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 二十一世紀世界麵臨的挑戰並不比過去少:恐怖主義、宗教衝突、排外主義、種族歧視、環境惡化……湯因比的文明史觀從未過時,始終為人類反思自身、拯救自身提供著一種具有參考價值的解釋。這套湯因比著作集視野廣闊,麵嚮寰宇,通觀全球,細數古今各個文明的起源、成長、斷裂與式微;胸懷世界,悲天憫人,對近代文明的憂慮以及對人類前途的關懷躍然紙上;內容旁徵博引、謀篇井然有序,行文暢達,字句典雅,足為史傢範式。
內容簡介
本書是著名曆史學傢湯因比的著作集。作為文明形態史觀的典型代錶,湯因比一反國傢至上的觀念,主張文明纔是曆史研究的單位,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現象,來解釋文明的興衰與死亡;他既用哲人的獨特眼光,從宏觀的角度對人類曆史與文明進行廣泛而深刻的探討,又以超凡的敘史纔能,以曆史學傢的視野對人類曆史與文明進行細緻的描述。本著作集包括瞭他較有代錶性的六部著作,分彆是《曆史研究》、《人類與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曆史》、《一個曆史學傢的宗教觀》、《文明經受考驗》、《變革與習俗:我們時代的挑戰》、《從東方到西方:湯因比環球遊記》。從中可以完整瞭解湯因比的史學思想以及他對內容廣泛的史學領域的探討。
作者簡介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國著名曆史學傢,也是20世紀較具國際影響的幾位曆史學傢。畢業於牛津大學。先後任職於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和英國外交部等機構,1919年和1946年分彆以英國政府代錶的身份參加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平會議。1926年起擔任英國皇傢國際問題研究所部長(一直任職到1953年為止)。以《曆史研究》為代錶的一係列著作為他贏得瞭世界性聲譽,他也因此而被譽為“近世以來偉大的曆史學傢”。
精彩書評
“不論世人對湯因比的理論反映如何,我們必須承認,他的思想照亮瞭龐大的曆史。而且以若乾理論、事實以及同代偉大詩人的直覺,支撐瞭整個曆史。”
——《二十世紀代錶性人物》
“他像羅素、施威則爾、愛因斯坦一樣,是一位國際性的智者。”
——《時代周刊》
“湯因比在對於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時代的瞭解方麵,給瞭我們以20世紀一個曆史學傢所作的較有意義的貢獻。”
——《紐約先驅論壇報》
“湯氏的理論可醫治人類心靈上的危機。”
——《朝日新聞》
“他的作品的規模之宏偉,堪與前人的天纔作品媲美。”
——英國著名哲學傢、曆史學傢伯特蘭·羅素
“史學傢湯因比雖然已經駕鶴西歸,但湯因比的時代並沒有結束。”
——美籍華裔著名曆史學傢黃仁宇
“宏大的視野、淵博的學識、傑齣的哲思、熱情的文字和深沉的關懷——英國曆史學傢湯因比貢獻瞭20世紀睿智的思想果實之一。在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的今天,他的智慧和關切依然會讓我們掩捲深思。”——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劉北成
“湯因比的不少著作其實是在談生活哲理,通過文明的故事娓娓道來,能讓讀者在感受大曆史萬韆氣象的同時,領悟某些寫人生的真諦。”
——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高毅
精彩書摘
《曆史研究》:諸文明的比較研究
我們已經發現我們自己的西方社會(或西方文明)同一個先前的社會有著源流關係。我們進而研究各個同類社會的明顯方法就是列舉一些其他現存的例證,比如東正教社會、伊斯蘭社會、印度教社會和遠東社會,看看我們是否也能發現它們的“雙親”。但我們在進行這項研究之前,必須弄清我們正在尋找的對象。換句話說,必須弄清這種傳承關係的象徵是什麼,可以作為有效的證據被我們所采納。我們在我們自身社會的母體——希臘社會的例子中,能找到哪些這類關係的象徵呢?
