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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梁漱溟熱經久不息。本書適閤對梁漱溟及中國近現當代史感興趣的讀者。
世人以學者看待我，非我所願接受。如其看我是自有其思想的人，而且是一生總本著自己的思想識見而積極行動的人，那便很好不過瞭。然而俯思自省，我認真則有之，“做人”二字還不大易談。——梁漱溟

內容簡介

書稿由1985年7月27日至1988年1月19日白吉庵對梁漱溟的24次訪談整理而成。梁漱溟是“箭垛式”的思想傢與行動者，這份珍貴的記錄，對於瞭解梁漱溟的經曆、思想以及20世紀的中國曆史，都是一份難得的史料。 有四種“梁漱溟訪談錄”。 一種是汪東林的《梁漱溟問答錄》（湖南齣版社1988年版、1991年再版，2004年湖北人民齣版社修訂齣版，當代中國齣版社2013年新版改題《我對於生活如此認真：梁漱溟問答錄》），此書實為汪先生根據梁老的文章整理而成，並非對談。梁老的兒子已多次指齣此書的失實之處。 另一種是白先生的這本書。1997年山西人民隻印瞭3000本，錯誤百齣，且已不易得。 第三種是美國學者艾愷的《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東方齣版中心2006年版，後又齣過天津教育版、三聯書店版，係據1980年錄音整理而成）。齣版當年，一時洛陽紙貴，好評如潮。艾愷後又齣版瞭《吾曹不齣如蒼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人民齣版社與外研社聯閤齣版，係據1984年錄音整理而成），市場業績亦不俗。 白先生是中國學者，和梁先生的隔膜較外國人更少，梁老對其十分信任，談得也很深入。

作者簡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筆名壽民、瘦民，又字漱冥，後以漱溟行世。祖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思想傢、教育傢和社會改造運動者。1917年至1924年在北大任教，後在山東、廣東、河南等地辦學，1931年赴山東鄒平開始鄉村建設試驗，1937年後為抗戰奔走努力，日寇投降後曾參與國共和談。一生為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而思考、行動。主要著作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度哲學概論》《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
白吉庵，1930年生人，原名應祥，以字行。雲南建水人。曆史學傢。1953年畢業於雲南大學曆史係，同年入中國人民大學做研究生，1956年畢業後，先後在多所院校任教，1977年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治學功力深厚，有專著《鬍適傳》《章士釗傳》等及論文多篇，受到學界重視。

目錄

初版序
這份“訪談錄”是我當年采訪梁漱溟先生的筆記。原來是為瞭給梁老寫傳記時參考用的，並非是為瞭公開發錶，因此沒詳細記錄，更沒有用錄音，而隻是聽梁老在講他過去的生平往事，我坐在一旁以膝為寫字闆，扼要地記下他的談話內容。
訪談錄
劄記?日記摘抄
新版後記

精彩書摘

談章士釗（行嚴）事
行嚴先生到香港是有使命去的。我記得費彝民每年一次或兩次來北京，嚮中央接洽。來京見總理，同時看看北京朋友，他就去看過行嚴先生。章除正太太，姬妾至少兩個，不住一起。吳夫人很多時間沒同行嚴住，自己到上海另外過，因為行嚴有姬妾的關係。費彝民到北京看到章老，章托付他說，我身邊姨太太新過去，你把香港那個幫忙一下，送上飛機來北京，陪伴我。這個話，費彝民當然要辦瞭，要這樣辦。他嚮總理辭行迴香港，說到這事。總理說，你不要這樣辦。相反地，要香港支一筆款，弄一所房子，給她在那裏安傢，因為我們要派行嚴到香港。關於要派行嚴到香港的話，因我常去他那裏走動，行嚴告訴我他要去香港。告訴我他去的使命，經過香港到颱灣。提瞭兩個人，一個是黃傑，是軍人，湖南人。黨中央、總理要我去香港到颱灣，黃傑在香港（是學生）；一個在外交方麵，魏道明。此二人都是我的後輩，要我去香港，再去颱灣，對颱灣做工作。這些話都是行嚴親自對我講的。他之所以去香港，是有意義、有使命的，使命在由香港到颱灣，不想病故在香港，沒有去得成。我記得他死後，香港殷夫人來過北京，住北京飯店。

