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日本學者平石淑子作品

2、 國內首次引進齣版

3、 爬梳史料，還原真實蕭紅

4、立足當下，迴應女性睏惑

一、鈎稽史料，描摹不一樣的蕭紅形象，呈現現代文壇紛紜往事。

1.用史料呈現蕭紅的諸多麵貌：反抗父權的新女性，天纔的作傢，拋棄孩子的母親，恭順隱忍的妻子……

2.用史料呈現蕭紅與三位男性離閤的始末。想要遠離的人，變成想要依傍的人，蕭紅為什麼會和想要逃離的未婚夫在一起？相愛很熾烈，分離很決絕，是什麼導緻瞭蕭紅與蕭軍分道揚鑣？在一片反對聲中與端木蕻良結婚，蕭紅為什麼嫁給與她“沒有戀愛史”的人？她為什麼屢屢選擇不適閤自己的伴侶？

3.用史料牽齣現代文壇關係網。蕭紅與魯迅、鬍風、茅盾、丁玲、駱賓基等人的交遊情誼。

二、蕭紅的生命曆程與創作曆程雙綫並行，透過異國學者的視角理解蕭紅，理解她的創作。

三、女性視角審視蕭紅命運，迴應現代女性的睏惑。母親，作傢，妻子，女兒……現代女性如何在諸多社會角色中找到平衡？

內容簡介

蕭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備受矚目的作傢。與之相關的齣版物往往強調其性彆、天纔的創作、錯綜的感情經曆和悲劇的命運，從而導緻瞭大眾對蕭紅的刻闆印象。而平石淑子通過爬梳史料勾勒其一生，盡量還原蕭紅的生活環境、交遊情況、創作背景，結閤蕭紅的作品，描述其精神世界的發展變化曆程，對幾個有爭議的問題做齣迴應：蕭紅是否在缺少愛的環境中長大？蕭紅是反對封建男權的新女性還是依附男權的受害者？在《生死場》《呼蘭河傳》等帶有自傳色彩的作品中，蕭紅選擇哪些往事再現，又對哪些進行藝術虛構，其再現和虛構的動機是什麼？蕭紅的絕筆之作《馬伯樂》與之前的作品風格迥異，其創作為何發生大的轉嚮？作者在勾稽史實分析作品的過程中，祛除讀者對蕭紅的想象，呈現真實的蕭紅形象。

作者簡介

平石淑子，日本東京人，日本女子大學教授、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理事、禦茶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委員會委員長，是日本知名的蕭紅研究專傢，被譽為“日本**個係統研究蕭紅並卓有成就的學者”。大學時代師從“日本魯迅研究**人”丸山升教授開始蕭紅研究，緻力於蕭紅研究近四十年。曾先後十多次赴哈爾濱、重慶、香港、武漢、廣州等地搜集蕭紅的相關資料。

崔莉，湖北第二師範學院日語係講師，湖北大學文藝學專業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文學、文藝美學。

梁艷萍，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日本東京大學美學藝術學研究室、日本國學院大學文學部客座研究員，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有日本美學、東西方文論、文藝美學與文學批評。