第一個象徵就是大一統國傢(羅馬帝國),它把整個希臘社會都並入瞭一個單一的政治共同體。這種現象之所以顯而易見,是因為它與羅馬帝國興起之前、希臘社會分為眾多地方性國傢這一點形成鮮明的對比,也同我們西方社會迄今一直分裂為眾多地方性國傢形成同樣強烈的對比。我們進一步發現,羅馬帝國之前有過一段混亂時期,至少可以迴溯到漢尼拔戰爭之時。在此期間,希臘社會失去瞭創造力,並且毫無疑義地處在衰退狀態,羅馬帝國的建立阻滯瞭這種頹勢一段時間,但其最終證明這隻是一種無藥可醫的病癥,既毀滅瞭希臘社會又連帶著毀掉瞭羅馬帝國。隨著羅馬帝國的傾覆,在希臘社會的消失與西方社會的齣現之間還有過一個間歇時期。
在這個間歇期間存在著兩個組織的活動:一個是在羅馬帝國內建立並幸存下來的基督教會,一個是齣自帝國邊界之外無人地區的所謂蠻族大遷徙而在帝國原有土地上興起的一些短命的繼承國傢。我們已經把這兩種力量稱作希臘社會的內部無産者和外部無産者。雖然它們在彆的方麵大相徑庭,但它們都同希臘社會的少數統治者(舊社會的領導階級,已經失去瞭方嚮和喪失領導作用)處於分離狀態。實際上帝國的垮颱與教會幸免於難隻是由於教會提供瞭領導並贏得瞭忠誠,而帝國則對這兩者早就無能為力瞭。因此,作為這個垂死社會殘存物的教會就變成瞭一個子宮,一個新的社會將在適當的時機從那裏脫胎而生。
間歇期的另一個特點是民族大遷徙,它在我們這個社會的傳承關係中起瞭什麼作用呢?外部無産者在民族大遷徙當中越過舊社會的邊境,如洪水般衝瞭進來——有自歐洲北部森林來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從歐亞草原地帶來的薩爾馬提亞人和匈奴人,由阿拉伯半島來的撒拉遜人, 從阿特拉斯和撒哈拉沙漠來的柏柏爾人,他們短命的繼承國傢同教會一道分享瞭間歇期間或英雄時代的曆史舞颱。與教會相比,他們的作用是負麵的,沒有什麼可資一提的貢獻。他們在間歇時期結束之前就幾乎全部被暴力所摧毀。汪達爾人與東哥特人毀於羅馬帝國本身的反擊,搖曳不定的羅馬火焰還是足以把這些可憐的飛蛾化為灰燼的。其他人則自相仇殺而亡。例如西哥特人先是受到法蘭剋人的打擊,後來又被阿拉伯人予以緻命一擊。這場遊蕩民族生存鬥爭的極少數幸存者也很快退化,隨後就像懶漢一樣無所事事,直到被那些擁有不可缺少的創造力的新興政治力量所消滅殆盡。因而墨洛溫王朝和倫巴德王朝被查理曼帝國的創立者們掃除乾淨。在羅馬帝國的所有蠻族“繼承國傢”中,隻有兩個還能在近代歐洲民族國傢中見到它們的後裔,這就是查理大帝的法蘭剋人的奧斯特拉西亞和阿爾弗雷德的西塞剋斯。
這樣一來,民族大遷徙及其暫時的産品如同教會和帝國一樣,是西方社會和希臘社會之間承繼關係的標誌,但它們如同帝國卻不像教會,除瞭是標誌之外什麼都不是。當我們從研究錶象轉而研究原因時,我們發現教會既屬於未來也屬於過去,而蠻族繼承國傢以及羅馬帝國卻完全屬於過去。它們的崛起僅僅是帝國崩潰的替換物,帝國的崩潰無情地預示著它們的結局。
這種將蠻族對我們西方社會的貢獻低估的做法也許會使我們上一代的曆史學傢(比如弗裏曼)感到震驚。他們認為責任製議會政府是某些自治政府機構的發展,假定是由來自無人地帶的條頓部落帶過來的。但這些原始條頓人的製度即使全都存在過,也是在幾乎所有時代和所有地區的原始人都有的很初步的製度。即便如此,它們在民族大遷徙之後也沒有保存下來。蠻族武裝集團的首領們都是軍事冒險傢,那些繼承國傢的體製在當時同羅馬帝國本身的體製一樣,是受到革命鍛造的專製政體。在逐漸産生齣我們稱之為議會製度的新過程真正開始之前,這些蠻族專製政體中的最後一個已經滅亡許多個世紀瞭。
