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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作者呂新雨是中國新紀錄運動、影視理論、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專傢。
　　2. 《批判傳播學·文論係列：學術、傳媒與公共性》是呂新雨教授十數年新聞傳播研究曆程中的重要論文匯編。

內容簡介

　　《批判傳播學·文論係列：學術、傳媒與公共性》是呂新雨教授十數年新聞傳播研究曆程中的重要論文匯編，各篇文章就學術和傳媒的公共性問題層層推進，從社會科學基本方法論到學術倫理的梳理，從新聞事件到具體的紀錄片文本分析，全書不但彰顯瞭作者頗具理論魅力的學術造詣，也體現瞭作者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擔當。各篇章既交相輝映，也自成體係。

作者簡介

　　呂新雨，文學博士。曆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廣播電視係主任，復旦紀錄影像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當代馬剋思主義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復旦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2014年7月起，任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康奈爾比較人文研究中心（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主任，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方嚮為中國新紀錄運動、影視理論、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三農問題等。主要著作有《鄉村與革命》《鄉村與國傢》《書寫與遮蔽》《紀錄中國——當代中國的新紀錄運動》。發錶學術論文多篇，其中許多論文被翻譯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韓文等。
　　其參與主編和撰寫的（與Chris Berry和Lisa Rofel） 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是英語學術界第一本討論當代中國新紀錄運動的著作。

精彩書評

　　★這部文集本身主題鮮明，立論清晰，四個部分就學術和傳媒的公共性問題層層推進，各個篇章既交相輝映，也自成體係，無須我贅言，讀者就能完全進入新雨學術所構建的豐富知識殿堂。無論是從頭到尾細細研讀，跟著新雨的編輯思路啓程從社會科學基本方法與學術倫理，到具體的紀錄片文本分析，這樣從普遍到特殊的學術之旅，還是挑自己心中最搶眼的篇章先一睹為快，我相信讀者都不但會被新雨學術的理論魅力和現實意義所吸引，而且會被她的學術所體現的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擔當所摺服。
　　——趙月枝（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加拿大國傢特聘教授）

目錄

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趙月枝）
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
——關於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筆記
一、“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
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
三、“價值無涉”與學術公共領域——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問題
四、韋伯的新聞觀

中國的現代性、大眾傳媒與公共性的重構
——與趙月枝教授的對話
一、中國的現代性、革命與工農的主體性問題
二、市場化改革與民主問題
三、大眾傳播、新紀錄運動與社會“底層”錶述
四、西方中心主義、後現代理論與馬剋思的幽靈
五、傳統文化、“中國特色”與批判知識分子的責任
六、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使命

國傢、市場與傳媒
儀式、電視與國傢意識形態（一）——解讀央視2002年“春節聯歡晚會”
儀式、電視與國傢意識形態（二）——再讀央視2006年“春節聯歡晚會”
政府補貼、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電視的“公共性”
轉型社會與央視《新聞調查》的自我理解——關於《新聞調查》欄目十周年的思考
“幸福”與“舌尖”——關於央視的兩則評議
也談啓濛、媒體與文化産業
媒體的狂歡——對颱灣地區傳媒生態的觀察與思考
作為社會存在的新聞與新聞事業——關於新聞理論中諸概念的重新思考
附錄：“再討論”是遲早要發生的——讀呂新雨《以人的社會存在為背景的新聞與新聞事業》及《新聞大學》編者按
曆史、社會變革與中國影像
《鐵西區》：曆史與階級意識
“孽債”、大眾傳媒與外來妹的上海故事——關於電視紀錄片《毛毛告狀》
“底層”的政治、倫理與美學——2011年“南京獨立紀錄片論壇”上的發言與補充
紀錄的美學——從本雅明的“靈暈”說起
當女權主義遭遇紀錄片——一場未完成的學術討論
熟悉的陌生人——格裏爾遜在中國
我想將你們盡可能地引嚮遠方——伊文思與二十世紀的中國
中印獨立電影之差異
微觀，還是宏觀？——在“微觀敘事：張小濤+李一凡的社會圖像”展覽研討會上的發言
代後記
2013年9月10日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新生開學典禮教師代錶講話

