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大傳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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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遠廉著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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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20059

版次：1

商品编码：12048661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14

字数：62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乾隆皇帝是清朝的第六位皇帝，入關之後的第四位皇帝。他二十五歲登基，在位六十年，禪位後又任三年零四個月太上皇，實際行使國傢zui高權力長達六十三年零四個月，是中國曆史上實際執掌國傢zui高權力時間zui長的皇帝，也是中國曆史上zui長壽的皇帝。他在位期間清朝達到瞭康乾盛世以來的zui高峰。他在康熙、雍正兩朝文治武功的基礎上，進一步完成瞭多民族國傢的統一，社會經濟文化有瞭進一步發展。他重視社會的穩定，關心受災百姓，在位期間五次普免天下錢糧，三免八省漕糧，減輕瞭農民的負擔，並且重視水利建設，起到瞭保護農業生産的作用，使得清朝的國庫日漸充實。他武功繁盛，在平定邊疆地區叛亂方麵做齣瞭巨大成績，維護瞭國傢的統一並拓廣瞭領土，並且完善瞭對西藏的統治，正式將新疆納入中國版圖，清朝的版圖由此達到瞭zui大化。他在位期間，民間藝術有很大發展，如京劇就形成於乾隆年間。但是在位後期奢靡，吏治敗壞，多地爆發起義。並且閉關鎖國政策也達到瞭zui高，拉大瞭和西方的差距，使清朝統治齣現瞭危機。文字獄之風比康熙、雍正時期更加嚴酷。

　　該書共分十五講，客觀、公正地評價瞭乾隆皇帝一生的功過是非，是相關著作中學術水準較好的著作。

作者簡介

　　周遠廉，1930年生，四川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曾兼任遼寜師範大學兼職教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兼職研究員、日本東洋文庫（1982）外國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1982）外國研究員、北京滿學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清史。著有史學專著：《清朝開國史研究》（遼寜人民齣版社1981年版）、《清朝興起史》（吉林文史齣版社1986年版）、《乾隆皇帝大傳》（河南人民齣版社1990年版）、八捲本《中國封建王朝興衰史》（任總主編，兼寫第八捲《清》的三分之二，廣西人民齣版社1996年版）、《順治帝》（吉林文史齣版社1993年版）、《中國通史》（白壽彝先生任總主編）第十七捲、十八捲（周遠廉、孫文良任分捲主編，上海人民齣版社1996年版）、《清朝通史》第八捲、第九捲（第九捲為周遠廉、楊學琛閤著，紫禁城齣版社2003年版）。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精彩書摘

第三章整頓吏治痛懲貪官

第一節乾隆前期的七大貪案

一、學政喀爾欽賄賣生員正法藩司薩哈諒斂銀韆兩論斬

乾隆皇帝弘曆為瞭創造“盛世”，延續“盛世”，不斷製裁墨員，整頓吏治。他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有鑒於明朝的滅亡。順治元年六月二十日，即清軍進入北京之後的一個半月，攝政王多爾袞諭告“眾官民”，宣布記取明亡於貪官之因，要嚴厲懲處貪婪官吏。他說：

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財之人雖不肖亦得進，無財之人雖賢纔亦不得見用，所以賢者皆抱恨隱淪，不賢者多夤緣幸進。夫賢既不得進，國政何由而理？不賢用賄得官，焉肯實心為國，甚至無功者以行賄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賄而功掩，亂政壞國，皆始於此，罪亦莫大於此。今內外官吏如盡洗從前貪婪肺腸，殫忠效力，俸祿充給，永享富貴，如或仍前不悛，行賄營私，國法俱在，必不輕處，定行梟示。（《清世祖實錄》捲5，頁20）

過瞭三個月，九月初七日，多爾袞又傳集大學士馮銓、洪承疇、謝升及六部侍郎、都察院、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翰林院、五城禦史、錦衣衛、鴻臚寺等衙門官員，對其訓示說：“明祚淪亡，率由臣下不忠、交相納賄所緻。若居官黷貨，不恤生民，恥孰甚焉，其切戒之。”（《清世祖實錄》捲8，頁7、8）

