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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著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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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文化批判
民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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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ISBN：9787200132885

版次：1

商品编码：12308060

包装：平装

开本：32

出版时间：2018-02-01

用纸：纯质纸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章太炎先生1922年及1935年兩次具有代錶性的公開講學記錄，較係統地展示國學的概貌，是國學愛好者及研究者瞭解國學的必讀之書。章氏一生講學不止，弟子遍及天下，在當代國學研究界的影響巨大。本書選入其中後期兩次具有代錶性的國學講演之記錄。

作者簡介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餘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以紀念漢代辭賦傢枚乘），後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後自認“民國遺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傢、思想傢、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曆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為文字學、經學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奠定瞭方嚮。

精彩書摘

論今日切要之學

從前顧亭林先生說過“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兩句話，但是博學於文不如行之實際，而“行己有恥”純為個人的行為，所以這裏暫不討論。

今日切要之學隻有兩條道路：（一）求是，（二）緻用。求是之學不見得完全可以緻用，緻用之學也不必完全能夠求是。閤緻用與求是二者冶於一爐，纔是今日切要之學。詎今日之學風適反乎此，日惟以考古史、古文字學，錶章墨辯之說是尚，反棄目前切要之學而不顧。此風若長，其害殊甚，速矯正，以免遺誤於將來。茲先分論其不切要之點如下：

（一）考遠古此雖為求是之學，然不能緻用。試觀今日一般學者忽於近代之史，而反考證三代以上古史如《山海經》等孳孳不休。正如歐西學者日夜研究古巴比倫、埃及等國的文化，同樣的無味。因彼時尚在混沌草昧時期，就是能發現一二種學說，也絕難找齣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他，又何況即便得以證明也不能緻用呢？

（二）考古文字此亦求是而不切要之學也。若今日舉國學子欣欣然考證龜甲，研求鍾鼎，推求陶瓦，各自以為得。其考證甲骨者則鑿鑿於某字《說文》作某，鍾鼎又作某，某字應讀某聲，穿鑿附會之態較之研究鍾鼎者尤為可笑。而不知龜甲之真僞本難分彆，何況其證據又薄弱無力！至於鍾鼎本係金屬，真僞尚易辨彆，然考證其文字，終覺無味。其一切考證鍾鼎文字之書籍，更須審辨。若宋人之《集古錄》《金石錄》《博古圖》等書，考訂本多難據。至清之吳大澂等益加穿鑿。然清人考訂文字大率沿襲宋人，不知宋人更沿襲何者？夫文字遞變，必據有形跡者以為推。假如佐證毫無，而欲妄加揣測，正如外人到中國聽戲，縱賞其聲調鏗鏘，而於麯中旨趣則茫乎無所知矣。

（三）考《墨辯》今日學者，除去染有上述兩項風氣之外，尚有一種絕不能以之緻用的風氣，就是考墨辯。《墨子》的精華僅在《尚賢》《尚同》《兼愛》《非攻》諸篇。至於《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小《取》諸篇，實《墨子》的枝葉，而考墨辯者卻矜矜然說某段閤乎今日科學界中的電學，某段閤於今日科學界之力學，某段閤於今日科學界之飛艇、飛機，某段係今日物理學中之定律，某段又是今日化學之先聲。似《墨子》的神通，活像今日科學界的開山老祖一樣。即使以上諸說能夠成立，也不過是繁瑣哲學之一流。《莊子》有一句話：“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楊、墨是已。”這樣說來，非獨墨子是科學專傢，楊子又何嘗不然呢？《大戴禮》哀公問孔子有小辨之說，則墨子亦小辨之流也，總之其語雖然有是的地方，用起來時卻不能緻用。所以這班學子雖較考古史、古文字學有用，然終不是今日所需要的。

現代的學者既如上述，若遡及前代治學的人也各有所偏。明代學者知今而不通古，清代學者通古而不知今。所以明人治事的本領勝於清人，雖少年科第足以臨民。清之學者考證經史詳搜博引，雖為前古所無，惜不諳當代製度，治事的時候，輒來請教於幕僚，所以兩朝學者各有所蔽。然明之學者尚能緻用，清之學者雖欲緻用亦不能也。其所以不能緻用者，基於彼等考大體者少，證枝葉者多耳。是明清兩代之學，皆非切要，不足為今日所取法也。

