還有多少障礙？
　　 新興市場國傢到底將重塑整個世界，抑或隻是讓世界輕輕一震？
　　 2003年10月，高盛公司發錶瞭一份題為“與BRICs一起夢想”的全球經濟報告。報告估計，到2050年，世界經濟格局將會經曆劇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經濟體將變成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巴西、俄羅斯。
　　 在這之後，新興市場國傢開始瞭奇跡般的崛起之旅。特彆是在金融危機與歐洲債務危機後，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的新興市場貨幣指數卻持續上漲，投資者顯然正在被新興市場國傢的強勁增長前景所吸引。
　　 作為定期為《金融時報》撰寫專欄的經濟學傢，瑞銀投資銀行高級經濟顧問喬治·馬格努斯於2011年齣版的新作《誰攪動瞭世界》為我們徹底解剖瞭一次新興市場國傢的現狀與未來，並特彆解讀瞭圍繞在中國周圍的諸多疑問。作者告訴我們，未來十年，麵對經濟失衡、氣候變化、人口老齡化與技術創新難題，“中國模式”靠什麼纔能走得更遠。
　　 高盛的預言似乎正在現實。麵對遭遇經濟睏境的美國與西方世界，新興市場國傢尤其是中國到底將重新塑造整個世界，抑或隻是讓世界輕輕一震而已？翻開《誰攪動瞭世界：未來10年，世界經濟格局大派位》，你將找到答案。

作者簡介

喬治·馬格努斯，瑞銀投資銀行高級經濟顧問，最早預言金融危機的經濟學傢。
喬治·馬格努斯是全球知名的經濟學傢。他在倫敦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此後同時在倫敦皇傢理工學院和伊利諾伊大學教授經濟學。
1987年至1995年，馬格努斯一直擔任華寶銀行首席經濟學傢。1997年，馬格努斯成為瑞銀投資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傢。而從2004年至今，他則一直擔任該銀行的高級經濟顧問。
同時，馬格努斯也是一位國際知名評論傢。長期以來，他一直為《金融時報》定期撰寫專欄文章。他被公認為最早預測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業內人士之一。2008年，他的第一本書《老齡化時代：人口特徵如何改變全球經濟和我們的世界》齣版。

精彩書評

　　 客觀公正且頗具建設性。對於中國讀者而言，本書是他們認識自身問題的一麵鏡子。對非中國讀者來說，本書則是他們瞭解中國經濟現狀的一部詞典。
　　 ——餘永定 世界經濟學會會長
　　
　　 本書讓我們深刻地認識到，當今的新興市場國傢在本質上依舊保持著第三世界國傢的基本特徵。假如馬格努斯的觀點沒錯，那麼“金磚國傢”的最終命運或許並不會如很多人設想得那般前途無量，而是會像碎石塊一樣頹然掉落。
　　 ——尼艾爾·弗格森 《貨幣崛起》作者、哈佛大學曆史學教授
　　
　　 本書以冷靜縝密的分析，深入淺齣的描述和妙趣橫生的語言，為投資者認識當下世界提供瞭一種價值連城並切實可行的工具。
　　 ——吉蓮·邰蒂 《金融時報》美國版執行主編
　　
　　 如果說金磚國傢是新興市場國傢中的“皇冠”，那麼中國則是這頂皇冠上的明珠。《誰攪動瞭世界》無疑為我們觀察這顆明珠提供瞭深刻透徹的見解。
　　 ——價值中國網
　　
　　 曆史是跳躍的，充滿瞭非綫性結果和隨機性行為，金融市場亦是。從拉美到東南亞，幾無能逃離新興市場的魔咒。我們無法決定黑天鵝來與不來，或者何時到來，但我們心存敬畏，有所認知並有所準備，我想這是在未來極好的安慰。那麼，不妨一讀《誰攪動瞭世界》。
　　 ——《第一財經日報》資深編輯 艾經緯

目錄

編者的話
《金融時報》推薦 被攪動的世界並未因此而動搖
序 言 新興市場國傢的崛起
金融危機未必是壞事
新興者將重塑世界還是曇花一現？
第1章 探尋崛起之謎
今天，新興市場國傢們紛紛崛起，尤其以中國的崛起最為世人矚目。這一切是在因循天道有常的曆史規律，還是另有原因呢？未來10 年，“中國模式”的奇跡還能繼續嗎？
塵封的光榮史
亞洲巨龍為何喪失經濟優勢？
歐洲的繁榮是搶來的？
技術創新，中國關鍵缺哪環？
未來10 年，“中國模式”靠什麼走得更遠？
第2章 崛起者的真容
新興者爭相崛起的秘密究竟在哪裏？在全球化日益深入與利益衝突頻發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傢到底能走多遠呢？
新興者簡史
全球化：新興者的蜜糖還是砒霜？
世界級企業：新興者的崛起助推器
人口紅利：新興者的新驅動力
新興者真的有那麼強大麼？
新興者到底能走多遠？
第3章 金融危機的啓示
到底誰該來為金融危機買單？危機過後，新興市場國傢為何能夠一躍成為全球經濟的債人？而我們又能從這場危機中獲得什麼啓示呢？
次貸風暴：繁榮終結者
全盤崩潰的“明斯基時刻”
誰應該來為這場危機買單？
非理性繁榮背後的真相
新興者如何成為全球經濟債權人？
我們從金融危機中學到什麼？
第4章 一觸即發的遊資
迴顧曆史上每一次金融危機，雖然錶象不同，但誘因似乎都是一樣的。問題到底齣在哪裏？在資本流動性日益增強的今天，中國又該如何應對這個難題呢？
暗流湧動的全球貿易失衡
不同的危機現象，相同的危機誘因
拷問中國的高外匯儲備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民幣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變局？
第5章 後危機時代的睏局
麵對後金融危機時代的睏局，新興市場國傢似乎又來到瞭曆史的十字路口。中國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印度能否成為“亞洲的美國”呢？新興者們能否打破曆史的魔咒？
信貸潮和投資潮的背後
中國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
新興者經濟發展趨勢的獨特性
印度會成為“亞洲的美國”嗎？
中國再均衡麵臨的挑戰
中國是否已到瞭“劉易斯拐點”？
如何再造“中國模式”神話？
第6章 “老而愈智”的挑戰
在當今世界，人口優勢與技術創新顯然是評估一個強大國傢的實力標杆。因此，對於新興市場國傢而言，應該如何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與技術創新的挑戰呢？
人口因素的重要性
打破“馬爾薩斯觸點”的詛咒
老齡化陰影籠罩全球
中國人口結構承受的三重打擊
印度的人口紅利還能持續多久？
得技術者纔能得未來？
誰是真正的全球科技霸主？
亞洲科技巨龍如何真正騰飛？
第7章 氣候變化的難題
麵對各種撲朔迷離的“氣候災變論”，我們究竟應該相信誰？新興者如何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兼顧環境呢？這個死結真的無法解開嗎？
解開全球變暖與經濟增長的死結
言過其實的氣候恐怖論？
為什麼氣候難題如此棘手？
我們身處於怎樣的現實之中？
危在旦夕的生命甘露
如何應對無法預測的災難引爆點？
第8章 未來崛起之路
縱觀世界曆史，真正的強國總是離不開地緣、法治及完善製度的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說，崛起還是衰落的定論是否為時尚？對於新興者而言，是否有比稱霸世界更為重要的東西呢？
中國，下一個歸來的王者？
為什麼說真正的強國離不開法治？
“被衰落”的美國從未被超越
難以預測的中美關係
被攪動的世界將通往何處？
全球經濟穩定之源，還是震蕩之本？
緻 謝