精彩書評

　　《蕭紅傳》 [日]平石淑子　著 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禾刀

　　讀過一些蕭紅的著作,也看過關於她生平的文章和書籍,包括許鞍華拍攝的關於蕭紅的傳記電影《黃金時代》。無論是哪個版本,無論從哪種角度審視,蕭紅短暫的一生均堪稱苦難的一生。癡迷蕭紅四十餘年、日本係統研究蕭紅並卓有成就的日本女子大學文學係教授平石淑子在《蕭紅傳》中,從愛情、生活和文學三個角度進入蕭紅的世界,為讀者呈現瞭三個版本的蕭紅:飢餓的蕭紅,愛情的蕭紅,文學的蕭紅。當然,這三個蕭紅不可能完全分割獨立,反倒相互糾纏,以緻蕭紅都分不清哪個該是她真正的自我。
　　自19歲離開老傢呼蘭縣後,蕭紅短暫的一生都是“與‘保護者’一同度過的,這是她自己的選擇。錶兄陸振舜、未婚夫汪恩甲、蕭軍、端木蕻良都曾經是她的‘保護者’。”在與四個男人的命運際遇中,蕭紅先後同汪恩甲、蕭軍和端木蕻良有過共同生活。如果說與汪恩甲是“初戀不懂愛情”,那麼蕭軍的齣現則徹底點燃瞭她心底炙熱的愛情之火。
　　盡管蕭軍帶有鮮明的大男子主義,甚至還曾對她拳頭相嚮,但對於長期苟且偷生的蕭紅來說,蕭軍確曾給過雖然不多但足以令她滿足的安全感——是他幫忙逃齣哈爾濱旅店的危難,是他在蕭紅生産時依然守護在身邊,是他與蕭紅共同忍飢挨餓,也是他共同前往上海結識瞭命運中的也是文學道路上的貴人魯迅先生……
　　在平石淑子看來,正是《生死場》的成功發錶,纔確立瞭蕭紅在文壇的地位。然而,蕭紅蕭軍患難時的攜手並肩,卻未能在經濟壓力緩解後延續。文學上小有成就的蕭紅深陷愛情重負,於是決意齣走東瀛,以緻她模糊地認為,此時“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閑,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
　　平石淑子調查發現,東京時的蕭紅過得並不愜意。除瞭遭到日本警察的刁難外,東北同學對魯迅的成見也令她極為不快。另一方麵,雖然與蕭軍拉開瞭距離,但蕭紅在東京的日子仍不如意,一方麵生活始終離不開蕭軍的接濟,另一方麵創作並未迎來想象中的井噴,更主要的是,僅僅幾個月後恩師魯迅便駕鶴西歸。魯迅既是蕭紅走齣飢餓的救星,也是蕭紅深耕文學的強大動力。如果魯迅健在,蕭紅或許可以在文學道路上走得更遠,或許不必重陷更大的飢餓之中。
　　1936年11月,在東京的蕭紅給蕭軍寫信:“彆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著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生活的睏頓或者說是飢餓始終是蕭紅的“囚籠”,即便是在遠離故國故人也遠離戰火的東京,蕭紅盼望的“黃金時代”依然如水中月鏡中花。
　　斯人已逝,萬念成空。直到蕭紅耗完三十一年的短暫光陰,她所期望的“黃金時代”依然被緊鎖於她的“籠子”之中。大抵可以斷定,這個“籠子”製約瞭蕭紅的文學造詣,這也成為本書作者,還有諸多研究者倍感遺憾之處。

目錄

序 章 對蕭紅評價的變遷 1
第一章 蕭紅的童年時代 31
第二章 初期文學活動 63
第三章 中期文學活動 109
第四章 後期文學活動 239
終 章 蕭紅的作品世界 325
附 章 蕭紅之死及其後 355
附 錄 蕭紅年譜 365
主要參考文獻 374
後 記 380

精彩書摘

自離傢齣走之後，蕭紅短暫的一生都是與“保護者”一同度過的，這是她自己的選擇。錶兄陸振舜、未婚夫王恩甲、蕭軍、端木蕻良都曾經是她的“保護者”。蕭軍和端木也都理解蕭紅想在精神上追求獨立。但是蕭紅過於性急，想要走在時代前端。她知道在那個時代，女性想要一個人走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纔主動選擇閤適的“保護者”。但是蕭紅所希求的“保護者”和他們想象中（或者是他們認為蕭紅要嚮自己尋求）的“保護”並不相同。或許這種說法對蕭紅而言有些殘酷，她實際上想讓他們為自己走上獨立的道路遮風擋雨，或者說作掩護。然而現實中他們都將蕭紅視為弱者，對她像對待孩子一般，蕭紅必須忍受自己的這一地位。蕭紅應該更早意識到男性“保護者”們帶給她的曆史的和社會的枷鎖，然後再決定是否與他們一道走下去。許廣平這樣寫道：

也許，她喜歡像魚一樣自由自在的吧，新的思潮浸透瞭一個尋求解放舊禮教的女孩子的腦海，開始嚮人生突擊，把舊有的束縛解脫瞭，一切顯現齣一個人性的自由，因此惹起後母的歧視，原不足怪的。

（《追憶蕭紅》）

而且，蕭軍在《蕭紅注釋錄》中這樣寫道，“由於我像對一個孩子似的對她‘保護’慣瞭，而我也很習慣以一個‘保護者’自居，這使我感到光榮和驕傲”（第九封信注釋）。還寫道，“她最反感的，就是當我無意或有意說及或玩笑地攻擊到女人的弱點、缺點”（第十九封信注釋）的時候。

她為他們做飯、縫衣服、處理各種日常雜事，有時候還要幫忙謄寫稿子。不過這些行為對蕭紅而言似乎並沒有那麼不情願。

蕭紅先生因為是東北人，做餃子有特彆的技巧，又快又好，從不會煮起來漏穿肉餡。其他像吃燒鴨時配用的兩層薄薄的餑餑（餅），她做得也很好。如果有一個安定的、相當閤適的傢庭，使蕭紅先生主持傢政，我相信她會弄得很體貼的。聽說在她旅居四川及香港的時候，就想過這樣的一種日子，而且對於衣飾，後來聽說也頗講究瞭。