前言/序言

　　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趙月枝）
　　新雨讓我作序，我感到很榮幸，也覺得這是一道非同尋常的作業題。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幾天清靜的時間，好好完成這份作業，可幾個月來，不是疲於奔波和忙於學術瑣事，就是還有更急迫的文債，一直沒能靜下心來，寫一點對得起她這一部集十多年新聞傳播研究心血大作的文字。我許諾最晚春節前完成，今天已是中國時間農曆臘月二十八，文債也是債，欠著過年不踏實，而且再不交作業有耽誤齣版之罪過，隻能有負新雨的期望，就自己與她的學術交往和對她書稿中一些章節的認識，寫點片言碎語，聊作讀者享受新雨文集這一精神大餐之前幾顆可有可無的瓜子。
　　事實上，這部文集本身主題鮮明，立論清晰，四個部分就學術和傳媒的公共性問題層層推進，各個篇章既交相輝映，也自成體係，無須我贅言，讀者就能完全進入新雨學術所構建的豐富知識殿堂。無論是從頭到尾細細研讀，跟著新雨的編輯思路啓程從社會科學基本方法與學術倫理，到具體的紀錄片文本分析，這樣從普遍到特殊的學術之旅，還是挑自己心中最搶眼的篇章先一睹為快，我相信讀者都不但會被新雨學術的理論魅力和現實意義所吸引，而且會被她的學術所體現的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擔當所摺服。
　　一
　　我和新雨之間的交往有非常純粹的學術性質。2005年初，當我在西方批判知識界的著名思想性刊物《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上讀到她的《〈鐵西區〉：曆史與階級意識》（Ruins of The 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餾 Tiexi District）一文時，簡直是驚喜之極。雖然在此之前，我還沒有聽過她的名字，但是，這是一種終於在華人傳播學界發現瞭難得的學術知己的感覺。當時，我不但已在西方批判傳播學界作為孤獨的華人學者爬滾瞭很多年，而且恰好應邀在寫一篇有關中國工人階級傳播學的文章。更確切地說，這是一篇有關改革時代的中國工人階級如何沒有傳播，或者說，他們的傳播是如何被“短路”的文章。在我的意識裏，這個題目隻有像我這樣受西方馬剋思主義影響的批判傳播學者纔會去寫，那個源於美國冷戰傳播學、在1980年代登陸中國，而後席捲中國新聞傳播學界的反馬剋思主義和去階級化的“沉默的螺鏇”是如此有力，以至於我認為，哪怕跟來自中國的學生張口談“階級”和“意識形態”問題都是不閤時宜的。
　　可偏偏在這時，新雨的文章橫空齣世，使我眼前一亮，讓我知道國內傳播學界居然還有人關注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性這樣的世界曆史性真問題和大問題，而且把這個問題寫得如此恢弘、深刻、厚重和史詩般的令人迴腸蕩氣。這樣的研究纔是無愧於中國人民在被稱為“短的二十世紀”革命和建設時代與改革開放，這兩個偉大而又悲愴時代的社會實踐的傳播學術啊！從此，我知道，在做有關中國傳播的批判研究方麵，有新雨這樣一位既有很深的西方批判理論基礎和世界曆史視野，又有很強的中國問題意識以及學術使命感和專業造詣的學者。
　　更令我拍案叫絕的是，雖然我自己也做文本研究和意識形態批判，並且一直在倡導與從事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批判文化研究相結閤的學術實踐，但是，我總覺得這方麵的成果不多。在新雨的這篇文章中，我不僅領略到一位精通西方美學理論的批判文化研究者在文本分析上所錶現齣來的學術功底，而且看到瞭在中國工人階級主體性問題上宏觀政治經濟分析和高超文化分析相結閤的典範。我有理由相信，這篇現在引領第四部分的文章也許是目前中國傳播學界唯一一篇被翻譯成英文和法文齣版的學術文章。
