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1．鄭永年看中國係列”廣泛受關注的作品。本書初版後，在各個層麵的讀者中産生巨大反響，連續重印9次。全國多省市黨委中心組學習理論讀物。

2. 全新修訂版，大幅度增加瞭反映新近問題的內容，結構更嚴謹，主題更突齣,有助於讀者真正認識到今天中國社會問題的嚴峻性，並思考如何來保衛和重建中國社會。

內容簡介

由於在社會政策和體製層麵缺乏有力跟進，中國改革已有陷入停滯之憂，並因此纍積瞭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民眾的不滿日益積纍，伴隨著“精英寡頭化”的，是愈益嚴重的“下層民粹化”，社會麵臨失序危機。尖銳的矛盾如何化解？社會怎樣纔能走上良性的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多年來，作者疾聲呼籲“保衛社會”，調整政策思路，進行以社會改革為主的整體性改革，以保護人民的基本社會權利，讓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的成果。本書對涉及社會改革的各個重要、緊迫的問題提齣瞭睿智、冷靜、獨到的建設性思想。

作者簡介

鄭永年，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華南理工大學榮譽教授和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國際中國研究雜誌》（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編，羅特裏奇齣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

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先後齣版英文學術專著13部，包括《技術賦權》《中國的“行為聯邦製”》《全球化與中國國傢轉型》《在中國發現中國民族主義》等。主編中文學術著作十多部，包括《中國模式》《保衛社會》《民主：中國如何選擇》等。先後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多年來，其獨立而深入的中國研究以及視角獨到的專欄文章，在海內外産生瞭重大而廣泛的影響。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閱讀此書，“對客觀認識我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增強執政的憂患意識，對於堅持深化改革，創新工作舉措，對於完成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核心認識，都會大有裨益”。

——2012年3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就本書作齣批示

當下時政類圖書很難做，一是作者很難找，要麼過左，要麼過右，二是選題難做。《保衛社會》一書有獨立的觀點，但不偏激，提齣的是建設性的意見，得到瞭各方麵的認同，很不容易。

——柳斌傑在2012年第22屆全國書博會期間對本書給予的評價

鄭永年數年來呼喚“保衛社會”，分明感到“中國崛起”背後的隱憂——社會不存，任何發展焉有所得之理？ 我相信，他們是在為我們這個社會所憂，為我們的傢園泣血呐喊。願讀者聽到他們的聲音。

——《中國青年報·閱讀周刊》

更難能可貴的是鄭永年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態度上的理性及務實，毫無某些所謂中國問題專傢的偏激和狂傲，鄭永年在對中國問題尤其是國內問題的建言上也極其中肯，基本上立足於中國國內的現實情況提齣建議，而不像某些專傢學者那樣把西方那些東西拿過來生搬硬套，最後弄齣來一些天馬行空的東西，對中國實際上有百害而無一益。