順治元年十月初十日，世祖的即位恩詔裏專列禁貪一條，遇貪即懲，罪不容赦。恩詔說：“朝廷高爵厚祿，優養臣僚，原欲其盡忠為國。國之安危，全係於官僚之貪廉，官若忠廉，則賢纔嚮用，功績獲彰，庶務皆得其理。庶務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治？官若奸貪，則賄賂肆行，庸惡幸進，無功冒賞，巨憝得以漏網，良善必緻濛冤，吏胥舞文，小民被害，政之紊亂，實由於此。”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後，凡在京大小衙門，及在外撫按司道、各府州縣、鎮協營路軍衛等官，並書吏、班皂、通事、撥什庫、糧長、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貪賄枉法剝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清世祖實錄》捲9，頁12）。

順治帝、康熙帝、雍正帝皆多次下達專諭，講述懲貪尚廉的必要，擢用清官，懲辦劣員。尤其是雍正帝更大力整頓吏治，懲罰瞭一大批貪官。這對鞏固統治、發展生産，起瞭很大的作用。

熟讀列祖實錄的乾隆皇帝弘曆，也深知此舉之至關重要，故多次強調人臣“尚廉”，不斷懲處貪官，破除官官相護惡習，為創造“盛世”、延續“盛世”服務，而且也確實收到瞭不小成效。現從其執政期間審斷、懲辦一百餘起文武大臣的案件中，選擇部分案例，作些評述。

乾隆六年三月，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活中，是一個值得記述、評論的重要月分。這一月，發現瞭四樁貪汙案件，當事者皆受到乾隆帝的重重懲罰，兩員大臣被勒令自盡，另外兩位官員被判處絞刑，監候待決。

乾隆帝大傳,第三章整頓吏治痛懲貪官,,乾隆六年三月初七日，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彈劾山西布政使薩哈諒的奏疏，送到皇上麵前。喀爾吉善疏稱：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兌錢糧，加平入己，擅作威福，嚇詐司書，縱容傢人，宣淫部民，婪贓不法，給領飯食銀兩，恣意剋扣，請旨革職”。乾隆帝批示：薩哈諒著革職，其貪婪不職各款，及本內有名人犯，該撫一並嚴審具奏。

第二天，三月初八日，喀爾吉善參劾山西學政喀爾欽之疏又到。喀爾吉善奏稱：喀爾欽“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乾隆帝批示：喀爾欽著革職，“其敗檢淫泆等情”，及本內有名人犯，著侍郎楊嗣璟前往會同該撫嚴審定擬具奏（《清高宗實錄》捲138，頁9、10）。

乾隆帝看過這兩份彈章後，十分氣憤，於三月初八日下諭痛斥這兩員貪官說：

朕禦極以來，信任大臣，體恤群吏，且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以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奮勉，砥礪廉隅，實心盡職，斷不緻有貪黷敗檢以乾憲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穢跡昭彰，贓私纍纍，實朕夢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誠待天下，而若輩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我皇考整飭風俗，澄清吏治，十有餘年，始得丕變，今不數年間，而即有蕩檢逾閑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並不知凜遵國法，將使我皇考鏇轉乾坤之苦衷，由此而廢弛，言念及此，朕實為之寒心。昔日俞鴻圖賄賣文武生童，我皇考將伊立時正法，自此人知畏懼，而不敢再犯。今喀爾欽賄賣生童之案，即當照俞鴻圖之例而行，若稍為寬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飭澄清之意也，朕必不齣此也。

薩哈諒、喀爾欽二案，著吏部侍郎楊嗣璟前往會同巡撫喀爾吉善，秉公據實嚴審定擬。若楊嗣璟有意為之開脫，是伊以己之身傢，博二人之感悅，亦斷難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係朕先有訪聞，始行參奏，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喀爾吉善著該部嚴查議處。凡為督撫者，遇該省貪官汙吏，不思早發其奸，或題參一二州縣以塞責，而於此等大吏，反置之不問，且妄意朕心崇尚寬大，遂爾苟且姑容，以取悅於眾，返之於公忠體國之義，甚可愧赧，且國法俱在，朕豈不能效法皇考乎。可傳諭各省大小臣工知之。（《清高宗實錄》捲138，頁10、11）

