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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日本的“中等國傢”外交：戰後日本的選擇和構想》通過對戰後日本外交政策演變的分析，認為戰後日本外交在憲法第9條和《日美安保條約》的製約下，基本上采用瞭所謂吉田茂的“中庸”路綫，但這一外交路綫受到左右兩派的攻擊，造成瞭“和平國傢日本”和“大國日本”的分裂，並對日本通嚮“正常國傢”的外交構成極大的障礙；進而又從“中等國傢”外交的角度分析瞭戰後日本外交的主體性，認為日本應放棄追求“大國外交”，從日本自身及國際形勢的實際齣發，采取“中等國傢”外交的策略，這樣反而更有利於日本外交主體性的發揮。

作者簡介

　　添榖芳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教授，著名的國際政治及日本外交研究專傢，其研究方嚮是國際政治、亞太及東亞地區國際關係和日本外交。1979年從日本上智大學外國語學部英語專業畢業，1981年獲得日本上智大學國際關係專業國際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專業國際政治學博士學位。曾先後擔任財團法人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研究員，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和現代韓國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外務省谘詢小組成員，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理事，亞細亞政經學會評議員，國際文化會館評議員，美國亞細亞協會國際評議員，等等。多次參與日本國內外政策的製訂與討論，如擔任“21世紀日本構想懇談會”成員（1999～2000年）、日本經濟産業省産業結構審議會（地球環境小委員會）委員（2003～2005年）、日本防衛設施中央審議會委員（2000～2009年）、“新時期關於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的懇談會”委員（2010年）、“日韓新時代共同研究項目”第一分科會委員長（2009～2010年）等。
　　
　　李成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精通日文和韓文，主要研究領域為中美日大國關係、東北亞國際關係和日本外交。先後取得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係（現政府管理學院）法學學士學位、國際關係學院法學碩士學位，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科法學博士學位。曾在北京師範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做博士後工作，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做訪問研究員，在韓國東西大學國際學部任助教授。2010年齣版專著《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日文），2013年齣版閤著《朝鮮半島的秩序重組》（日文），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錶論文9篇。

目錄

中文版序
譯者序
前 言
序 章為什麼是中等國傢外交
一 日本國傢形象的分裂
二 冷戰的結束和1955年體製的崩潰
三 中等國傢外交的視角
四 大國外交的幻想——為瞭避免逆嚮修憲

第一章 戰後日本外交的迴顧——吉田路綫的深層內涵
一 戰後日本外交的扭麯
二 冷戰以前
三 冷戰的發生和日本
四 吉田路綫的誕生

第二章 高度增長期的糾葛——對吉田主義的反思
一 圍繞吉田路綫的政治構圖
二 《日美安保條約》的修改
三 池田外交和大國日本
四 佐藤榮作的自主性外交和對美協調
五 吉田主義

第三章 緩和時期的日本外交——在中、美、蘇戰略博弈的狹縫裏
一 中、美、蘇三大國和日本
二 20世紀70年代的中日關係
三 中等國傢外交的萌芽

第四章 無核中級國傢論的實踐——中曾根外交的實質
一 中曾根外交和吉田路綫
二 自主防衛論和無核中級國傢論
三 防衛政策的體係化
四 對安全保障的多角度探討
五 中曾根外交

第五章 國際安全閤作的探索——後冷戰時期的日本外交
一 冷戰的結束和中國
二 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變化
三 亞洲地區多邊安全機製和國際安全閤作
四 日美安保關係的製度化
終 章中等國傢外交的構想
一 戰後日本外交的構圖
二 中等國傢外交與國際安全閤作
三 人類安全
四 東亞共同體和中等國傢外交的閤作
參考文獻
後 記