今日切要之學是什麼？曰曆史也。曆史之學宜自修，不適於講授。現代各校不明此理，多於每周規定三四小時，與其他科目同一辦法，此甚不然。試問一部正史，欲於每周三四小時內依次講解，恐至少亦須三十年始能講畢。即令學生明知史誌為今日切要之學，若按時至校聽講而不自修，終必無所獲。此外市麵上有應時而起的《史學通論》《史學研究法》等，美其名曰節省時間，實無當也。如唐人劉知幾之《史通》通釋，往復辯論曆代史書得失之處，雖甚詳明，假使詳明更不閱其所論之史書，則《史通》亦為無用，況今日市上之《史學通論》等書，撰著對於所論之書恐尚未嘗看過，則其“通論”又那裏有絲毫的用處呢？故曆史一科之教員應專講解史誌之條例及其中深奧的地方，其餘易解之處統由學生去自修。蓋研究學問有二法：（一）有必須講解者，如史學之條例是也。（二）有必須自修者，則史誌之全文是也。試觀現在各校靦居曆史講座之先生，與茶館中說評書的有什麼分彆？其中本領高者僅能講明曆史之大概，劣者雖大概亦不能明也。

現在的青年應當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的人，現在的中國是處在什麼時期，自己對國傢負有什麼責任。這一切在史誌上麵全都可以找到明確的答覆。若是連曆史也不清楚，則隻覺得眼前混沌萬狀，人類在那裏棲棲皇皇，彼此似無關係，展開地圖亦不知何地係我國固有，何地係我國尚存者，何地已被異族侵占？問之茫然無以對者，比比然也，則國之前途豈不危哉！一國之曆史正似一傢之傢譜，其中所載盡已往之事實，此事實即曆史也。若一國之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愛國心亦必衰。蓋事實為綜錯的，繁復的，無一定之規律的；而曆史乃歸納此種種事實，分類記載，使閱者得知國傢強與弱的原因，戰爭勝敗的遠因近因，民族盛衰的變遷，為人生處世所不可須臾離者。曆史又如棋譜然，若據棋譜以下棋，善運用之，必操勝算，若熟悉曆史，據之以緻用，亦無往而不利也。

宋之王荊公與現在國民黨之總理孫逸仙均中不明曆史之病，王荊公不許人讀史誌，毀之曰“斷爛朝報”，孫逸仙似未精究曆史，卻也具有王氏之遺風，所以國民政府今日未有令名。王荊公與孫之國民黨同因不諳已往之史跡，以緻愛國心衰。自王荊公倡不讀史未及四十年，而宋亡矣，今民國締造已二十一年，前後茫茫，亦可懼也。

附庸之國與固有國土本有區彆，曆史已詳告我們。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視東北三省，而盛唱“棄瞭東三省”的論調，這就是不明史誌的原故，而僅據外人之稱東三省為“滿洲”，便以為東三省之屬於我國乃附屬地性質，非本土也。凡稍讀史誌者便以為其誤。考東三省原為中國固有的版圖，漢謂之突厥，宋謂之遼金。漢去今日已遠，姑不論，即以明清論之，明清兩代東三省皆為我國固有之版圖，今竟因不明史誌而疑固有的國土為附庸之地，其害較不讀經書為尤甚，蓋不曉得周公、孔子的名字，僅遺忘一二死去的人而已，無關國傢之得失，若不曉得曆史則幾乎茫茫然遺失瞭東三省韆百萬方裏的土地，其為害駕於經書之上。此語在好高騖遠的人全不願說，他們視曆史如同掌故和傢譜一樣，豈料到關於國傢的命脈是這樣的大呢？再以開鋪店喻之，開鋪店若不明該地的掌故習俗，則不齣數日必倒閉矣。又如組織傢庭，若不看傢譜不明世族，則親疏不分，視其同族若路人，此傢未有能興盛者。今知不看掌故、傢譜之害尚如此，其不明史誌之害，豈不尤甚於斯歟！故謂曆史為掌故亦可，謂之為民族的傢譜亦無不可。總之，曆史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傢譜，他人得之雖然無用，而我不得不備此物，若欲為國效力，這本老傢譜是非研究不可。至於運用之法，應注重製度、地域變遷的沿革，治亂之原因。閱之亦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經驗，非若治軍須戰略與操練並行也，故其成就亦易，史誌之全帙雖繁，讀司馬光之《資治通鑒》則簡而易行。今之青年既知史誌為切要矣，當視為新發現之寶物去日夜看他纔好！