乾隆帝在這道諭旨中，著重講瞭四個問題：其一，官員不該貪汙。乾隆帝沒有籠統、抽象地從理論上講大臣不應貪贓枉法，也許他認為這不能打動臣心說服臣僚。他采取瞭直截瞭當的手法，從物質條件上來數落墨吏之謬誤，從欺君忘恩的高度來斥責貪官。他所說的對群臣“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並非虛誇之詞，而是確有其事。姑且不談位列從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來的多次恩賞，單就養廉而言，從雍正帝創定養廉銀製度起，到此諭下達之日，清朝官員，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確實相當可觀。按規定，山西學政一年的“養廉銀”為白銀四韆兩，約可購米四韆石，如依畝租一石計算，相當於四韆畝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養廉銀更多，一年為八韆兩。擁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學政全傢完全可以過上高級生活，還可以年年買田添産，根本不需勒索民財來養傢，這四韆兩、八韆兩足夠學政、布政使“養廉”瞭。濛受皇上如此厚恩，還要貪贓枉法，苛求民財，這些官員真是愧對“聖上”，有負“皇恩”。

其二，貪官應予嚴懲。不重罪汙吏，不僅百姓遭殃，受其盤剝勒索，國賦難以收齊，帑銀庫榖被其吞沒，而且將使國法名存實亡，雍正帝十幾年“鏇轉乾坤”辛苦整頓吏治的成果蕩然無存，那時，法紀廢弛，貪汙盛行，後果不堪設想。乾隆帝專門列舉瞭俞鴻圖的例子。俞鴻圖是河南學政，雍正十二年三月，以“受賄營私”，為刑部議處斬立決。雍正帝降旨說：“俞鴻圖著即處斬。學政科場，乃國傢與賢育纔之要政，關係重大。”“今觀俞鴻圖贓私纍萬，則各省學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督撫與學政同在省會，深知學政的優劣，僅因“督撫有所請托分潤”，故代學政隱瞞，嗣後如各省學政有考試不公、徇情納賄之弊，將督撫按溺職例嚴加處分（《清世宗實錄》捲141，頁9）。乾隆帝諭令依照此例懲治喀爾欽。

其三，積弊需要革除。官官相護，是清朝宦海多年積弊。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知府、知州、知縣等官員，平時仗權橫行，各顯神通，吞沒國賦，侵盜庫銀，榨取民財，淫人妻女，草菅人命，一遇風吹草動，守口如瓶，互相包庇，實在是驚濤駭浪，巨船將翻，封疆大吏就捨卒保帥，拋齣一二名知縣，應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脫漏於法網之外，照舊腰橫玉帶，身著蟒袍，頭戴烏紗帽，仍然是製颱大人、撫颱大人、藩颱大人、臬颱大人、知府大人，甚至奉旨來察的欽差大臣，也往往因受京中宰輔、九卿或親友囑托，或為地方官員厚禮所動，或膽小怕事礙於情麵，從而避重就輕，大事化小，含糊其辭，不瞭瞭之。剛過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曆，深知此弊，嚴厲訓誡吏部侍郎楊嗣璟不得“有意為之開脫”，否則，其身傢難保，而且還著重指齣，此係帝“先行訪聞”，巡撫“始行參奏”，令將巡撫喀爾吉善交部嚴察議處，並警告各省總督、巡撫力戒此弊。不然，“國法俱在”，必將重懲玩法徇私之人。

第四，當今天子“並非無能而可欺之主”。乾隆帝即位以來，力革昔日皇父雍正帝苛刻過嚴之弊，主張寬厚施政，以誠待臣，優遇文武官員，不料薩哈諒、喀爾欽竟以帝為“無能而可欺之主”，違法負恩，“穢跡昭彰，贓私纍纍”，督撫又以帝“心崇尚寬大”，而苟且姑容，包庇大的貪官汙吏，取悅於眾，因此他非常生氣，予以嚴厲斥責，錶示決心要重懲犯法劣員，革除互為包庇的積弊。

