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洋人改變近代中國的曆史，就是半部中國近代史

　　★著名作傢、學者汪兆騫、楊早傾情推薦、作序

　　★這是反映一個民族曆史記憶的文本，一部見證之書

內容簡介

　　近代中國曆史，特彆是外交與海關，一直籠罩在世界列強欺淩的屈辱而漫長的黑夜裏：風雨如磐、波譎雲詭、苦難重重。

　　本書在反映這段苦難曆程時，沒有宏大的曆史敘事，而是捕捉大量經過考證的有血有肉的曆史細節，將世紀風雲盡收筆底，構成有聲有色、有筋有骨、有溫度的曆史現場。在這種曆史話語的悲壯洞燭之下，展示齣洋人撬動的中國的沉重、滄桑和悲愴的曆史畫捲。其間，洋溢著作傢的愛國情懷與尖銳的追問衝動。這是反映一個民族曆史記憶的文本，一部見證之書。

作者簡介

　　吳煮冰，

　　中國作傢協會會員。六十年代末齣生，八十年代末入伍，九十年代末解甲，本世紀初從中原到南國深圳。著有長篇紀實文學《帝國海關》《遺忘的曆史》《江漢關史話》《反走私前沿地帶》《曆史的痕跡》，長篇小說《江城潛哨》《人麵桃花》及數十部中短篇小說。

精彩書評

　　這是反映一個民族曆史記憶的文本，一部見證之書。

　　——汪兆騫

　　那些撬動中國的洋人，無論心存善心還是惡意，也確實給瞭中國的變革一個原始推力，但真正要改變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己。

　　——楊早

目錄

第一章　鴉片惹的禍

西方商人海上初來乍到

葡萄牙人最早嚮中國走私鴉片

英國人後來居上

道光皇帝說“大快人心”

對付英國人，琦善有兩下子

談判大臣“無知無畏”

傢歡樂一傢愁

第二章　倒黴的上海道颱

英國人開始沒看上香港

英國人在租界裏設海關

與眾不同的吳健彰

因“洋禍”得福

上海流行廣東話

兩個廣東人的恩怨

纔齣虎口又掉入狼穴

被推上風口浪尖

第三章　洋人“到”大清國做官

廣州人痛恨英國人

英國人忍不住瞭

兩廣總督成瞭俘虜

李泰國跑官要官

洋人要權

大清國唯一沒有貪汙的部門

第四章　外交、外交，還是外交

清政府沒有外交，隻有“剿夷”與“撫夷”

中國有瞭“外交部”

美國人任團長的中國使團

各國公使終於見瞭同治皇帝一麵

中國人在外國“起義”瞭

和李鴻章一起戰鬥（一）

和李鴻章一起戰鬥（二）

和李鴻章一起戰鬥（三）

幫總理衙門擺平法、德、俄

美國的政策，在華英國人的主意

和李鴻章一起戰鬥（四）

“東南互保”保住瞭大清國的大好河山

第五章　洋人的中國海軍夢

洋人中國海軍夢的緣起

在英國采購軍艦並不順利

總理衙門“雄起”瞭

海軍夢實現瞭又破滅瞭

第六章　洋人與“洋務運動”

上海“洋”起來瞭

1865 年的“改革”和“開放”

中國最早的西式學堂

中國菜從此名揚天下

李鴻章請旨嘉奬

中國也有瞭氣象站

“大龍郵票”一印齣來就珍貴

能讓馬拉火車已是進步

“洋務”隨老李而去

第七章　洋人與辛亥革命

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之後

蔡鍔將軍先硬後軟

中國的錢被洋人掌管瞭

孫中山也無可奈何

第八章　幾個重要的外國人

近代中國海關第一任首腦—李泰國

當瞭半個世紀中國海關首腦的赫德

北洋政府的太上皇—安格聯

從功臣到罪人—德璀琳

精彩書摘

　　1511年，葡萄牙人占據馬六甲後，開始和中國商人做生意。那時，中國商人運到馬六甲的商品主要是農産品、絲綢、瓷器、麝香、大黃、珍珠和锡器等，換迴香料、鬍椒、肉豆蔻、丁香、生薑、香、枷楠香和金絲綫等物品。這種接觸，使葡萄牙人成為最早與中國進行海上貿易的歐洲人。在巨額利潤的誘惑之下，一些居心不良的葡萄牙人打起瞭歪主意，他們尾隨中國商船，悄悄來到中國沿海，乾起令人痛恨的海盜勾當。這些海盜賺不義之財不打緊，卻嚴重影響瞭他們“葡國”的大事兒。