曆史之學不僅今日切要，即在往古亦十分切要。漢時即以六經為史，各有專傢傳其學，至今因時間之延長，史誌遂覺繁多，然此正一完備之棋譜也。若善用之，何往而不利，故其切要尤甚於昔。在漢時可舉史誌而盡焚之，因彼時棋譜尚未完備，而有人纔在，還可以補救時艱。今日則不可，因人纔已無，棋譜更不可失矣。

行己有恥，博學於文，是從前的話。今當世界在較任何時期為嚴重的時候，曆史上之陳跡即為愛國心之源泉，緻用時之棋譜。其係於一國之興亡為用尤钜，故史誌乃今日切要之學也。

據《中法大學月刊》第5捲第5期

*此為章太炎1932年3月24日在燕京大學的演講，由王聯曾記錄，並經黃侃、吳宓審定。

書摘二：

自述治學之功夫及誌嚮

餘今日須為弟輩道者，一治學之功夫，二治學之誌嚮也。

餘傢無多書，年十四五，循俗為場屋之文，非所好也，喜為高論，謂《史》《漢》易及，揣摩入八比，終不似。年十六，當應縣試，病未往，任意瀏覽《史》《漢》，既卒業，知不明訓詁，不能治《史》《漢》，乃取《說文解字》段氏注讀之。適《爾雅》郝氏義疏初刊成，求得之。二書既遍，已十八歲。讀《十三經注疏》，暗記尚不覺苦。畢，讀《經義述聞》，始知運用《爾雅》《說文》以說經，時時改文立訓，自覺非當。復讀學海堂、南菁書院兩《經解》皆遍。二十歲，在餘杭，談論每過儕輩，忖路徑近麯園先生，乃入詁經精捨。陳說者再，先生率未許。後先生問：“《禮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後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三百六十官。此雲三百者，記時《鼕官》亡也’。《鼕官》亡於漢初，周末尚存，何鄭《注》謂《鼕官》亡乎？”餘謂：“《王製》三卿五大夫，據孔《疏》，諸侯不立塚宰、宗伯、司寇之官，有小司徒、小司寇、小司空、小司馬、小卿而無小宗伯，故大夫之數為五而非六。依《周禮》，當減三百之數，與《鼕官》存否無涉也。”先生稱善。又問：“《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誰耶？鄭《注》謂先王為禹，何以孝道始禹耶？”餘謂：“經雲‘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明政治上之孝道異尋常人也。夏後世襲，方有政治上之孝道，故孝道始禹。且《孝經》之製，本於夏後。五刑之屬三韆，語符《呂刑》。三韆之刑，周承夏舊。知先王確為禹也。”先生亦以為然。餘於同儕，知人所不知，頗自矜。既治《春鞦左氏傳》，為《敘錄》駁常州劉氏。書成，呈麯園先生，先生搖首曰：“雖新奇，未免穿鑿，後必悔之。”由是鋒鋩乃斂。時經學之外，四史已前畢。全史局本力不能得，賴竹簡齋書印成，以三十二版金得一部，潛心讀之。既畢，謂未足，涉《通典》四五周，學漸實。三十後有著書之意，會梁卓如要共革命，乃疏書捲。及亡命東瀛，行篋惟《古經解匯函》《小學匯函》二書。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說文》，久之，覺段、桂、王、硃見俱未諦。適錢夏、黃侃、汪東輩相聚問學，遂成《小學答問》一捲。又以為學問之道，不當但求文字，文字用錶語言，當進而求之語言，語言有所起，人仁天顛，義率有緣。由此尋索，覺語言統係秩然。因謂倉頡依類象形以作書，今獨體象形見《說文》者，止三四百數。意當時語不止此，蓋一字包數義，故三四百數已足，後則聲意相邇者孳乳彆生，文字乃廣也。於是以聲為部次，造《文始》九捲。歸國後，葉奐彬見而善之，問如何想得齣來？答：日讀《說文》，比較會閤，遂竟體完成耳。民國二年，幽於京師，捨讀書無可事者。《小學答問》《文始》初稿所未及，於此時足之。《說文》：“臑，臂羊矢也。”段氏不解，改“臂羊矢”為“羊矢臂”。孫仲容非之，謂“羊”或“美”之訛，“矢”或“肉”之訛。餘尋醫書《甲乙經》，知股內廉近陰處曰“羊矢”，方悟“臂羊矢”義。又，《說文》：“設，常也。”段亦不解。餘意“設”、“職”同聲。《說文》：“職，記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屬謂徽識也。”徽即小旗，古人插之於身。《說文》有“職”而無“幟”，於是瞭然於“設，常”之義。又，《說文》：“斦，二斤也。闕。”大徐音“語斤切”。餘謂質〔質〕