流行的說法則誇大瞭蠻族對我們西方社會生活作齣的貢獻,這種說法也許可以部分追溯到一種虛假的認識,即認為社會進步可以解釋為有些種族具有某些先天的素質。我們前一代的西方曆史學傢根據自然科學揭示的諸種現象進行錯誤的類推,把種族描述成化學“元素”,把種族間的融閤視為釋放潛在能量並引起沸騰和變化的化學“反應”,而此前存在的卻是僵化與停滯。曆史學傢們自欺欺人地假定這是“注入瞭新鮮血液”,他們就是這樣比喻蠻族入侵造成的種族效果,用它們來解釋那些構成西方社會曆史長期延續的生命與成長現象。有人提齣這些蠻族人是“純粹的種族”徵服者,他們的血液仍在激勵和榮耀著那些據說是他們後人的軀體。
蠻族人實際上並不是我們精神的創造者。他們恰好是在希臘社會滅亡的時候齣現的,他們甚至都不能自詡曾經給予希臘社會緻命的一擊。當他們到達現場的時候,希臘社會已經在先前幾個世紀的動亂中自我傷害、命若遊絲瞭。他們僅僅是啄食腐肉的禿鷹或是在死屍上爬來爬去的蛆蟲。他們的英雄時代是希臘曆史的尾聲而不是我們的曆史序幕。
因此,有三個因素標誌著從舊社會嚮新社會的過渡:作為舊社會最後階段的一個大一統國傢;在舊社會發展起來並轉而推動瞭新社會的一個教會;一個蠻族英雄時代的混亂入侵。在這些因素當中,第二個因素的意義最為重大,第三個的意義最小。
在我們試圖進一步尋找其他的隸屬社會之前,可以從希臘社會與西方社會的這種“傳承關係”中看到另外一種現象,即搖籃地的轉移,或者說從先前社會的原生地脫胎而來的新社會的最初傢園。我們已在上麵考察的例證中發現,那個舊社會的一處邊緣地區變成瞭新社會的中心,我們必須對其他案例中的類似轉移有所準備。
東正教社會對這個社會的起源加以研究不會增加有關類型的樣本數量,因為很明顯,它同我們西方社會是希臘社會的雙生子,它在地理上轉移到瞭東北部,而非轉嚮西北方。 它的搖籃和最初的傢園在拜占庭的安納托利亞,在許多世紀裏受到競爭對手伊斯蘭社會擴張的嚴重擠壓,最終嚮北部和東部擴展,穿越俄羅斯和西伯利亞,繞過瞭伊斯蘭世界,抵達遠東。西方的基督教社會與東正教社會分裂為兩個社會可以追溯到它們共同的“蛹體”天主教會的分裂,蛻變成兩個實體,即羅馬的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這一分裂足足持續瞭三個多世紀纔告完成,從8世紀的聖像破壞運動開始, 至1054年因神學問題最終分裂為止。此間,這個急劇分化的社會的教會呈現齣截然不同的政治特徵。西部的天主教會統一在中世紀教皇的獨立神權之下,而東正教會卻成瞭拜占庭國傢的一個俯首帖耳的部門。
伊朗社會、阿拉伯社會與敘利亞社會我們必須考察的下一個現存社會是伊斯蘭社會。當我們瀏覽伊斯蘭社會的背景時,我們在那裏看到一個大一統國傢、一個大一統教會,以及一種與西方基督教社會、東正教社會的相同背景並不吻閤,卻毋庸置疑可以與之進行類比的民族大遷徙運動。伊斯蘭大一統國傢是巴格達的阿拔斯哈裏發王朝。其大一統教會當然是伊斯蘭教會本身。在哈裏發國傢敗落時期橫掃其領地的民族大遷徙運動是由來自歐亞草原的突厥和濛古遊牧部族、來自北非的柏柏爾遊牧部族與來自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遊牧部族進行的。這次民族大遷徙占據的間歇時間大概是在975到1275年約三個世紀,下限1275年可以視為今天我們看到的世界上所有伊斯蘭社會的開端。
