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文史通義》是清代浙東學派史傢章學誠的代錶作。該書理論內涵涉及曆史理論、史學理論、曆史編纂學理論、史學批評方法論等領域中的許多問題，最顯著的特點是闡明史學傢法和為史之意，辨析各種史書體裁義例，抨擊治學各分畛域的積弊，宣揚史學經世緻用的價值。同時章學誠還把校讎學也納入史學的大範疇。在總結前人修誌經驗的基礎上，章學誠提齣瞭“誌屬信史”、“三書”、“四體”等重要觀點，建立瞭方誌理論體係，創立瞭方誌學。其史學的某些理論是帶有全麵總結性的成果，達到瞭傳統史學理論發展的最高階段，具有承前啓後的特點，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內頁插圖
目錄
上冊整理弁言
文史通義注自敘
文史通義注捲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書教上
書教中
書教下
詩教上
詩教下
解經上
經解中
經解下
文史通義注捲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學中
原學下
博約上
博約中
博約下
言公上
言口公中
言公下
文史通義注捲三
史德
史釋
史注
傳記
習固
硃陸
文德
文理
文集
篇捲
天喻
師說
假年
感遇
辨似
文史通義注捲四
說林
知難
釋通
橫通
繁稱
匡謬
質性
黠陋
俗嫌
鏃名
砭異
砭俗
文史通義注捲五
申鄭
答客問上
答客問中
答客問下
答問
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浙東學術
婦學
婦學篇書後
詩話
下冊
文史通義注捲六
……
精彩書摘
答客問下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闈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
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增韻》：璞，玉未琢。」有質而後運斤，《莊子，徐無鬼》：「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斬之。運斤成風，聽而斷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嘗能斷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輿言之矣。』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鞦》，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鞦》，先聚諸國史記，國彆為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案：《漢書·司焉遷傳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鞦》，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而司馬光亦謂「氏欲欲春鞦》先作《國語》」。章氏引李燾之言已後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見《言公上》注。班固、陳宗之《漢書》見《答客問上》。是也；有有誌著述，先獵群書以為薪標者，若王氏《玉海》，《玉海》，書名，三日捲，宋王應麟撰。司馬《長編》《直齋書錄解題》：《長編》雲者，溫公之為《通鑒》也，先命其屬為叢書，既成，乃修《長編》，然後刪之，以為成唐《長編》六百捲，今《通鑒》惟八十捲。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傢，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書教下》注。固裁劉嚮《五行》曇言公中》注。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說實話，我一開始是被這套書的裝幀設計吸引的。大氣、典雅，放在書架上很有分量。不過，作為一名對中國曆史文化有濃厚興趣的普通讀者，我更看重的是它的實際內容。我平常喜歡閱讀一些曆史類的通俗讀物，偶爾會接觸到一些古籍片段，但很多時候都會因為不認識古字、不理解文言文而感到睏擾。這套《文史通義注》的齣現，簡直就是為我這樣的人量身定做的。它不是那種枯燥乏味的學術專著，而更像是一位博學的朋友，在你閱讀經典的時候，耐心地為你解答疑問。我嘗試著閱讀瞭其中的一些篇章，發現注釋做得非常到位。對於一些關鍵的曆史名詞、人名、地名，都有詳細的解釋。即使是一些非常微妙的詞語用法，注釋也能一一剖析，讓我豁然開朗。閱讀體驗非常好，感覺自己仿佛也跟著古代的文人墨客一起，在曆史的長河中遨遊。這本書讓我覺得，原來閱讀古籍並沒有那麼難，隻要有好的工具，一樣可以體會到其中的樂趣和智慧。
评分我是一名資深的古籍收藏愛好者，多年來也搜集瞭不少的珍貴古籍。不過，僅僅有原件，往往也需要配套的工具書來輔助閱讀和研究。這套《文史通義注》的齣版，對我而言，無疑是一次重要的補充。我一直對某些古代文獻的某些注釋版本有所期待，希望能有更加係統、更加權威的解讀。這套書的選目非常契閤我的需求，涵蓋瞭文史領域中那些被譽為“要籍”的著作，並且提供瞭詳盡的注釋。我仔細對比瞭其中一些篇目的注釋，發現其嚴謹性和學術性都達到瞭很高的水準。注釋不僅準確，而且具有很強的辨析能力，能夠幫助讀者區分不同的觀點和理解。對於收藏者來說，一本好的注釋本，不僅能提升閱讀的樂趣，更能加深對藏品的理解和價值判斷。《文史通義注》的齣現，填補瞭我收藏體係中的一塊重要空白，讓我能夠更深入地探索和欣賞這些傳世的寶藏。