從斦，必為斦聲。《九章算術》劉徽《注》：“張衡謂立方為質，立圓為渾。”思立方何以為質，乃悟質即斦，今之斧也。斧形正方而斜，《九章》中謂為塹堵形。斤本作，小篆變乃作。兩斧塹堵形顛倒相置，成立方形。立方為質者，此之謂也。斦當讀質，非語斤切，由此確然以信。凡此之類不勝舉，皆斯時所補也。

方餘壯時，《公羊》之說盛行，餘起與之抗。然瑣屑之談，無豫大義。齣都後，蔔居滬上，十餘年中，念孔子作《春鞦》，語殆非實。孔子刪《詩》《書》，正《禮》《樂》，未加一字，《春鞦》本據魯史，孔子述而不作，倘亦未加一字。一日，閱彭尺木書，知蘇州有袁蕙纕者，言孔子以魯史為《春鞦》，未加筆削，心韙之。至蘇州，求其書不得，人亦無知之者。又葉水心《習學記言》，亦言《左傳》有明文，孔子筆削者無幾，“天王狩於河陽”，史官諱之，非孔子筆也。於是知孔子之《春鞦》，亦如班固之《漢書》，非為褒貶作也。褒貶之談，起於孟子。孟子謂“孔子成《春鞦》而亂臣賊子懼”，非謂為亂臣賊子作《春鞦》也。大氐古人作史，以示君上，非為平民。司馬溫公作《通鑒》以進神宗，其事可證。三傳同有“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文。《榖梁》謂：“稱國以弑君，君惡甚矣。”太史公《自序》亦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鞦》，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鞦》，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鞦》之義者，必濛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鞦》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人君讀《春鞦》，鑒往事，知為君之難，必多方以為防，防範多，斯亂臣賊子懼。喻如警備嚴明，盜賊自戢。若書名以示貶，如硃晦庵之《綱目》，何能使亂臣賊子懼耶？曆世說《春鞦》者，杜預為可取，餘皆愈說愈遠，啖助、趙匡、鬍安國輩，均不可信。昔崔浩作《國書》三十捲，立石以彰直筆，後遭滅族之禍。孔子而若浩，不畏滅族之禍耶？太史公銜武帝，其書仍稱“今上”，未貶名號。《春鞦》於舉事過當者，書之曰“人”。“人”本人也，無可非難。自啖、趙至鬍安國，惟葉水心說《春鞦》不謬。明高拱作《春鞦正旨》，拱有經國緻用之纔，語亦可準。

《尚書》誦習多年，知其難解。江艮庭、孫淵如所說，文理前後不通，喻如吳某演說，三句之後，意即旁騖。餘思古人既稱古文讀應《爾雅》，則依《爾雅》解《尚書》，當得其真。《爾雅》一字數訓，前人守一訓以為解，無或乎其難通也。意者《爾雅》本有其訓，釋書者遺而不取，故《尚書》難解乎？《無逸》“康功田功”，《釋宮》“五達謂之康”，則“康功”者“路功”也。《盤庚》“用宏茲賁”，《大誥》“賁”，語均難通。《釋魚》：“龜［龜］三足賁。”古通稱蓍蔡之蔡曰龜，則“用宏茲賁”者，用宏此龜也。龜者，陳龜也。康為路，賁為龜，《爾雅》明著其訓，釋書者遺之，遂不可通。以故餘所著《古文尚書拾遺》，似較前人為勝。

《春鞦》專論大義，《尚書》務通訓詁，拘囚北京而還，說經主旨如此。

餘常謂學問之道，當以愚自處，不可自以為智，偶有所得，似為智矣，猶須自視若愚。古人謂：既學矣，患其不習也；既習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進學之方也。大氐治學之士，當如童濛，務於所習，熟讀背誦，愚三次，智三次，學乃有成。弟輩盡有智於餘者，功夫正須爾也。

餘幼專治《左氏春鞦》，謂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語為有見；謂《春鞦》即後世史傢之本紀列傳；謂《禮》經、《樂》書，仿佛史傢之誌；謂《尚書》《春鞦》本為同類；謂《詩》多紀事，閤稱詩史；謂《易》乃哲學，史之精華，今所稱“社會學”也。方餘之有一知半解也。《公羊》之說，如日中天，學者煽其餘焰，簧鼓一世，餘故專明《左氏》以斥之。然清世《公羊》之學，初不過人一二之好奇。康有為倡改製，雖不經，猶無大害。其最謬者，在依據緯書，視《春鞦》經如預言，則流弊非至掩史實逞妄說不止。民國以來，其學雖衰，而疑古之說代之，謂堯、舜、禹、湯皆儒傢僞托，如此惑失本原，必將維係民族之國史全部推翻。國亡而後，人人忘其本來，永無復興之望。餘首揭《左氏》，以斥《公羊》。今之妄說，弊更甚於《公羊》，此餘所以大聲疾呼，謂非竭力排斥不可也。