—— 《文匯報》

目錄

【目錄與正文】

修訂版自序

第一部分 從GDP主義到保護社會

“發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002

中國的GDP主義及其道德體係的解體006

GDP主義摧毀中國政權基礎011

GDP主義是“中國夢”的最大敵人017

資本權力挑戰中國和諧社會023

盯著老百姓錢袋的經濟政策028

中國必須進行一場社會改革的攻堅戰034

第二部分 中産階級與中國社會秩序

“小康社會”和中共的“中産階級”觀040

社會穩定需要大力扶持中間力量043

誰“偷”走瞭中國的中産階級？049

中産階級的厄運和社會的不穩定化055

知識和財富的“退齣”潮說明瞭什麼061

政府官員為何缺乏社會改革動力？067

中國改革政策的睏局073

第三部分 收入分配和社會正義

中國的公平經濟學080

為什麼中國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083

中國社會的利益博弈要求社會正義087

限製特權091

社會如何纔能變得更加公平一些？097

提高勞動者收入與中國的未來103

第四部分 房地産與社會改革

目錄住房政策的癥結在哪裏112

“圈房運動”弱化執政黨社會基礎118

房地産改革當是中國社會建設大工程124

中國需要實現房地産的徹底轉型129

房地産改革的下一步134

中國建設內需社會需要什麼139

第五部分 教育改革和中國人纔培養睏局

中國教育改革的三大敗筆146

教育改製麵臨製度製約150

中國教育體製的官僚化及其後果154

教育部門的GDP主義及其後果160

改變“過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局麵165

官僚化教育評審製度的惡果170

教改要直麵政治和教育自治問題175

第六部分 土地、農村和農民工

農村的齣路在於結構性政治變革182

土地流轉製度與中國政治社會的改革186

資本虎視土地如何確保賦權農民191

農民工問題與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196

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201

中國的城市改革和城鄉統籌210

第七部分 社會思想與道德危機

是什麼阻礙瞭中國文化的崛起218

“中國牆”224

誰應對年青一代的權錢膜拜負責229

為什麼一個道德國度麵臨道德解體危機234

道德解體的根源241

如何重建社會道德體係249

中國當進行人本主義教育運動256

第八部分 社會矛盾、衝突與暴力

群體性事件的突顯說明瞭什麼262

對社會衝突要有清醒的認識266

解決權、錢、民衝突刻不容緩271

社會基層無政府狀態令人擔憂276

暴力蔓延的社會起源281

當代社會暴力的製度基礎292

中國麵臨三大宗教睏境299

第九部分 如何保護和重建社會

國傢發展權如何轉化為社會民生權306

強政府、強社會當是社會管理的方嚮312

行政體製改革要邁嚮小政府、大社會318

如何建設中國大社會329

土地問題是農村社會秩序建設的核心問題335

擺脫司法衰敗和社會不信任的惡性循環342

中國需要建設一種安靜的文化347

精彩書摘

誰“偷”走瞭中國的中産階級？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創造瞭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現在已經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從社會結構來說，也導緻瞭任何一個國傢都竭力想逃避的現狀，那就是社會的高度分化。當前社會的特點是：中産階級産生並且也有成長，但其規模還是非常小，並且其製度基礎極其脆弱；除瞭少數可以和任何國傢（包括西方發達國傢）相媲美的富人外，社會的大多數仍然是窮人。當然對中産階級規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標準會得齣不同的結論。但無論采用哪一種標準，人們的結論是一緻的，那就是，中國還沒有産生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即中産階級社會。

缺失中産階級導緻後果

如果把這個現象放置在東亞經濟社會發展史中看，中國社會結構的畸形性就會錶現得十分顯著。日本是東亞第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而後是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颱灣地區和香港地區）。這些經濟體的發展軌跡大體相當，都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裏，不僅創造瞭經濟奇跡，而且也創造齣瞭一個龐大的中産階級。當然，各個經濟體內，中産階級産生和成長的來源和路徑不同，但他們不僅是推動社會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動力，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盡管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路徑也類似於所謂的“東亞模式”，但從社會結構來說，顯然區彆於東亞其他經濟體。相反，社會結構更類似於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傢。近年來，社會上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會“拉美化”、是否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這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

社會缺失中産階級，已經在各方麵導緻瞭層齣不窮的問題。不難理解，這些問題在其他東亞社會並不普遍，而在拉美國傢則比較普遍。消費社會難以建立，可持續經濟增長缺乏基礎。多年來，內生型技術進步不顯著，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於外在資源（齣口、資源進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現齣依附性的發展模式。因為中産階級過小，社會穩定就沒有基礎。社會高度分化，整體道德和信仰缺失，社會信任問題越來越嚴重。社會價值和理想麵上激進化現象嚴重，在中産階級缺失的情況下，社會往往被“極左”或者“極右”思潮所主導，互相摺騰撕裂，造成整體社會的不確定性。

在任何社會，中産階級是愛國主義的主流和基礎，他們在其生存的社會緻富，為這個社會感到驕傲；但在中國，情況似乎剛好相反。他們本來就很小，處於這樣一種環境更是深感不安，不斷尋找機會齣走，在全世界到處尋求安全的落腳點。

問題在於，本來應當與經濟奇跡共生的中産階級去瞭哪裏，是誰“偷”走瞭本來應當屬於中國的中産階級？

中産階級為何發育不良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層麵來看，培植中産階級實際上一直是執政黨的一個目標。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齣“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裏，“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是手段，“共同富裕”纔是目標。因此，鄧小平也提齣要建設“小康社會”。20世紀90年代以來，執政黨一直提齣要“全麵建設小康社會”，近年來更是直接提齣要建設“橄欖型”社會。

可是，為什麼沒能實現這個政策目標呢？這裏的原因很復雜。在任何社會，培植中産階級都是一件睏難的事情，但政策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從政策的角度來透視中國中産階級弱小的現實，很容易發現，政策失誤和執行不力是兩個重要的根源。在一些領域，不當的政策阻礙瞭中産階級的成長，而在另一些領域，盡管政策正確，但沒有能夠有效執行下去，同樣沒有能夠幫助中産階級的成長。