精彩書摘

第1章 探尋崛起之謎
歐洲的繁榮是搶來的？
有一種非常有趣的觀點認為，歐洲的經濟增長是買來的，甚至可以說是搶來的，因為歐洲的開拓者、海軍和商人們都曾經蠻橫無理地爬上亞洲經濟巨人的肩膀。盡管哥倫布並不是第一個踏足美洲大陸的人，他隻是在環球探險中錯判航嚮，因而誤打誤撞地發現瞭美洲大陸，但他的探險經曆絕對有資格享受這樣的美譽。其實，他的初衷隻是想找到一條新的路徑，能比原來經阿拉伯和中亞的陸上途徑更快地到達東印度。他認為，如果能找到這樣一條新通道，西班牙就能找到新的市場，最重要的是，在香料及其他産品的貿易競爭中贏得對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的優勢。例如，早在10到15世紀，威尼斯和熱那亞等城市便已是強大的工業中心和富饒的貿易中心，並成為連接歐洲與亞洲的橋梁。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及達伽馬在6年之後繞過好望角，則成為他們走嚮衰落的重要原因。
歐洲的探險傢們不僅擁有先進的科技及航海技能，更不乏強烈的興趣和動機去推動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化”，把亞洲納入他們所掌控的貿易軌道。美洲大陸的發現給歐洲人帶來瞭意想不到的新財富——黃金、白銀及其他貴金屬，憑藉這些財富，他們與亞洲開展商品貿易，買賣非洲奴隸，開闢和拓展新的亞洲市場，促進瞭國內經濟的繁榮。
實際上，美洲大陸為歐洲人提供瞭資本，讓他們有能力和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經濟體係展開競爭，並以更長的商業觸角嚮這個體係實施滲透。而歐洲人在這個過程中最常采用的手段就是武力，後來又進一步發展為殖民體係，唯獨對中國是個例外。財富、槍炮、遠洋艦船以及探索擴張的野心相結閤，成為歐洲爬上亞洲這個東方巨人肩膀並進一步尋求全球霸權的決定性因素。
即便是在中國已經走上相對衰落的時候，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仍然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指齣：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埃及和印度斯坦這三個世界上曾經最富裕的國傢，依舊憑藉其農業和製造業的優勢而著稱……而中國則是一個比歐洲國傢更富有的國傢。
但斯密本人很清楚，時代已經變化。他指齣，美洲大陸及途經好望角到東印度海上走廊的發現是人類曆史中最重要的兩個事件，它們共同改變瞭世界秩序，使之發生瞭有利於歐洲的遷移。美洲大陸的意義在於它給歐洲帶來黃金、白銀、貴金屬和新市場等形態的新財富。而通往東印度和東方世界的便捷之路則讓歐洲能在全球經濟版圖中購買新的領地，為它們在亞洲及歐亞大陸之間賺得更多財富提供貿易通道。武力支持與追求財富、香料和亞洲異國産品的驅動相結閤，促使歐洲人開始創建自己的跨國貿易公司，並全麵滲入亞洲。
在亞當·斯密作此論斷的72年之後，站在其意識形態對立麵的馬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指齣，這兩個事件給正在成長的歐洲資産階級帶來瞭活力。它們推動瞭歐洲商業、航海和工業的發展，進而促進瞭整個歐洲範圍內推翻封建社會的革命運動。對馬剋思來說，這些推動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對其工業化進程至關重要。
未來10年，“中國模式”靠什麼走得更遠？
任何單一的觀點都不可能解釋為什麼中國及其他古代文明沒能率先實施工業化並走上現代化之路。這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答案，其中既有山脈與大河的自然束縛，也有人口齣生率和社會組織的人文局限，更有航海探險與金銀財富探索方麵的技術障礙。
我們有理由撇棄這樣一種概念：某種形式的宗教所具有的優越性為歐洲“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發展奠定瞭基礎。因為僅憑“新教”根本就不足以阻止其他文明與文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但是，西方世界擁有某種內在文化優勢的觀點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浮齣水麵。直到20世紀90年代，前蘇聯和東歐解體之後，有些人還堅信，在現代化的交通通訊及工業化時代，隻有以市場經濟和單極化民主政府為基礎的人類組織形式纔是閤理的。這絕對是自以為是的錶現，或者說，是文化上的盲目自信，這種觀點在本質上就是錯誤的，它不過是一種傲慢與自大而已。
自金融危機以來，西方思想傢越來越多地開始以反思和認知的方式去看待其他國傢。在西方的文化與製度中，永遠不乏促進變革與改造、追求創造與自我完善的基本因素，盡管並非所有西方國傢都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未來20到30年的情況果真如此，那麼，我們就可以相信，西方社會的活力根植於靈活的機製、法製至上的根本原則、整個社會敢於在極端壓力下挑戰權威並實施結構性改革和追求創新的能力。在這一點上，西方與日本形成鮮明對比。在日本，強大的官僚階級以及對國傢與社會同一性和凝聚力的過分迷戀，壓製瞭國傢承受某種風險的勇氣，而這種冒險恰恰就是他們遏製並最終剋服1990年金融崩潰及整個社會快速老齡化等深層次問題所必需的手段。
這或許就是曆史帶給我們的最大教訓。對於中國而言，其過往長久以來的封建政治體製、以封建官僚為核心的社會文化的殘餘影響，令中國的進步變革遭遇重重挑戰。與不斷發展中的動態法律體係相比，龐大的官僚機構造就瞭保守和單一的文化。因此，一旦進入現實世界，中國就必然要麵對變革與外部思維的挑戰。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怎樣預測中國及其他新興國傢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錶現呢？盡管中國已全麵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製度，但是與曆史相比，中國是否真的發生瞭質變呢？
再進一步而言，盡管印度的民主模式仍異常笨拙，但它最終是否能以更加有效和穩定的方式發揮作用呢？盡管巴西、墨西哥和智利似乎已經為未來培植瞭更強有力的民主根基，但它們是否就可以因此而期待將在政治上更加穩定、在管理經濟周期上更加成功呢？這些國傢畢竟不是簡單的齣口依賴型經濟體。印度的核心在於世界一流的服務製造行業，巴西的優勢在於自然資源、石油及其在加工製造業享有的聲譽（比如短程飛機）。墨西哥則是一個將優勢資源綜閤分布於農業、能源和製造業的國傢。不能不提的是，他們的北麵有一個更富裕的鄰國。
製度為萬事之本。以“亞洲四小龍”為例，他們曾創造過超乎尋常的經濟增長奇跡，這種能力成為發展中國傢和地區的標杆。當然，香港略顯遊離於這個群體外的態勢，因為其發展並非源於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香港政治製度公正但顯然還不夠強大，教育水平也算不上先進（即便現在也如此）。但毋庸置疑的是，作為一個群體，他們都擁有令人炫目的成就。
20世紀70年代初，這四個國傢和地區的人口結構、勞動力、儲蓄特徵以及人均收入還與拉美國傢不相上下。而如今，從任何一個角度衡量，“亞洲四小龍”都已成為發達國傢和地區。相比之下，拉美國傢則依舊停留於新興國傢的行列，且大多數還隻能算作發展中國傢。他們之間最根本的差彆在於，“亞洲四小龍”擁有相對完善的政治體製、開放式的經濟結構、飛速發展的教育，這種種因素使得其有能力獲取和利用新技術，而且所有這一切都處於嚴格的監管和強有力的集權式管理之下。
中國的改革開放采取瞭類似於“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模式，同時更注重權力集中，隻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在經曆瞭漫長的混亂時期之後，鄧小平成為瞭中國的領導者。據說，多年以前鄧小平就曾說過一句名言：“不管黑貓白貓，隻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人們認為這句話深刻詮釋瞭鄧小平的基本思想，即從根本上，生産力遠比意識形態更加重要，不管他當時說這番話的時候究竟意在何處，但有一點毋庸置疑，正是鄧小平在1978年纔把中國帶上瞭經濟成功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他顯然是在告訴世界，中國有氣魄和信心接受外部世界的思維和影響。鄧小平領導的改革撇棄瞭很多傳統教條，並以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軍事的現代化為目標。他希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接受有限程度的私人競爭，對外國投資保持開放，對全球市場能作齣反應，並積極參與全球市場。為此，改革對工農業的組織和結構進行瞭重大調整，突齣強調瞭提高農業生産率和發展輕工業的地位（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玩具和紡織品”），並著力推動齣口導嚮型經濟的增長。通過這種方式，中國重新投資於技術發展和資本支齣，而這又反過來推動瞭經濟進步。鄧小平創建的經濟增長模式顯然是一條正確的思路。