三月初九日，即下諭後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對九卿下達長諭，進一步申述瞭懲貪尚廉之事。他一共講瞭六個問題：其一，廉潔為文武百官正身律己的最高美德。諭旨的第一句話就是：“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為君之僕、為民父母的文武官員，需要注重許多事情，但為政清廉，廉潔奉公，卻是各級官員必須最為尊崇的高尚美德。其二，嚴懲貪官汙吏。乾隆帝說，登極以來，崇尚寬大，體恤臣僚，於常俸之外，特加雙俸，連教職微員，亦予恩賜，目的是讓各官“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但是，盡管“務崇寬德”是“朕之本性”，但“遇有貪官汙吏，朕亦斷不肯姑容”。薩哈諒、喀爾欽之“貪婪敗檢”，必予懲治，並降諭旨，通飭各省督撫引以為戒。其三，貪官乃衣冠禽獸。諭旨引用古人警句，痛斥貪官汙吏說：“賈誼雲：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其四，群臣不應匿過不奏。諭旨責備群臣不劾貪汙之事，著重指齣，薩哈諒二人的種種劣跡，係帝訪聞查齣，而九卿中並無一人言及，石麟曾為山西巡撫，廷臣中亦有山西人，“豈竟漫無見聞”？科道等官，“動雲風聞言事，所奏率多無關緊要之言，而遇此等事，轉未有入告者”，不要以為“朕處深宮”而無一見聞。乾隆帝還嚴厲斥責反對劾治墨吏之人，痛罵“謂喀爾吉善參奏喀爾欽之事為過當者”是“豈復有人心者乎”！其五，偏信滿官懷疑漢員。乾隆帝說：“現今滿尚書六人，朕可保其無他，而漢尚書中所可信者，不過新用之一二人而已。”其六，勉勵九卿持廉尚潔。乾隆帝語重心長地說：“九卿為朕股肱心膂，纔具雖有短長，操守何難自勉，若於此不能自持，其他更復何望？自茲以往，務宜各砥廉隅，交相勸勉，以成大法小廉之治，用副朕厚望焉。”（《清高宗實錄》捲138，頁13、14）

乾隆帝將廉潔作為官員的最高美德，把潔身自好、注重操守作為各官必須具備的條件，提倡廉潔奉公，正身愛民，鄙視贓員，嚴懲貪官，這種看法和做法無疑是正確的，於國有利，於民有益。當然，在封建社會裏，是不能實行廉潔政治的，封建專製製度、租賦製度和土地製度，決定瞭清官廉吏隻能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官員難以保持操守，但是，乾隆帝能如此提倡清廉和不斷懲治貪官，畢竟還是應予肯定的。盡管以上諭旨本身還有相當不妥之處，比如，他既過分相信滿員，認為六部滿尚書皆無貪汙之事，可以為其擔保，又過高估計瞭自己用人識人的能力，好像漢尚書中隻有他新用的人纔不是墨吏，這就太脫離實際瞭。其實，不僅漢尚書難保無貪婪之事，滿尚書也不例外，兵部尚書鄂善馬上就要因收受賄銀而齣醜瞭。

乾隆帝連續下諭，處理薩哈諒、喀爾欽貪汙案件。五月十七日，他下諭說：喀爾欽於山西學政任內賄賣文武生員之事，今俱審實，薩哈諒於布政使任內濫行酷虐貪婪之處，亦已審實。朕對薩哈諒、喀爾欽如此施恩，授為藩司學政，而二人不圖報恩，廉潔持身，勤勉效力，乃敢賄賣文武生員，縱容傢人營私舞弊，濫行酷虐貪婪，“辜負朕恩，實莫此為甚”，若不將二人“從重治罪，抄沒傢産，則國法不伸，將來人亦罔知懲戒”，著將二人傢産嚴查入官（《清高宗實錄》捲143，頁2，5、6）。第二天，他又派乾清門侍衛巴爾聘往山西將喀爾欽押解來京。

