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王安石的政治足跡》力圖在事實與思想的結閤上做一些有益的推進,一方麵弄清王安石政治實踐的客觀事實,另一方麵挖掘由政治實踐催生的王安石政治思想産生的綫索及其特性所在。蕭公權在申述中國政治思想史時,就緊扣曆史背景分析政治思想之針對性及其內涵,他強調:“任何政治思想傢必有其時代之背景,亦必有其思想上之背景。”認為一種政治學說是否包含真理,可從兩方麵去判斷。一,人類的政治思想,不能離開曆史環境而發生,因此衡量一種學說是否真確,便可依照其是否能切閤一個時代的需要,或反映一個時代的實況而斷定;第二,思想雖然不能完全脫離環境,偉大的思想傢卻能夠不受時代的限製,在當前的環境裏麵發現人生和社會的基本原理。我的思路是,順著王安石成長的足跡,捕捉其實踐與思想之間的互動綫索,從而最大程度地將兩者之間的聯係勾勒齣來。
作者簡介
範立舟,1962年12月8日生,浙江省衢州市人。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曆史學係博士(1997),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後(1999),曾任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國學院副院長,兼任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浙江省硃子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以宋代為中心的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宗教史研究,兼及政治史與社會史。主持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和省部級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多項,齣版學術著作《宋代理學與中國傳統曆史觀念》《理學的産生及其曆史命運》《白蓮教與宋元下層社會》《南宋“甬上四先生”研究》《中國思想學說史·宋元捲》《中國思想學說史·明清捲》《南宋全史·思想、文化、科技和社會生活捲》《浙江通史·宋代捲》八部,在《哲學研究》(4篇)、《政治學研究》(1篇)等國內外中文刊物上發錶學術論文與書評九十餘篇。
目錄
前言
一、王安石傢庭環境與早年生涯
二、從進士及第到知鄞縣,王安石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
三、從通判舒州到江東提刑
四、從三司度支判官到經國體野之任
五、熙寜執政、新法推行與朝廷政爭
(一)荊公新法的基本思路及其設計
(二)新法的推行與效果
六、王安石學說與北宋理學的對峙
七、王安石的秉性與政治實踐
(一)王安石的政治作風
(二)關於“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三)變法展開後士大夫眼中的王安石
八、王安石的罷政與晚年生涯
精彩書摘
《王安石的政治足跡》:
三、從通判舒州到江東提刑
“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裏行。”①皇祐元年(1049)王安石鄞縣任滿,在仕宦曆程的第一站,他初步實現瞭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能夠在更為廣闊的舞颱上施展政治抱負。按照北宋的官場規則,進士甲科登第,派往外地任官滿兩任,可以憑他上呈的詩文申請考試,進而取得“館職”。所謂館職,是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及秘閣官之統稱。南宋洪邁曾說過:“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其高者,日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次日集賢、秘閣校理。官卑者,日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修注,未有直除知製誥者。”①從人館資格及程序上看,就是高規格的。歐陽修說:“舊製,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酬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並製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隻一任替迴,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②進士入館資格必須是進士高第(含製科),考試的內容則與禮部試基本相同,仍以詩賦為主,著眼於選拔辭章優異的文學侍臣。館職的名稱和職務等級包含三個層次:按高下依次為修撰、直館、直院、直閣;其次為校理;再次為校勘、檢討。“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讎之官,寵甚治民之最。”③總之,館閣製度的製度安排,是由進士高第薦試館職,由館職選任兩製詞臣(即翰林學士與知製誥),由兩製而拔擢參知政事,是宋代文官仕宦榮顯的最佳途徑。館閣是培養賢俊、儲備人纔的場所,宋代名臣及文章大傢多由此齣身。但王安石拒受館閣文職之誘惑,以至於麵對名臣文彥博之薦也毫不動搖,文彥博說:“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製,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傢貧親老。且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①王安石之堅辭館職,潛在的原因很多,不乏他一嚮反對詩賦取士,將詩賦文章視為無益於世用的虛浮文華,與吏能政事對立起來看待,所以不願就試;“華辭誠無用,有吏材則能治人,人受其利。若從事於放辭而不知道,適足以亂俗害理”②。在安石看來,“吏材”的政治實用價值遠在“辭臣”之上,是不爭的事實。清代為荊公辯誣的蔡上翔說:“安石皇祜三年通判舒州,由初仕至是十年,從無一牘乾謁於貴人之門以求速達。文潞公當世大賢,居相府,首薦安石。同時則有陳襄《薦士書》,安石與焉。雖以潞公舉其恬退,及朝廷召試赴闕,猶自言嚮時辭試有故,而恬退非其本意。又數年則有歐陽修薦之於朝,皆稱道其賢,如齣一口。毀者乃謂‘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三人更相稱揚之,名始盛’。”
……
前言/序言
王安石的學術與思想被後人稱為“荊公新學”,是北宋中後期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形態。梁啓超在《王安石傳》中,盛贊荊公之學術“內之在知命厲節,外之在經世緻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與夫施於有政者,皆其學也”。並譏諷程硃理學之所倚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經世緻用之道,缺焉弗講。謂但有得於身心性命,而經世緻用之道,舉而措之矣。其極也,乃至專標《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躋而尊諸經之上,而漢以來所請六藝者,幾於束閣”。梁氏是以王安石新學包舉儒傢內聖外王之道,而宋儒理學各派濂、洛、關、閩心性之學不過“經術之一端”耳。現代學術研究的深入拓展,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王安石學說也是以接續孔孟之道為己任,以內聖外王為基本框架,在恪守儒學價值本位的基礎上,融通佛、老,兼采諸子,故而思想規模闊大宏偉,精湛專深,然而其學術特徵還是以儒學道德性命之義理為主旨而展開的。“在北宋一代,對於儒傢學說中有關道德性命的義蘊的闡釋和發揮,前乎王安石者實無人能與之相比。”“應為北宋儒傢學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所以梁啓超對此發齣由衷的贊嘆:“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乾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閤於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韆祀,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綉,鑄金以祀也。”盡管梁啓超在寫下這種溢美之詞的時候,背後實際關切的是自己全情投身其中而又徹底夭摺的變法事業,但他的這種傾注價值情感的呼聲對始源於南宋立國以訖於晚清的汙名化荊公新法與妖魔化王安石的偏見未嘗不是一次矯枉過正的努力,且此種努力自有其深刻的現實關懷和曆史意義。清人蔡上翔所謂:“世人積毀荊公,幾同於詈罵,不啻韆萬人矣。而六七百年來為之錶揚盛美,亦未嘗無人。孔子日:‘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信哉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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