评分一本讓人眼前一亮的文史工具書。剛拿到這套書，就被它厚實的裝幀和精美的排版吸引瞭。作為一名對中國古代文史研究略有涉獵的愛好者，我一直苦於很多古籍文獻晦澀難懂，尤其是那些流傳下來的典籍，動輒引經據典，旁徵博引，沒有旁注的幫助，閱讀起來常常事倍功半。這套《文史通義注》恰好彌補瞭這一遺憾。它選取瞭曆代重要的文史要籍，並配以詳盡的注釋，這對於我們這些非科班齣身的普通讀者來說，簡直是福音。我翻閱瞭其中的幾篇，發現注釋不僅解釋瞭字詞的含義，更深入地解讀瞭典籍背後的曆史背景、文化內涵以及作者的寫作意圖。很多時候，僅僅一個詞語的解釋，就能幫助我理解整個段落的精髓。而且，注釋的語言也力求通俗易懂，避免瞭使用過於生僻的學術術語，讓我這個門外漢也能看得明白。這套書無疑將大大降低閱讀古代文獻的門檻，讓更多的人能夠領略到中國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期待著能夠利用它，係統地梳理和學習那些我一直渴望瞭解卻又望而卻步的經典。
评分我是一名在校的文史專業研究生，平時閱讀需要大量參考各類史料和文獻，對古籍的理解常常需要藉助各種工具書。一直以來，我都在尋找一套既能提供權威性注釋，又能保持閱讀流暢性的工具書。這套《文史通義注》的齣現，可以說正好滿足瞭我的需求。它不僅僅是簡單的字詞解釋，更像是為我提供瞭一個深入理解古代文本的“地圖”。每一次遇到不確定的地方，我都可以快速翻到注釋部分，往往能找到比我預想的更詳盡、更深入的解讀。我尤其欣賞的是，注釋中不僅包含對文獻內容的辨析，還涉及瞭相關的曆史事件、人物關係以及當時的思想流派。這讓我能從更廣闊的視角去理解文本，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字麵意思上。而且，這套書的選目也非常有代錶性，涵蓋瞭各個時期、各個領域的經典文獻，為我的學術研究提供瞭堅實的基礎。對於很多需要進行文獻溯源和考據的研究者來說，這套書的價值不言而喻。它將成為我案頭必備的參考書之一，極大地提高我的研究效率和深度。
评分一直以來，我都覺得很多中國古代的經典著作，雖然思想深邃，但語言本身就構成瞭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尤其是在接觸到一些更具學術性的文獻時，如果沒有足夠深厚的古文功底，往往會望而卻步。這套《文史通義注》，恰恰解決瞭我一直以來的睏擾。它以一種非常“接地氣”的方式，將那些高深莫測的古代文本，變得容易理解。我注意到，這套書的注釋不僅僅是對字詞的簡單羅列，而是更側重於對原文語境的把握，對文化背景的闡釋。當我讀到原文中一些看似晦澀難懂的句子時，翻到注釋，往往能得到一連串清晰的解釋，有時甚至會提供一些引申的含義或者相關的曆史故事，讓整個文本的意義瞬間鮮活起來。這種深入淺齣的解讀方式，對於我這樣想要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但又非專業研究者的人來說，意義重大。它讓我能夠更自信地去探索那些曾經讓我卻步的經典，體會其中蘊含的智慧和魅力。
评分除了价高，都好，经典版本，和中华版的校注参合着看，繁体竖排，字很大，看起来很舒服
评分即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分支，它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
评分章学诚，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人。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 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后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
评分即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分支，它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
评分品相好，速度快，感谢
评分章学诚，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人。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 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后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
评分历代文史要籍注释选刊：文史通义注（套装上下册）
评分这套书观望了快半年了，一直因为定价高望而却步。其实《文史通义》手中已有很多版本，想购得这套是因为它排版最为疏朗，阅读也更为方便，更不用说注释者的地位了。以下转引专家评论：《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 《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文史通义》相关图书 《文史通义》相关图书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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