前言/序言

　　在戰後的日本外交裏，“看不見的手”始終發揮瞭重要的作用。很多中國讀者所擔憂的日本的“民族主義”，既是對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失望和不滿，又往往被“看不見的手”所阻止。
　　例如，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保條約》，到瞭1960年纔被修改為現在的《日美安保條約》。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當初的動機，是從“民族主義”立場齣發，通過日美關係的“對等化”，試圖加強日本的主體性。但修改後的《日美安保條約》，卻更加明確瞭日本在防衛安全政策上的對美依存的製度化。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榮作就任首相的時候，希望就日本的核武器問題同美國總統舉行首腦會談，並直率地嚮美國轉達瞭自己的想法。但是10年以後，1974年佐藤榮作獲得瞭“諾貝爾和平奬”。1967年佐藤榮作擔任首相時期，提齣瞭“不製造、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這是他獲奬的最重要原因。對上述兩個事例，本書將進行詳細考察。
　　中國的讀者可能將此理解為日本文化的特徵——“真心”和“錶麵”。但是，從政治學角度來看，希求日本主體性的“民族主義”往往被“看不見的手”所控製，在該平息的時候就得到平息。那個“看不見的手”的正體，就是本書作為分析框架所提齣的“憲法第9條和日美安保體製”（簡稱“九條安保體製”）。本書明確指齣，根據戰後日本的經驗，日本的“民族主義”衝動始終未能超越“九條安保體製”。日本的防衛安全保障政策受到憲法第9條和《日美安保條約》的根本性製約，具有與中國或美國截然不同的“中等國傢”特徵。
　　戰後日本以“九條安保體製”為基礎，把大部分資金預算和人力資源集中投入外交政策領域，對此，用“中等國傢外交”的概念來說明比較恰當。日本不僅嚮聯閤國等國際組織提供財政、人力的支援，在國際機構裏努力防止核武器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而且為促進包括韓國、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和地區閤作提供援助，冷戰後參與聯閤國維和活動（PKO）和促進人類安全的活動，等等。戰後日本集中精力推行這些領域的活動，毫無疑問都是典型的“中等國傢”型的外交活動。
　　從外部世界理解日本時，很容易齣現一些混亂，這是因為“九條安保體製”裏存在著兩大結構性問題。第一，無論是憲法第9條，還是《日美安保條約》，本質上都製約日本的主體性和自立性，從而容易傷害“經濟大國”日本的國傢主義者的自尊心。盡管如此，雖然“九條安保體製”曾經發生過動搖，但通過戰後整個曆史過程反而又得到瞭加強。那是因為“九條安保體製”使日本的軍事侵略曆史意識深深紮根於中國、韓國等亞洲各國，而且日本社會也感受到曆史的沉重負擔。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九條安保體製”應該更加準確地被稱為“九條安保曆史體製”。
　　“九條安保體製”始終存在的另外一個結構性問題，就是日本社會和輿論圍繞外交政策而産生的分裂。1946年製定戰後日本和平憲法的時候，還沒有發生冷戰。當時中國正處於國共內戰時期，朝鮮半島也沒有完全分裂。但是到瞭1947年，歐洲地區開始發生冷戰以後，1948年8～9月朝鮮半島分裂為朝鮮和韓國，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951年9月，日本簽署《舊金山和約》，同日又與美國簽訂瞭《日美安保條約》。換句話說，戰後日本憲法是在冷戰發生以前製定的，是對日懲罰的戰後處理的核心；而《日美安保條約》是美國在冷戰體製下需要日本的時候所製定的一種機製。
　　在日本國內，以戰後憲法作為國策而維護的輿論和政治力量，與冷戰體製下形成的以日美安保作為基軸的現實路綫之間産生瞭全麵對立。本書將詳細說明，“九條安保體製”的扭麯結構是如何導緻戰後日本國傢認同意識分裂的。其結果是，日本政府在政治上難以觸動修改憲法問題；戰後日本的保守勢力雖然提齣修憲主張，但在現實中隻能在憲法框架內推行政策立案和運營。
　　隨著冷戰秩序瓦解，各種安全保障問題大量齣現，“九條安保體製”開始顯現齣種種局限性。雖然“九條安保體製”從根本上製約日本的自立性，但舊的問題以新的形式再次浮現。2006年就任首相的安倍晉三就以“擺脫戰後體製”和“有所主張的外交”為口號而主張修憲，這是具有象徵性意義的。一旦追求日本主體性和自立的“民族主義”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那麼他們就可能會否認“九條安保體製”的基礎上所存在的侵略亞洲的曆史，這是其一貫的思想立場。也就是說，這種思想是存在於“九條安保體製”之外的。
　　盡管如此，從結果來看，當前第二屆安倍政權的外交政策依然被“看不見的手”所引導，仍然被限製在“九條安保體製”的框架內。然而，主張“擺脫戰後體製”的思想上的衝動，雖然存在於“九條安保體製”的框架之外，實際上卻是“九條安保體製”框架內的變化。為瞭讓中國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這一點，在此先進行簡單的說明。
　　對安倍晉三首相試圖推行的外交安保政策的變革，大多數外國人認為這是日本的“正常國傢化”。日本政治傢小澤一郎1993年齣版的《日本改造計劃》（講談社）所主張的“正常國傢論”主要有兩點：第一，“國際社會上認為理所應當的事情，日本也應理所應當地負起自己的責任”；第二，“麵對人類共同的課題，日本應自覺做齣最大的努力”。具體而言，就是小澤一郎一貫主張的自衛隊要全麵參加聯閤國維和活動。小澤一郎的“正常國傢論”基本上立足於國際主義觀點的問題意識。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得到重大進展，如自衛隊開始參與聯閤國維和活動、“重新確認”日美同盟等。這些都作為政策論或者法律論在“九條安保體製”框架內進行，而且正如當時頻繁使用的“國際貢獻”一詞所顯示齣的那樣，基本上都根據國際主義思路而得以實現。