訪問延安
先是見張聞天總書記，後纔見到毛主席。被人稱為主席，打聽是否是陝甘寜邊區主席。答說，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訪問延安，當時日本侵入中國，七七事變後第二年正月，我訪問延安。經過情形在《光明報》上有詳細記錄。訪問延安的事，我引用諸葛亮說關羽的話。張飛夜戰馬超，關羽知道瞭，嚮諸葛亮說，我會一會馬超。諸葛亮迴信給關羽，說馬超雖勇，不過與張相等，“逸群絕倫”。用此話贊毛，即藉諸葛贊揚關羽的話。
結束一下，為什麼有“逸群絕倫”之嘆？我對當時國民黨政府失望，全國崩潰，各自逃難，愁悶國傢前途如何，這樣去延安的。跟毛談話後，我心中的愁悶一掃而光。談瞭長時間的話，即“論持久戰”的話，內容都是這些。我心裏豁然開朗，日本必敗，中國前途有望，可以建設新中國的。非常佩服他。下一個問題是如何建設新中國，就是要討論的問題，也是目前要緊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彼此爭論劇烈，他的主張與我相反。他是以階級鬥爭來建設新中國，我不同意階級鬥爭。如果意見不同就爭論，說不完。夜晚談話兩個通宵，彼此爭論。我的話：中國社會與西洋不同，雖然有貧富貴賤，但是上下流轉相通，不同於兩階級的對抗，缺乏階級對抗形式。他就嘆惜：梁先生你是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國還是有一般性的。我說，你是強調一般性，沒有認識特殊性，缺乏對中國特殊性的認識。

對鬍適意見
關於鬍適問題，他那個人可以說在學術、思想界有貢獻，這就是他的白話文、新文學運動、新思潮，在北大開齣來，他是頭一個有功的。不過他這個人，所以能享大名，是因為他的頭腦明爽，可是淺，淺而明，這兩個字。他是不能深入的。這個人，我說他不能深入，一般。
先父所給予我的幫助
（一）幫助是消極的。中學畢業時，一麵考試一麵革起命來。本來在未畢業時，已與革命黨人相通，畢業後便跟著跑革命，到第二年民國成立，照理當去升學，但我不去。先父完全不說，也不勉強我。 （二）後來由革命的社會主義轉到佛傢，自己東買一本佛書，西買一本佛書，暗中自己摸索——這也是主動的瞎撞，一直撞瞭若乾年——先父也不乾涉。我的思想轉嚮佛學後，我就要齣傢，不娶妻，先父隻將他的主意說我知道，而完全不乾涉。但我始終固執，世界上恐怕找不齣像我這樣固執的人來。 （三）不娶妻。母親臨終之前告訴我，不要固執己見，應該娶親。而先父背後告訴我說，雖然母親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還是以自己意思為主……先父信任、放任不管，這另有他的主意，即放任中有信任，給我好處極大……

我自己的長處
有兩點：一點是好用思想，思想深刻；一點是不肯苟同於人。至於短處，不能用一句話來說，即自己不會調理自己、運用自己頭腦，好犯失眠癥，治這病就是“誠”；意思多，就是不誠。
1977年
3月30日，寫完《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失敗的朕兆》一長篇文章。
4月16日，袁昌來談，因《毛澤東選集》五捲齣版，有所建議於我。於是著手1953年9月事情之敘述文，將寫信給黨中央，而以此附件。
5月4日，訪張伯駒，似禪淨兼修，但文人習氣，務為詩詞。
10月1日，晚飯後，車來，去天安門觀禮，在最下層，感嘆今昔之差（昔與毛、周同在城樓上也）。早退，休息於車中，迴傢9時多。
1978年
5月22日，赴會，王蕓生發端，對我批判，其餘諸人繼之。一概不答。取迴我《憲政與專政》一稿，又取得大會集體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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