在10年左右的時間裏，中國的農業經曆瞭翻天覆地的轉變，這也是1950年的閤作社運動以來，中國農業第一次真正的變革。隨著農村勞動力生産率的不斷提高，農民收入穩步增加，並對剩餘産品中的很大一部分擁有所有權，可以用來消費、儲蓄和投資。這也反映瞭日本和韓國等國傢的現代化模式，即工業化與農村福利水平並肩而行。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發展重點從輕工業轉嚮鋼鐵、水泥、鐵礦石、冶金和汽車重工業，農村的發展開始被不斷加速的工業化進程拋在後麵。由於中國近2/3的勞動力依舊處於農村地區，因此，允許農村地區加快發展對中國的經濟穩定和社會安定至關重要。在這裏，我之所以采用“允許”一詞，是因為這背後的答案完全取決於政治精英們及其實行新的結構性改革、改變經濟現狀的能力。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以及20世紀90年代的工業化狂潮錶明，中國完全可以做到將實效與靈相結閤。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工業、齣口、教育和科學技術領域取得的成就令人震撼。曆史學傢保羅·肯尼迪（PaulKennedy）曾在20多年前著書寫道：
盡管中國的物質約束依舊不可忽視，但經濟增長顯然正在緩解這些桎梏，隻要能延續這種趨勢，未來幾十年後的中國注定會以全新麵目展現在世界麵前。
除瞭在1989—1991年期間遭遇暫時性的經濟衰退以及中央政府集中力量遏製不斷加速的通貨膨脹之外，中國確實已經實現瞭肯尼迪的預言。從1991到2004年，中國采取瞭以促進外貿和國外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增長模式，受此推動，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達到瞭8%。在2005—2007年期間，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更是高達11%。盡管受到金融危機的暫時性影響，但銀行傢、企業界人士及經濟學傢們依舊認為，在未來若乾年，中國仍將保持這種增長態勢。
政府的嚴格監管、對勞動力和資本市場的控製、市場力量的發展以及現代化目標已經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已成為全球貿易體係的中心、全球最大的債權人以及消費者和競爭對手。作為聯閤國的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由於G20在2009年達成的約定越來越有利於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傢，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中的投票權不斷增強，這也使得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持續加強。中國也是全球氣候變化討論及目標談判的主要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僅充分發揮瞭其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還藉此機會擴大並發展瞭與印度、巴西、伊朗、沙特阿拉伯、非洲産油國這些資源型國傢等其他新興市場國傢和發展中國傢的關係。曆史和今天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實，唯有未來還存在變數。中國的成功始終植根於穩定與發展的均衡模式，即以政府為核心的決策機構堅定不移地維護這一均衡，並引導全體國民以實現舉國性目標為首要任務。
維持這種均衡將關係到中國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地位，而均衡的實現則依賴於如下四個條件：
首先，集中性的管理體製使得中國政府的威信取決於他能否為國民創造持續性的增長與繁榮。很多人把這一目標定義為維持8%的年經濟增長率。如果不能實現穩定增長，及時規避經濟衰退，就有可能招緻社會與政治的不穩定。
其次，中國的現狀決定瞭領導層在戰略性經濟政策方麵不容齣現一點閃失，無論在什麼條件下，中國的領導層都需要作齣正確選擇，采取正確的行動。但恰恰由於其自身的決策，也讓中國經濟陷入瞭極度的失衡：沿海地區、城市設施、重工業和齣口高度繁榮，而農村地區、國內需求和社會安定卻極端滯後。這就帶來瞭問題，實際上，學術界和其他人士始終對改變這種局麵的必要性上存在爭議。如果中國不能在未來幾年時間裏解決嚴重的國內失衡問題，不僅將會影響其自身經濟增長率目標的實現，也將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極大的威脅。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國際貿易的結構性失衡，而這也是國際經濟體係必將長期麵對的威脅。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絕非旁觀者。作為全球經濟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以恰當的經濟、金融及匯率政策對這種失衡承擔責任，纔符閤其大國風範。在全球經濟形勢尚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如果中國繼續維持原有政策，消極等待經濟迴歸正軌，那麼，齣現經濟和金融失穩的危險將進一步加大，國際貿易體係也將再度成為保護主義的受害者。實際上，國際社會一直擔心中國不願意調整其參與全球經濟的行為和策略和接受維護全球經濟穩定的責任。
第三，中國的人口現狀同樣將對實施政策調整的能力提齣考驗。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傢，其勞動力人口的數量將在2010年左右開始減少。到2050年，中國的人口素質在所有考量指標上都將落後於美國。目前，中國尚不缺少經濟資源，整個國傢的財務狀況還有能力進一步擴大社會和養老保險的覆蓋麵，但如果不能迅速采取對策，中國必將麵對未富先老的狀況。
第四，獲取新技術的能力源於企業培養的工程、科技及計算機等專業的畢業生，並通過不斷增加人力資源投資以消除經濟發展的人纔壁壘。中國的高校入學率及教育層次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但獲取或復製新技術與創新並不完全是一迴事。對於中國而言，要真正實現創新，獲取國際先進技術並使之轉化為商業利益與社會轉型的能力顯然還任重道遠。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領域的主宰者將依舊是美國和其他富有創新傳統的歐洲國傢。
總之，隻要全球化趨勢不發生顛覆性逆轉，我們就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及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傢將繼續在經濟上追趕歐美國傢。同樣不可避免的是，他們必將把這種經濟優勢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但是，這裏還有兩點疑問不得不提。首先，繼續復製過去10年超凡增長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其次，追趕發達國傢與中國統治世界或亞洲的世紀顯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命題。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依舊是全世界不得不麵對的睏境，因為它畢竟已深刻影響到全球經濟的根本結構。在未來的10年到20年，人口和氣候變化的挑戰將愈加顯得咄咄逼人，經濟和金融政策還將漏洞百齣，商業周期和政治動蕩的萌芽也將蠢蠢欲動。檢驗中國及其他國傢的基本標準將是：政府的反應力、他們的政治體製和經濟製度能否及時以及如何應對挑戰。
第2章崛起者的真容
世界級企業：新興者的崛起助推器
2007年，前世界銀行高級官員、最早提齣“新興市場”這一概念的安東尼·範·阿格塔米爾（AntoineVanAgtmael）齣版瞭名為《新興市場國傢世紀》（TheEmergingMarketsCentury）的著作，他在書中預測，這個包括韓國和新加坡等某些相對較發達國傢的異質群體，其經濟産量將在2030—2035年超過發達國傢。
阿格塔米爾的書並沒有著力於分析全球權力格局將如何變化，相反，該書的主要目標在於強調把握股票市場和投資機會的重要性，他聲稱，金磚國傢、韓國以及墨西哥的頂級公司在技術能力和商業領域進步巨大。為驗證自己的觀點，阿格塔米爾指齣，在《福布斯》全球500強中，近60傢公司來自新興市場國傢，在主要新興市場國傢的股票市場上，投資業績也不再單純依賴於自然資源類股票和廉價勞動力。
2009年，在《福布斯》全球500強中，來自新興市場國傢或地區的公司已經達到瞭91傢，其中，37傢來自中國，14傢來自韓國，8傢來自俄羅斯，7傢來自印度，來自新加坡和中國颱灣的公司各有6傢。此外，還有8傢公司躋身全球50強，在這50傢年銷售額超過1億美元的公司中，包括兩傢中國企業——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他們的年銷售額分彆達到瞭2080億美元和1810億美元。但躋身全球50強的新興市場國傢的企業幾乎全部屬於石油天然氣行業，唯一的例外就是排名第40位的韓國三星集團，其年銷售額為1100億美元。但是電子類公司中，三星則是全球第二大公司，生産iPhone的颱灣鴻海精密集團排名第八。中國電網集團為全球最大的電力企業。墨西哥水泥公司在全球建築材料領域排名第五。在航運貿易、鋼鐵、工程和建築的全球10強中，均有來自新興市場國傢的公司，其中的大多數為中國公司。
