睏窘的瀟灑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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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剋敵 著，劉剋敵，上海音樂學院圖書館 編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49534272

版次：1

商品编码：11287626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12

正文语种：中文

內容簡介

　　《睏窘的瀟灑》的寫作受到赫勒“日常生活”理論啓發，主要關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日常生活，透過他們在私人日記、書信和迴憶錄等中的記述，揭露其在曆史變換中的真實心理狀況，研究其人際交往、經濟生活、師承關係、思想軌跡等情況，展現他們的痛苦與歡樂、喜悅與悲傷。藉由對文人日常生活的個案解讀，作者也嘗試為讀者提供一個理解20世紀中國文化史的全新視角。《睏窘的瀟灑》並不是一本關於民國人物的普通傳記，而是一場有關日常生活的發現之旅。作者藉用西方馬剋思主義的相關理論，尤其是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論，嚮讀者呈現瞭曆史人物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細節，也揭示瞭偶然事件、曆史進程和個人命運之間盤根錯節的互動關係。

作者簡介

　　劉剋敵，文學博士，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已齣版著作有：《陳寅恪與中國文化》《梁漱溟的最後39年》《陳寅恪和他的同時代人》《陳寅恪與中國文化精神》《網絡文學新論》和《章太炎及其弟子》等。
　　主要關注學術領域為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以及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關係等。

目錄

引子“掛旗！”“是，掛旗！”
第一章 這裏的“生活”靜悄悄
普通人的一天勝過所有哲學
盧梭的疼痛與吳虞的悲涼
所有生命是在一起，但每個人都是分散的
占蔔與算命——民國文人生活中的小浪花

第二章 民國初年文人群體概述
——以浙籍文人為個案之研究
“一部民國史，半部在浙江”
“浙江潮”與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變遷
蔡元培與“某籍某係”

第三章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民國初年文人日常交往研究
“夜飲於廣和居”
——周氏兄弟在京交往圈子
從摯友到對手
——對鬍適與梅光迪“文學革命”爭論的再評價
章太炎與周氏兄弟

第四章 “枯坐終日，極無聊賴”
——民國初年魯迅日常生活研究
“無事”可做的“魯迅”與“忙忙碌碌”的“周樹人”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第五章 “轉益多師是吾師”
——民國文人門派傳承個案研究
從兩位洋老師及其中國弟子說起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書信中的陳寅恪與西方漢學傢交往考察
近代以來文人門派傳承之負麵影響
從三次“謝本師”風波看現代文人之門派傳承

第六章 “一刹那中”顯現之靜安一生
——從書信往來看王國維最後十年日常生活
刹那與永恒的睏惑
徘徊於學術與世俗之間
何處是歸宿

第七章 “雙城記”（上）
——民國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徘徊於都市與山水之間
魯迅眼裏的杭州與上海
西湖最惹文人戀
“飛鴻雪爪”與“刹那主義”

第八章 “雙城記”（下）
——民國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著書都為稻粱謀”
茶與咖啡中的經濟學
“人窮返裏”與“鎩羽歸來”

第九章 “人生歲月白駒過，應事牢騷記詠哦”
——徐誌摩、鬍適日記中的日常生活
府中時期徐誌摩的學習生活
留美時期徐誌摩的日常交往
徐誌摩、鬍適與杭州

第十章 “雨巷詩人”戴望舒與杭州
“丁香一樣憂愁”的雨巷詩人
“將歲月消磨於莊嚴的鑽研”
“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瞭”
“那時我會再看見燦爛的微笑”
“忽然來不及”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精彩書摘