《說文》之學，稽古者不可不講。時至今日，尤須拓其境宇，舉中國語言文字之全，無一不應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為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為奴虜而不復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曆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昔餘講學，未斤斤及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於此不可。餘意凡史皆《春鞦》，凡許書所載及後世新添之字足錶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餘之誌也。弟輩能承餘誌，斯無愧矣。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

*由諸祖耿記錄《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誌嚮》，載《製言》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齣版。

前言/序言

——晚年以國學救亡的章太炎

濛木

國學，常常指“一國固有之學問”，但國學這個詞本身屬於舶來品。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趨盛，很多人開始討論大和民族的特性是什麼？因此日本齣現瞭西化派和國粹派的論爭。黃遵憲（1848—1905）於1887年刊行的《日本國誌》最早記錄瞭這個論爭，並開始使用“國學”這個詞。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馬關之恥震醒瞭不少中國士人，他們開始嚮日本學習。國粹和國學這些詞越來越多地走到中國維新人士的筆端。尤其是戊戌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的那些士人親身感受瞭這場論爭。梁啓超（1873—1929）在1902年緻函黃遵憲，擬倡辦《國學報》，而黃遵憲認為傳統舊學“尊大”“固弊”，須先大開門戶，容納新學，“俟新學盛行，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較，互相競爭，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齣，真道理乃益明”。國學的提倡“略遲數年再議，未謂不可”。但他充分肯定梁啓超所擬《國學報》綱目體大思精，不如先據此寫一本《國學史》。“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在梁啓超這裏，國學是一個“新民”的過程。他1902到1904年連載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數次提到“國學”這個詞。

1903年2月，黃節在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第26號發錶《遊學生與國學》，希望“以公眾之力，設置一國學圖書館”，“圖書館若成，則凡是有誌於是者，可以開一國學研究會，以世界之新知識，閤並於祖國之舊知識，十年之後，我國學之光焰，必有輝於大地者”。

1904年3月《政藝通報》第三年甲辰第三號上，鄧實發錶長文《國學保存論》，進一步提齣“保存國學”的主張。同年7月《政藝通報》甲辰第十一號上，黃節又發錶瞭《國學報敘》說：“癸卯歲暮同人創為國粹學社，擬月齣《國學報》一編。”8月，鄧實在簡朝亮《國粹學》一文前麵加按語，大聲疾呼：“嗚呼，國學不明，大義終塞，將有國破種亡之慘，學其烏可一日已乎？”

在上海，繼齣現瞭國學扶輪社和國學社等齣版團體之後兩三年，1905年初，鄧實、黃節等人又發起成立革命學術團體“國學保存會”：“愛日以學，讀書保國，匹夫之賤，有責焉矣。”籌辦《國粹學報》為其機關刊物。同年2月《國粹學報》創刊，序說：“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絕一綫。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士生今日，不能籍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皙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闢，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惟流俗昏迷，冥行索途，莫為之導，雖美弗彰。不揣固陋，擬刊發報章，用存國學……鈎元提要，括垢磨光，以求學術會通之旨，使東土光明，廣照大韆，神州舊學，不遠而復，是則下士區區保種愛國存學之誌也。”《國粹學報·例略》錶述得更為簡明：“發明國學，保存國粹，不有門戶之見,不涉黨派之私。”《國粹學報》發刊初期，執筆人甚少，主要是鄧實、黃節、劉師培。後來撰稿人逐漸增多，陳去病、章太炎、廖平、王國維、鄭孝胥、黃侃、柳亞子、羅振玉、馬敘倫等陸續加入。

沒有西學，談不上國學。國學是維新士人有鑒於西學強勢東漸而提齣來的，他們要檢點中國固有的傢底。最早宣揚國學的這撥人有很多都有較強的西學背景，他們提倡國學的初衷不是要研究國學如何博大精深，而是通過國學來刺激愛國心，增強我們海納西學的文化自信。“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個命題是當時國學人士有強烈共鳴的。國學在，天下就不會亡。這個思想延續到後來，章太炎1907年發錶的《中華民族解》將“中國民族”定義為文化概念：“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血統之種名，乃為—文化之族名。”

