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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梁啓超與晚清“今文學”運動——以梁著清學史三種為中心的研究》細讀梁啓超三種關鍵的清學史著述，澄清梁啓超在晚清“今文學”運動中的角色。從細處再現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發展及陳述語境，是一部精心打磨十年的思想小品。

內容簡介

　　梁啓超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在於，他既是重要曆史事件的參與者，又是記述者和闡釋者：無論是清末新政、民初憲政等政治大事，還是晚清學術傳承等文化思想進程。《梁啓超與晚清“今文學”運動——以梁著清學史三種為中心的研究》從梁啓超三種關鍵的清學史著述（即《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第八章《近世之學術》）入手，還原梁氏前後敘述的不同語境，澄清其在晚清“今文學”運動中的角色，將梁氏及譚嗣同、夏曾佑等人的“今文學”言論加以曆史的解析，呈現齣一個逐漸生成和變化著的過程。

作者簡介

　　張勇，曆史學博士，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訪問學者。現任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研究領域為清代學術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當代中國史；著有《戊戌變法史述論稿》等。

目錄

“清華國學叢書”總序1


一知識的源流：梁啓超與晚清“今文學”研究

二變化的“形象”：梁著“清學史”三種有關晚清“今文學”敘述的比較

三學術與政治：《近世之學術》讀解

四“偶然”的背後：梁任公著述《清代學術概論》之心意

五兩種“興味”與“晚年定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著述由來與意旨

六“自述”的檢核：“今文學”運動中的梁啓超

七變化與不變：重新認識晚清“今文學”