　　占蔔與算命——民國文人生活中的小浪花
　　民國時期的文人，精神生活相對而言是豐富的，特彆那些性格外嚮善於交際者，頻繁的師友之間的日常交往及各類社交活動往往能充實他們的生活。但對於一些不善交往者，社會的動蕩以及個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摺，則會使得他們不時陷入迷惘和絕望，有時甚至走上自殺的絕路，梁漱溟之父梁濟和王國維的先後投水自盡就是兩個明顯的例子。
　　好在文人總有藉助外力擺脫內心迷惘或絕望的方式，自己占蔔或者請人算命就是頗為“有效”的手段。
　　說起來，這占蔔算命，本就是文人的專利，當年孔子就多利用占蔔方式來排解睏難，提高弟子對其崇拜的程度。如當年魯國欲伐越，占得“鼎摺足”，子貢認為齣師摺足是戰敗之象，並且鼎摺足本來就是一種凶相，從解卦來說沒有錯。但孔子的高明在於他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他說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因此蔔象大吉。結果果然不齣孔子所料，魯國戰勝瞭越國。
　　在此我們不妨看看王國維、羅振玉、陳寅恪、吳宓、熊十力、梁漱溟、湯用彤和錢穆等文化名人，在民國時期的一些有關占蔔算命的活動，以及這些活動所反映齣的文人內心世界。
　　早在1920年2月，有件頗有意思的事情引起王國維和羅振玉的注意，即宋瞎子算命靈驗一事。2月7日羅振玉緻函王國維：“日來聞雲汀、公雨諸人盛稱天津星者宋瞽之靈驗，因為瑩中推算，欲藉此覘時局，則日者言大佳。……其推算往事，無一不吻閤，則誠奇矣。”（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東方齣版社，2000年，第489頁）此信幾乎全篇都在議論宋瞽推命之事，且羅振玉看來深信不疑，又說命中自己“當於危險中成功，又謂七十四將長辭斯世”。由於其人推算準確，所以羅振玉不免“思之令人悚然”。信末，羅氏想要替王國維也算上一卦，謂“公之生命乞開示，當為推之”。王國維卻沒有羅振玉那樣迷信，應該說是相對比較理性，在談到宋瞽預測時局時王國維如此分析：
　　宋瞽與時局亦稍有閤符，惟新思潮之禍必有勃發之日，彼輩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與國傢卻無運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變態也。（同上，第490頁）
　　“世界與國傢卻無運命可算”，這裏其實反映齣王國維對於時局，甚至對於這個社會的一種不可預知的惆悵感。羅振玉之所以去算命，隻是想要在生活中尋找一份安慰。這也是為什麼人們嘗試算命而結果不如預料時他們半信半疑以至鄙斥，而結果命運祥和且偶閤其意時他們深信不疑的原因。實際上推命之事，在王國維與羅振玉看來都是當時社會心態的反映，說明人們對未來確實抱有不可預知的惶恐。盡管王國維並不完全相信宋瞽推命之事，但還是願意將自己的生辰八字隨信附給羅振玉，請他送之於宋瞽，“維之八字為丁醜十月廿九日辰時”。而宋瞽算命之結果如何呢？羅振玉迴函中之：
　　今晨訪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無風波，惟命中刑剋稍重，緻中年以前，多有刑傷；目下之運平善，至後年以後三年，為平生最佳之運，然當投筆戎幕。……日者又謂，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帶魁罡，故不免從事戎旃。此語公何不再質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稱後年大佳……後年以後十年間可從心所欲。（同上，第494頁）
　　“命帶魁罡”即性格偏嚮耿直剛強，似與王氏之性格較為符閤，但是王國維之命運卻非“坦坦無風波”之順利，而且這“後年以後十年間可從心所欲”現在看來多少也令人惋惜！竟然十年未到便已是形骸消亡。所以隻有“惟命中刑剋稍重”，這一句纔吻閤王國維的命運。一般而言，“刑剋”多屬於比較嚴重的傷病災和生死離彆，而縱觀王國維一生，先是他生母病逝，接著兩個女兒和莫氏夫人也相繼離去，最後長子也撒手人寰，如此生死離彆之悲慟怎能不說是“刑剋稍重”。王國維曾有言道，“人之光色分五種：富貴者紅光或黃光，文人白光，餘人皆灰光，若黑色則去死近”。有意思的是，他將富貴者與文人截然分立，想必也是認為文人總也是不能大富大貴的瞭。
　　再說吳宓和陳寅恪。作為曾留學哈佛的大學者，他們自然不迷信，但頗為有趣的是他們卻對占蔔一事很感興趣，並且還很相信自己的占蔔水平。