談國學繞不開梁啓超，也繞不開長他四歲的章太炎（1869—1936）。章太炎在《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齣來》中說：“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不可像賣古玩一樣，一時許多客人來看，就貴到非常貴；一時沒有客人來看，就賤到半文不值，自國的人，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個樣兒，貴也是要用，賤也是要用，隻問要用，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後來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這樣就是教育的成效瞭。”

1906年6月，蘇報案“主犯”章太炎齣獄，中國同盟會派員迎其赴日。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發錶演說，述“平生的曆史與近日辦事的方法”，認為最緊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隻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曆史”，即其“語言文字”“典章製度”與“人物事跡”。 1906年9月5日，章太炎主筆的《民報》第七號刊載瞭《國學講習會序》，說：同人擬創設國學講習會，章炳麟先已允為宣講者：一中國語言文字製作之原，一典章製度所以設施之旨趣，一古來人物事跡之可為法式者……其實這個講習會第一次開講一直遷延到1908年4月4日。國學講習會在大成學校的大班課聽者甚眾。後來魯迅等留學生聞名進來，發現脫課不少，想從頭聽講，便托人央章先生另開一個小班。7月11日開始，章太炎在民報社寓所小班開講，聽講人包括錢玄同、馬裕藻、瀋兼士、硃希祖、周豫纔（魯迅）、周啓明（周作人）、許壽裳等。周作人說：“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青年學生卻是很好，隨便談笑，同傢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隻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鬍須，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齣，看去好像是一尊廟裏哈喇菩薩。”

據劉文典迴憶：“有一天下午，章先生正在拿佛學印證《莊子》，忽然聽見巷子裏賣號外。有一位同學買來一看，正是武昌起義的消息，大傢喜歡得直跳起來。從那天起，先生學生天天聚會，但是不再談《說文》《莊子》，隻談怎樣革命瞭。”黃侃對這次東京講學迴憶說：“其授人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百人。”

這是章太炎第一次集中而係統地講學，他第二次係統講學是在他被袁世凱羈押北京期間，以“國學會”名義“講學自娛”。“國學會”“專以開通智識，昌大國性為宗。” 1913年12月9日首講，地點在北京化石橋共和黨本部，“到者約百人”。這次講學持續瞭一個多月，聽眾中除錢玄同、吳承仕、馬裕藻外，還有毛子水、顧頡剛、傅斯年等青年學生。據顧頡剛迴憶，“講學次序，星期一至三講文學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吳承仕時任司法部僉事，因傾羨章太炎的道德文章，常來請教佛學方麵的問題，令太炎大喜。《菿漢微言》便由章太炎講授，吳承仕筆錄，於1916年初完成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章太炎是浙江同鄉，從愛國學社便開始閤作革命，後來同為光復會的發起人、同盟會的元老成員。蔡元培主政的北大，其文科骨乾主要是章太炎的弟子們：錢玄同、瀋兼士、馬裕藻、硃希祖、瀋士遠、黃侃、馬敘倫、劉文典、周豫纔（魯迅）、周啓明（周作人）等，以至於陳源在和魯迅的論戰中說齣“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實力的某籍某係”，後來瀋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也承認瞭這個某籍某係（浙江籍北大國文係）的存在。

章太炎第三次講學是1922年4月至6月，應江蘇省教育會的邀請，在上海講授“國學”。每周一次，每次兩小時，一共講瞭十講。同年11月，曹聚仁的講課記錄以《國學概論》為書名由上海泰東書局排印齣版。《國學概論》後來成為章著中最為知名與普及的一種，後世對於“國學”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書框架。

第四次講學是1934年鼕至1936年6月以“章氏國學講演會”“章氏國學講習會”等名義進行的。1934年鞦，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最初，在居無定所的情況下舉辦瞭每周一次的星期講演會，1935年9月，在購買瞭蘇州錦帆路50號居所後，又於此開辦瞭章氏國學講習會。據統計，學員年齡最長的七十三歲，最年輕的不過十八歲，籍貫遍及十九省，住宿學會裏的百餘人。這次講學的最後成果主要是《國學略說》的刊行。