又過瞭一天，五月十九日，欽差吏部右侍郎楊嗣璟等人的奏摺到京，奏稱：奉旨查審薩哈諒“貪婪不法，款跡確鑿”，照律計贓擬罪。乾隆帝降旨：薩哈諒前任廣東布政使，聲名不好，且趨奉鄂彌達，故朕將其左遷山西按察使，繼因山西布政使缺齣，一時不得其人，將其補授，以觀後效。今楊嗣璟等人的本內談到，薩哈諒在臬司任內，已有劣款種種，及升任藩司，婪贓尤多，共計一韆六百餘兩，且實係科派屬員，重收尾封，贓私入己，並非公項餘銀應報不報者可比。當時庫吏言稱舊例所無，力行稟阻，而薩哈諒斥其膽小，悍然不顧，“則其始終狡詐，藐法負恩，罪實難逭”，著“三法司從重定擬，以昭炯戒”（《清高宗實錄》捲143，頁2，5、6）。

刑部等衙門遵旨議奏，請將喀爾欽擬斬立決，將薩哈諒擬斬監候，鞦後處決。乾隆帝批準此議，喀爾欽解到刑部後，立即正法。

乾隆帝乘此時機，於五月二十八日連下兩道諭旨，狠煞貪風，整頓吏治。他在第一道諭旨中，列舉山西官員貪婪不法、苛索民財諸弊，責令他們痛改前非。他說：山西地方，自石麟為巡撫以來，因循舊習，吏治廢弛，繼以薩哈諒、喀爾欽貪縱無忌，而各屬浮收濫取之弊，更相習為固然。如徵收地丁錢糧，每兩例加耗羨一錢三分，今加至一錢七八分不等，更有加至二錢者，若如此徵收，民何以堪？至鄉村編氓，有以錢納糧者，每兩銀摺收大製錢一韆零三十文，按時價閤算，“計一兩加重二錢有餘，是耗外又加耗矣”，“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欲壑”。其他如需索鹽店當商陋規，買取貨物，任意賒欠，短發價值，或勒定官價，苦纍行戶，“種種積弊，不一而足”。在晉省官吏中，並非沒有潔己自愛之人，然而“積習已久，效尤成風，故貪黷者常多，廉潔者常少”。“民生吏治，關係匪輕”。朕特施寬大之恩，既往不咎，自今以後，“著嚴行禁革，務使痛改前非，潔己恤民，奉公守法”，若不改悔，朕一聞知，即派大員徹底清查，水落石齣，“必將大小官員從重治罪，不少寬貸”（《清高宗實錄》捲143，頁19、20）。

這道諭旨將山西貪風盛行民難承擔之情，講得十分清楚。僅就地丁錢糧而言，每兩本應隻加耗羨銀一錢三分，而各級官員卻加至一錢八分甚至二錢，每兩地丁賦銀多收瞭耗羨銀五分至七分。姑按六分銀計，此時山西全省地丁賦銀約為三百萬兩，各級官員利用這一方式多嚮晉民徵收瞭白銀十八萬兩。再加上“耗外之耗”，鄉村農民和中小地主以錢納糧，每兩多交二錢餘銀子，若按全省三分之二的地丁銀係鄉民所交，則官員又多徵銀四五十萬兩。兩項相加，晉省官員僅通過地丁錢糧的加耗和“耗外之耗”，每年就榨取民財六七十萬兩銀子，民何能堪！正如乾隆帝所說：“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欲壑！”

第二道諭旨是訓飭科道官員糾參貪官墨吏。乾隆帝說：科道職司言路，為朝廷耳目，凡有關於民生利弊之事，皆當留心訪察，據實上聞。即如山西巡撫石麟之廢弛，布政使薩哈諒之貪黷，各屬浮收重耗，甚為民纍，科道等官每將無乾瑣務陳奏朕前，“而此等緊要大端，並不指實糾參，豈果齣於不知耶？抑明知而不言耶”？至本省之人，於本省事務，見聞尤切，知之必悉。給事中盧秉純，本係山西人，石麟蒞任甚久，薩哈諒劣跡多端，“盧秉純豈得推為不知，而並未一經參奏，何也？”現特頒諭旨，通行申飭科道等官，嗣後當留心訪察各省有關民生利弊之事，一有確據，即指實糾參，若知而不奏，必將本省之科道官議處一二人，以示警戒（《清高宗實錄》捲143，頁20、21）。