至此為止一切都很明白,但進一步的探究卻使我們遇到瞭難題。頭一個難題是伊斯蘭社會的前身(還不是很清楚)已證明不是隻有一個後代的父母親,它有一對雙生子。然而,這對雙生子的行為卻大相徑庭,因為西方社會和東正教社會一韆多年來相安無事,而我們正在探尋的那個父母輩社會的後裔之一卻吞噬、兼並瞭另一個兄弟。我們將這兩個雙生的伊斯蘭社會稱為伊朗社會和阿拉伯社會。
在這個尚未識彆齣來的社會的後裔之間的分化與古希臘社會的後裔之間的分裂有所不同,不是因為宗教事務。雖然伊斯蘭教同基督教會分成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一樣,分化為遜尼派和什葉派,但伊斯蘭教的這種宗教分裂在任何階段都與伊朗伊斯蘭社會和阿拉伯伊斯蘭社會之間的分裂不相一緻,即便是16世紀最初25年伊斯蘭什葉派在波斯占統治地位時,宗教分裂最終導緻伊朗伊斯蘭社會的土崩瓦解。因而什葉派在伊朗伊斯蘭社會(東自阿富汗,西至安納托利亞)主軸的中心地帶確立瞭自己的統治,把它的兩邊留給遜尼派支配,包括伊朗世界的兩端地帶以及南部與西部的阿拉伯國傢。
當我們將這一對伊斯蘭社會同我們的那對基督教社會進行比較的時候,我們看到齣現在我們可以稱之為波斯—土耳其或伊朗地區的伊斯蘭社會與我們的西方社會具有某種相似之處,而另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阿拉伯地區的社會則與東正教社會存在著某種相近之點。例如,開羅的馬穆魯剋在13世紀呼喚齣瞭巴格達哈裏發王朝的魂靈,這使我們想起敘利亞的利奧於8世紀在君士坦丁堡召喚羅馬帝國鬼魂的事。
馬穆魯剋的政治結構同利奧的政治結構一樣,相對適度、有效和持久,與比鄰伊朗地區的那個幅員遼闊、模糊不清和短暫不定模樣的帖木兒帝國成為對照。後者如同西方的查理曼帝國那樣齣現瞭又消失瞭。再者,在阿拉伯地區作為文化載體的古典語言是阿拉伯語本身,它在巴格達的阿巴斯哈裏發王朝統治時期一直是文化的語言。在伊朗地區,新文化卻為自己找到瞭一種新載體波斯語,這是一種嫁接在阿拉伯語上的語言,就像拉丁語與希臘語的關係一樣。最後,伊朗地區的伊斯蘭社會在16世紀徵服、並吞阿拉伯地區的伊斯蘭社會一事,堪與西方的基督教社會在十字軍東徵期間反對東正教社會相比。1204年,當這種侵略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徵轉而攻打君士坦丁堡時達到頂峰, 一時看起來東正教社會要被它的姊妹社會永遠徵服和吞並似的——阿拉伯社會在大約300年之後也遇到同樣的命運,當時馬穆魯剋政權被推翻,開羅的阿巴斯哈裏發王朝在1517年被奧斯曼國王賽利姆一世所滅。
我們現在必須迴答這個問題,即那個尚未識彆清楚的、由巴格達的阿巴斯哈裏發王朝標誌其最後階段的社會——類似由羅馬帝國標誌其最後階段的希臘社會——究竟是什麼社會呢?如果我們從阿拔斯哈裏發王朝迴溯曆史,我們會發現類似於希臘社會倒數第二個階段那樣的混亂時期嗎?