其實，1929年已屆花甲之年的章太炎基本上閉門杜客，對國事、學術俱緘默無言，自甘淡齣政治和學術舞颱瞭。是“九一八”事變日本的入侵，刺激瞭章太炎，他纔再次走齣書齋，為瞭挽救民族危亡而呼籲奔走，與熊希齡、馬相伯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呼籲國民黨各派係停止內鬥，共同抗擊侵略。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不久，他一來為瞭避難，二來想利用自己民國元勛的身份，以及與北方軍閥們的私交，“代東南民眾呼籲齣兵”。2月29日，章太炎到達北平，請張學良齣兵抗日，“大聲疾呼，聲震瓦屋”；又見段祺瑞、吳佩孚、馮玉祥等，要求共同禦侮。這些人在抗日戰爭中晚節昭然，與章太炎的遊說未必沒有關係。

在北平停留約三個月，章太炎先後在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京大學等作學術演講。據錢玄同日記，1932年3月22日在民國學院講《代議製改良之說》；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學講《論今日切要之學》；3月28日在中國學院講《治國學之根本知識》；3月31日，在師範大學講《清代學術之係統》；4月8日在北京大學講《揭示學界救國之術》；4月12日，在平民大學講《今學者之弊》；4月18、20、22日，在北京大學講《廣論語駢枝》。

關於章太炎北大講學情形，錢穆《師友雜憶》載：“太炎上講颱，舊門人在各大學任教者五六人隨侍，駢立颱側。一人在旁做翻譯，一人在後寫黑闆。太炎語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國語。引經據典，以及人名地名書名，遇疑處，不詢之太炎，颱上兩人對語，或詢颱側侍立者。有頃，始譯始寫。而聽者肅然，不齣雜聲。此一場麵亦所少見。翻譯者似為錢玄同，寫黑闆者為劉半農(據錢玄同日記，寫黑闆是魏建功——筆者注)。……在當時北平新文化運動盛極風行之際，而此諸大師猶亦拘守舊禮貌。”張中行也有迴憶，他說：“地點是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風雨操場，就是五四時期囚禁學生的那個地方。我去聽，因為是講世事，談己見。可以容幾百人的會場，坐滿瞭，不能捷足先登的，隻好站在窗外。老人滿頭白發，穿綢長衫，由弟子馬幼漁、錢玄同、吳檢齋等五六個人圍繞著登上講颱。太炎先生個子不高，雙目有神，嚮下望一望就講起來。滿口浙江餘杭的傢鄉話。估計大多數人聽不懂，由劉半農任翻譯；常引經據典，由錢玄同用粉筆寫在背後的黑闆上。說話不改老脾氣，詼諧而兼怒罵。現在隻記得最後一句是：‘也應該注意防範，不要趕走瞭秦檜，迎來石敬瑭啊！’其時是‘九一八’以後不久，大局步步退讓的時候。話雖然以詼諧齣之，意思卻是沉痛的，所以聽者都帶著憤慨的心情送老人走齣去。”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於蘇州錦帆路寓所，留下遺言：“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他生前將墓地選在西湖邊張蒼水墓側。國民政府褒令國葬，但因抗戰烽火，國葬未能實行，傢人將他暫葬蘇州章傢後花園。1955年4月，按照其生前遺願，章太炎的靈柩得以遷葬於杭州西湖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緊鄰張蒼水墓，墓碑上篆隸結閤的“章太炎之墓”幾個字是章生前自己寫就。1966年底，章太炎被掘墓暴屍，墓地闢為菜園，又十五年後纔尋迴遺骨，恢復陵墓於舊址。章太炎墓之外，1988年又添瞭章太炎紀念館。

章太炎講國學從文字訓詁、古籍辨僞等小學講起，進而經學，進而玄學（哲學—思想史）。因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章太炎一直特重文學。1910年章太炎精心編定的《國故論衡》“上捲小學十篇，中捲文學七篇，下捲諸子學九篇”，不及史學；到《國學概論》，分為經學、哲學、文學三部，史學是附於經、文之後來講的。

卞孝萱認為章太炎特重史學，是從1924年開始的。是年7月，他在金陵教育改進社講《勸治史學並論史學利弊》，提齣：“保存國性，發揚誌趣”是教育的根本，“至於能發揚誌趣，保存國性之教育，其要點則重在讀史”，“無史之國，每易淪亡”，“蓋時代愈近者，與今世國民性愈接近，則其激發吾人誌趣，亦愈易也”。日本侵華後，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學講《論今日切要之學》，認為在亡國滅種關頭，曆史學可以喚起青年的愛國之心，研究曆史最為切要。1933年在無锡國專演講《曆史之重要》：“經術乃是為人之基本，若論運用之法，曆史更為重要，處斯亂世，尤當斟酌古今，權衡輕重。”這這篇演講中，他特彆強調：“昔人讀史，注意一代之興亡。今人情勢有異，目光亦須變換，當注意全國之興亡，此讀史之要義也。”

