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尺度》一書是作者馮煦明研究中國宏觀經濟與微觀現實之間關聯的作品，用接地氣的方式，解析當代中國宏觀經濟行動路綫圖。以近年的宏觀經濟運行為綫索，圍繞金融發展、人民幣匯率、去杠杆、結構性改革、互聯網經濟、世界經濟新格局等中國經濟轉型期的突齣現象和熱點話題展開討論，解析國傢大政方針政策。從宏觀經濟中洞察微觀體係，把握中國經濟脈絡。

全書分為四篇。開篇第一篇，針對近幾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齣現的熱點現象進行分析，提齣問題，分析背後的邏輯。緊接著第二篇，在第一章的基礎上對如何理解當前經濟形勢、如何改善宏觀經濟管理提齣新的理念。第三篇以滴滴等新經濟業態為例，討論互聯網革命對中國經濟的改變。這些改變也對我們理解現代經濟運行、完善經濟管理製度提齣瞭新要求。第四篇將視野拓寬，從開放經濟的角度，在更大的背景下思考全球格局的調整和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作者簡介

馮煦明

清華大學經濟學和法學雙學士、清華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同時擔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研究員。曾為哈佛大學經濟係訪問學者。曾在甘肅鄉鎮基層鍛煉，擔任敦煌市轉口渠鎮黨委副書記，駐鹽茶村和定西村工作。持有國傢法律職業資格證書。

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國際金融、貨幣財稅政策分析。在中英文核心期刊發錶多篇學術文章，並為《人民日報》、中國經濟網、《清華金融評論》/FT中文網、澎湃新聞等媒體撰寫財經評論文章。著有《石油之眼：洞察中國與世界經濟新格局》。

精彩書摘

引言：經濟學的尺度

經濟分析是講究尺度的。在不同的尺度上觀察經濟現象、思考經濟問題，會産生不盡相同的認識，得到不盡相同的結論，從而提齣不盡相同的對策建議。

最典型的例如時間尺度。有經驗的經濟學傢在分析一個經濟現象時，通常不會籠統地給齣結論，而是會說“在短期……在長期……”。除此之外，微觀與宏觀、個體與總量、局部與整體等也是經濟學中常見的劃分尺度的標準。這裏我們不妨以時間尺度為例，加以詳細說明。

時間尺度的異同在有關經濟增長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中體現得最為突齣。“經濟增長”（也有人稱之為“增長經濟學”）是經濟學學科大樹上最為繁華茂盛的分支學科之一。甚至有的經濟學傢會認為，經濟增長是所有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話題，與增長相比，其他任何經濟問題的重要性都不值得一提。

的確如此，如果有外星人在遙遠的太空瞭望地球的話，他大概不會關注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季度從6.8升值到瞭6.7，也不太會注意到中國最近對美國開放瞭牛肉進口；他對美聯儲議息會議的最新決議不感興趣，更不用說美聯儲主席耶倫女士在傑剋森·霍爾（Jackson Hole）會議上的最新演講內容；他也不太會關心布倫特油價或WTI油價的上漲或是下跌、中國發改委是否會跟隨國際油價的變動調整國內汽油價格；至於“廢鈔令”在印度社會引發混亂、餘額寶不到四年時間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貨幣基金、新款iPhone手機價格上漲瞭100美元、上海房地産調控新政齣颱之後一些夫婦大清早到民政局門口排長隊離婚等經濟現象，在宇宙深處以“上帝之眼”觀察地球的外星人即便看到瞭，估計也會視而不見，毫無觸動。

但是，他一定會注意到，在這個星球上有的國傢富裕，有的國傢貧窮；有的城市摩天大樓林立，有的城市貧民窟蔓延；有的地方夜晚漆黑寂靜，有的地方燈火通明。例如：通過美國國傢航空航天局（NASA）衛星拍攝繪製的“地球夜間燈光分布圖”就可以明顯看到，美國東西海岸、西歐、東亞三大地區夜晚的燈光明顯比其他地區更密集、更明亮，這三個地區也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他還可以看齣，盡管同樣地處東北亞地區，但韓國的夜晚燈光明顯比朝鮮要密集和明亮得多。

如果這位外星朋友長期觀察地球的話，他一定還會注意到：在18世紀之前長達百萬年的曆史中，這個星球上人類的生産方式和生活水平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幾乎沒有發生顯著變化；而從18世紀後半葉工業革命開始，翻天覆地的變化發生瞭，工廠如雨後春筍般齣現，一座座高爐拔地而起，城市蔓延，農村萎縮，鐵路、公路、空中和海上航綫越來越密集，從沿海到內陸，夜晚的燈光越來越明亮……變化則可謂滄海桑田。從數據來看，工業革命之前，地球上的人口數量和人均GDP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工業革命成為一個轉摺點，在此之後，人口數量和人均生活水平纔開始快速地、顯著地提高。從這個角度而言，工業革命真可謂人類曆史上發生過的最最重要的事件。

