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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大眾讀者、曆史愛好者
◆草根逆襲登上帝國首輔的權謀與智慧！現在傳記大師硃東潤實力巨作，全新修訂版！
◆窮盡現存史料，全新解讀，完整還原曆史上真實的張居正的高深智慧！
◆政治生活、職場鬥爭的樣闆。為官從政、為人處世必讀。在險惡官場實現人生抱負的精英成長經曆。

內容簡介

張居正齣身寒微，12歲考中秀纔，13歲時就參加瞭鄉試，16歲中舉人。1547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從此踏入仕途。此後三十餘年間，張居正如同一隻冷靜的豹子，官場失意時蟄伏忍耐、鍛煉心智，一有轉變，就運用其膽略和魄力，精準地抓住每一次晉升的機會，最終登上權力的山峰。
1564年，他經由老師階的推薦，成為裕王的侍讀，而後裕王繼位，是為穆宗，張居正的權勢隨之提升，進入內閣，成為文淵閣大學士。後來穆宗去世，年僅十歲的神宗登基。帝王年幼，無法處理朝政，彼時，高拱一人控製瞭內閣大權。於是，張居正聯閤太監馮保，攛掇後妃，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迴原籍，張居正由此成為大明首輔，位極人臣，獨掌國傢大權達十年之久。
他發展經濟，清丈田地，推行“一條鞭法”；他整頓吏治，考核各級官員，使朝廷政策暢通無阻；他平定叛亂，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守邊關。他以一己之力讓搖搖欲墜的明朝重現生機。
翻開這本書，領略張居正成纔成名、待人處事、為官用人的高深謀略與智慧！

作者簡介

硃東潤（1896～1988），原名硃世溱，江蘇泰興人，明代福建巡撫、督師抗擊荷蘭侵略者硃一馮之裔孫。當代著名傳記文學傢、文藝批評傢、文學史傢、教育傢和書法傢。曾留學英國倫敦，對西方傳記文學有深入的研究。硃東潤治學嚴謹，著作等身，先後撰寫瞭《張居正大傳》《王守仁大傳》《陸遊傳》《梅堯臣傳》等具有重大影響的傳記作品。他不僅通過作品描寫瞭一位位曆史名人的一生，也通過這些人物展現齣一段段曆史和一個個時代的變遷，因此被稱為真正開拓中國現代傳記文學領域的人。

精彩書評

　　明代政治傢隻有一張居正。

　　 ——著名學者、晚清改革闖將 梁啓超

　　以施政的成績而論，他不僅是明朝的獨一大政治傢，也是漢朝以來所少有的。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強可以與他相比。諸葛亮的處境比他苦，不曾有機會施展其經綸於全中國。王安石富於理想，而拙於實行，有本事獲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沒有纔乾綜核僚佐與地方官的名實。

　　 ——著名曆史學傢 黎東方

　 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

　　
　　 ——著名曆史學傢、《萬曆十五年》作者 黃仁宇

　　在國傢陷入深重危機、財政入不敷齣、流民四處鬧事、政治腐敗不堪的情況下，張居正以他深不可測的心計、陰險無比的手段，奪取瞭領導權，並發揮其不世齣之奇纔，創造性地進行瞭偉大的政治運動，為明朝迎來瞭新的生機，無愧傑齣的政治傢的稱號，堪稱國傢之棟梁，民族之驕傲。

　　 ——網絡超人氣作傢 當年明月

目錄

目 錄
序　言
第一章　“荊州張秀纔”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開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渦
第五章　內閣中的混鬥（上）
第六章　內閣中的混鬥（下）
第七章　大政變
第八章　初步的建設(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設(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擊以後
第十一章　從奪情到歸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盡瘁
第十四章　尾　　聲
附 錄 張氏世係錶
隆慶、萬曆十六年間內閣七卿年錶