1934年，章太炎在《與鄧之誠論史書》中又說：“鄙人提倡讀史之誌，本為憂患而作。”1935年六七月，他連續演講《論讀史之利益》《略論讀史之法》強調讀史“當論大體”。是年6月6日，章太炎曾作《答張季鸞問政書》：“一、中國今後應永遠保存之國粹，即是史書，以民族主義所托在是。二、為救亡計，應政府與人民各自任之，而皆以提倡民族主義之精神為要。三、中國文化本無宜捨棄者，但用之則有緩急耳。今日宜格外闡揚者，曰以儒兼俠。故鄙人近日獨提倡《儒行》一篇。宜暫時擱置者，曰純粹超人超國之學說。”章太炎強調用曆史“鼓舞民氣，啓導方來”，“讀史之效，在發揚祖德，鞏固國本”，他在《曆史之重要》中說：“夫人不讀經書，則不知自處之道；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傢。”

講經，從來都是章太炎治國學的重點，他在《論讀經有利而無弊》中說：“讀經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治人之道，雖有取捨，而保持國性實為重要。”

“修己治人”是章太炎晚年一再強調的。在他看來，提倡“修己”之學，實為亂世裏的救急之術，而非藉此修身成德，優入聖域。在《國學之統宗》中，他揭櫫《孝經》《大學》《儒行》《喪服》四部經典。“愛國者，愛一國之人民耳。愛國之念，由必愛父母兄弟而起。”所以《孝經》一書，實不可輕。“《大學》者，平天下之原則也。從仁義起，至平天下止，一切學問，皆包括其中。治國學者，應知其總匯在此。”“《孝經》《大學》，人治根本已立，然無勇氣，尚不能為完人，此餘之所以必標舉《儒行》也。”“欲求國事之強，民氣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也。”“《儒行》不獨尚氣節，亦尚勇力。”1925年10月8日在長沙明德中學的演講：“青年為人，當以誌嚮氣節為先，學問為輔。”後來章太炎一再揭榜顧亭林“行己有恥，博學於文”，1932年5月30日在青島大學專門做這個主題演講：“救世之道，首須尚全節”，“人能知恥，方能立國，遇難而不思抵抗，即為無恥，因知恥近乎勇，既不知恥，即無勇可言。”“國傢昏亂，禮教幾於墜地，然一二新學小生之言，固未能盡變民俗，如喪服一事，自禮俗以至今，茲二三韆年未有能廢者也。”（《喪服概論》）章太炎獨倡《喪服》，“欲保存中國之禮法”。所以“講國學當以《孝經》《大學》《儒行》《喪服》四書為統宗。”

這本《國學救亡講演錄》主要依據章念馳編《章太炎全集》

（演講捲）

和馬勇編《章太炎講演集》，編選自“九一八”之後，至其《國學略說》之間的曆次演講。講《說文》，講《尚書》，以及《喪服概論》六七篇過於專業，今天普通讀者閱讀繁難，因此未收，其餘講演基本齊備，大緻分隸為國學綜論、經學、史學和儒學四部分。

章太炎《論經史儒之分閤》認為，“經之所該，舉凡修己治人，無所不具”，“大抵提齣宗旨曰經，解說之者為說”；“吾人讀經主旨，在求修己之道，嚴夷夏之辨”。“史與儒傢，皆經之流裔”。“史即經之彆子，無曆史即不見民族意識所在”；“經典治人之道，非儒傢固不能運用。”

史上大儒，章太炎標舉最不遺餘力的，一為顧亭林，一為範仲淹，“名節厲俗”，“經義”與“治事”兼擅。因為國學不尚空談，而在實行。

今日國學復熱，但國學概念過於寬泛，我們談國學不能無根。筆者認為國學不能等同於濛學，不可單單提倡什麼《弟子規》《韆字文》之類，我們必須接著章太炎、梁啓超的文脈，繼續講，必須麵對魯迅、陳獨秀、鬍適諸人的批評，以免妖氣升騰遮蔽瞭國學中康健和昂揚的一麵。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國學概論》《國學略說》當然非常重要，但要完整地理解章太炎，讀讀這本《國學救亡講演錄》是必要的，它不是單刀直入講國學是什麼，而是結閤時事，呈現瞭章太炎國學發展的脈絡，看看他在方法論上的提倡和反對，對於我們所謂國學或者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必將大有裨益。

2017.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