　　知道《〈鐵西區〉：曆史與階級意識》文章之時，也正是我和幾位西方批判傳播學界同仁創立的《全球媒體與傳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學刊在英國麵世的那年。我們的初衷就是推動批判傳播學術的發展和傳播學術的去西方化，可是，作為新刊物吸引讀者的重點文章，推齣的幾位訪談學者——吉登斯（A. Giddens）、卡斯特（M. Castells）、貝剋（U. Beck）、薩森（S. Sassen）——不但全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社會學傢，沒有一位是嚴格意義上的傳播學傢。我為自己“發現”瞭新雨的學術並能把她選為在《全球媒體與傳播》推齣的一位中國傳播學訪談對象而感到無比自豪和自信：作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她是一位中國傳播領域的學者，她的問題意識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在我眼裏，她的研究關注到瞭中國傳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她的分析代錶瞭中國大陸批判傳播學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成就。總之，她是我再理想不過的學術訪談對象瞭。
　　我已記不清第一次與新雨見麵的情景，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對她的兩次訪談。第一次是2007年的鼕天，在北大的芍園。當時我在北大客座講課，她在北京開會。我的客房在陰麵，環境有些淒冷，但我們談得熱火朝天，我也用專門為這次訪談買的一支錄音筆做瞭錄音。但是，事後發現，我的錄音筆上竟然一片空白！等我第二次有機會再做訪談時，已是2008年盛夏，而地點是她在溫哥華開會所住的客房。這次訪談的中英文節選版先後齣版，而且都有很好的學術反響。這次作為本書第二部分齣現的題為《中國的現代性、大眾傳媒與公共性的重構》的四萬多字的訪談完整版，是第一次與讀者見麵。
　　在訪談中，我嚮新雨提齣瞭許多有關中國傳播的基本問題。這些也正是我自己在研究中一直力圖迴答的。但是，在這個訪談裏，我除瞭設立訪談話題框架和提供一些基本背景外，主要把自己定位於提問者，而不是對談者的角色。在這一訪談中，新雨就我所提的有關中國傳播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問題充分錶達瞭她的思想學術觀點，包括在紀錄片研究方麵的學術道路和學術貢獻，幾乎每個問題帶齣來的都是一篇立場鮮明、但沒有通常學術文章繁文縟節的濃縮的精彩小論文。而作為訪談者和這篇文章的英文版編譯者——這是我第一次為彆人做編譯——我為自己的學術與新雨的學術之間有如此多的共鳴點而感到由衷的高興，新雨舉重若輕，在市場、國傢、媒體和民主這些重大問題上用三言兩語就能把我自己需用整篇文章和整部著作來錶達的主要觀點說透徹。把時間投在這個訪談上，我不但沒有絲毫為人作嫁的感覺，而且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成就感和滿足感。彆人從黨同伐異的政黨政治齣發把這個訪談說成“國外那個大左派和國內那個大左派的聯閤”也好，或則從個人情感的層麵同情地把它描述為兩位孤獨的批判學者間的“惺惺相惜”也罷，我更願意把這一努力看作是構建學術共同體的具體實踐。我相信，這篇經過新雨修訂和補充的訪談不但對瞭解中國批判傳播研究的基本立場和學術議程，而且對瞭解新雨的學術曆程和學術貢獻，包括她的研究在中國傳播學發展史中的位置，都有重要的意義。
　　……
　　三
　　新雨所實踐的正是她所描述的那種在韋伯意義上既“客觀”、“專業”又立場和價值鮮明，以人民利益和人類解放為最高訴求的學術。在本書的第三、第四部分的篇章中，她以學術視野，以豐富的世界曆史和對中國社會的整體性理解為背景，嫻熟地調用各種理論資源，以精到的文本解讀方法和激揚的文字就種種影視傳播文本和傳播現象進行瞭精彩分析和富有建設性的批判。
　　在本書的第三部分，無論是對中央電視颱2002年、2006年這兩颱春節晚會鞭闢入裏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與文化批判，還是對建立“公益電視颱”的改革嘗試所做的開放和審慎的評析，或是就中央電視颱《新聞調查》節目所展開對媒體公共性的社會政治基礎的分析，新雨無不以學術的公共性為依托來為中國媒體的公共性尋找理論和道義的基礎、媒體製度和政策的支撐、社會階層的依托，以及在具體媒體實踐中實現的途徑。在這一努力中，她反對曆史虛無主義，珍視和正視中國革命的曆史遺産和中國的“人民民主”製度許諾和曆史性實踐，反對淺薄的“國傢對社會”二元論框架，批判把市場等同於自由和民主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立場，並毫不諱言“鍛造國傢的左手”的正當性和迫切性。她沒有盲從西方教條和任何曆史目的論，更沒有像我們的訪談中所批判的那樣：去曆史化和去階級化地生搬硬套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她不但把中國媒體的“公共性”作為一個曆史的和具體的“社會過程”來看，而且注意到國傢內部的公共性立場空間和媒體人對這種立場之堅持的可能性：“國傢並不是彆人的，國傢屬於人民，屬於我們每一個人，這是社會主義的承諾。國傢需要我們去鍛造，其空間需要我們去爭取，民主需要一個在國傢內部爭取，需要鍛造國傢權力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對社會意識的保護。這種鍛造需要我們去踐行，需要中國的媒體去奮鬥。”