前言/序言

序　言

二十餘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於傳記文學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對於文學的這個部門，作切實的研討，隻是1939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於傳記文學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上對於這類文學有什麼進展，於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決定，開始研讀。除瞭中國作品以外，對於西方文學，在傳記作品方麵，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傢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麵，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我隻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範圍內前進。
在這幾年以內，陸續寫成的《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傳記文學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錶瞭，沒有發錶的也有幾篇。除瞭散篇以外，本擬敘述中國傳記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隻能寫定一些綱領，未能完成；完成的隻有《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一本十餘萬字的著作。
對於中國傳記文學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將來。佛傢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專靠稱揚古人，敘述故籍，其結果隻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是繼往開來的工作。一般文學如此，傳記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這是一個嘗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彆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自己對於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
寫作的目標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蕩嚮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瞭，漢魏彆傳的時代過去瞭，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瞭，宋代以後年譜的時代過去瞭，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硃熹《張魏公行狀》、黃斡《硃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瞭。橫在我們麵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我們對於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瞭解，要欣賞；但是我們絕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記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內容方麵，起瞭不小的變化，假如我們采取這一條路綫，我們究竟采取哪一種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的作品。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為傢傳戶誦的文章。這裏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和他的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討論文學，討論政治，乃至於討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謔，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的不幸。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的學生葛立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躡手躡腳，更引起哄堂的狂歡。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係，而後纔有敘述的機會。至於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的必要條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現代傳記文學”的局麵。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裏麵，作者描寫女王的生平。我們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們看到英國的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蘭斯頓和狄士萊裏。這裏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但是一切隻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裏麵。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煩瑣的考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豐神。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麵，其實不是偶然的事。但是1943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狄士萊裏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的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曆，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賾鈎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麵。盡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的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決計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中國人模仿他的寫法，隻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硃熹《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適用於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瞭，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盡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1943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種作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麼唯有談到第三個作法瞭。19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的煩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曆、有證據。笨重確是有些笨重，然而這是磐石，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認磐石的笨重。19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擇和持論的不能中肯。在這兩點，從斯特拉哲的著作裏，我們可以得到啓示，可以學會許多的方法。莫洛亞攻擊這派的著作，認為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隻是一種諛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遺族的歡心，而喪失文學的價值。這個議論，確然獲得我們的同情，傳記成為頌揚的文字，便喪失本身的價值，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隻是一種有來曆、有證據、不忌煩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於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隻能付之讀者的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的方麵，我們應當努力；巧的方麵，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可以辦到的事。
作法既經采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記文學傢的手裏，都可以成為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的生活，都是傳記文學的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製。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對於這樣的傳主，唯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從人格分析方麵著手，使讀者對於傳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後始能瞭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隻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麵，實際便無從著手。在西方文學裏麵，平常人物的傳記，還是非常的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隻能從偉大人物著手。1941年的鞦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但是在著手的時候，許多睏難來瞭。有的人的確偉大，但是他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為我所瞭解。有的人的偉大是我所瞭解的，但是資料方麵，不是少到無從探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抗戰期間的圖書館，內部的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期間的書生，生活的艱苦和睏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寫作中的睏難。傳主的時代太遠瞭，我們對於他的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瞭，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的影響下麵，對於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麵的認識。那一個鞦天，我因為傳主的選擇，有過不少的痛苦。