娛樂業和技術領域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新興市場國傢的企業正在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根據聯閤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在2006年，印度成為全球故事片産量最高的國傢，年産影片數量達到1091部。近幾年，印度電影行業已經開始步入全球化。位於孟買的印度電影基地在國際上被稱為“寶萊塢”，目前，按生産影片的數量和觀眾人數衡量，印度顯然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電影行業。排在印度之後的是尼日利亞，年産影片872部。美國第三，年産影片數量為485部。隨後是中國和韓國，分彆為330部和110部。
根據互聯網世界統計中心的數據，2009年，全球互聯網用戶已達17.34億，而其中的3/4集中於20個國傢。在這個龐大的群體中，中國網民人數為3.3億，印度為8100萬，巴西為6700萬，韓國為3700萬，伊朗為3200萬。其他排名靠前的還有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土耳其、菲律賓、越南和波蘭。新興市場國傢通常擁有較低的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用戶占人口總數的比例）。一方麵是因為人口基數較大，還有一部分原因在於社會總體欠發達、農業部門比例較高、總體教育水平較低以及新技術普及程度較低等因素。但互聯網的運用率正在上升，部分新興市場國傢的互聯網普及率已經達到發達國傢的水平。比如，韓國和波蘭的互聯網用戶比例分彆為77%和52%。但就總體而言，新興市場國傢的互聯網普及率仍隻有發達國傢的一半。
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闆生産國，中國政府已公開錶示，將進一步增加可循環能源材料用於發電。巴西則是飛機和現代化能源勘探設備的主要生産國。而印度在信息、核設施及工程自動化技術領域享譽世界。
新興市場國傢已經在鋼鐵、水泥和其他基礎材料及紡織品、玩具和其他消費品等低端工業品製造領域占據瞭一席之地。與此同時，他們正在穩步提升自己在所謂價值鏈中的位置，擴大包含現代技術的高質量産品及服務的生産。毫無疑問，新興市場國傢必將在鞏固現有位置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在全球消費電子及高水平工業品總産量中的份額。
不過，阿格塔米爾在股票市場對新興市場國傢投資問題所做的預測是否已經兌現，或者說，新興市場國傢公司的股市價值是否與所在國傢的經濟錶現存在某種關聯，至今依舊不得而知。我們不妨迴顧一下19世紀的美國鐵路大潮及其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19世紀70年代，70%由鐵路公司發行的債券均齣現違約，很多公司甚至陷入破産。即便是今天也不缺少值得引以為戒的教訓，譬如信息通訊技術繁榮帶來的經濟膨脹，在這場網絡大潮中，很多信息通訊企業遭受巨額損失甚至破産。目前，在很多新興市場國傢的股票市場上，上市公司的數量相對較少，而且很多股票市場的收益性嚴重依賴齣口及商品價格。因此，這些公司的股票價格極有可能擺脫本地經濟而獨立漲跌。瑞銀證券新興市場高級經濟學傢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Anderson）指齣，假如在2003年伊始將1美元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傢的股票市場，那麼到2009年底，投資於拉丁美洲的1美元將變成4.80美元，投資於亞洲新興國傢的1美元將變成3.30美元，投資於歐洲新興市場國傢的1美元則變成3美元，但投資於“亞洲四小龍”的1美元隻能增值到1.70美元。這顯然不是僅能根據經濟增長所能預測到的結果。
因此，擁有世界級的公司確實可以讓投資者大賺一筆，但前提是投資者總能找到賺錢的公司。世界級公司的齣現驗證瞭新興市場國傢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僅就其這種現象本身而言，並不能說明新興市場國傢將“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新世紀”。但它足以說明，隨著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傢擁有更多更為成功的上市公司，投資者也將擁有更多、更令人興奮的投資目標。
實際上，《財富》500強裏包含的全部42個門類大多為歐美公司所控製這一事實足以說明兩個問題：首先，終結西方企業的控製局麵可能還需幾十年的時間；其次，隨著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傢的企業供應鏈不斷延伸，商品和服務銷售收入在這些企業總收入中的份額也在不斷增加。盡管少數來自新興市場國傢的企業已成為全球頂級公司，但是在全球營銷、品牌以及銷售等方麵，他們依舊還有很多需要學習，依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人口紅利：新興者的新驅動力
我曾經說過，人口特徵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對人口因素進行詳細評估之前，我們有必要先考慮一下發展中國傢的人口基數和人口特徵。聯閤國估測的全球人口約為69億，而隻有12億生活在發達經濟體中。如錶2-2所示，人口密度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傢為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傢的人口總數達到25億，同樣屬於人口大國的新興市場國傢還有印度尼西亞、巴西、尼日利亞、俄羅斯、墨西哥和菲律賓。某些人口密度極大，譬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人口總數分彆為1.85億和1.64億，還有很多人口總數在4000萬到8000萬之間，如埃塞俄比亞、埃及、剛果金共和國、緬甸、坦桑尼亞、肯尼亞和蘇丹。和諸多比較富裕的産油國一樣，這其中的很多人口大國至少在廣義上還沒有達到新興市場國傢的標準，而智利、捷剋共和國、匈牙利和以色列等其他人口相對較少的國傢反倒屬於新興市場國傢。
對於新興市場國傢的人口和一般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傢，他們的一個重要經濟和地理特徵就是城市化速度。當代社會的前10億消費者大多來自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大都市。但我們將會看到，隨後10億潛在消費者將在新興市場國傢的城市中發揮其消費功能。
較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傢的城市化率已經從1980年的31%提到今天的48%左右，人口學傢預計這一比例將在未來20~40年內進一步增長到60%~70%。但是在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傢，城市化率依舊徘徊在30%左右。城市化的意義在於人口從低生産率和低收入的農業及鄉村生産活動嚮高生産率和高收入的工廠、辦公室及建築性崗位轉移。較大的城市人口將對住房、不動産以及社會、休閑和政府等一係列活動形成需求。
目前，新興市場國傢城市的增長速度和總體規模已經超過很多西方國傢的城市。1990年，在按人口總數超過1000萬定義的世界大城市中，屬於發達國傢的城市有五座（見圖2-1），分彆是首爾、洛杉磯、大阪、紐約、東京。
到瞭2005年，在人口超過1000萬的大城市中，發達國傢的城市僅有東京、紐約、洛杉磯和大阪。按人口排名，墨西哥城成為第二大城市，隨後是聖保羅、孟買、新德裏、上海和加爾各答（見圖2-2）從2015年和2020年，在人口總數超過1000萬的21座大城市中，東京仍將是人口最多的城市。紐約將位列第7，洛杉磯排名第12，大阪排在第20位。其他17座大城市分彆為達卡、孟買、新德裏、墨西哥城、雅加達、加爾各答、卡拉奇、拉各斯、上海、布宜諾斯艾利斯、馬尼拉、北京、裏約熱內盧、開羅、伊斯坦布爾、天津。
第3章金融危機的啓示
全盤崩潰的“明斯基時刻”
2007年3月，我撰寫的一係列金融危機文章陸續發錶，其中的第一篇文章為《我們是否已經走到“明斯基時刻”》。而到2008年12月，這個時刻終於到來瞭。那麼，“明斯基時刻”到底有何含義呢？這個術語齣自美國經濟學傢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其含義是指市場繁榮與衰退之間的轉摺點。此時，係統性的金融危機已全麵爆發，藉款人和貸款人均遭遇窘境，藉貸睏難，經濟蕭條加劇，從而促使政府及其監管機構不得不實施全麵乾預。
明斯基指齣瞭債務量隨經濟繁榮和穩定期的延長而不斷積纍的過程和原因。更重要的是，他還揭示瞭私人及企業收購債務的信心為什麼會不斷膨脹的原因以及膨脹的方式。明斯基指齣，債務積纍的過程會經曆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在總體上是良性的，促使經濟以積極的方式不斷增長。隻要藉款人能履約還款，用其經常性收入償還債務，且持有資産的未來價值極有可能超過其債務，信貸支持就能保證經濟高效且有序地成長。但是進入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明斯基所說的“龐氏騙局”階段，債務循環便開始越來越不穩定。貸款人在放貸過程中過於激進，藉款人則會過度藉款。但更重要的是，藉款人最終隻能拆東牆補西牆，通過舉藉新債纔能償還舊債。此時，任何以藉款來償還信用卡欠款利息的人就是在玩弄“龐氏騙局”。
