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耕雨讀》（增訂本）是一組乾淨耐看的讀書隨筆，其識見、態度、趣味、語言，呈現齣高水準的均衡。曆史碎片熠熠生輝，人文風景處處可見。作者遣詞造句極為講究，看似不經意，卻有著經年纍月讀寫打磨齣來的功夫。作者選取梁啓超、顧頡剛、鬍適、錢穆、瀋從文、陳寅恪、張君勱、阿倫特、本雅明等人文學者，將中外古今的學問人生匯於一爐。正如餘世存先生所說：“任何情況下，讀寫思考、弦歌不輟都是我們活著的依靠。而晴耕雨讀，正是文明社會*為自然愜意的生活狀態。冠生先生示範瞭一條花開滿目的道路。”

作者簡介

張冠生，生於1954年，祖籍江蘇，現居北京，學者，供職於民盟中央委員會。做過費孝通先生的助手十多年，深受費老先生田野調查的熏染。曾在《讀書》《東方》《隨筆》《天涯》等刊物發錶文章，齣版《鄉土先知》《世紀老人的話：費孝通捲》《知道：瀋昌文口述自傳》《遠古的紙草》《紙年輪》《過去的先生》《錦書來》等作品。

精彩書評

我的朋友裏，冠生兄人有古風，文字功夫也好。他的文章縱貫古今，真可謂無話不談，無所顧忌。
——瀋昌文

那麼多的書，熱鬧者可以執一而萬言，冠生先生卻多半在短短的兩三韆字中交代幾種甚至十幾種書。他是真正的讀書人。他捨棄外界的喧囂，直接跟文本對話，跟人生對話。這樣的讀寫生活雖然寂寞，卻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
——餘世存

是誰傳下這行業，黃昏裏掛起一盞燈？
——鄭愁予

自序　黃昏裏掛起一盞燈 / 001
上輯詩書喪，猶有舌
顧頡剛聚書散書 / 003
錢穆著作作基石 / 007
梁啓超痛責學界 / 011
陳寅恪清音獨遠 / 016
鬍適的“不苟且” / 020
宋雲彬的爽直 / 024
聞一多的書桌 / 028
李約瑟的饋贈 / 032
李方桂的語言天纔 / 038
葛傳槼：為原版牛津英語詞典挑錯 / 042
陳望道：《共産黨宣言》全譯第一人 / 046
張恨水：何止“鴛鴦蝴蝶派” / 051
儲安平：慢慢實現理想 / 055
葉君健：改造“紅寶書” / 059
瞿同祖：隻想再寫一本好書 / 063
韆傢駒：期待真話蔚然成風 / 070
洪　業：“季世儒者” / 077
曾　琦：“退而著書立說” / 081
李　璜：翻開書，好好用功罷！ / 087
左舜生：在學論學，在政言政 / 094
張君勱：民國憲法之父 / 100
吳　晗：學術漸遠，政治日近 / 106
瀋鈞儒：我是中國人 / 111
陶行知：一切從曉莊開始 / 119
孫伏園：中國副刊之父 / 125
豐子愷：不可思議的神跡 / 131
蘇步青：東方數學明星 / 138
鬍愈之：何須正本清源 / 146
顧　準：“誰也弄不清我到底想些什麼” / 153
費孝通：未瞭的心願 / 157
江村八十年 / 162
整理費先生晚年談話 / 176
真氣灌注的百歲老人 / 182
百年清流 / 187
潘光旦逸事 / 192
詩書喪，猶有舌 / 203
下輯感謝所有的記憶
費正清的民國視角 / 211
美國的明恩溥和英國的蘇慧廉 / 215
戴高樂：“重要的是兩代以後人們的想法” / 219
高爾基的異端言行 / 223
法捷耶夫的絕命書 / 227
愛倫堡迴避瞭什麼 / 231
陽光般的阿倫特 / 235
本雅明的黑色筆記本 / 240
維特根斯坦的老套 / 244
伍爾夫為艾略特當排字工 / 248
普利策：“專咬特權的獵犬” / 252
海倫? 凱勒：人類世界裏的神跡 / 256
博爾赫斯：“我總覺得二十世紀不那麼美妙” / 260
薩爾茨曼：流亡書籍的庇護人 / 264
納粹焚書之夜 / 268
蘇聯“黑皮書”事件始末 / 272
感謝所有的記憶 / 276
後記 / 280

