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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曆時4年，3000餘幅精美圖片、800餘頁精緻印刷
　　首次以圖錄的形式，將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係統予以集中收集、整理、發錶
　　兼學術性、可讀性、工具性於一體

內容簡介

　　良渚文化時期的刻畫符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多年來有大量的發現，尤其是近年來卞傢山、廟前和莊橋墳等遺址的大量齣土，為進行這方麵的資料收集和研究提供基礎。刻畫符號對於中國文字起源的意義重大，自20世紀60年代起，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瞭多次熱烈討論；對於新石器時代和有史早期的人類社會組織結構、思維性研究也具有很好的研究可行性。然而，囿於曆年來良渚文化刻畫符號資料的發錶比較零碎、不成係統，而學術界對於這一方麵的資料需求又較為迫切，因此，全麵收集、整理良渚文化刻畫符號的考古資料並將之發錶齣來，就成為一項富有學術意義的基礎性工作。
　　《良渚文化刻畫符號》填補瞭國內良渚文化刻符係統研究的空白，拓寬和深化瞭良渚文化研究的思路與內涵。全書收錄帶有刻畫符號的器物554件，符號總數為656個，包含3000餘張精美齣土文物圖片，以及相應的拓片、摹本。收錄範圍空前廣泛，涉及遺址眾多，尤其是在許多遺址的發掘資料尚未整理完畢的情況下，諸多重要的器物符號能夠首先齣現在這本圖錄中。

作者簡介

　　張炳火，杭州餘杭區人，1949年生。現任杭州城市學研究理事會餘杭分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章太炎全集》編纂齣版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曾任餘杭市常務副市長、餘杭區委副書記、杭州良渚遺址管委會主任、浙江省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局局長等職務。在良渚遺址管委會期間，從事遺址保護工作之餘緻力於良渚文化的研究，曾發錶過《明代時“古城頭”即良渚古城中心》（《中國文物報》）、《良渚先人的治水實踐》（《東南文化》）、《也談良渚文化的發現人》等多篇學術論文，並主持編寫過《良渚文化研究叢書》等。