在乾隆帝嚴厲訓飭下，山西巡撫喀爾吉善上疏劾奏婪贓不法之知州、知府章廷珪、童紱、車敏來、盧壑、龔振等五人。乾隆帝批示：這五人皆革職，其婪贓不法等情，著喀爾吉善嚴審具奏。“山西吏治，甚屬廢弛”，著九卿保舉賢員前往，擔任知府、直隸州知州（《清高宗實錄》捲144，頁6）。乾隆帝又將不行訪察題參薩哈諒之原山西巡撫石麟，給予革職的處分。

二、盧焯納銀數萬兩論絞減戍

乾隆六年三月十四日，即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劾參學政喀爾欽之摺到京後的第七天，左都禦史劉吳龍上疏彈劾浙江巡撫盧焯貪贓枉法。劉吳龍奏：聞得浙江巡撫盧焯“營私受賄”。盧焯準理嘉興府桐鄉縣汪姓分傢一案，汪姓送知府楊景震銀三萬兩，又托楊轉送盧焯銀五萬兩，“物議沸騰”。總督德沛檄委嘉湖道呂守曾查訪知府劣跡。盧焯一聞消息，恐事發牽連本人，星夜齣本，題參知府楊景震，又參劾湖州府烏程縣革職道員費謙流輕信誣奸一案，幕客得銀五百兩後聽送銀者囑托，“顛倒是非”。又運判員缺，嘉興縣知縣閻沛年親送盧焯銀兩韆兩，盧即題升其充任。“凡委署州縣，俱有饋送，以缺之大小，為數之多寡”。以上各款，既已風聞，不敢隱瞞，請旨密查。乾隆帝讀後既恨盧焯之貪，又十分高興，降旨嘉奬劉吳龍說：“此奏，卿其秉公察奏。朕以至誠待臣下，不意大臣中竟尚有如此者，亦朕之誠不能感格眾人耳，曷勝愧憤。近日薩哈諒、喀爾欽之事，想卿亦知之矣，此事若虛則可，若實亦惟執法而已矣。朕知卿必不附會此奏，以枉入人罪，亦必不姑息養奸而違道乾譽也。卿其勉之，若有實據，一麵奏聞，一麵具本嚴參。”（《清高宗實錄》捲138，頁23、24）

此案與前述薩哈諒、喀爾欽之案相比，有不少奇特之處。從贓銀數量說，薩哈諒為一韆六百餘兩，而按劉吳龍所劾，盧焯僅收汪姓之銀就達五萬兩，還不包括其他賄銀，較之薩哈諒，多數十倍，可是薩哈諒一案，從題參到結案，隻用瞭四個月的時間，而盧焯一案，卻曆時一年零一月有餘，中間還時起風波，原因何在？看來可能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係薩哈諒一案，是乾隆帝先行訪聞巡撫纔隨後題參的，皇上親自下達諭旨，揭發此案，定其性質，巡撫、刑部尚書等官怎敢怠慢遲延，怎不依旨而行遵諭審處？結案的時間當然很快。而盧焯一案，卻係言官風聞彈劾，是否屬實，如何定罪，當然要周密調查，細心審理，而且還很難沒有大員為其說情，更增加瞭定案的難度，非幾易其稿，恐不能定。