明斯基用“查爾斯·龐齊”（CharlesPonzi）的名字命名這個階段不無原因，1903年，龐齊從意大利移民到美國，當時，他設計瞭一種金字塔形投資計劃，通過把嚮新加入的投資者預收的資金支付給已投資者作為投資迴報。在因欺詐逮捕之後，龐齊被判監禁三年。當然，龐齊既不是第一個玩弄這種花招的騙子，也不是最後一個。2008年，前納斯達剋股票市場董事長伯納德·麥道夫（BernardMadoff）被指控策劃相同騙局。
一年之後，法庭以證券欺詐、洗錢和作僞證等罪名判處麥道夫入獄150年。盡管金融欺詐和欺騙投資者的行為存在於每一次金融危機，但它們卻不是明斯基最關心的問題。他更關注資本主義體係的內在機製，尤其是復雜的債務工具最終何以會造成金融波動，甚至是大規模的震蕩，使得公共權力機構不得不采取非常規乾預手段來穩定金融體係及整體經濟。
實際上，“明斯基時刻”早在1998年9月便已齣現，當時，美國的對衝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在俄羅斯政府對外債違約後不久便宣告破産。美聯儲立即嚮市場提供瞭應急流動性方案，並組織對該對衝基金的資産和頭寸實施有序清算，削減利率，以阻止這場金融危機演化為係統性失敗。
盡管明斯基在2007—2009年金融危機發生的10年之前便已去世，但他對金融危機産生機理的剖析和診斷卻一針見血。他告訴我們，危機並不是一個隨機性事件，也不是因為運氣不好。相反，它是20世紀80年代債務周期激化到頂點的必然産物，這些因素在20世紀90年代不斷積蓄能量，並在2002到2006年之間進入迸發階段。
不動産往往是金融危機的核心，而房地産則為我們提供瞭經典的例證。房産價格上漲刺激越來越多的人不斷用藉款購買房産或其他大額不動産。超低利率貸款和隻付息貸款讓藉款人可以比正常情況藉到更多的貸款，因為市場普遍認為繼續上漲的房價能讓他們償還貸款。隻要房價繼續上漲，人們就能按月支付抵押貸款的月付款，因而不會有任何問題。但是，如果不動産價格的價格突然掉頭下行，人們開始紛紛失業或者收入因其他原因而減少，抵押貸款融資這座大廈都會轟然倒塌。
次級貸款不過是巨大冰山的一角而已，這座冰山匯聚瞭普遍抵押貸款和其他消費貸款、企業貸款、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以及在2004—2007年間占據發達經濟全部信貸總額一半的所謂“影子銀行”係統（指
房地産貸款被加工成有價證券並在資本市場上進行交易，屬於銀行的證券化業務。——譯者注）。不知齣於何種原因，在金融創新和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全球化旗號下，這些債務工具和金融債務在此前的20年裏居然得以巨大擴散並迅速普及開來。
2007年6月25日，《金融時報》發錶瞭一篇名為《為什麼金融業不會徹底解放》的文章，這篇文章認為解放金融業是當前全球化時代意義最為重大的轉變之一，並對全球金融資産與GDP之比進行瞭獨立估計。文章指齣，這一比例已從1980年的109%猛增到2005年的316%。金融業全球經濟中的比例在如此之短的時間裏翻瞭三番，已經足以為我們敲響警鍾。《金融時報》還進一步指齣，決不能認為自由金融資本主義的存在是理所應當的事情，隻有監管者審慎嚴謹，采取全球化的協調措施，中央銀行熟悉現代化的信貸創造過程，稅賦結構閤理，金融全球化的優勢纔有可能化為現實。
雖然這些警告句句在理，但現在說這些已為時已晚。危機已經爆發，蕭條已經開始，在這場經濟大屠殺已經顯而易見的時候，人們纔開始有所反應。但到底誰應該為這場危機承擔責任，新興市場國傢到底做瞭些什麼，真正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誰，我們應該怎樣應對這場風暴呢？
非理性繁榮背後的真相
20世紀80年代曾爆發瞭兩次危機。第一場危機涉及美國的儲蓄貸款機構，在發放瞭一係列缺乏足夠理由的不動産貸款之後，它們在隨後10年裏遭遇瞭極為不利的利率調整政策，美聯儲為抑製通貨膨脹而采取異常嚴厲的貨幣政策，迫使短期利率（即儲蓄機構吸收存款的利率）大幅上調並超過長期利率水平（藉款人支付的貸款利息）。第二場危機為1987年的全球股市暴跌，盡管人們認為這場危機極端嚴重，但它的經濟影響似乎可以忽略不計，因而很快淡齣瞭人們的記憶。而發展中國傢尤其是拉美國傢似乎成為瞭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主角。1982年，墨西哥對800萬美元外債（大多是對美國銀行的貸款）停止償付利息及本金，由此觸發瞭規模異常浩大的債務危機。
在這場危機的背景裏，我們可以看到似曾相識的“老朋友”，譬如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以及過分負債，尤其是短期負債過度膨脹。1979—1981年期間，石油價格高速飛漲，而後，美國又在20世紀80年代為遏製通貨膨脹而大幅上調短期利率，一場金融危機已經不可避免。1983年，負債總額接近2500億美元的27個國傢已計劃重組其外債或已開始重組外債。在拉丁美洲，占據發展中國傢外債總額75%的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等16個國傢不得不進行外債重組。
事實證明，日本股市崩潰給日本帶來的破壞力遠遠超過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它引發瞭一場延續20多年的經濟衰退。1992年爆發的歐洲匯率機製（EuropeanExchangeRateMechanism，簡稱ERM。——譯者注）危機同樣屬於地區性事件。歐洲匯率機製是一個維護單一貨幣體係的長期性策略，歐洲匯率機製危機促使各國將彼此間匯率固定在特定水平，如果不對不可持續的高匯率實施懲罰，這一特定水平的固定匯率就不可能長期維持。為此，英國不得不退齣歐洲匯率機製，從此之後，英國再也沒有認真考慮過加入單一貨幣體係。這場危機並沒有阻止歐元的齣現，而隻是推遲瞭它的誕生。20世紀90年代初，房地産價格暴跌以及這個行業的過度投機風險動搖瞭斯堪的納維亞銀行體係。同樣的情況也齣現於英國，隻不過沒有讓銀行係統陷入危機。與此同時，阿根廷、巴西及部分東歐國傢的銀行係統始終麻煩不斷。
1997—1998年，泰銖貶值拉開瞭一場曠日持久的貨幣危機序幕。僅僅在兩個月之後，這場危機就蔓延到瞭馬來西亞和韓國，隨即很快席捲整個亞洲。此時，美國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已倒閉，俄羅斯也開始對主權債務齣現違約。1998年，美聯儲開始從全球性角度應對這場危機，事實證明，在危機即將擴散之時，這樣的舉措對於緩解金融危機至關重要。事實上，美聯儲已成為一傢全球中央銀行，不僅需要按照本地需求、美國的就業和通貨膨脹情況，還要根據全球金融的狀況，適時調整全球經濟的流動性狀況及世界利率的總體水平。但這裏的問題是，美聯儲隻有一種運營模式，即放鬆信貸政策以緩燃眉之急，而不是以先發製人的方式阻止危機爆發。
實際上，中央銀行完全可以在不同節點扭轉或是延緩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信貸周期。例如，1996年12月，就在美國及全球股票價格的持續上漲已經讓人們有所警覺時，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國企業協會發錶瞭一場名為《民主社會中央銀行的挑戰》的演講。他在演講中提齣這樣一個問題——“但是，我們怎麼會知道非理性繁榮到底會在什麼時候不恰當地加劇資産泡沫，哪些資産會像10年前的日本那樣陷入長期頹勢，我們應該怎樣把這些評估結果納入貨幣政策呢？”
在隨後的10年裏，這些問題始終煩擾著格林斯潘，直至退休，甚至在他離開自己的美聯儲辦公室之後，格林斯潘依舊為此感到頭疼。格林斯潘及其西方同行們始終拒絕承認，中央銀行有責任乾預信貸泡沫和資産泡沫的滋生和膨脹。但這在當時還是無法理解的，因為利率本身是一種極其笨重的貨幣政策工具，舉個例子，如果以提高利率來抑製股票市場的投機活動，還有可能殃及尚未陷入非理性繁榮的中小企業和其他很多藉款人。不過，中央銀行還可以動用其他貨幣工具，包括提高股票交易的保證金要求，增加對銀行的資本金、流動性及準備金率等要求。他們也可以敦促政府以法律手段加強對藉貸活動的控製力。盡管有如此之多的工具可以選擇，但這些工具又需要更為嚴厲的監管，因此，把它們束之高閣顯然令人遺憾。金融全球化的文化以及市場之上的思想植根於十幾年之前，並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得到突齣體現。
1999年2月15日，美國《時代周刊》在頭版的照片人物是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Rubin）及其助理拉裏·薩默斯（LarrySummers，現任奧巴馬政府國傢經濟委員會主任），報道的主標題是《美聯儲將齣手救市》，副標題則是《三位市場中人阻止全球經濟崩潰的內幕——就在眼前》。這就是人們當時對這三位經濟領軍人物的確切感受，但隻有這纔能說明一切，最後幾個字顯然是這段曆史中最重要的總結，隻是眼前，而不代錶未來。
總之，格林斯潘、魯賓和薩默斯已成為10年前柏林牆倒塌時的勝利象徵。他們完全可以憑阻止亞洲金融危機登陸美國及次年的華爾街和俄羅斯危機的功臣而自居。他們對強調市場智慧和自由放任的全球金融一體化模式堅信不疑。信息通訊技術的革命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強烈預期共同造就瞭經濟形勢一片樂觀和成功這一似乎無處不在的大背景，而對一係列金融危機的成功應對，也給人們留下瞭無窮的信心。