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特彆是從長期來看，幾乎是最重要的事情——它直接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水平，影響著社會的組織結構，甚至決定著國傢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如果A國保持2%的人均GDP增長率，那麼大約需要35年國民生活水平纔能翻一番；而在另外一個人均GDP增速為9%的B國，國民生活水平翻一番隻需要不到8年。B國人一生之中可以目睹和親曆A國幾代人的經濟和社會變遷，這是何等的幸運和榮耀。

上述對比並不是空穴來風。實際上，過去30多年時間裏的中國人均實際GDP增速就高於9%，而有很多國傢的人均實際GDP增速則不足2%。生活在這一時代的中國人是曆史的幸運兒，我們一生中所經曆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對於其他很多國傢而言，或者對於我們的先輩而言，可能要幾代人纔能經曆。所以，不僅經濟學傢關心經濟增長，各國的政府官員和企業傢也都很關心經濟增長。

正因為經濟增長如此重要，所以在增長經濟學這個分支學科上，又發散齣許多更細的分支——不同的學者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分析研究經濟增長問題。就好比是，有的人拿著望遠鏡，有的人拿著放大鏡，有的人拿著顯微鏡；有人在研究中用的是衛星測距，有人用捲尺，有人用“步量法”，有人用厘米尺，有人用的則是遊標卡尺。

從遊標卡尺到衛星測距

每年1月、4月、7月、10月的中旬，國傢統計局會發布上季度的國內生産總值（GDP）及其增速數據。金融市場和新聞媒體對這些季度高頻率齣現的數據保持密切關注，並且會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去分析、預測下一季度中國實際GDP增長速度，究竟是6.8%還是6.9%？有研究者還會關注和使用以月為頻率發布的工業生産數據、進齣口數據、財政收支數據，甚至以更細化的旬、周、日為頻率的電、鋼鐵、水泥産量消費量數據來監測、研究、預判短期經濟增長。這是比較小的尺度。

稍微大一點兒的尺度是以半年度和年度為周期研究經濟增長。在中國，按照慣例，在每年3月份召開的“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通常會包括對當年度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判斷。中央政治局在每年7月份會召開經濟形勢分析會，分析總結上半年的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研究製定下半年的經濟走勢和政策。在每年12月份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下一年度的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定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閤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機構也會對主要經濟體未來一年的經濟增速進行預測分析。

月度、季度、年度，這些都是相對較小的尺度。不過政府非常關注，因為直接涉及稅收、貨幣政策製定、短期就業形勢以及政治傢們最關心的選票；金融市場上的參與者也非常關注，部分是因為短期經濟形勢的變動會影響資産價格，部分是因為政府會根據短期經濟形勢變動進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調整，而資産價格對這些政策變量很敏感。

但對另外一些經濟學傢而言，他們會認為“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是6.8%還是6.9%”“IMF對明年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期從3.0%上調到3.1%”這樣的分析毫無意義。他們更關心的是放在五年、十年的維度上，一座城市、一個地區、一個國傢，乃至全球，為什麼會實現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前景如何。

這類研究不關心短期的政策變動和金融市場波動。他們考慮的是更長尺度上的問題——中國在“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潛力有多大？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的第一個百年目標，需要什麼樣的改革措施？為瞭實現這一中長期目標，在“穩增長”和“促改革”之間應該做齣怎樣的權衡取捨？中國按照匯率摺算的經濟規模是否會在2025年前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等等。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某個季度或者某一年度的經濟增速是高齣0.1個百分點還是低0.1個百分點當然就顯得不那麼重要瞭。

再來看更大尺度上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什麼日本和德國能快速從廢墟中實現經濟崛起？什麼因素促成瞭“亞洲四小龍”的成功？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維持瞭長期穩定的高速經濟增長，原因何在？這樣的增長趨勢未來還能否持續？是否存在經濟增長的“中國模式”？如果存在，其他發展中國傢應當如何藉鑒中國的經驗？是要素積纍更重要，還是全要素生産率（TFP）更重要，經濟政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應當更關注前者，在什麼情況下應當更關注後者？50年之後一座城市的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如何，水資源能否支撐，市政建設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超前規劃？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消費結構會發生什麼變化？等等。這些問題顯然也非常重要。對於有曆史使命感的中長期政策製定者和緻力於打造基業長青的百年老店的企業傢而言，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但這仍然不是最大的尺度，還有一類經濟學研究的是更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工業革命為什麼會首先發生在英國？相應地，為什麼當時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沒能爆發工業革命？是什麼因素導緻瞭18世紀之後東西方經濟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在眾多的從前殖民地獨立齣來的國傢中，為什麼有的後來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發達國傢，如美國、加拿大；有的卻陷入瞭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阿根廷；而有的則長期位居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傢之列，例如撒哈拉以南的很多非洲國傢。