　　1517年9月，葡萄牙特使梅·皮雷斯銜命抵達廣州，想和中國建立官方關係，擴大貿易。結果由於那幾個葡萄牙海盜乾瞭殺人越貨的勾當，給中國人留下瞭極壞的印象，恨“烏”及屋，官府對梅·皮雷斯也很反感。另外，馬來亞蘇丹（馬來西亞的國傢元首）也說瞭他們不少壞話（馬來亞當時是大清中國的附屬國，大清國的皇帝自然更相信他們），所以皮雷斯使團被召到北京後，又被打發迴廣州，作為政治犯，老皮最後死在廣州。

　　後來，一些葡萄牙人跑到泉州、寜波賴著不走，官府也不客氣，派兵驅逐，這些葡萄牙人不是省油的燈，竟理直氣壯地乾起海盜營生。為瞭自衛，他們也打擊其他海盜。由於他們有瞭打海盜的功勞，廣東官府允許他們在澳門暫住（此是後話）。

　　1564年，西班牙國王派米格爾·洛佩德·勒加茲皮率領艦隊，侵占呂宋島，並將呂宋島改名為菲律賓群島。一支由72艘船組成的中國海盜艦隊去襲擊他們，結果被打得大敗—海盜艦隊的船隻被焚燒，海盜頭子成瞭俘虜。海盜頭子為瞭活命，同意帶兩名修道士去見福建政府的領導。其中，一位叫馬丁·德·拉達的修道士，竟然能說中國話。兩名修道士受到福建領導的熱情接待，因為沒有帶國書，沒讓他們去北京見皇帝。盡管如此，這兩名修道士卻開創瞭西班牙與中國官方接觸的先例。

　　16世紀中葉，成百上韆的福建人到菲律賓、爪哇、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淘金，引起西班牙人的警惕，他們采取徵收人頭稅、流放、強迫信基督教等手段，實行高壓統治，但中國人的數量還是不斷增多。他們擔心這樣下去，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就慘無人道地屠殺瞭兩萬多名中國人。因為同樣的原因，30年後，西班牙人又搞瞭一場大屠殺，慘遭殺害的中國人更多。

　　緊隨西班牙人來的是荷蘭人。1622年6月24日，荷蘭人科·雷依耶斯佐恩率領一支由十六七艘船組成的艦隊攻打澳門，葡萄牙人奮起反擊，大敗荷蘭人。敗下陣來的荷蘭人狼狽地逃竄到澎湖列島，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駐紮下來，當起瞭海盜，攔截過往的中國船隻。發瞭不義之財後，這些荷蘭人腦子發熱，以為中國人拿他們沒辦法，竟然去攻擊福建沿海港口。當時的明政府忍無可忍，派齣一支武裝船隊去收拾他們，他們見勢不妙，逃往颱灣。37年後，也就是1662年，鄭成功纔把他們從颱灣趕走。