答案是我們無法發現。在巴格達的阿拔斯哈裏發王朝之前我們發現的是大馬士革的倭馬亞哈裏發王朝,在此之前則是一韆年之久的希臘人的入侵,自公元前4世紀後半葉馬其頓王亞曆山大的業績開始,隨後是希臘人在敘利亞的塞琉古王國,龐培指揮的戰役和羅馬人的徵服,隻是在7世紀早期伊斯蘭勇士的東方式的復仇纔告終結。 原始阿拉伯穆斯林洪水猛獸般的徵服似乎就像是踏著曆史的節拍,呼應著亞曆山大那摧枯拉朽般的徵服。他們在六年時間裏就如此改變瞭世界的麵目。但並沒有把它改變得麵目全非,而是更像是馬其頓式的,把它變迴到類似從前曾一度有過的模樣。如同馬其頓徵服粉碎瞭阿契美尼帝國(即居魯士和他的繼承人們的帝國), 這就為希臘化的種子準備瞭土壤。 所以阿拉伯人的徵服為倭馬亞王朝開闢瞭道路,在倭馬亞王朝之後,阿巴斯王朝又重新建立起來一個可與阿契美尼帝國相提並論的大一統帝國。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帝國的地圖相互比較,我們會驚異它們疆界的輪廓是如此接近。我們將發現這種相似性不僅錶現在地理方麵,而且延伸至行政管理的方法,甚至擴展至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更為隱秘的現象。我們可以把阿巴斯哈裏發王朝的曆史作用看作是阿契美尼帝國的重組與再現,這是被一種外力衝擊所擊碎的政治結構的重組,是被外來入侵所打斷的一種社會生活階段的再現。可以把阿巴斯哈裏發王朝視為大一統國傢的復生,這個大一統國傢乃是我們至今還沒識彆齣來的社會的最後階段。有鑒於此,對這個社會的尋找又該上溯1000年瞭。
我們未能在阿拔斯哈裏發王朝的前身那裏發現我們要找的現象,現在我們必須審視一下阿契美尼帝國的直接前身,也就是一個混亂的時期,類似於希臘曆史上直接與羅馬帝國建立相接的一個時期。阿契美尼帝國的起源與羅馬帝國起源之間的一般相似性是毋庸置疑的。二者的細微差彆在於希臘的大一統國傢是在先前的混亂時期製造破壞的那個主犯國傢生長齣來的,而在阿契美尼帝國的起源當中,卻是由不同的國傢扮演著羅馬一國所扮演的持續破壞和建設的角色。亞述所起的是破壞的作用。但恰值亞述即將完成自己的工作、在被它蹂躪的社會中建起大一統國傢的時候,它卻由於過分黷武而自我毀滅瞭。在這齣戲終場之前,這位主角卻戲劇性地被打垮瞭(在公元前610年)。它的角色意外地被一個迄今為止一直扮演配角的演員所代替。阿契美尼傢族收割瞭亞述播下的果實,但這種演員的替換並沒有改變劇情的本質。
既然已經看到瞭我們尋找的混亂時期,我們現在大概可以最終發現我們正在尋找的社會瞭。從反麵看,我們能夠理解它與亞述人從屬的那個社會不是一迴事。亞述人就像是在一個長期混亂不已的曆史末期的馬其頓人,扮演的隻是一些來去不定的入侵者角色。在阿契美尼帝國統一起來的、我們尚未識彆清楚的社會中,我們能夠追蹤到因亞述入侵而發生的、和平的排斥文化成分的過程,阿卡德語和楔形文字逐漸被阿拉米語和字母錶所取代。
亞述人本身在他們的晚期用阿拉米字母在羊皮紙上書寫,以便彌補他們傳統按壓在泥闆或刻寫在石頭上的楔形文字書寫的不足。當他們使用阿拉米字母的時候,他們也許已經使用瞭阿拉米語言。無論如何,在亞述國傢以及短命的新巴比倫帝國(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帝國)滅亡之後,阿拉米字母和語言繼續得到鞏固,直到公元前的最後一個世紀,阿卡德語和楔形文字在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它們的傢園)蕩然無存。
在伊朗語的曆史中也可以找到相應的變化,它突然間從晦暗不清的迷霧中脫穎而齣,成為阿契美尼帝國的統治民族“米底人和波斯人”的語言。波斯人麵對著以一種尚未形成自己文字的語言(伊朗語或古波斯語)進行記載的問題,於是他們采用瞭楔形文字,用作刻寫在石頭上的銘文;采用瞭阿拉米文字,用來在羊皮紙上書寫。但正是阿拉米文字幸存瞭下來,成為波斯語言的載體。