另一因素則是盧焯本人的纔乾、政績及其曾濛二帝之嘉奬。盧焯是漢軍鑲黃旗人，入貲捐授直隸武邑知縣，縣舊有均徭錢，按田派斂以供差費，而一遇有差，仍按田派夫，民有雙重負擔，盧革除此弊，歸公耗於公，又懲辦把持公務欺淩小民的大莊頭。雍正六年，盧解餉入京，濛世宗召對，即遷江南亳州知州，禁械鬥，清監獄；再遷山東東昌知府，築護城長堤，疏運河，賑恤災民，政績顯著。雍正九年，盧遷督糧道，移河南南汝道，十年授河南按察使，十一年遷布政使，十二年擢福建巡撫。乾隆元年、二年，盧焯奏減福建邵武縣永安所、霞浦縣福寜衛屯田徵米科則，豁除侯官諸縣額缺田地，減免平和、永安、清流諸縣攤餘丁銀，又教民蠶織，疏浚省會的城河。乾隆三年調浙江巡撫兼鹽政，盧焯奏請停仁和、海寜二縣草塘歲修銀，減嘉興府所屬七縣銀米十分之二，請禁商人短秤，飭州縣捕私鹽毋擾民，毋捕肩挑小販，鹽場徵課不得用刑追索。盧又減鹽價，免米稅，廣學額，“革官價買物之陋規”，“浙人實受其惠”。盧並請改海寜草塘為石塘，籌備塘河運石。尖山壩為浙省屏障，日久將傾，乾隆四年盧焯奏準築尖山大壩，“工料悉照民價，兵夫匠役給以飯食，不時犒賞”，很快完工，對護衛浙民免遭水災起瞭很大的作用。盧對浙省縉紳予以優遇，“舉鄉賢名宦，絡繹不絕”。盧焯之政績曾濛二帝嘉奬，世宗賜其以“文瀾學海”之匾。乾隆帝親書尖山壩之碑文，盛贊其功說：“尖山壩工，上廑先帝宵旰焦勞，封疆大吏不數月告成，用慰朕心。”（《清高宗實錄》捲79，頁12；《清代碑傳全集》捲71陳弘謀：《湖北巡撫盧先生焯暨德配周夫人副室崔宜人閤葬墓誌銘》、袁枚：《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清史稿》捲337《盧焯傳》）。可能是由於這些原因，乾隆帝在看到左都禦史劉吳龍的彈章三個多月後，纔於六年六月十六日下諭說：浙江巡撫盧焯著解任，所有參奏情節，令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逐一查審具奏。過瞭十三天，六月二十九日閩浙總督德沛參劾盧焯“營私受賄各款跡”的奏摺纔送到京師，乾隆帝批令德沛、旺紮勒嚴審定擬具奏（《清高宗實錄》捲145，頁1、24）。

又過瞭五天，七月初五日，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策楞之摺到京。策楞奏：原任總督郝玉麟、調任巡撫盧焯，在任期間，“並無政聲，簠簋不飭”，乃均於閩省“肖像置牌，附供生祠數處”，郝玉麟還專立生祠書院一所，違犯定例，且恐流傳日久，賢否難辨，於朝廷激揚之道兩相悖戾。乾隆帝批示：此奏甚是，有旨諭部。郝玉麟在閩督任內，並未實心辦事，與盧焯朋比行私，閩省吏治廢弛，皆二人之罪。可察其在任內有無私弊或工程錢糧不清之處，若有可參之處，具摺奏來（《清高宗實錄》捲146，頁10）。

同一天，他又就生祠一事下諭：外省官員，現任之時，不許建立生祠，例有明禁。若去任之後，“實有功德在人”，當地官民建祠“以誌去思者”，準予留存，此外一概不準。因為，此等生祠之建，多係齣於下屬獻媚逢迎，及地方紳縉與齣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閤，假公斂費，上以結交官長，下以私飽其囊，而非齣於輿論之同、懿德之好也。最近訪聞外省此風尚未盡革，郝玉麟、盧焯在閩省建立生祠書院，肖像置牌，妄行崇奉。閩省如此，其他各省亦恐相同，著各省督撫秉公查核，以定各類生祠之去留存拆（《清高宗實錄》捲146，頁10、11）。