　　接踵而來的是英國人。1601年，英國派蘭開斯托率領一支由5艘船組成的艦隊，前往蘇門答臘和爪哇，建立貿易基地。剛開始，英國人還能相安無事；後來英國人越來越多，荷蘭人就不高興瞭，他們又將屠刀對準英國人，幸存下來的英國商人把目光轉嚮中國。1637年6月，韋德爾率船隊到達澳門，先入為主的葡萄牙人很不歡迎他們，韋德爾隻好壯著膽子，帶船隊駛嚮沙角，準備和廣州官府接觸。廣州的官府很不給麵子，令炮颱上的士兵嚮船隊開炮。韋德爾也很生氣，下令摧毀炮颱，然後緻信廣州官府說：我們僅僅要求通商，沒彆的想法，你們用不著擔心害怕。他們又贈送瞭一批貴重禮品，廣州官府這纔高抬貴手，允許他們做一陣子生意。可是英國人的生意做得很不順，還發生貨物被查封、扣押的事兒。葡萄牙人假惺惺地來調解（如果英國人能順利地同中國做生意，葡萄牙人就無法壟斷同中國的貿易瞭，所以說他們內心深處還是希望英國人離開的）。最後，中方準許貿易，但韋德爾船長要承認他是因為無知而犯罪，還要答應船隊離開後不再來中國。

　　英國人在廣州碰壁後，到福建與鄭成功建立瞭友好關係，嚮他齣售武器，以支持他抗擊清軍。作為報答，鄭成功準許英國人在廈門、颱灣建立貿易站。這樣，英國人在中國總算有瞭暫時立足的地方。

　　法國人也來瞭。1688年，一位名叫讓·喬丹的法國商人派“阿姆菲特賴特”號船到廣州和寜波做買賣，賺瞭一大筆錢。讓·喬丹先走運後倒黴—之後又來瞭兩次，賠得一塌糊塗。負債纍纍的讓·喬丹和他的同胞，在很長時間內沒有再做“中國夢”。

　　美國人終於來瞭。1784年2月，一艘名叫“中國皇後”號的美國商船，載著40噸人參，從紐約齣發，繞過好望角來到廣州。賣瞭40噸人參後，又買瞭茶葉等貨物迴美國賣掉，賺得盆滿鉢滿。從此，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來中國做生意。

　　俄國享有陸上邊境貿易特權，所以朝廷禁止他們從海上與華通商。

　　當時洋人來華經商，船上能帶的貨物有限，而且還要帶現錢(主要有西班牙銀圓、墨西哥銀圓、威尼斯金幣、法國剋朗)；中國則以銀兩計價，使用銀錠時，需要測量純度和重量。

　　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令外國商人在廣州一地貿易，這其實是個馬後炮式的命令。早在他下令之前，洋人就集中在廣州瞭，因為他們在廈門和舟山等地做生意時，不能討價還價，中國商人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但在廣州不存在這種情況，所以廣州在洋人心目中是貿易的天堂。當時，廣州是中國最大、人口最密集、最富有的貿易中心，也是西方船隻來華的最近港口，洋人們十分樂意到廣州做生意。對朝廷來說，把洋人都趕到廣州去，是因為廣州離北京更遠，可以斷絕洋人見大皇帝的念頭。

　　除俄國外，18世紀和19世紀初，中國沒有與其他國傢建立條約關係。盡管如此，清朝政府仍不許俄國人到廣州做生意。

　　那時的廣州，沒有官方承認的外國政府代錶。清朝政府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萬國應該來進貢。他國人可以作為進奉的使者來華，完成任務後，可自行離開，或者經過皇帝的恩準再離開，而且使者不能與中國官員平等往來。其實，老早以前在華就有外國領事，隻是大清國從來不承認。1699年，一個英國人拿著國王委派他為總領事的文件來到中國，但大清國並不把他當迴事兒，弄得他在他們的同胞麵前很沒麵子。1776年，法國國王任命一名商人為廣州領事，以照顧法國人在廣州的商業利益，但大清國對他同樣不予理睬。

　　大清國承不承認是大清國的事兒，但有領事身份總比沒有好，所以外國商人對領事身份還是很看重的。1786年，一位英國商人與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公會發生矛盾，大班公會想強迫他離開中國，他拿齣普魯士國王任命他為中國領事的文件，說他是普魯士王國的領事，要對方客氣一點兒，大班公會頓時沒瞭脾氣。其他商人看瞭，覺得當領事可以帶來好處，所以會韆方百計地弄一份某國領事的任命文書，帶在身上，以應不時之需。這樣，一些商人就“成為”熱那亞、波蘭、奧地利、丹麥、西西裏等國駐廣州的領事，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而不是去處理外交方麵的事務。那時，領事不必由本國人擔任，比如瑞典領事有時是瑞典人，有時是英國人。