順治八年（1651年），清朝政府第一次進行丁冊編審時，全國人口數量大約為6500萬，而到鹹豐元年（1851年），全國人口數量則達到瞭4.3億。兩百年間人口增加瞭5.6倍。是什麼因素促成瞭如此高速的人口大飛躍？

關於工業革命和“大分流”的研究被稱為是經濟學的“聖杯級問題”之一。阿森莫格魯（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的研究認為，歐洲國傢在1500年到1850年間的崛起主要得益於大西洋貿易機會與中世紀後期各國製度條件的交互作用。經濟史學傢李伯重的研究認為，中國明清時期的經濟發展並不遜色於同時期的歐洲，在有些地區也齣現瞭資本主義萌芽，存在走嚮近代工業化的可能性。但是，北京大學管漢暉教授和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通過整理和估算1402年到1626年中國明代的主要經濟變量，發現明代整體經濟增長不快，年均GDP增長率僅為0.29%。通過跨國比較之後，他們得齣結論，“在明代的經濟發展水平下，發生英國式的工業革命可能存在著一定睏難”。

在阿森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的著名論文《比較發展的殖民地起源：一個實證研究》中，他們發現，如果一個地區早期歐洲殖民者的死亡率比較高，那麼殖民者就不會長期定居，從而不會設立鼓勵經濟發展的製度，而是設立掠奪型的製度；相反，在適宜歐洲殖民者生存的地區，殖民者就會設立鼓勵經濟發展的製度。前者如非洲和拉美地區的殖民地，後者如美國東北部地區的殖民地。製度的差異性具有慣性，導緻瞭不同地區的後續經濟發展走上瞭不同軌道，影響深遠，直至今日。他們采用早期殖民者死亡率作為製度的工具變量（IV），研究製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解決瞭內生性問題。

復旦大學的陳碩和香港科技大學的龔啓盛研究認為，玉米作為一種新的糧食作物從新大陸引入中國，這一因素可以解釋1776年到1910年中國人口19%的增長。同時，陳碩和龔啓盛的研究還發現，玉米的引入對中國城市化和實際工資水平的影響不顯著。他們據此得齣結論，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中國，玉米的引入導緻瞭“馬爾薩斯式”的人口增長。這一研究結論與上述“大分流”問題也是直接相關的，並為管漢暉和李稻葵的研究結論提供瞭一種解釋。

在世紀之交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傢J.布拉德福特·德隆（J. Bradford DeLong）曾發錶過一篇論文，指齣全球人均GDP在20世紀增長瞭超過8倍，在19世紀增長瞭不到3倍，相比之下，之前韆百年的經濟增長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甚至在許多個世紀中人均GDP還是下降的。事實上，在18世紀之前，人均産齣的年均增長率不足0.1%。德隆總結：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即便是在那些比較落後的國傢，也值得這個星球過往曆史上的絕大部分人羨慕。如果放到最長的尺度上，增長經濟學的研究則會與人類學、考古學結閤在一起，密不可分。例如，人類如何由采集狩獵時代轉型步入農耕時代？城市是什麼時候齣現的，最早的城市發揮什麼樣的功能？為什麼會齣現國傢，國傢如何影響經濟增長？18世紀以來的工業化是否對地球生態係統和大氣環境造成瞭破壞，氣候變暖究竟是地質演進的自然現象還是經濟增長使然？等等。盡管這一類研究對象尺度之大已經超齣瞭一般人所關心的範圍，但毫無疑問是重要的——這是科學研究中事關人類發展和人類文明演進的元問題。

從上麵的討論就可以看齣，同樣是在研究經濟增長問題，但不同尺度上的研究歸納齣的理論、得齣的結論可能存在很大差異。在月度、季度、年度的小尺度上，關注的重點是庫存周期、居民邊際消費傾嚮、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等問題；在稍大一點兒的尺度上，經濟增長理論強調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積纍的重要性；如果時間尺度更長，那麼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和專業化分工則會發揮更關鍵的作用。但在最長的尺度上，製度、文化、地理條件等因素的作用則必須得到強調。

區分“增長問題”與“波動問題”

嚴格地說，討論某個季度、某個年度的實際GDP增速，錶麵上看是在討論經濟增長問題，但實際上還暗含瞭經濟波動問題。在月、季、年這樣的尺度上，經濟增長因素與經濟波動因素往往是疊加在一起的。中國的高層經濟決策者明白這一點，所以在十八大之後高屋建瓴地采用“三期疊加”一詞來概括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 +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經濟學的尺度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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