最後纔決定瞭張居正。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麵，再沒有第二個可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隻有在這十年之中，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瞭解。“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誌在聖人。他隻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熔而同時又想陶熔時代的人物。
但是，許多睏難的問題來瞭。
第一，居正是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人物。現代傳記文學，常常注意傳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麵的描寫，可以使文字生動，同時更可以使讀者對於傳主發生一種親切的感想，因此更能瞭解傳主的人格。但是關於居正的私生活，我們所知道的太少瞭；明代人筆記裏麵，也許有一些記載，我們為慎重起見，不敢輕易采用，這一個缺憾，幾於無法彌補。
第二，居正入閣以後的生活中心，隻有政治；因為他占有政局的全麵，所以對於當時的政局，不能不加以敘述。繁重、瑣屑，都是必然的結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瞭解居正。也許有人以為史傳中的人物，寥寥數百字，可以挈舉當時政局的大概，為什麼要這樣地浪費筆墨？不過，任何一篇史傳，隻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傢運用互見之例，盡可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這是傳記文學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睏難的是一般人對於明代大局的認識。大傢知道居正綜核名實，但是要他們舉齣名實是怎樣的綜核，他們便有些茫然。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生不知道明朝內閣的製度；一個研究政治的專傢不知道明朝實際政治的運用，不是一件罕見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們那番“好古”的精神。因為好古，所以不知現代，乃至不知和現代接近的時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築長城，而不知現在的長城是楊一清、餘子俊、翁萬達、楊博等所築的邊牆；他們知道隋煬帝開運河，而不知現在的運河是宋禮、萬恭、李化龍、曹時聘等所鑿的水道。知識界這種知古而不知今的習氣，使得他們對近代的事態，發生一種隔閡。說少瞭，他們不會明白；說多瞭，他們會嫌煩瀆：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這許多睏難的後麵，還有一個難題，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紀》《明史稿》《明會典》這一類常見的書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實錄》，就正是一部不能輕易看到的書，除瞭間見徵引外，竟無從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遺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捲。以本人的著作，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傳記文學的通例。一個人的作品，除瞭有意作僞一望即知者以外，對於自己的記載，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諸人的作品以上。關於這一點，當然還有一些限製：年齡高大，對於早年的迴憶，印象不免模糊；事業完成，對於最初的動機，解釋不免遷就。對於事的認識，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見全體；對於人的評判，不免全憑主觀而不能分析。人類隻是平凡的，我們不能有過大的期待，但是隻要我們細心推考，常常能從作者的一切舛駁矛盾之中，發現事態的真相。西方傳記文學以傳主的作品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捲的母本，是明刻《太嶽集》，捲數同。在這四十六捲之中，共奏疏十三捲，書牘十五捲，文集十一捲，詩六捲，《女誡直解》一捲。除《女誡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關，當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進白蓮、白燕頌，見《明史》，今集中有《白燕麯》而無《白蓮頌》。居正為高拱墓銘，見書牘捲十四《答司馬曹傅川書》，今不見文集。居正有《請令天下度田疏》，略見《明史紀事本末》，今不見奏疏。張嗣修《編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十餘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製詩，敕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為詩六捲，為文十四捲，［1］為書牘十五捲，為奏對十一捲，閤之則為全集，離之亦可四種”。所謂“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緻是一句遁詞。餘懋學曾為居正進《白蓮頌》，提齣彈劾；［2］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3］《白蓮頌》和《請令天下度田疏》未經收入，大緻是有意的刪除，不是無意的逸失。至於高拱墓銘的被刪，當然隻是嗣修、懋修的偏見。韓愈論張巡、許遠的後裔，斥為“兩傢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誌”。大緻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誌”的一類。
這四種著作的編次，也不一律。假如全體都用編年的次序，對於後人當然是一種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類，尤其是詩集、文集，非經過一番研讀參證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結果，隻是一種假定，不是確定，所以史料的價值，不免受到影響。
幸虧奏疏、書牘的篇次，大體是編年的，所以勉強可以尋得一些端緒，但是編年之中，還不免有些分類的意味。奏疏十三捲之中，前十一捲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而後二捲為入閣以前的作品。書牘十五捲，前十三捲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第十四捲為居正與徐階書三十一篇，與高拱書四篇以及其他與徐、高二人有關的書牘；第十五捲為報知己書，與王世貞、世懋兄弟書，以及入閣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書附後。一切都看齣那種編次無法的形態。
最詫異的是書牘諸篇的標題。嗣修自言：“先公書牘，自舊記室所攜來，蓋嗣修等遭傢難十餘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裁答俱無恙也。或有舉其官，缺其號，或有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直舉其諱，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舊日授書記語耳。”［4］嗣修認為書牘標題，齣於居正口授。其實這是一句遁詞。書牘十三有《答宣大巡撫鄭範溪書》，其時鄭洛為宣大總督而非巡撫；有《答薊遼總督張崌峽書》，其時張佳胤為宣府巡撫而非薊遼總督，及居正歿後，佳胤始有薊遼總督之命。諸如此類，可舉者尚多。一切看齣書犢前十三捲縱使大體保存編年的形態，但是標題方麵，還是非常淩亂；有一部分齣於居正口授，還有一部分則齣於事後的追題，至其或齣於書記之手，或齣於嗣修、懋修之手，則不可考。
即就編年的奏疏及書牘而論，所謂“編年”，其實隻給一個先後的順序，並沒有注明某疏、某書作於某年某月，也沒有指實某捲是某年某月之作，編年的作用，實際還不能充分，一切待從史實方麵推比證驗，始能得到一個大概的情形。不過比詩集、文集要每捲、每篇單獨推求的，已經便利瞭許多。
要為居正作傳，眼前所有的材料，隻有這一點點。倘使看到《明實錄》，對於居正入閣十六年中的政績，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認識；倘使看到同時諸人的文集，對於居正一生的史實，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證。但是沒有辦法，一切的空論，掩飾不瞭材料的空虛。我感到彷徨瞭，幾番想把這個主題擱下，但是還有一些眷戀，終於竟把這本傳記寫成。這是為的什麼？我認定傳記文學的寫成，不完全是材料的問題，同時還有寫法的問題。濛尼辨耐的《狄士萊裏傳》寫成六大厚冊，一百五十萬言，在材料方麵，可稱毫發無憾，但是莫洛亞的《狄士萊裏傳》繼此齣版，不妨為一本有名的著作。華盛頓早年的日記，直到最近方始發現，關於他早年的戀人，還無從確定名姓，但是華盛頓的傳記，已經齣到五百種以上，並沒有因為材料的不完備而停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傢知道有一個“至善”，也知道這個“至善”是無法完成的，但是人類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對於“至善”的努力。也許我們對於居正的估計，未免朦朧一點，其實從他對於國傢的關係講，人物不能不算偉大，隻要傳記文學的風氣一開，以後再有十種乃至百種張居正傳，並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麼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傢做一個前驅，未嘗不是盡瞭一份必要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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