2005年，格林斯潘深入研究瞭所謂“利率謎題”的本質。所謂“利率謎題”，是指在美聯儲提高利率時，市場的長期利率卻沒有齣現預期的上漲。新興國傢外匯儲備在長期的政府及準政府債券投資中扮演瞭不可忽視的角色。也就是在同年，他的重要部下及繼任者伯南剋在弗吉尼亞經濟學會發錶的演說也提到瞭全球儲蓄過度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新興市場國傢的過度儲蓄及其對全球貿易失衡的重要影響以及美國的長期低利率。格林斯潘、伯南剋和其他中央銀行官員不約而同地認識到全球失衡帶來的金融錯位問題以及美國和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傢在其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但他們一緻認為，這隻是一個通過逐漸調整即可解決的長期性問題，換句話說，與其說這是潛在的危機，還不如說是好奇心使然罷瞭。
沒有任何一個當權者認識到，全球的金融與貿易結構已病入膏肓，而很多人也同樣沒有意識到，華盛頓、倫敦和歐洲國傢政府發起的政策措施實際是在加劇這場大病。因為我們現在都很清楚，破裂於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業和信貸體係泡沫，正是源於他們對金融自由化的堅信不疑以及1997—1998年亞洲危機的震動。政策製定者信仰的是權力和全球金融自由化所帶來的創新效應，但他們卻未能認識到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傢的經濟發展策略發生180度大轉彎所帶來的影響。
新興者如何成為全球經濟債權人？
那麼，中國、東亞國傢、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及其他主要産油國和新興市場國傢到底是怎樣成為全球經濟的債權人的呢？其背後的原因又何在呢？畢竟，常規性的經濟發展模式通常認為，窮國往往容易成為債務國，也就是說，他們往往需要從發達國傢輸入資本，以維持其金融增長。換句話說，主要發展中國傢的輸入資本往往超過其輸齣資本，以維持貿易赤字，並通過嚮其他國傢舉債來支撐其赤字。而富裕國傢則恰恰相反，他們通過資本輸齣實現貿易順差。這的確是1997年之前的國際收支模式。我們不妨看看伯南剋關於儲蓄過剩的一段話：
“我認為，在過去的10年裏，各種力量相結閤共同促成瞭全球儲蓄供給、或者說儲蓄過剩的巨大增長，這不僅可以解釋美國賬戶赤字過多的原因，也可以說明當前全球長期真實利率持續低迷的原因。主要工業國的退休人員/勞動力之比的預期大幅度增長是造成全球儲蓄水平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我認為有一點問題尚需探討：全球儲蓄過剩還有一個特彆有趣的方麵，這就是發展中國傢和新興市場國傢的信貸資金流發生瞭實質性逆轉，從而把這些經濟體從國際資本市場的淨藉款國變成瞭威力巨大的淨貸款國。”
認為發達國傢人口快速老齡化或者說嬰兒潮一代即將退休是造成高儲蓄率的原因，這樣的觀點在理論上是正確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如此，但在實踐中卻是錯誤的。素以節儉而著稱的日本傢庭在1990年之前始終是高儲蓄者，但此後，他們的儲蓄率開始持續降低。個人儲蓄高顯然是美國人或是英國人的特點，盡管德國算是歐美國傢中鮮有的高儲蓄經濟體，但這與老齡化幾乎沒有任何聯係。與日本不同，德國一直有依靠齣口增長並以儲蓄盈餘進行投資以維持這種增長的曆史傳統。但是，伯南剋提到的新興市場國傢和發展中國傢的轉變行為顯然意義非凡。而這種轉變恰恰始於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的泰銖貶值觸發瞭亞洲自二戰以來最為洶湧的經濟震蕩。以前，大多數亞洲國傢對世界其他國傢保持貿易逆差，屬於典型的資本輸入國。為吸引國外資本，多數亞洲國傢的政府采取盯住匯率製，這就讓投資貸款者有足夠的信心相信，他們絲毫不必擔心自己的投資、紅利或利潤會因匯率波動而遭受損失。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多數其他亞洲國傢都曾嘗試過這樣做，但結果無非都是失敗。這些國傢都采取瞭固定匯率製，但又同時允許資本自由進齣國境。
這本身就是不明智的。如果要鎖定本國匯率，就必須控製資本流入，隻有這樣，纔不至於喪失對境內貨幣的控製，並在本幣受到威脅時輸齣資本。如果想在資本交易中取得更大的靈活性，就必須讓匯率自由浮動。你隻能任選其一，但決不能像亞洲國傢那樣兩者皆為。實際上，他們不僅實現資本賬戶的開放，還通過取消針對貿易及項目融資的限製來吸引國外資本，鼓勵國外銀行進入。這就加劇瞭本地銀行間的競爭，而受到排擠的本地銀行也就隻能去爭取盈利能力越來越低的企業和項目。在進入亞洲國傢的這些國外資本之中，大部分為美元形式的短期藉款，且投資對象多集中於不動産、高爾夫球場及其他經濟效益不明朗的項目。這與10年之後的東歐如齣一轍。
隨著泰銖的貶值，如同大壩決堤一般，其他亞洲國傢的貨幣也迅速貶值。而資本卻如退潮一般在頃刻時間退去，亞洲金融危機就此拉開序幕。為重現地區金融形勢穩定，重建地區金融體係，恢復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亞洲國傢整整奮鬥瞭六年的時間。但亞洲的金融危機顯然不是過眼煙雲，來去匆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便消失在曆史的長河裏。相反，這是一個影響深遠的事件，它改變瞭整個世界的基本格局，直到金融危機爆發，人們纔真正感受到它帶來的巨大的副作用。
從根本上說，亞洲的這場危機必將扭轉主要新興市場國傢對其全球角色和地位的認識。但有趣的是，中國在這場危機中卻幾乎鞦毫無損。中國同樣采取的是盯住匯率製，同樣對資本流動實施嚴格控製，但危機讓中國堅信，在未來，其或許需要通過資本流動來籌集一筆巨大的軍費。而其他亞洲國傢，實際上主要是新興市場國傢，同樣也接受瞭中國的思維。這顯然意味著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而且，這樣的巨變必然會改變目前以西方發達國傢為中心的國際格局。這樣，亞洲國傢就不會再受製於貿易逆差，依賴外國資本為發展提供資金，而是依靠國外需求創造貿易順差，培育獨立增長的能力，並利用外匯盈餘強化自身資金實力，提高對外貸款能力。盡管其中的重要性並不會立竿見影，但就像伯南剋在上麵那段裏指齣的那樣，亞洲危機標誌著一個重要的曆史轉摺點：新興市場從西方資本的消費者變成資本的供應者。
隨著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傢積纍起巨額貿易順差，並將其金融資本投資於發達國傢的資本市場，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傢就隻能麵對兩種選擇。一種選擇就是適應這種轉變，接受巨額貿易逆差承載者的角色；另一種選擇則是拒絕轉變，但這隻能帶來更嚴重的貿易摩擦。如果沒有一個共同認可的國際經濟與金融行為準則，全球經濟活動及增長就必然要受到挑戰。我們選擇瞭迎閤新興市場國傢的策略。尤其是美國，經常麵臨賬戶赤字急劇膨脹，以至於赤字額幾乎達到GDP的7%，相比之下，中國的貿易順差則進一步升至GDP的10%左右。全球性貿易失衡達到瞭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資本流動帶來的結果就是高度震蕩。
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一切還依舊如故。到2010年，隨著經濟蕭條和最終需求漲勢的疲軟給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傢的經常賬戶帶來轉機，全球貿易失衡也有所改善。與此同時，中國的貿易順差也下降到GDP的6%左右。但這隻不過是經濟危機造成的周期性現象而已。不能不提到的是，決定經常賬戶頭寸的儲蓄及投資基本趨勢，或者說對外順差或逆差，存在著一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問題。
美國與歐洲居民的儲蓄或許不少，但政府財政赤字的劇增在很大程度上讓居民儲蓄的增加化為虛無。而中國為遏製危機影響而采取的政策，很有可能在中期便實現難以置信的國際收支順差。雖然中國也積極采取對策刺激國內消費，但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還是在於刺激投資、不動産及工業，至於為實現更具有長遠意義的居民購買力可持續增長所需要的
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
麵對危機前既已存在的相同的全球性失衡，我們也麵對著同樣的選擇。如果發達國傢，尤其是美國，能容忍新興市場國傢長期維持其巨額順差，無非是因為他們的消費者再度拾起奢華揮霍的生活方式，要麼是因為他們的政府無力通過限製公共藉款和消費而糾正儲蓄的低效性，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最終的結果就是財政和匯率危機，這場危機不僅會把經濟拉入泥潭，而且很有可能會引發又一場嚴重的經濟衰落，甚至是蕭條。2010年，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後走上這條不歸路。如果我們不接受這樣的現實，結果極有可能是一場大規模的全球經濟衰退，那麼，貿易保護主義和政治衝突將再度抬頭。
因此，這樣的爭辯並不難代錶美國和歐洲的全部主張。高層次的全球化意味著，這兩個占有全世界一半GDP的地區不可能獨善其身，他們在製定政策時必須顧及對方的利益，他們需要閤作。而占有另一半GDP的金磚國傢，同樣有自己的角色。如果堅決抵製或者不願意接受體製改革和匯率升值，那麼，他們的經濟穩定性和安全性就必然會大打摺扣，而這又會讓原已陷入動蕩中的全球金融體係進一步的惡化。盡管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傢很快便走齣危機，實現復蘇，但他們仍然必須麵對全球經濟形勢變化帶來的現實挑戰。
……

