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韓氏考究群譜，擷取眾傢之長，新創體例與編著方法，乃首定目次，前有簡譜，作為本譜綱要。關於學譜主體部分，對譜主事跡係年，則與諸譜迥異，分為國內大事、事略、著述、當代著名學者對譜主重要著作之評論等。次為對譜主五十餘冊全集，依照年次抽離齣重點而編纂之，堪為譜主全集的濃縮本，亦是其第一部學術年譜。清代大儒章學誠說：“文人之有年譜，頗覺有補於知人論世之學，不僅區區考一人文集已也。”故本譜不但如韓文公所言“發潛德之幽光”，彰顯前賢，而更是為瞭啓發後學，幫助他們能從中得到一些知人論世的寶貴知識。
作者簡介
韓復智，山東省齊河縣人，1930年生。颱灣大學曆史學係學士、曆史學研究所碩士。曾任颱灣大學曆史學係所講師、副教授、教授。中興大學曆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香港珠海書院客座教授、空中大學兼任教授。中國上古秦漢學會理事長、中國曆史學會暨簡牘學會常務理事，2000年於颱灣大學退休。著有《兩漢的經濟思想》、《傅玄》、《漢史論集》、《秦漢史論集》。編有《中國通史論文選輯》、《中國史論集》、《先秦兩漢文學論著集目》、《傅新年，董作賓先生百歲紀念專刊》。閤編著有《中國文明發展史》、《秦漢史》、《中國科技史論集》。閤注有《後漢書紀傳今注》。主譯《劍橋中國史1：秦漢篇》。論文有《論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教育功能與研究價值》、《傅斯年先生年譜》，《我所認識的錢賓四先生》、《編著的動機和過程（附簡譜）》等二十餘篇。內頁插圖
目錄
捲一捲首
錢先生留影選載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暨新亞研究所、新亞中學校友會等謁墓團於錢先生墓側留影
錢先生墨跡選刊
本文
例言
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代序）
也談現代新儒傢（代序）
我所認識的錢賓四先生（代序）
錢穆先生學術簡譜
壹、譜前
先世
父母
貳、學術年譜
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
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
一九○○年（清光緒二十六年）
一九○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
一九○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
一九○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
一九○四年（清光緒三十年）
一九○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
一九○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一九○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
一九○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
一九○九年（清宣統元年）
一九一○年（清宣統二年）
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
捲二
捲三
捲四
捲五
捲六
精彩書摘
有關“道統”問題，是學術思想史上一重要而復雜的問題，也是一純學術性的話題，我不能談論。但在此我想指齣，劉先生所說的是指《中國學術通義》一書之第二篇《中國儒傢與文化傳統》一文，原文長三十頁，這是錢先生自己很看重的一篇大文章。我希望對此問題有興趣的讀者，能將兩文比對研究，庶可瞭解錢先生真正的作意所在。劉先生在同節中，另有一段話，這段話中對錢先生的誤解，我可以作一說明。劉先生說：
傳統儒者是高度的思想主義者，這在孔子即是如此，他慨嘆道之不行者久矣！硃子的看法明顯地與他相符，反而錢先生提齣來的看法與孔孟有很大的差距。傳統儒傢相信以先知覺後覺，一般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焉能在自覺的層麵上擔負道統，當然更不能無分疏地泛說整個文化大傳統即是道統。
從劉先生這段話，可以看齣，他與錢先生對儒傢的認識顯然有很大的差距。錢先生在其《中國儒傢與文化傳統》一文中曾說：
宋明兩代所爭執之道統是一種主觀的道統，或說一綫單傳的道統，是截斷眾流，甚為孤立，紕繆甚多。真道統則須從曆史文化大傳統言，當知此一整個文化大傳統即是道統。
“道統”兩字的涵義，並不專指學者在學術思想史上的傳承言，也可作廣義性的解釋。上引文中前後“道統”兩字，涵義有彆。
錢先生雖也提到儒傢有高度的理想，但他認為儒傢思想的意義與價值，更重要的在能“實踐”。他常說：“孔子之道貴在平易近人，忠、恕、孝、悌，人人能知能行。”錢先生在南洋、在美舊金山，對僑胞講演，常說每一位流亡海外的華僑，他們身上都帶有中國傳統文化齣去的，所以海外僑胞雖經兩代、三代，文化道統傳承未斷，還能保持為一道地的中國人。錢先生認為就此可見中國文化精神的偉大處。或許劉先生對此不能認同。
……
前言/序言
unll用户评价
我是一個對中國文化傳承問題比較敏感的讀者，一直關注著如何在現代社會中重新理解與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錢穆先生學術年譜（套裝全6捲）》為我提供瞭一個極具價值的視角。我尤其感興趣的是，錢穆先生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如何麵對和迴應關於中國文化存續的時代挑戰。年譜中，我看到瞭先生如何在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下，對中國文化的精神特質、曆史地位進行深刻的論述。我特彆留意瞭年譜中關於先生在教育領域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對年輕一代傳承中華文化的殷切期望。那些關於他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潮中，堅定地守護與推廣中國文化精髓的記載，讓我深感敬佩。這套年譜，不僅僅是記錄瞭一個學者的學術生涯，更深刻地反映瞭中國知識分子在維護與傳承民族文化方麵的責任與擔當。通過閱讀這套年譜，我更加堅信，深入理解中國文化，需要從其曆史脈絡和思想根源入手，而錢穆先生的學術成就，正是我們迴溯與重塑文化認同的重要寶庫。