（許廣平《追憶蕭紅》）

“旅居四川及香港的時候”指的是與端木結婚生活期間。

但是，每當對方心中生齣那是對“保護”理應做齣的“迴報”的心理時，蕭紅都會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厭惡和屈辱。與蕭軍分開後，蕭紅在西安與聶紺弩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飛吧，蕭紅！你要像一隻大鵬金翅鳥，飛得高，飛得遠，在天空翱翔，自在，誰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間籠子裏的食客，而且，你已經飛過瞭。”（中略）

“你知道嗎？我是個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纍贅又是笨重的！而且多麼討厭嗬，女性有著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長期的無助的犧牲狀態中養成的自甘犧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還是免不瞭想：我算什麼呢？屈辱算什麼呢？災難算什麼呢？甚至死算什麼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是這樣想的是我呢，還是那樣想的是。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

（聶紺弩《在西安》）

她一生想要切斷的就是“保護”者和被“保護”者之間産生的絕對權力關係，或者說，男女之間默默滋生的權力結構（而且，在“保護”的美名下，或者說理所當然，男性一方很少被問責）。然而，社會還遠沒有進步到這一步，連解決問題的契機都未齣現，她就去世瞭。

…………

…………

在抗日的戰火中顛沛流離，在香港結束自己短暫的一生，這些都絕非蕭紅本意。但是，蕭紅在香港完成瞭兩部前所未有的長篇，正如前麵論證過的，《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在蕭紅的整個作品世界中居於要位，它們將蕭紅的作品發展到瞭一個新高度。由此可見，香港為蕭紅提供瞭一個優越的創作環境。以這個觀點重新審視蕭紅的創作生涯，我們會看到一個與之前不同的、新的蕭紅形象。

將蕭紅作為生活在中國抗日戰爭時代的一個女性形象進行總體把握和理解時，女權主義的確為我們提供瞭一種有用的觀點。應該說，有瞭女權主義的見解，我們纔得以將蕭紅的文學創作活動在曆史上明確定位和理解為一個女性自立的過程，這是她對社會和曆史的勇敢挑戰，是女性的前衛行為。女權主義試圖將女性曆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各種行為從傳統的男權的支配及為他們所構建的言說中解放齣來，重新正麵評價女性氣質，這種嘗試的確充滿魅力、振奮人心。但是僅就蕭紅而言，筆者感受到一種危險性。蕭紅一直以來被許多善意的讀者構建成一個經曆瞭女性特有的苦難與不幸的形象（如蕭紅紀念館前的坐像），並對其寄予同情和共鳴。由於女權主義本質上對女性氣質的同情與肯定，它與這一形象的融閤有可能會製造齣新的偶像。

比如，這明顯地錶現在，對蕭紅作品中的什麼和哪一部分應該給予正麵評價。對於這一問題，女權主義齣場前後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例如，在《生死場》中，對女人們經受的各種苦難的相關描寫的確十分突齣，但是從未有人關注過穿插在其中的男性形象。人們將散文集《商市街》視為蕭紅得到蕭軍這一伴侶，剛剛步入抗日作傢這一新的人生道路時美麗又甜蜜的迴憶，而未像本書所指齣的從中可以看到她強烈希求獨立的決心。因此，《商市街》經常被人們從研究對象中去除。一直以來，人們將《呼蘭河傳》幽閉在“寂寞”這一詞語中，認為該作品中沒有抗日意願，與蕭紅的其他作品風格迥異，對其評價較為消極。由於女權主義的解釋，《呼蘭河傳》得以擺脫以往的消極評價，在蕭紅的一係列作品中得到一席之地。但是，這部魅力四射的作品中講瞭許多故事，女權主義僅看到瞭團圓媳婦的悲劇，幾乎從未提及有二伯和馮歪嘴子的故事，盡管蕭紅在此之前還寫過關於這兩個人的其他作品。這一點與之前毫無二緻。

而且，關於蕭紅的苦難和不幸，人們認為，她身邊的男性，尤其是蕭軍負有很大責任。因此，盡管蕭軍對促使蕭紅走上作傢道路貢獻很大，但是在影響關係方麵人們一味強調他的負麵影響。這與蕭軍強烈的個性有很大關係，通過將粗暴的蕭軍與病弱的蕭紅進行對比，善意的讀者們更加同情蕭紅的悲劇。女權主義者也將此作為前提，進一步充實瞭自己的理論。然而，這依然沒有超齣傳統女性觀的範圍，傳統女性觀認為，女性作為男性的附屬物，唯有脆弱和可憐纔是美的。即便這不是人們故意為之，而是由於對蕭紅善意的態度所緻，但它對相關的男性作傢們，尤其是蕭軍的評價是不公平的，而且這反而會影響到對作為一個獨立作傢的蕭紅的評價，從結果上降低對蕭紅的評價。此外，關於端木蕻良，在人們眼中，蕭軍代錶瞭男性的“陽性”部分，他代錶的是“陰性”部分。人們認為，他的每一次行動都是任性的，“不像男人”，因此無法保護蕭紅。這對端木難道不是很不公平嗎？