前言/序言

　　《金融時報》權威推薦

　　被攪動的世界並未因此而動搖

　　斯蒂芬·韋格斯蒂爾（Stefan Wagstyl）

　　《金融時報》新興市場欄目主編

　　今天的投資銀行傢已經不再對新興市場持懷疑態度瞭。相反，他們一窩蜂地把口袋裏的鈔票送到中國、印度、巴西或是其他曾讓他們謹小慎微的國傢。

　　就在美國打算打開注資閘口拯救岌岌可危的經濟之前，金融工程師們還在準備著把大把大把的資金輸入新興市場。

　　他們的預測幾乎無一例外地顯示，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正在全球經濟與政治舞颱上獲得著越來越大的發言權。在他們的圖錶中，2008年的金融危機似乎隻是過去幾十年經濟增長過程中一次微不足道的磕絆。

　　瑞士著名投資銀行瑞銀的首席經濟顧問喬治·馬格努斯認為，現在下定論仍為時過早。在《崛起》一書中，他對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進行瞭深刻剖析。他以清晰直白的觀點迴答瞭這個問題：盡管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範圍內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但他們還不足以危及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新興經濟體將“重塑”全球經濟，但任何新興市場國傢都無力“動搖”世界經濟，即便是中國也不例外。

　　馬格努斯客觀地警告我們：金融失穩和金融狂熱往往與相伴而行，而最終帶來的結果則是災難性的。他直指那些在危機中遭受重創的銀行，但卻不知為何忽略瞭自己的企業。實際上，在政府拿齣400億瑞士法郎承接不良資産的救市過程中，瑞銀本身也成為瞭徹頭徹尾的受益者。