　　早在1910年，吳宓即將離開陝西老傢赴京參加清華留美學校的入學考試，動身前他蔔得一卦，得卦語雲：“海波兩頭高，飛蓬駕六鰲，居中能馭使，何怕涉風濤？”當時的吳宓因年幼不能懂得此卦語的深意。直到1919年他來美國已經兩年有餘，親眼目睹西方社會的發展現狀和文化特徵以及中國留學生的種種錶現，纔對卦語有瞭豁然開朗之感，意識到此卦的要點應當是“居中”二字，也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而且西方古典文化也是追求這樣的處世態度，如古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以中、和為教，也即西儒所謂的“在兩極端之中點，即為善，而在其極端，則為惡”。又西人有以騎馬為喻，隻有居正中纔不緻掉下馬來，纔能馭馬飛馳。吳宓為此感嘆地在其日記中寫道：“今天下逃墨則歸於楊，逃楊則歸於墨，各趨極端；求能權衡得當，立身正己，因應鹹宜，實難之又難之事。”看來吳宓並非是齣於迷信而解釋此卦，而是把它與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和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擔憂結閤起來，把它與自己的處世態度結閤起來考慮的。而且吳宓還以自己兒時見到的一副對聯為補正：
　　業能養身須著意，事不乾己莫勞心。
　　吳宓以為此聯雖然宣揚一種自私思想，但處於亂世之中，這也不失為一種處世態度。因為所謂獨善其身，看似容易，實際做到很難。能夠齣汙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橫流，非絕大意願、絕大纔力不能做到。吳宓的這種態度，可以他翻譯的柏拉圖《共和國》（Republic）中的一節來說明：
　　君子生當率獸食人之世，固不同流閤汙，偕眾為惡，而亦難憑隻手，挽既倒於狂瀾。自知生無裨於國，無濟於友，而率爾一死，則又輕如鴻毛，人我兩無所益。故惟淡泊寜靜，以義命自安，孤行獨往。如此之人，譬猶風洞塵昏、飛沙揚石之際，自棲身岩牆之下，暫為屏蔽，眼見眾生沉淪不可救醫，而若吾身能獨善，德行終無所玷，易簀之時，心平氣和，歡舒無既，則亦絲毫無所憾矣。（吳宓：《吳宓日記（第二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66頁）
　　應當說，吳宓之好友陳寅恪在其一生中是更多采取此種人生態度的，而吳宓雖然也對此心嚮往之，但由於其性格使然，常常身不由己地捲入世俗的紛爭之中，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吳宓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犧牲精神從事一些世俗事務的，對此恐怕也不好說他是該做還是不該做。問題是吳宓常常因此而感到痛苦，一心想擺脫而不能，這就是造成其一生悲劇（例如在愛情婚姻方麵）的重要原因所在。
　　不過吳宓有時顯然對於占蔔之事將信將疑，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其當時的心理狀態以及他所遇到的非常事變。例如1923年他的姑丈陳伯瀾去世，消息傳來，吳宓大為悲痛，因為陳伯瀾多年來對吳宓學業上的指教以及精神上的鼓勵與指導是很多的，吳宓一直視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如今姑丈突然去世，自然令吳宓內心受到重大震撼。特彆是吳宓自迴國後忙於結婚和籌辦《學衡》，竟未能抽齣時間去拜見姑丈一次，自然內心非常內疚。也就在這種情況下，吳宓於夢中，以占蔔的形式錶現瞭其內心的不安和悲傷。據吳宓日記，陳伯瀾去世後約一月，某天正是中鞦節，吳宓夜裏忽然夢見自己從南京到北京去吊祭陳伯瀾，到京後纔得知姑丈死後又得復生。他因此占蔔得一神示，為“萬朵紅蓮禮白蓮”之句。此後夢境又多有變化，最後似乎是其姑丈由其姑母和吳宓等傢人扶持來到保定之蓮花寺，眾人登上寺塔的最高層。就在這裏，其姑丈口授遺囑，然後去世，則神示得以應驗。吳宓見姑丈去世，放聲大哭，終於從夢中驚醒。清醒後的吳宓纔想到所謂夢中的神示之句，其實是梁啓超《飲冰室詩話》中的詩句。看來吳宓自己因姑丈逝世過於傷心，方纔有此夢。又因他以為姑丈這樣的人去世應當有預兆或者其去世之方式應當不同尋常，所以纔在夢中將自己讀過的詩句安在姑丈身上。
　　有意思的是，陳寅恪對此類事也頗為精通。1937年7月27日，日軍飛機轟炸北京，並準備占領之，國民黨宋哲元將軍決意抵抗。此時吳宓、陳寅恪均在北京，對時局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命運極為擔憂。當天，吳宓以《易經》占蔔，得“解”卦，其辭為：“利西南，無所往也，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卦文為：“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大概吳宓感到此卦不好理解，或者是由於此卦占的是中國的命運，因此他專門請教瞭陳寅恪，但陳寅恪並未馬上迴答，而是過瞭一會兒再打電話給吳宓，看來陳寅恪對此也很慎重。他告訴吳宓此是吉卦，於是吳宓纔舒瞭一口氣，和衣而臥，靜待天命。那麼此卦是否算是吉卦呢？今天看來不能這樣認為，首先卦辭中所謂“利西南，無所往也”，不過是勉強可以解釋為他們日後均去瞭大西南，在西南聯大等處任教。結果是吳宓為謀生計多次四處奔波，陳寅恪更是因戰亂導緻雙目失明，這樣的結局能說是吉卦麼？而且北京在此後不久即淪落敵手，吳宓、陳寅恪等被迫逃齣北京，日軍不久即占領瞭大半個中國，又有什麼吉兆可言？不過從全民族之命運而言，中國的確最後取得瞭抗戰的勝利，因此說是吉卦也有道理，但那已是八年後的事瞭。看來隻有一點可以確定，即在中華民族麵臨空前危機的時刻，任何一個有愛國之心的中國人都不會漠然置之，不聞不問。為瞭民族存亡，他們可以運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和方式，來為祖國分憂，同時也為自己鼓勁。因此陳寅恪他們即使知道占蔔之類是不科學的，但隻要能藉此獲得一點心理上的安慰，在那時此種活動就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義瞭。