　　這些“領事們”無論怎樣宣稱自己代錶某個國傢、某個政府，清政府就是不承認他們的官方地位，隻把他們看作是某一傢貿易公司的頭兒，與大班的地位一樣。通常情況下，來廣州的外國船上，有兩名或兩名以上的大班或商務代辦，這些人作為公司的代錶，安排所運貨物的齣售，購買能盈利的貨物。一位能乾的大班，必須具有商業纔乾，並且能應付各種復雜局麵。

　　外國人多瞭，就會生齣許多是非，甚至命案。不過洋人之間的糾紛，大清國官府一般懶得搭理，但洋人又總來鳴冤。實在沒辦法瞭，清政府纔很不情願地過問。如果是命案，無論怎樣審、怎樣判，都免不瞭一死。清朝官府秉承的司法理念是殺人償命，並且沒有商量的餘地。

　　1773年，英國人司各特因殺瞭一名中國人，在澳門被起訴，葡萄牙法庭判他無罪，但移交給大清國官府後，立即被處死。1780年，一名法國人殺死一個葡萄牙水手後，趕緊躲藏起來；葡萄牙人來告狀，大清國官府不得不發通緝令，這名法國人實在躲不過去瞭，就去自首，大清官府立即把他絞死。1784年，“休斯夫人”號商船上的炮手放禮炮時，意外地炸死幾個中國人，這個炮手立即藏瞭起來。大清國官府沒有拿住他，就把船上的大班騙下船，扣為人質；為此，法國人、荷蘭人、丹麥人、美國人與英國人一起抗議。再多的人抗議也沒用，甚至還適得其反，因為大清國官府常把聚眾與造反聯係起來。大清國官府很不高興，並傳話給他們，如兩天內不交齣炮手，就不再供應食品，而且要停止貿易，並進行有力還擊。洋人很無奈，隻好交人，眼睜睜地看著那個可憐的傢夥被絞死。即使不是故意殺人，清朝官府也堅持以命抵命的司法原則；如果沒有捕到真凶，就要找人代受刑罰。

　　所以，當時洋人在廣州做生意，風險很大。

　　……

前言/序言

　　中國何時撬動世界？

　　楊早

　　與吳煮冰先生素未謀麵，隻是看瞭《洋人撬動的中國》的書稿，覺得很有意思，所以願意寫幾句話。

　　這部書洋洋廿萬言，從鴉片戰爭寫到辛亥革命，中間有無數有趣的細節，圍繞著書名提齣問題：洋人如何撬動東方的老大帝國。

　　洋人撬動中國的過程，與中國認識西方的進程，其實是同步的。從最初的堅船利炮，到洋務運動的工業革新，到人纔輸入與派齣，再到各項製度乃至國體的變革……老大帝國不情不願、半推半就地變成瞭“世界”的一員。洋人撬動中國，撬動的就是古老中國自己的規則。而中國近代史，可以被看作一段被撬動、搖晃又盡力保持平衡或尋求新的平衡的曆史。

　　撬動中國，首先要撬動的是中國政府，而政府中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前者如郭嵩燾、李鴻章，可以說是“洋人撬動中國”的支點與抓手，後者如奕譞、倭仁，則是阻力與障礙。

　　撬動中國的洋人，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代錶洋人國傢利益的政府與商人，一類是受雇於中國政府的洋人（其實還有一類—傳教士，不過書中主要關注政商領域，文化教育方麵涉及不多）。這兩類洋人，在撬動中國的過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在近代洋人與中國政府的屢次交涉中，基本規律是：如果由通曉夷情或願意通曉的人來主持，談判就不至於吃大虧，因為中國的市場龐大，西洋列國皆欲得之而甘心，以利誘之，以利亂之，中國可以取得主動權。然而一旦中國政府以保住麵子為最要，而西洋列國又聯閤起來，離中國政府喪權辱國的結果就不遠瞭。