　　對馬格努斯來說，曆史顯然是不安定時期最好的指南針，但它所帶來的教訓並不總能增強我們的信心。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最終造就瞭以布雷頓森林體係為基礎的閤作性全球經濟秩序，但這僅僅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事情。此後，到瞭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失衡並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並導緻日本陷入曠日持久的滯漲，直至今日都難以恢復。

　　正如馬格努斯所言，在這一輪經濟周期中，經濟全球化正在經受來自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發達國傢和新興經濟體的保護主義威脅。他的觀點很清晰：我們根本就不能保證哪個全球領導者能鼓起勇氣，做齣恰如其分的政策反應。在最近首爾舉行的G20峰會上，他們甚至根本就不敢觸及這個問題。

　　本書對中國給予瞭特殊的關注。在對中國的經濟成就大加贊賞的同時，馬格努斯也對今天的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全球領導者地位這一觀點提齣瞭質疑：。他認為，這種觀點低估瞭美國擺脫睏境、重塑自己的能力，也未正確評價中國的適應能力。

　　他還提齣警告，中國正在想方設法地應對其經濟失衡。在過分依賴投資和齣口的同時，中國的消費顯然還不夠發達。此外，中國再三推遲人民幣幣值的重估，以便於保持本幣和金融穩定，而這將把他們與美國置於相互衝突的境地，但這種衝突極有可能會給世界貿易及其本國的社會穩定帶來不良後果。

　　著眼未來，馬格努斯把經濟增速放緩視為對人口加速老齡化的反應。盡管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傢都在陷入老齡化睏境，但計劃生育政策顯然導緻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要快於其他任何國傢。到2050年，養活一個老年人的勞動力人數將由目前的10個人減少為2.5個人。中國很可能需要麵對未富先老的局麵。

　　在這個問題上，馬格努斯或許過於強調當前的趨勢。但更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在未來的40年裏，中國傢庭或許可以生育更多的孩子，中國人的退休年齡可能會進一步推遲，西方發達國傢已經開始考慮這樣的對策。針對老年的醫療和技術支持注定將有所發展。

　　最後，馬格努斯探討瞭製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問題。他認為，更為強大的法律體製對保護經濟權利而言顯然不可或缺，中國如果想維持經濟的高速發展，則其法治完善與製度改革的必要性與經濟目標將同樣重要。

　　和作者喬治.馬格納斯獨傢的問與答

　　您是怎樣開始對金融危機時期新興市場對全球經濟産生影響産生興趣的？

　　喬治：早在2007年西方國傢麵臨嚴重的、長時間的危機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這種危機和新興市場是通常是聯係在一起的，至上世紀三十年代起在較發達的經濟體中其範圍是空前大的。

　　過去我在思考著寫一本關於在這場災難中誰應該受到譴責，受到什麼樣的譴責的書，但更關注於危機更嚮前一點的全球影響。如果我們西方將有長達數十年的衝擊，新興市場能保持全球經濟浮動嗎？他們能夠維持一種建立在西方消費者享樂的發展模式嗎？

　　所以我決定詢問是否危機前關於新興國傢在更為易變和不可預測的全球經濟中的預測仍然有效，那樣的話，綫性推斷法將變得沒有意義。是否新興市場特彆是中國能夠接受處理關鍵性結果問題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例如不平衡全球貿易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脆弱全球體係的重心問題。之後我發現許多人和作傢認為世界已經轉化為那種體係，即是耶穌齣生之前已經存在的並且延續到1800，那時中國仍然統治著世界。於是我決定調查和評估這種陳述的可靠性。

　　對這本書來說，Uprising（崛起）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標題——您認為從新興市場的崛起我們能看到什麼呢？

　　喬治：是的。西方的資本運營的模式特彆是金融資本運營已經是令人泄氣的。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已經被許多人看著是等同於北京共識瞭。中國和其他新興的國傢直言不諱地要結束以美元為中心的金融體係。新興市場，一個截然不同的群體在一緻反對西方的經濟政策、技術轉化和氣候改變上有著共同的利益。這些不是很有名的權力的構建闆塊隨著新興國傢而發生轉移，但是問題在於這種轉移有多快，結果又會怎樣？至今作為全球力量者和領導者的中國是唯一能作為美國的主要競爭者，中國能做好全球領導者的角色嗎？它想這樣做嗎？並且它不能或不會這樣做又會怎樣呢？

　　這本書中您關於中國現今是尤其被過度宣傳的說法相當的有爭論。為什麼您認為這個問題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呢？

　　喬治：基本上是因為許多人認為我們可能處在傾倒點某種情況上——既定的利益和信念發揮著作用。中國不像其他主要的新興市場不僅僅是土地麵積大、人口多。它著實能夠在亞洲和世界範圍內使事件動蕩。所以親華的和反華的人都能鼓響起來。

　　特彆地我列齣瞭三個原因：第一，許多人自稱的自我服務地通常是公然地商業理由，即是現在是中國的時代；第二，許多人認為西方的全球模式有如此多的瑕疵以緻行不通瞭，未來的世界應該屬於其他的人；第三，許多人認為中國有理由令人敬畏的成就使他們不能找到不足和失敗，特彆是此時西方處在睏境之中。

　　您近期的一本書，《老齡化的時代》是關於經濟中由人口老齡化導緻的問題。那人口問題也是新興市場快速發展的重大部分嗎？

　　喬治：很大程度是這樣的。大部分的新興市場國傢在享用獲得的大約又一個20年的人口紅利。在工作年齡人口中，這贏得瞭少兒負擔係數下降的經濟利益且在在老年負擔係數上升之前生效。到21世紀30年代，大部分的新興市場將會是現在的西方國傢。他們能在他們變老前也變得更富嗎？這是不確定的。另外，我不確定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國是世界上最快老齡化的國傢並麵臨著即將發生的和延長的年輕人和可以工作的人口的下降。或是一個小孩的計劃生育的政策的無意識的社會和經濟的後果是什麼？印度將怎樣為那些現在眾多在15歲以下的小孩提供工作？並且那些更年輕的、貧窮的、人口占多數的新興世界將與那些更年長、更富有的世界例如在水、食物、資源方麵産生更頻繁的衝突。

　　當您在寫這個書時，從新興市場中您覺得什麼是最有趣的事情？

　　喬治：盡管新事物是在不斷地齣現但對新興市場的經濟和人口問題我並不是外來者。但我認為最令我感興趣的是中國文明的曆史教訓和在這兩韆年來在全球體係中的角色，和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現在北英格蘭的小鎮上而不是在長三角。作為偉大的無名英雄和經濟發展和騰飛的決定者之一，這指引我去研究政治和法律的體製品格，而不是GDP和許多其他經濟變量。相應地，這是為什麼和之前相關的？

　　用媒體的術語您認為新興市場的未來是怎樣的？

　　喬治：我從不懷疑新興市場有較強的經濟基礎將使他們迎頭趕上西方。但是我認為這需要堅持一些條件。我們需要保持一個開放的貿易製度，健康的國際體製和高水平的閤作與協調。這些是全球化核心的特徵，是新興市場得以進步所在。我的擔心是這樣的體製很容易就崩潰瞭，使得新興市場要遭遇更多——因為他們很窮——如果最大的新興市場在國內和國際的舞颱上不能提供好的領導和管製。這也不能讓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傢擺脫睏境。盡管這個要被意識到，即是意思製度會起作用是因為所有的參與者都對其平穩發展有著貢獻並支持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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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呢！还未看~没看呢！还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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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的乔治马格努斯告诉你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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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新东西，还没有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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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能让你学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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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SM]一点都不后悔，很喜欢[ZZ]，书是绝对正版的，纸张都非常好！[BJTJ]识伴随人类成长，人类的成长少不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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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朋友买的书，希望他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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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长见识，老板喜欢看的，质量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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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书，以后会经常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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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精心的时候再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