评分《錢穆先生學術年譜（套裝全6捲）》的齣現，簡直是為我這樣的史學愛好者打開瞭一扇通往大師精神世界的大門。一直以來，對錢穆先生的學術成就，特彆是他開創性的新史學，我總是心生景仰，但總覺得隔著一層紗，難以真正觸及他思想的源流與發展脈絡。這套年譜，以時間為軸，細緻入微地勾勒齣先生從少年時代求學、中年治學、到晚年著述立說的完整軌跡。我尤其被其中對於先生早期學術探索的描繪所吸引，那些在艱苦條件下，先生如何憑藉驚人的毅力和卓越的纔華，汲取中西文化養分，最終形成自己獨特史觀的曆程，讀來令人蕩氣迴腸。年譜不僅收錄瞭大量的文獻史料，更穿插瞭許多先生的親筆書信、日記片段，這些鮮活的細節，仿佛讓我們能聽到先生當年在書齋中的低語，感受到他治學過程中的艱辛與欣喜。對於理解錢穆先生的學術思想，這套年譜提供瞭一個最直接、最權威的切入點，它填補瞭我對先生學術生涯認知上的空白，也讓我對這位偉大的史學大傢有瞭更立體、更深刻的認識。
评分我一直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方法論感到好奇，特彆是對於如何避免西方式的分析框架，而能更貼切地理解中國曆史本身的邏輯，《錢穆先生學術年譜（套裝全6捲）》為我提供瞭一個絕佳的範本。我關注的重點在於，錢穆先生是如何在學術實踐中，不斷打磨與發展他的“中國曆史精神”的。這套年譜，通過對先生各個時期學術活動、著作寫作的詳細記錄，清晰地展示瞭他學術思想的形成與演進過程。我尤其關注的是，年譜中對於先生如何處理文獻、如何構建史學體係的描述。例如，他在闡釋中國曆史趨勢時，常常跳齣微觀的事件分析，而著眼於更宏觀的文化與社會變遷。他的“溫情與敬意”的治史態度，以及對中國曆史的內在生命力的強調，都在年譜的細節中得到瞭生動的體現。這套年譜，讓我看到瞭一個史學大傢是如何在勤奮治學中，不斷探索與創新，也讓我對如何真正理解與書寫中國曆史，有瞭更清晰的方嚮和更堅實的理論基礎。
评分我一直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抉擇深感興趣，《錢穆先生學術年譜（套裝全6捲）》無疑為我提供瞭絕佳的研究素材。我關注的焦點在於，在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錢穆先生是如何在戰亂、動蕩與各種思潮的衝擊下，堅守學術陣地，並將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發揚光大的。這套年譜，以年譜這種嚴謹而細緻的方式，將先生人生中的關鍵節點一一呈現。例如，抗戰時期他在西南聯大的經曆，以及之後在各地教學、著述的片段，都清晰地展現瞭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學術情懷。我特彆留意瞭年譜中關於先生與同時代其他學人交往的記錄，這些互動不僅豐富瞭學術史的內涵，也摺射齣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通過年譜，我得以窺見錢穆先生如何在時代洪流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如何將個人命運與國傢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這種精神力量，即便是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啓示意義。這套年譜不僅僅是一部學術著作，更是一部時代的人物誌，一部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生動寫照。
评分作為一名對中國哲學史有濃厚興趣的讀者，我一直在尋找能夠深入理解中國思想演變脈絡的著作，《錢穆先生學術年譜（套裝全6捲）》恰恰滿足瞭我的這一需求。我發現，錢穆先生的學術研究，尤其是他關於中國哲學史的梳理與闡釋，往往與他個人的人生經曆和時代背景緊密結閤。年譜詳細記錄瞭先生在不同時期對儒傢、道傢、佛教等中國主要哲學流派的研究心得與學術爭論。我尤其關注的是，先生是如何在西方哲學思潮湧入的背景下，重新發掘與肯定中國哲學本身的價值與原創性。年譜中關於他如何將史學研究與哲學思考融為一體的記載，對我啓發很大。我瞭解到，先生並非孤立地研究哲學，而是將其置於中國曆史的長河中，考察其思想的生成、發展與演變。這套年譜，讓我得以跟隨錢穆先生的學術腳步，重新審視中國哲學史的宏大敘事，也讓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邃智慧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和體悟。
评分非常好的书，强烈推荐购买研读。物流好。
评分我一生最信守《论语》第一章孔子的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教我们一个人的做人之道，亦即是教我们做学问的最大纲领。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九十三岁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附录一二，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七月，页四二六～四二七。）
评分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华西、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2]
评分正版书 价格优惠 快递给力 购买界面好用
评分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华西、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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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评分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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