精彩書摘

梁啓超痛責學界
梁啓超為朋友齣書作序，寫齣的序言篇幅太長，成瞭另一本書，這本書又迴請那位朋友作序——這段學界佳話，早就耳聞，卻隻是耳聞。多年裏，似乎知道，但知也不清，說也不確。嚴格講，還是不知。直到得見該書，細讀書首三篇序言，又順著蔣方震的名字延伸齣的綫索去讀《蔣百裏傳》，纔算大體弄明白瞭這段掌故。
蔣方震，字百裏，是民國初年的總統軍事顧問和保定軍校校長，有“現代兵學第一人”之稱。蔣在軍事理論上是高手，熱心國防建設，文化上的興趣也很濃，主編過《浙江潮》雜誌，參加有文學社團，從事新文化運動。
1920 年，蔣編寫齣《歐洲文藝復興史》一書，請梁啓超作序。梁責無旁貸。這本書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
梁、蔣二人早有交往。以年齡論，梁長九歲，蔣視梁為“誼兼師友”。梁卻不肯以師自居，呼蔣為“老朋友”。梁在北京辦的《庸言報》及其主編的《大中華》雜誌，凡是關於軍事的論文，都是請蔣執筆。1918 年底，梁組團齣訪歐洲，選各方專傢同行，如外交的劉崇傑、工業的丁文江、政治的張君勱、軍事的蔣百裏、經濟的徐新六等。
這次歐洲遊曆為期一年，他們似有“天降大任”之感，在齣發前的一天晚上作竟夜談。言語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反思過往，規劃未來，決意從此告彆官場，緻力於文化教育事業。梁在後來著述的《歐遊心影錄》中記錄當晚的情景道：“是晚我們和張東蓀、黃溯初談瞭一個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瞭一個新生命瞭。”
在巴黎期間，梁對歐洲文藝復興的曆史大感興趣，自己齣題目，請法國名流逐一講解，並囑蔣作記錄。後又囑蔣把記錄的資料整理成《歐洲文藝復興史》一書，作為“共學會叢書”之一，由商務印書館齣版。這便是蔣請梁作序的來由。
梁一嚮視自身所處的時期為“文化昂進之時代”，把清朝的學術發展看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既為蔣著作序，“覺泛泛為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於是，梁蕩開思路，縱其史筆，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曆史流變。半月之間，寫齣洋洋灑灑三十三節文字。文中貫穿的一瀉萬裏之勢，讓人想到“醒時兀兀醉韆首，應是鴻濛藉君手”的狀態。
待序文收筆，梁發現自己寫齣的文字已經與蔣著的篇幅相當。他覺得“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後，隻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本來約定的一篇序言，生生被梁寫成瞭一本書。原定序文，隻有另寫。
梁原來就有寫《中國學術史》的宏願，打算分成五部來寫：先秦學術、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和清代學術。這篇“宣告獨立”的長序，從內容上看，應屬於原設想中的第五部，即《清代學術史》。但在動筆之初，梁沒有獨立著書的想法，所以，雖可以成書，體例上卻有諸多不愜意處。梁覺得史書不能如此簡陋，卻又懶得改動，因為這個緣故，齣版時定名為《清代學術概論》，封麵的書名旁邊加括號說明係其“中國學術史第五種”。
1921 年2 月，該書的初版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序言由原來請梁作序的蔣百裏作。蔣在序言中說：“清學之精神，與歐洲之文藝復興，實有同調者焉。”接著，他提齣瞭在“清學發達之曆史中”看齣的幾個大問題。一是西方科學東來之勢在康熙以後突然中斷，二是緻用之學後來轉入經典考據，三是戴東原理欲之說倡導啓濛卻遭當世冷落，等等。蔣由此直陳時弊，如“實利主義興，多金為上，位尊次之”……呼籲“當世君子有以力矯之”。
梁著成於蔣序之前，書中文字卻響應瞭蔣的呼籲，足見誌同道閤。《清代學術概論》洋洋灑灑六萬字，梳理三百年間發展脈絡，指齣瞭晚清學術的籠統、膚淺、淩亂之病。其痛切之語如下：
將現在學風與前輩學風相比照，令吾曹可以發現自己種種缺點，知現代學問上籠統影響淩亂膚淺等等惡現象，實我輩所造成。此等現象，非徹底改造，則學問永無獨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於學問社會以外。吾輩欲為將來之學術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鑒前代得失以自策厲。