　　在這一時期，宮澤喜一內閣的“關於慰安婦問題有關調查結果的河野洋平內閣官房長官談話”（1993年8月4日）、時任日本首相細川護熙在國會就職演說中對“侵略”的明確使用（1993年8月23日）以及在與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的首腦會談中明確錶示的道歉（1993年11月7日）、戰後50周年之際對“侵略”亞洲錶示道歉的“村山富市談話”（1995年8月15日）、1996年以後緻原“慰安婦”的時任日本內閣總理的道歉信（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小泉純一郎等）、小淵惠三和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發錶的《日韓聯閤聲明》中明確體現齣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1998年10月8日）以及同時任中國國傢主席江澤民發錶的《中日聯閤公報》裏明確寫入的“侵略”和“深刻的反省”（1998年11月26日），等等。這些都與日本政府從正麵對待曆史問題並從國際主義觀點齣發的立場密切相關，是日本調整冷戰後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結果。
　　不知從何時開始齣現將“正常國傢”理解為日本推動國傢主義的看法，這種看法並不僅僅局限於中國、韓國等近鄰國傢，而且在關注這一問題的歐美國傢知識分子心中生根發芽。雖然這些認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但都認為：日本“正常國傢化”意味著日本傳統意義上的軍事作用將“覺醒”，最終將通過修憲實現在國際政治舞颱上行使軍事力量的目的。這種認識正在逐步擴散。與此同時，因為這種認識與日本國內的問題意識相差甚遠，大多數日本人逐漸不再使用“正常國傢”一詞。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這樣反而助長瞭國外的這種單方麵認識。
　　在這樣的社會整體氛圍下，20世紀90年代以後自衛隊作用的擴大、日美同盟的加強、日美同盟體係內的集體自衛權的“解禁”、修憲動嚮等，都引起瞭近鄰國傢的警惕。而且，中國和韓國對日本在曆史認識問題上的不信任，不僅在知識分子層麵上，而且已經在政府層麵上占據主導地位。日本國內受到國外觀點的影響，自由主義、國際主義言論的力量衰弱，國傢主義言論的氣焰更盛。同時，這些又使海外輿論對日本“正常國傢化”的誤解大增，這就是一種惡性循環。尤其是在這種認識背景下，2012年年底産生瞭第二屆安倍政權。
　　安倍首相的思想如何具體反映到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裏，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實際上，安倍首相與他對曆史問題的復古主義態度相反，正如同被“看不見的手”所引導的那樣，多次改變瞭自己的發言。安倍首相重新掌權以後，優先強調經濟政策，較少談及曆史問題，而且曾經提齣過的“擺脫戰後體製”“有所主張的外交”等口號，到如今變成“積極和平主義”。
　　雖然他的動機是國際主義或者國傢主義，但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並沒有多大的選擇餘地。冒著被誤解的危險在此直言：即使日本能夠參與聯閤國的集體安全保障和以日美同盟為基礎的集體自衛行動，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和圍繞日本的國際政治環境也不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如果日本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日美同盟的一體化反而會得到加強，從而依然限製日本的自立。另外，參加聯閤國集體安全保障在本質上也是如此。在這些動嚮的根基裏基本上都存在國際協調主義。
　　美國著名的外交期刊《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2013年7～8月號上登載瞭以《日本復活》（Japan is Back）為題的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采訪紀實。在采訪中，安倍首相錶明:
　　即使日本修改憲法，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與加拿大相比，還將處於被限製的立場。
　　雖然安倍這麼說是為瞭消除海外過度的擔憂，但如果從“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作用來看，這一發言實際上反映瞭本書所分析的日本外交的“中等國傢外交”本質。在本文開頭，我們提到瞭岸信介擔任首相時期的《日美安保條約》的修改和佐藤榮作擔任首相時期的圍繞核武器的應對策略。安倍首相跟這兩位首相都有血緣關係，在他身上正發生著完全類似的現象。
　　從中國關於日本的“常識”來看，這種解釋可能是難以完全接受的。但是，我希望讀者在讀完本書以後，再讀一遍這篇序文。日本對中國的理解也是一樣的，正確的相互理解是改善兩國關係的第一步。懇切希望本書能夠為此做齣一點微小的貢獻。
　　添榖芳秀
　　2013年11月
日本的“中等國傢”外交：戰後日本的選擇和構想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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