唯其如此，盡管筆者在本書中高度評價女權主義的觀點，卻慎重使用該觀點，筆者試圖依據眾多資料和作品，盡可能客觀地評價蕭紅作為一個作傢的行為。但是，筆者想在此重申，這絕非輕視蕭紅和迄今為止女性們所經曆的苦難的曆史和殘酷的鬥爭，反而正因為重視纔如此，筆者自己也希望能夠將先輩們開闢的道路開拓得更寬更遠。女權主義的確在文學研究領域打開瞭一個新視野。但是，由於它擔負著肯定女性氣質和恢復女性權利這一曆史和社會的巨大使命，因此往往采取一種偏袒女性、對女性寬容，對男性稍顯苛刻的觀點。然而，如今，女權主義的觀點已經在社會上得到瞭一定的認可，我們應當讓它在既有成果的基礎上邁嚮一個更高的颱階。這時，問題恐怕就會轉嚮“個體”的狀態。而且，這就是蕭紅最終追求的主題。

比如，迄今為止，人們都將《呼蘭河傳》視為一部充滿思鄉之情的迴憶錄。但是，正如前文指齣的，文中有許多作者有意識進行虛構的成分。蕭紅在《呼蘭河傳》中描述的“我”的傢庭，是為瞭描寫一個名為呼蘭河的小鎮上凝固的空氣而創造的背景，未必就是現實中蕭紅的傢庭。而且，關於生活在“我”周圍的貧睏的人們，如前所述，他們的故事也不乏作者人為修飾的痕跡。不可否認，文中充滿瞭作者濃濃的思鄉之情，但是這並非該作品的主題。前麵講到，這部作品的主題是居住在“荒涼的院子”中的人們各自的抵抗和成果。但是，這種抵抗並非當時人們所期待的針對侵略者進行的民族抵抗。團圓媳婦自始至終沒有捨棄作為“一個人”的自己，死去瞭。有二伯試圖通過從自己沒有被認可為“一個人”的現實中逃齣來，維護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馮歪嘴子成功地實現瞭他所期待的作為“一個人”的幸福，想要將它一直守護下去。或許對於那些貧睏弱小的人而言，當危及自己的生存問題時，原本隻是努力活下去的行為本身就成瞭抵抗。如何將這一個個作為“一個人”的抵抗升華成為全體的抵抗，即民族的抵抗呢？

蕭紅早已將“一個人”的問題作為自己的追求，在戰亂中被迫輾轉各地，耳聞目睹瞭人們遠離抵抗的現實之後，或許讓她萌發瞭把個人追求推廣到普羅大眾之中的想法。如果這些弱小、貧睏、沒有知識和文化，對一切都采取認命的態度，淡然地活著的人們，沒有作為“一個人”的意識，就不可能發展成抗戰。隻有發覺自己是“一個人”，擁有作為“一個人”的意識，追求作為“一個人”的幸福和權利，一直被視為宿命的東西纔會現齣原形。通過他們的抵抗，所謂的宿命便會被粉碎。而且，這必將會走嚮民族的抵抗。這恐怕正是身為女性，不得不時常麵對作為“一個人”的問題的蕭紅纔會有的觀點，這恐怕也是與《七月》座談會的成員或者準備棄筆從戎的蕭軍截然不同的觀點，即使她的最終目標與他們相同。

對於蕭紅而言，最大，從結果看也是最後的課題就是，事已至此依然遠離抵抗的知識分子的問題。他們為躲避戰火，像無根之草一般四處輾轉，他們身上原本就沒有那種將自己束縛在土地和傢人身上的宿命意識。為瞭讓他們擁有和恢復作為“一個人”的自覺和榮耀，蕭紅在文中設定瞭馬伯樂這一徹頭徹尾自私利己的小人物形象。馬伯樂從未真正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危機。但是從他罵自己的同胞“真他媽的中國人”這一行為中可以看齣，他在內心已經有瞭將“中國人”同外國人相對比的意識。既然如此，可以說，他的任務就是弄清自己將“中國人”視為劣等民族的根據何在，而且覺悟到自己也是這一劣等“中國人”中不摺不扣的一員這一事實。對於馬伯樂而言，這或許也稱得上“一個人”的發現。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可以看齣，蕭紅作為作傢的一生由一條主綫貫徹始終，她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一條連續的綫上進行的一種連續的精神行為。不過，遺憾的是，《馬伯樂》尚未完成而斯人已逝，我們永遠失去瞭弄清蕭紅這一宏偉計劃的去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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