這話說在九十年前，似發於當下。如今的學界人士若能認真讀讀，不知會作何感想。
陳寅恪清音獨遠
“清音獨遠”，這是《陳寅恪的最後20 年》一書作者在書稿收筆時的浩嘆，沉重到無以復加。該書初版封麵封底全黑底色，也給人一種如鐵似鉛般的沉重感。
當年深圳讀書月評選“30 年30 本書”，先是讀者海選，然後圈齣百本，繼而業界復評，最後專傢終審，《陳寅恪的最後20 年》鉛鑄鐵打，無以搖撼。終審現場幾輪投票的氣氛使人相信，即便隻評齣10 本，也會留住這一本。
如此眾望所歸，該能給人些安慰。清音雖遠，畢竟還能聽到，還有人願聽。
陳寅恪的最後20 年，始於1949 年。當年和略早些時候，大陸學界名流各奔東西。遠走美國者如鬍適，去颱灣者如傅斯年，到香港者如錢穆。陳先生不作美國之想，堅辭颱灣之請，亦因平生鄙視殖民地生活而不往香港，於是選擇瞭廣州嶺南大學作寄身之所。
一介書生，所求不多，無非一張安靜的書桌。為求安靜，他看重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的優容雅量。也是為求安靜，他放棄瞭到中國科學院當所長的機會。
當時的科學院院長是郭沫若，號稱“新史學”的權威，陳寅恪則是“舊史學”的代錶。新中國初建，新社會初始，郭沫若是炙手可熱的人物，陳寅恪則甘願冷在嶺南。“他認為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緻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沉淪不遇。”
1953 年底，郭沫若寫信邀請陳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一職。陳寅恪提齣瞭兩條要求：一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二是“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他的道理很簡單，沒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真正的學術研究無從談起。
幾年後，“百花齊放，百傢爭鳴”方針贏得知識分子的由衷服膺。如果承認這方針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們頭腦中固有的，則陳寅恪的主張應代錶一份思想資源。
陳寅恪堅持的道理，本屬常識，但在學習馬列聲勢浩大的1950 年代初，在言必稱馬恩列斯的氣候下，卻顯得驚世駭俗，很難被正確理解。顧準曾感嘆過“中國的曆史學傢閉著眼睛跟斯大林走，現在讀郭沫若《奴隸製時代》……實在可憐”。太多政治因素非正常地介入學術研究時，連時代都可憐，何況學人？
視力正常的許多學者“閉著眼睛”，倒是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看得清楚，學術該怎麼搞，學人當如何做。他深知“不宗奉馬列主義”必被很多人視為離經叛道，不能見容於世，纔想到請毛澤東或劉少奇以手諭錶示恩準，作擋箭牌。
看得透曆史，自有看現實的清醒與深入。明達如陳先生，何嘗不知那一紙證明書絕難開齣。“牌”未必要得來，“箭”卻是要多少有多少，隨時伺候。既如此，仍堅持，無非是再次申明自己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一以貫之其學術研究生涯，至死不渝。
聯想到陳先生寫過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序》，會覺得其要求在錶明自己的研究立場時，或許更有一層深意，即要提醒“最高當局”注意，“現在政權”既已開齣新中國，國中若仍能為學人留齣學術研究的空間，則須遵從最基本的規律，允許乃至倡導學人保持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半個世紀之後，一個引發社會熱議的問題是：“我們這麼多年裏為什麼培養不齣學術大師？”原因或復雜，答案應簡單。陳先生早就說過瞭。無奈清音獨遠，廟堂難得一聞，江湖上也不大聽得見瞭。
《陳寅恪的最後20 年》，使某些知識分子的最後一段歲月成為觀察、研究其人的一個特殊角度和時間單位，在齣版選題上開瞭風氣。十年後，中國文史齣版社的“長廊與背影”書係麵世，諸如《周作人的最後22 年》《傅雷的最後17 年》《梁漱溟的最後32 年》《陳獨秀的最後15 年》等等。可見此風仍有餘緒，隻是單純跟風之作已無多可看。可嘆如今，不僅大師清音獨遠，連能真切記錄大師清音之作者也不容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