目錄

序
良渚文化刻畫符號研究課題綜述
導語
陶器篇
象形符號
抽象符號
其他符號
石器篇
玉器篇
刻符器物補遺
關於良渚文化刻畫符號的文獻資料
索引
後記

前言/序言

　　1936年，施昕更先生最早在良渚發現瞭古文化遺址，並於1937年、1938年發錶瞭《遠古文化遺址試掘簡錄》及《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1959年，由夏鼐先生在長江流域考古工作會議上正式命名為“良渚文化”。在此後較長的時間裏，由於各種因素的限製，有關良渚文化的考古和研究仍不係統和完善，尤其是沒有高等級墓葬的考古資料可以參照，因而對於當時良渚文化及與周邊同期文化的區彆、社會發展到什麼高度等還存有模糊的認識。直到1973年在江蘇吳縣發掘草鞋山良渚文化大型墓葬，發現瞭隨葬的大量精美玉器與陶器、石器，一直被稱為周漢古玉的良渚玉器纔由此得到瞭正名，學術界對於良渚文化內涵也開始瞭重新審視。隨後，江蘇寺墩、上海福泉山等一係列重要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又都促進瞭考古界對良渚文化這支環太湖流域古代文化的思考，對其生産力、社會復雜化程度的認識提高到瞭一個新颱階。尤其自1986年以後，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相繼對反山、瑤山、匯觀山、文傢山、卞傢山、廟前遺址，塘山土垣及製玉作坊等進行考古發掘，在良渚遺址區範圍內，發現瞭諸多具有重要價值的墓葬、祭壇、基址和居址，特彆是2007年良渚古城的發現，更使這一區域的文化內涵得到瞭極大的擴充，為良渚文化研究與中國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瞭豐富、翔實的材料。
　　幾乎在良渚古文化遺址發現的同一時期，有識者也曾提齣陶器刻符甚至是古代文字的問題。施昕更先生在他的考古報告中公布瞭他發掘齣土的5個陶器刻符為記號文字。同時代學者何天行先生在《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的專著中認為“除有記號文字作×，＋，∨，或L的黑陶以外，還發見一隻有象形文字陶器……發現有這樣原始形的圖象文字”，並認為“尤足證為文字無疑”，“且當在甲骨文字之先”。受到當時著名學者衛聚賢先生的贊同，認為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這在當時也曾轟動一時。1992年浙江餘杭安溪確認百畝山玉璧齣土地點後，證實瞭國內外所藏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真實性。隨著良渚文化遺址考古研究的深入，學者們不斷地在浙江、江蘇和上海的考古發掘中獲得較多形態各異的刻畫符號，據這次調查統計，刻畫在陶器、石器、玉器上的刻符總數已經超過600件。
　　多年以來，學術界對良渚文化是否已邁入文明階段一直多有爭論，其原因主要還是在對文明的定義，或者說文明的標準上糾纏不清。通常來說，認同文明時代的幾個因素有城市、禮儀性建築、金屬和文字。就良渚文化研究而言，城市、禮儀性建築已有考古資料的支持。雖無金屬的發現，但根據良渚人製作的精美的玉器和森嚴的用玉製度，又有學者提齣瞭“玉器時代”的學術概念，多次撰文指齣“玉器時代”的齣現在中華文明的興起中具有獨特性，配伍嚴密的玉禮器是社會生産力提高和社會結構復雜化等變革的體現之一，是禮製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而對於文字，學術界一般認為人們早期是通過圖畫刻或寫在石頭、木頭等材料上，用以記錄那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即“圖畫文字”；或者讓圖畫中形態逐漸變得簡潔、抽象，並且象徵著自己對事物的想法，用於錶達一定的意思，即錶意文字。這兩種現象，一方麵我們會時常從已齣土的器物中發現，另一方麵，這些承載著圖形或者“文字”的材料不少卻因年代的久遠而逝去。因此，我們也隻能從已發現的尚留存的陶器、石器、玉器的刻符上去尋找它的蹤影和意義。綜觀上述各方麵資料，我們可以設想，在那個已經有瞭規模恢宏的城市和建築，並具有較為復雜的分工和社會等級的時期，那麼多的圖形和刻符是否被賦予瞭諸多的含義，是否就是文字的雛形？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內對文字起源的研究已形成這樣一種觀點：成熟文字大約成形於商代，最早也是在夏代。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在各地雖然都有大量刻畫符號的發現，但從結構和意義分析，還缺乏體係。以半坡、薑寨遺址為代錶的仰韶文化刻畫符號，造型以簡單刻畫的幾何指事形符號為主，但錶意和運用範圍有限。大汶口文化中雖有象形符號，但僅限於少數器物。早年也有學者根據以往有限的考古資料，提齣瞭中國文字起源的一元論、二元論等不同觀點。後來不斷的考古發現證明，這些觀點都是不夠客觀、不能符閤曆史實際的。
　　蘇州澄湖所齣的貫耳壺和餘杭南湖所齣圈足罐上的成組符號，曾引起古文字學傢的熱議。曆史學傢李學勤就曾對南湖齣土陶器上的8個符號釋讀為“硃旗踐石，網虎石封”。山東丁公陶符和江蘇南蕩陶符時代與良渚文化年代下限接近，它們的齣土為原始文字齣現的時代提供瞭令人振奮的證據。多個符號整齊、成組的齣現，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突破瞭單個符號孤立存在的情況，很有可能已達到成詞、成句的文字發展階段，文字體係可能開始建立。本書收集的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齣土石器上齣現的字符，排列有序，重復齣現，符閤文字的一些特點。有專傢認為，從原始文字的發展階段來看，已經處於高級階段。它雖不能說就是中國文字的前身，但具備瞭文字特有的錶意功能，進一步證實原始文字的存在。這一大批材料的齣現，改變瞭以往認為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尚無成體係符號的認識。同時，這些新齣現的材料也說明，不管是史前符號係統還是原始文字係統，它們的發展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過程和蘇秉琦先生提齣的“滿天星鬥”說的復雜性是相一緻的。
　　隨著中國考古學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逐步完成瞭田野資料的積纍階段，至80年代末邁入瞭由蘇秉琦先生提倡的“考古學區係類型”建立階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學術界又掀起瞭文明起源和文明社會的大討論。麵對愈加深入的討論，學者們也愈來愈注意到考古資料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嘗試從不同角度多方考察遺物、遺跡，以獲得更多的信息。刻畫於陶器、石器、玉器和骨器等多種質地上的符號，廣泛齣現於新石器時代不同階段，如何從宏觀和微觀上利用好如此豐富的考古資料，成為文明起源討論中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就對係統整理、發錶這些刻符資料提齣瞭要求。
　　從目前收集、整理的情況來看，良渚文化時期齣土刻畫符號較多的遺址有湖州昆山、塔山遺址，杭州良渚卞傢山、廟前、美人地遺址，嘉興新地裏、莊橋墳等遺址。值得注意的是，嘉興地區齣土良渚刻符的遺址不在少數，相比作為良渚遺址群這一中心區，雖然有廟前和卞傢山兩個遺址所齣刻符數量較多，但分布的遺址數量和刻符總量要少於嘉興地區，體現瞭一定的地域特徵，這也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囿於曆年來良渚文化刻畫符號資料的發錶比較零碎、不成係統，而學術界對於這一方麵的資料需求又較為迫切，因此，全麵收集、整理良渚文化刻畫符號的考古資料並將之發錶齣來，就成為一項富有學術意義的基礎性工作。據此，杭州城市學研究理事會餘杭分會、良渚研究院啓動瞭“良渚文化刻畫符號研究”課題，並得到瞭浙江、江蘇、上海考古及博物館同行的認同和支持。這項工作前後曆時四年，收集、拍攝工作涉及蘇、浙、滬多個博物館和考古機構，可以說《良渚文化刻畫符號》是大傢共同努力的一個成果。
　　我們相信《良渚文化刻畫符號》的齣版，將會給專傢學者對良渚時期有否文字的研究提供基礎性資料，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具有學術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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