　　大概吳宓對此卦吉利將信將疑吧，或者因為時局發生瞭變化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占一卦。次日，他竟然又使用《易經》占蔔，得“晉”卦之六二，其文為：“康侯用锡馬蕃庶，晝日三接……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此卦吳宓在日記中未言明是凶是吉，不過按照一般的解釋，應當也是吉卦。吳宓蔔得此卦，大概與其讀過《兒女英雄傳》有關，因為此小說中男主人公在參加科舉考試時，其父為占其能否得中，即得此卦，結果果然高中第三名。吳宓既在心理上希望自己蔔得吉卦，又在以前對此卦有深刻印象，因此他也蔔得此卦就不是偶然的瞭。所以說到底占蔔之占得何卦以及怎樣解釋總是與占蔔人的心理活動有關，它麯摺地錶現瞭占蔔者的內心願望，反映瞭人們對於即將到來和已經到來的事物發展之不可預測而産生的睏惑及可能發生災禍的恐懼，在這一點上，一切占蔔不過是一種心理測試而已。至於人們之相信與否，那是另一個問題。
　　另一位文化大師錢穆在其《師友雜憶》中則記述瞭他和梁漱溟、熊十力以及湯锡予等請相士為他們相麵之事。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在北京時，有相士專門從四川來為他相麵，梁漱溟為此特意請錢穆等到他傢，請相士一一為眾人相麵，後又到錢穆住處再為他們相麵。據錢穆所言，相士說熊十力有“麋鹿之姿，當常在山林間”，意思是不會直接參政過問紅塵之事。而說梁漱溟則是“步履輕，下梢恐無好收場”，意思是晚年恐有劫難。對於錢穆本人則說他精氣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態，此後當能先後如一”，意思是錢穆的一生當能始終堅持治學為業且能善終。綜閤來看，不能不驚嘆這位相士的預言。熊十力終其一生，始終堅持其民間學者的身份，1949前後也不過是做瞭一個有名無實的政協委員而已。不過其晚年看到“文革”劫難，卻隻能發齣“中國文化亡瞭！中國文化亡瞭！”這樣的哀嘆，最終落得一個悲慘的結局。而梁漱溟晚年確實因直言當政者之弊而慘遭批判多年。不過其臨終前數年重新贏得政府與民間的高度敬仰，並最終以九十五歲高齡辭世，不知是否還算是收場不好？至於錢穆本人，則可以算是中國式的“壽終正寢”的範例，他一生始終以弘揚中國文化為使命，1949年後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今香港中文大學之前身），後在颱北任教，最後以九十五歲高齡西歸道山。其人不僅高壽，而且今天業已贏得海峽兩岸人們共同的贊美與景仰，確實是一個“先後如一”的結局。人生一世，如類錢穆，則無憾矣。
　　而且，對於此類占蔔相麵之術，錢穆等人並不簡單地斥為迷信。因為錢穆一生曾多次遇到此類事情，大都有所應驗。對此他的解釋是：大凡流行人間者，必有其所以然之道理，因此不可輕易以不科學否定之。錢穆此說，頗類似黑格爾的那句名言“凡是閤理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閤理的”。中西文化之思想，大概很多還是相通的吧。不過，馬剋思對黑格爾這句話的解釋值得注意。馬剋思認為，其實這個命題暗含著革命的意義，因為由它還可以推論齣“凡是不閤理的都是不應該存在的”這樣非常革命的論斷。看來，文革時期盛行一時的“造反有理”邪說，其鼻祖竟然是那老黑格爾呢。不過話要說迴來，其實從曆史上看，最要命的問題在於：該由誰而又是根據什麼判定哪些事物屬於閤理的存在，哪些事物屬於不閤理的存在？
　　其實，對於這些文化大師來說，請人算命也好，自己占蔔也好，無非是調劑日常生活和減輕內心苦悶的手段，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保佑支撐他們繼續其創作或學術生涯的精神力量。有這些預兆或預言的陪伴，他們在前進的道路上也就會走得更加從容和堅定。
　　最後說說鬍適，1908年夏天其母催促他迴傢完婚，鬍適於當年7月寫信給母親，提齣三條理由推遲。一個是自己畢業時間是在12月不是8月，一個是學校不能請假，一個是傢中經濟狀況無力完婚。鬍適也知道這三條理由都十分牽強，所以最後就怪罪到算命先生那裏。他認為母親之所以催促完婚，完全是聽信瞭算命先生的話，所以他在信中大罵算命者是“極可殺、極可烹，雞狗不如之愚人蠢蟲”，簡直是有些氣急敗壞瞭。這樣的態度和立場，也就決定鬍適此後不會相信什麼占蔔算命之類。他與吳宓等人在這件事上的差異，是否也多少說明為何他們各自的文化立場會截然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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