　　在本書的第四部分，新雨主要為我們展示瞭這些國傢曾經的“主人們”與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呈現關係。而這些關係是復雜和多麵的，甚至充滿衝突的，這些影像作品和這些影像內外的人們——包括作為學者的新雨自己，都在這樣的衝突中。現代世界體係已經把每一個體都深深地嵌入階級、性彆、種族、國傢、區域和城鄉之間的不平等這些社會關係中。經曆瞭30多年的改革和與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的“接軌”後，中國社會在階級和性彆等社會關係上也齣現瞭前所未有的裂痕。由這些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現實正是學術和媒體的“公共性”問題得以展開的場域。
　　如果說，有關《鐵西區》的文章是以集體群像的形式討論瞭作為社會主義中國最重要的“國傢主人”——城市工人階級的曆史主體性和他們在當下作為“底層”的存在，那麼，在這部分的其他主要文章中，新雨把視角移到瞭改革開放時期更為底層的龐大農民工階層和農民階層，以及“底層”的“底層”——農村女性和城鄉結閤部的女性性工作者，還有那些“行走”在她們中間的同樣屬於“底層”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們。如果《鐵西區》關注的更多是我們熟悉的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中毫不曖昧的“公”領域，那麼，在其後的幾篇文章中，尤其是在《“孽債”、大眾傳媒與外來妹的上海故事》和《當女權主義遭遇紀錄片》這兩篇文章中，“公”和“私”的界限問題、“底層能否自己發聲”和能否被呈現，以及中産階級知識分子/學院女權主義相對於“底層”的學術特權和階級地位等差——這些問題從來沒如此尖銳和深刻地被討論過。
　　在這些文章中，新雨一方麵通過對“女權主義何為”等問題的探討豐富和深化瞭本書第一部分有關學術倫理和“知識分子為何”的討論，另一方麵也從女性主義的視野和通過對女性主義內部復雜性的呈現，豐富和深化瞭有關媒體“公共性”的討論。如果女性在尋求解放的道路上注定要經曆華人批判學者林春所說的“最長的革命”的話，那麼，正是在這些文章裏，新雨作為一個中國女性主義傳播學者的“激進性”——也即對社會最底層群體的解放問題的研究——得到瞭體現。然而，就像她在與女權主義行動者的交鋒中所錶現的那樣，她不但反對任何形式的本質主義，並對把“資本傢/勞動者、剝削者/被剝削者、主流/另類、上層/底層做簡單的二元對立的區分”的道德主義立場持批判態度，而且對西方“基於個人解放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理論和行動能在多大程度“切入中國社會現實的能力”，尤其是中國底層社會的能力，提齣瞭疑問。
　　不過，新雨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就像她不是盲目的國傢主義者一樣。與當下國內知識界的其他一些批判學者一樣，她在認識到建設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傢在全球資本主義體係中的必然性的同時，一直強調這個國傢的“人民”性和“人民至上”的社會主義立場。在這裏，“人民”，正如新雨所言，是“一個無法被‘市民’和‘公民’所取代和消解的政治概念”。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她在評論《舌尖上的中國》為什麼成功時，不但把這個紀錄片與她自己一直在關注的“鄉土中國”相聯係，而且認為，一個國傢的軟實力體現在這個國傢的人民對生命意義、對文化與社群關係的理解上，因此，“中國真正的軟實力是體現在百姓中間”。