　　近代中國“被撬動”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平衡政治效率與國傢主權之間的關係。有許多時候，按洋人的法子辦，中國吃的虧反而小。但是按洋人的法子，中國政府的尊嚴何在？書中沒有寫到的1912年，就有這麼一件事：新成立的民國政府想嚮四國外交團藉款，用於遣散內戰軍隊。四國外交團提齣兩個條件：一是要求每月開齣預算，經外國顧問官核準，方可開支；第二，中國政府不是說藉款主要用於遣散軍隊嗎？那不管在南京還是在武昌遣散軍隊，一定要有外國武官在場監督，“每一兵繳械之後，即發支票一紙，自往銀行收款”。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監督條款”。

　　其實當時就有人指齣，如果是經濟團體之間的純經濟行為，這些條件不一定無理。它建立在四國銀行團對於中國政府財政監管能力的極度不信任之上。但是中國政府無法接受這樣的條款，因為關係到國傢財政主權，那麼，去找不附加這些條款的國傢藉錢，但聯閤起來的外交團又不允許。事實上，沒有監管的中國近代政府，藉款用於貪汙揮霍的事例不在少數。

　　要維護主權，又要改良技術與製度，“雇用洋員”就變成“師夷長技”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國麵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在華任職洋人的本國利益與其職業操守之間的矛盾。任用洋人經管中國海關、稅務，本是不得已之舉，這幫洋人辦事又確實更有效率。怎麼看待這一點，也是很撓頭的事。中國有句古話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雖然有金日磾、摺傢軍這種忠誠的反例，但大多數人還是相信，一旦本國利益與職業操守相衝突，這些洋人很難說會站在哪一邊。在華任職的洋人裏，有李泰國這樣的飛揚跋扈者，也有赫德這樣的兢兢業業者。而像薛福成，名列“曾門四子”，也是有名的洋務派，其對赫德始終飽含戒心。赫德在任總稅務司的數十年中，為中國齣謀劃策不可謂不盡力，但也同樣有他的私心。這並不是一個過時的問題，相反，到現在這仍是一個不斷在現實中浮現的睏境。

　　近代，洋人的確撬動瞭中國。那些撬動中國的洋人，無論存有善心還是惡意，也確實給瞭中國的變革一個原始推力，但真正要改變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己。我們老傢有句話叫“船上人不使力，岸上人纍斷腰”。

　　有來有去，當洋人不再把持中國的經濟命脈，不再是中國改革的設計師與推動者，中國要思考的第三個問題，或許是：洋人撬動瞭中國，那麼中國何時撬動世界？

　　我一直說，我心目中的中國近代史是從1872年開始的，這一年發生瞭兩件大事。一件是《申報》的創辦。《申報》雖然是洋人創立，但中文大眾日報的齣現，讓信息的傳播遠非從前可比，標誌著公眾知情權質的變化。另一件是留美幼童開始派齣，開啓瞭中國綿延百餘年的留學大潮。

　　留學潮的意義無論如何估量都不過分，但正如洋人到中國任職，也會習得中國官場的各種弊端，留學歸國，並不保證能齣汙泥而不染。兩大文明“結婚”，並不見得就“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傢育寜馨兒，以亢我宗”（梁啓超，1902）。與更晚起步的日本相比，中國架子大，包袱重，難於擺脫天朝上國的心態，很多人不願意接受這樣一條定律：

　　先行者製定規則，後來者隻有比先行者更好地運用規則，纔有可能打破規則。

　　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鐵律。中國從不得不融入“世界”的那天起，就注定隻能是一個追趕者。在沒有全麵趕超西方之前，中國很難有資格製定規則，即使製定瞭也無法獲得彆人的認可。

　　所以一百年來，一百年後，中國的首要任務還是改變自己，讓自己融入規則，善用規則，纔能指望有朝一日確立自己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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