盡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界定中産階級，但不外乎是兩個主要的方麵，即以經濟收入、財富具有為核心的硬性指標和以價值、文化等為核心的軟性指標。從曆史經驗看，前者是衡量一個社會中産階級早期發展的最重要的指標。沒有經濟和財富這些硬性條件的齣現，中産階級難以發展齣其特有的價值和文化，中國古典文獻中“有恒産者有恒心”的說法，指的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社會群體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既是中産階級發育不良的現實寫照，也是中産階級成長的阻礙。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主要是經濟結構所緻，即一次分配問題。首先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失衡。在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居民大多數生活在國有企業或者政府部門，大傢都有著“貧窮社會主義”的低生活標準。但後來的改革開放很快就改變瞭這種狀況，從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和容許私有企業的發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營化過程，中國基本上實現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大緻平衡。這段時期，中産階級成長最快。但是這些年來，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部分國有企業大擴張，民營企業的空間大受擠壓。國有企業脫離其原本僅占據具有國傢戰略地位的産業空間的格局，嚮原本屬於民營企業的空間擴展，很快就打破瞭原來大緻平衡的局麵。這裏央企扮演瞭一個負麵的角色。近年來，“央企化”成為中國經濟結構的一個新特色，即無論是地方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紛紛投靠央企，和央企結盟。央企的大擴張造成瞭社會稱之為“國富民窮”的局麵。央企憑藉其行政和政治權力，依靠壟斷而獲得巨額利益。這不僅深刻影響著中國生産力的總體水平，更影響著收入分配，加劇社會的不公正。一個個央企都是相對獨立的行政組織，其中不少與其說是財富創造者，不如說是財富轉移者，把財富從民間轉移到國傢，從地方轉移到中央，從多數人手中轉移到少數人手中。很多年裏，央企具有不受國傢和社會控製與監督的“自行分配”機製：盈利瞭，分配給自己；虧損瞭，就嚮國傢伸手要錢。

與之相關的就是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失衡。在任何社會，尤其在東亞，中小型企業是一個社會實現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力量。在中國，在國企越做越大的同時，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變得非常有限。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強調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但控製龐大資源的國有部門（包括銀行）並沒有動力去執行有利於中小企業的政策。隻要這樣的經濟結構不加以改變，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實現基本的社會公平和正義。

在一次分配沒有達到其基本使命之後，中國的二次分配麵臨更為巨大的睏難，這主要錶現在兩方麵。一是社會改革遲緩。在過去的十多年裏，盡管在社會政策的各個領域，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方麵取得瞭一些成就，但沒有找到突破口，社會政策建設還處於非常早期階段。實際上，社會政策建設對收入分配所産生的正麵效應，還遠遠抵消不瞭這些領域（還包括房地産）被“産業化”所帶來的負麵效應。二是勞動者工資水平的低下。除瞭有效的社會政策，中産階級的形成需要勞動者工資的提高。但國內勞動者的低工資現在已經盡人皆知瞭。勞動工資過低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各級政府總是站在資方這一邊，幫助資方人為壓低工資。先發展國傢中産階級成長過程中，工會在勞資力量平衡方麵扮演瞭一個關鍵的角色，但在國內，工會往往更多代錶資方和政府的利益。隻要勞、資、政府三方的力量不能達成平衡，勞動者還會繼續處於極其弱勢的地位，勞動者進入中産階層就會遙遙無期。

有利於中産階級成長的政策執行不力的另一個結構性因素，就是特權階層的存在。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住房等方麵，特權階層都享受著特殊的待遇。無論是西方國傢，還是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特權都經曆瞭一個社會化的過程，一些原本隻有權勢人物享受的權力，通過社會政策建設而被社會化。無論是權勢人物還是一般社會成員，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會權利。但在國內，這個社會化過程幾乎還沒有開始，相反，權勢階層的特權化因為種種原因（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國有企業的擴張等）還牢固存在。特權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麵有利於中産階級成長的政策執行無力。道理很簡單，如果權勢階層可以在政府內部得到特權，那麼就沒有任何動力去推動社會改革瞭。

中産階級的缺失導緻中國失去瞭社會穩定的基礎，現在隻有依靠高強度的維穩機製來謀求穩定，但即便是權勢和財富階層也認識到這種穩定的不可靠性。在一個缺失中産階級的社會，各方力量的博弈終究是一場“零和”遊戲。所以，社會要真正穩定，必須培植中産階級，同時要放權社會，還權力和財富於社會。隻有當中産階級成長壯大瞭，社會纔會進入良性的發展進程。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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