　　當然，作為世界性的社會運動，社會主義立場就必然包含著國際主義的立場。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雨非常看重中華民族在反帝反殖的建國過程中和毛澤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的國際主義遺産，以及這一遺産在今天的重要意義。這一立場在本書第四部分有關英國和加拿大的紀錄電影運動重要人物格裏爾遜和中國電化教育創始人孫明經的世界曆史比較研究中依稀可見，而在那篇題為《“我想將你們盡可能地引嚮遠方”》的有關知名荷蘭國際主義者伊文思導演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文章中錶現得淋灕酣暢。
　　從毛澤東《紀念白求恩》的“老三篇”中，我們都知道加拿大的白求恩——一個共産黨人，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參加反法西斯主義的戰鬥並獻齣瞭生命，從而成為瞭國際主義精神的化身。從新雨的文章中，我們知道，“從來沒有參加過共産黨的伊文思一輩子卻信仰和投身於社會主義”，而且“這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也是真正具有世界意義的紀錄片導演”不但把中國作為他最後的歸宿，而且還把自己對中國1970年代的獨立觀察和思考留在瞭一部與“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同名的長近十二小時的電影鴻篇巨製中。就像重讀韋伯和研究梁漱溟是為瞭重建今天的學術和媒體公共性，並為重新彌閤今天的城鄉鴻溝和剋服資本主義的生態和精神危機尋找齣路一樣，新雨相信，“在三十年過去的今天，當重新清理中國的社會主義遺産成為這個時代的另一種內在要求的時候，重新去看待伊文思對中國七十年代的描述會是一個重啓曆史的契機”。
　　的確，在“中國崛起”成為顯學和資本主義深陷多重危機的今天，梳理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遺産不僅事關中國的未來，也事關世界的未來——而事實上，中國的發展從來就是世界曆史的一部分，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也一直不隻是中國人的事業。這也使我又一次想起自己更熟悉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我在西濛菲莎大學時的前輩達拉斯?斯邁思。作為一個國際社會主義者，斯邁思在1970年代兩次訪問中國，並在自己的著作中對中國的1970年代提齣瞭獨立的觀察和思考。
　　這種思考，可以說是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端。我們需要一頭紮進中外文獻的書齋，一腳踩在中外傳播實踐的田野，風雨無阻，有恒心，有定力，像在法西斯的監獄裏寫齣不朽《獄中雜記》的葛蘭西所說的那樣，以“思想上的悲觀主義者，意誌上的樂觀主義者”的姿態，一步一個腳印地慢慢前行。
　　作為一位有擔當的以學術為誌業的學者，新雨的學術成果是用心血寫成的，更是用腳跑齣來的。就像她在討論梁漱溟時所說的那樣，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地深入社會的脈絡，建立與社會血脈相連的有機聯係”。在作為本書後記的對入學新生的演講中，我們看到瞭她在有關亞裏士多德《詩學》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後，初入新聞傳播學之門時去媒體實踐、為田野調查奔波的身影。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正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
　　是為序。
　　農曆 2013年臘月二十八，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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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快遞還是很靠譜的，快遞提前短信告知特彆人性化，我正在午休所以直接短信讓小哥放到辦公室瞭。就是摺扣略少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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