八月二十七日，奉旨審理盧焯之案的閩浙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的奏摺到京，言及“盧焯狡飾支吾，供詞閃爍，請革職刑訊”。乾隆帝批準其請（《清高宗實錄》捲149，頁13）。這就使此案的審理發生瞭重大的變化。在此之前，盧焯雖被左都禦史劉吳龍和閩浙總督德沛參劾，奉旨被審，但仍官居巡撫要職，仍係從二品封疆大臣，而且因其築尖山壩等事有利於民，紳民擁戴，因此，盧焯可能存有僥幸之心，幻想支吾過去，審案者也礙於其係二品大員，不便嚴究，故曆時二月，一方是“狡飾支吾”，另一方是難壓欽犯，審理無法進行。現在，形勢大變，皇上諭令革盧焯之職，用刑拷問，這便很明確地錶明瞭乾隆帝對此案的態度和對盧焯的看法，已欽定其為貪官，欽差大臣就可放手行事，盧焯的幻想也就破滅，隻好考慮認贓服罪之事瞭。

閩浙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嚴厲審問盧焯、升任山西布政使的原嘉湖道呂守曾、嘉興府知府楊景震及其他有關人員，動用大刑，但進展並不快，德沛又對盧焯傢有所安撫。乾隆帝甚為不滿，屢次降旨申飭德沛、旺紮勒。十一月初，浙江布政使安寜就此上奏說：浙省審理參革巡撫盧焯等人之案，“可以結而不結，不當嚴而過嚴，督臣、欽差不能和衷共濟”。帝贊其言，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批示：“若此據實陳奏，朕實嘉悅覽之。朕早聞其如是，亦已降旨矣。”同一天，他諭告大學士：德沛、旺紮勒承審盧焯婪贓一案，“種種不協之處，已屢降旨訓諭矣”。近聞山西布政使呂守曾已經自縊，此固本人畏罪所緻，亦由承審官辦理不善之故。又聞，初審時，甚為嚴刻，案外拖連多人，案內要犯監斃數人，“且有嚴刑疊夾，腿骨已碎，尚未招認者”。既如此嚴刻，而德沛又將皮棉衣服數十件送與盧焯傢，“是又何意”？盧焯一案，為時已久，該地審辦情由，朕皆得知，為何德沛並未陳奏？況盧焯等自有應得之罪，早應定案，何以稽遲至今（《清高宗實錄》捲155，頁18、19）？

第二天，十一月三十日，德沛、旺紮勒的兩份奏摺同日送到，言及呂守曾畏罪自盡，會審盧焯之案，“有百姓數百人，喧言求釋盧巡撫，推倒副都統衙門鼓亭柵門”（《清高宗實錄》捲155，頁24）。呂星垣記此次越民鬧事之情說：“越民呼呶罷市，竟篡奪公，舁置吳山神廟，供鋪糗如牆，求保留者數萬人，走督轅擊鼓，公嗬不散，乃夜逃歸頌係所。”（《清代碑傳全集》捲71呂星垣：《資政大夫湖北巡撫盧公神道碑》）。袁枚亦書此事說：“獄兩月不具，浙之氓呼呶罷市，篡公於頌係所，舁至吳山神廟中，供鋪糧菜，盛者如牆而進，所過處，婦女呼冤躅足，數萬人赴製府軍門，擊鼓保留。”（《清代碑傳全集》捲71袁枚：《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乾隆帝對德沛之奏批示：呂守曾的自盡，百姓的鬧事，皆“汝等辦理不妥所緻”，不須“嚴究為首之人”，以免“又滋一番擾纍”，“但刁風亦不可長”，“可速結盧焯之案”，令旺紮勒進京（《清高宗實錄》捲155，頁24、25）。

乾隆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門會題盧焯營私受賄一案。據調任閩浙總督德沛、欽差副都統旺紮勒疏稱，經“臣等逐一訊明”，分彆按擬，除盧焯事後受財、求索藉貸等輕罪不議外，應如德沛、旺紮勒所題，“盧焯、楊景震俱依不枉法贓律，擬絞監候，鞦後處決”。呂守曾亦應擬絞，已縊死，毋庸議，但其身任監司，婪贓逾貫，原係應擬死罪之犯，自不得援身死勿徵之條寬免，仍著其嫡屬勒追入官。帝從其議（《清高宗實錄》捲165，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