附錄經今文學的異趨：張爾田與晚清民國時期的經史學

後記

精彩書摘

梁著“清學史”三種及在當時的影響

梁啓超嚮被稱為近代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然論及學術貢獻，則首推其史學論著，尤其是有關“清學史”的著述。
梁啓超有關“清學史”的著述以《清代學術概論》（1920）、《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4）為代錶作，此外則有早年所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第八章《近世之學術》（1904）。正如已有論者所指齣的，梁啓超有關“清學史”的這些論著，於“清學史”研究有“發凡起例的創闢之功”， 已成為“清學史”研究“必備的經典性名著”。
1902年，梁啓超撰著《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以下簡稱《大勢》），連載於當年的《新民叢報》。梁啓超於該著作的“總論”中，將有史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劃分為八個時代，其中“清代學術”屬於“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在其刊於篇首的目錄中，列有“八、衰落時代 九、復興時代”，依此則所謂“清代學術”應為該著作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但實際情況是，《大勢》於1902年12月的《新民叢報》22號刊畢“第六章第四節”後即中輟；至1904年9月《新民叢報》53號續刊該作，則題為“第八章近世之學術（起明亡以迄今日）”。對此，梁啓超於該章篇首作這樣的解釋：
“本論自壬寅鞦閣筆，馀稿久未續成，深用歉然。頃排積冗，重理舊業。以三百年來變遷最繁，而關係最切，故先論之。其第六章未完之稿及第七章之稿，俟本章撰成，乃續補焉。”“原稿本擬區此章為二：一曰衰落時代，一曰復興時代。以其界說不甚分明，故改今題。”
故《近世之學術》一篇，應是梁任公最早的“清學史”著述。
梁著“清學史”影響最大者，當屬《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清代學術概論》（以下簡稱《概論》）作於1920年。學界通常接受梁啓超本人的說法，即該著原是為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史》所作的“序言”，後因篇幅過長，遂單獨成篇。《概論》初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蛻變》為題，連載於《改造》雜誌；次年由商務印書館齣版單行本，改為今題。迄1932年，商務版《概論》先後印行八版，足見銷路之暢旺。《概論》甫齣，即有好評。鬍適《日記》有這樣的評論：“任公此書甚好，今日亦隻有他能作這樣聰明的著述。此書亦有短處。他日當為作一評，評其得失” 。當然也有不同看法，亦見之於鬍適友朋信劄。傅斯稜曾告知鬍適他的計劃：“---閑暇或把梁任公的《清代學術思想史》批評批評也未可知，因為他那部書太糟，就是梁氏太無學問，隻以滑頭的手段去作著述傢，要知人外有人，人人不盡可欺的。” 然據現有資料，除卻李詳的《〈清代學術概論〉舉正》一篇 ，公開報刊上少見有對《概論》的專門評論。鬍適、傅斯稜二人擬議的書評似亦未作。
繼《概論》之後，1924年梁啓超將其在清華等校講授“清學史”的講稿整理後分彆交《晨報》、《國文學會叢刊》、《史地學報》、《東方雜誌》等陸續刊載，此即梁著“清學史”的又一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下簡稱《近三百年學術史》）。如同《概論》，《近三百年學術史》發錶後，當時的公開評論亦不多見。
1929年梁啓超逝世，在當時為數不多的有分量的紀念文章中，幾無例外地都談到他在“清學史”研究方麵的貢獻。如張蔭麟《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稱：“惟其關於中國佛學史及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之探討，不獨開闢新領土，亦且饒於新收獲，此實為其不朽之盛業。” 被丁文江推許為當時紀念文章“第一”的鄭振鐸《梁任公先生》一文，則稱“《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作尤為重要，在梁氏以前，從沒有過這樣的一部著作發見過，她是這樣簡明扼要的將中國幾韆年來的學術加以敘述、估價、研究，可以說是第一部的中國學術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於著手呢），也可以說是第一部的將中國的學術思想有係統的整理齣來的書。”對於梁氏晚年的清學史研究，鄭振鐸認為“這也是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一文中，關於清代學術一部分加以放大的。”而《清代學術概論》是梁啓超“對於清代學術的有係統的一篇長論，但多泛論，沒有什麼深刻的研究的結果。獨有對於康有為及他自己今文運動的批評，卻是很足以耐人尋味的。” 鄭氏推崇任公《大勢》之作，鬍適則以切身感受印證此說，鬍適迴憶：“我個人受瞭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瞭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闢瞭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 在其他紀念文章中，鄭師許認為，《清代學術概論》、《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幾種書，“實在是梁先生最後的貢獻予學術界的成績，而後來研究梁先生的學術的人們所不可不讀之書。” 繆鳳林也稱梁任公晚年“專精於《三百年學術史》及《文化史》”，天假餘年，“其造福於史學界將無量”。 至1936年，郭湛波在其再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這樣評價梁啓超：“我以為他最大的貢獻，要算他有清一代的思想學術的整理，非他人所可比及。” 郭氏此論，或可代錶當時青年一輩對任公學術的認識。
當然，也有對任公清學史著述不以為然或加醜詆者。張爾田評論《概論》即雲：“尚論一代學術，譚何容易！梁本妄人，又篤信其師，安得不妄。” 錢基博則不滿此前李詳“舉正”《概論》之“毛舉細故，引繩及於字句”，而直指所謂“梁氏癥結所在”，以為《概論》“於清學之前因後果，實未睹其大體”，具體言之：其一，“梁氏隻知以清代考證學菲薄宋儒，而不知清學疑古精神及其治學方法，胥齣宋儒”。其二，“梁氏敘考證學極盛之反響，為公羊今文學，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論”。即“不知前公羊今文學而非議考證學者”，有浙東史學一派；“並公羊今文學而批評考證學者”，則有陳澧、硃一新之兼采漢宋一派。其三，“戴震理欲之說，梁氏極意張大，以迎閤青年之脆薄心理，得遂其縱欲長敖之私”。其四，“梁氏於桐城傢備極輕薄，不知康有為之《新學僞經考》，即推衍方苞之《周官辨》一書，其他康氏疑古之大膽的假設，由方苞引其緒者不少”。其五，“公羊今文學，梁氏自以學所自齣，著意敘述，不知公羊今文學之張設門戶，當以江都淩曙曉樓筦其樞”。其六，“梁氏敘孫詒讓得統於高郵王氏父子，以為清代考證傢之後勁”，不知“其學實淵源傢學，而遠承宋學之永嘉經製一派”。 然而，張氏評論見於友朋通信，屬於私議；錢氏批評引據有徴，卻影響有限，很少為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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