事實上,兩種文化因素(一個來自敘利亞,另一個來自伊朗)同時強調它們自己,並在同一時間彼此更密切地結閤在瞭一起。從阿契美尼帝國建立前的那段混亂時期的末葉起,即當那些被徵服的阿拉米人開始擒獲他們的亞述徵服者的時候,這一過程一直在繼續。如果我們想要瞭解這一過程的較早期階段,我們可以審視一下宗教這麵鏡子,看看同樣的混亂時期是如何給瞭伊朗人的先知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以及同時代的以色列和猶大的先知以相同的靈感的。總的說來,我們可以把阿拉米因素和敘利亞因素而非伊朗因素看作更具影響力。如果我們追尋至混亂時期之前,伊朗因素就黯然淡齣瞭,我們一眼看到的是位於敘利亞的一個社會,是國王所羅門(Solomon)這一代人及其同時代的國王希律(Hiram)的社會。這個社會剛好發現瞭大西洋和印度洋,並且已經發現瞭字母錶。在這個地方,我們最終看到瞭那一對雙生的伊斯蘭社會(後來閤二而一)所隸屬的社會,我們稱之為敘利亞社會。
在闡明瞭這個身份特徵後,讓我們再來觀察一下伊斯蘭教的大一統教會,我們的敘利亞社會就是經由它纔最終與伊朗社會和阿拉伯社會形成源流關係的。現在,我們可以來考察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發展之間所存在的一個有趣差彆。我們已經看到基督教創造力的胚芽並不是來自希臘而是源自外鄉(事實上源於敘利亞,目前我們能夠對此加以識彆)。兩相對照,我們能夠看到伊斯蘭的創造胚芽不是齣自敘利亞社會之外而是敘利亞社會的土産。創始人穆罕默德首先從道地的敘利亞宗教——猶太教、其次從基督教的一種形式——景教汲取靈感。在景教當中,敘利亞成分得到復原,超過瞭基督教成分。當然,諸如大一統教會這樣的龐大組織從來都不是純由一個單一的社會脫胎而來。我們知道基督教有來自希臘秘儀和希臘哲學的希臘成分。同樣,我們能夠察覺希臘對伊斯蘭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要小得多。無論怎麼說,就廣義而言,基督教這個大一統教會的基因並非來自它在其中扮演角色的那個社會,而伊斯蘭教卻是土生土長的。
最後,我們可以對從敘利亞這個母體社會脫胎而來的伊朗和阿拉伯社會的傢鄉發生變遷的程度進行一番度量。位於安納托利亞至印度一帶的伊朗—伊斯蘭社會的基準綫顯示齣很大的變換。另一方麵,位於敘利亞和埃及的阿拉伯—伊斯蘭社會的故鄉包括整個敘利亞社會所在的區域,其變遷則相對較小。
印度社會我們必須考察的下一個現存社會是印度,在這裏我們再次發現在地平綫之外存在著一個早期社會的標準徵象。這裏的大一統國傢是笈多帝國(約375—475年),統一教會是在笈多王朝時代的印度獲得優勢的印度教。它排擠並推翻瞭在這個次大陸占據統治地位約7個世紀之久的佛教,該大陸是這兩個宗教共同的搖籃。民族大遷徙橫掃處於衰落時期的笈多帝國,他們是從歐亞草原過來的匈奴人,還同時對羅馬帝國進行瞭攻擊。在這個間歇時期,也就是大約475—775年,唱主角的是匈奴人以及承接笈多帝國的一些國傢。之後在這裏開始齣現迄今依然存在的印度社會,印度哲學之父商羯羅即活躍在公元800年左右。
當我們進一步嚮前追尋印度社會所從屬的那個更古老的親本社會時,我們發現瞭與我們在探尋敘利亞社會時所遇到的同樣復雜的現象,隻是在規模上要小一些,這就是希臘人的入侵。這場希臘人的入侵在印度並非始於亞曆山大遠徵那麼早,那場遠徵對印度文化並沒有深遠的影響。希臘人對印度的真正入侵始於巴剋特裏亞王國的希臘人國王德米特裏奧斯(Deme--trius) 的侵略,終結於390年最後一批具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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