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下行、民間投資寒鼕、市場波摺動蕩……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之下，“黑天鵝”四處飛竄！究竟如何看待急劇變化的經濟形勢，各種說法不脛而走，亟需權wei一錘定音，指明前景。
　　“十三五”期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怎樣深化？“四梁八柱”改革發力點究竟有哪些？經濟調整、轉型升級、産業再造、國企改革、土地政策、財政稅收、金融變局……以上種種如何解讀？
　　立足中國經濟新方位，如何在越發難以預知的市場風險下捕捉機遇，分享新財富投資盛宴？本書為你撥開經濟金融迷霧，拆解“十三五”改革深化期的新挑戰、新機遇、新紅利，助你看清時局、贏得未來。

　　在穩住大局、防止發生係統性風險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進改革，建立能夠激發創新創業積極性的機製體製，依靠好的體製機製實現供給側效率提高。政府、企業和社會要共同推動改革，實現轉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
　　“新紅利”如何在經濟發展中不斷湧現並把經濟社會引嚮新的方嚮，既不能放鬆每一個有誌於創造和盈利的群眾和企業的拼搏，也不能把緻富和發展的信息局限在狹小的圈子內。必須在新體製的激勵下使群眾和企業的活力充分發揮齣來。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厲以寜
　　我國國內生産總值為世界的15%，每年6.5%以上的增長可以為世界增長貢獻一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增長也就3%左右。所以，我們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仍將保持在30%以上，中國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世界銀行原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傢  林毅夫
　　中國在高速增長後麵臨比較成本優勢的新挑戰。改革突圍、創新突圍是躲不過去的事情。隻有改革纔能延續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創新纔能在較高收入水平上生産更高附加價值，從而在全球舞颱立足。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周其仁
　　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就要大力推進製度創新，市場的私權一定要保障，政府的公權一定要規範。zui終，應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的微觀領域起決定作用，讓政府在社會長期發展的宏觀領域起主導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著名經濟學傢  劉偉

　　落實改革，提高供給側效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zui熱門的話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不同，會對改革的實際推進産生很大影響。
　　推進供給側改革不應與“調結構”混為一談
　　什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種各樣的解釋中，有一種我認為不太準確的解釋，就是把它看成由政府用行政手段調結構。之前在中國很少用“結構性改革”這個詞，一般說體製改革。但在西方發達國傢，這是一個經常用的詞，甚至中文中的“體製改革”一詞也常常被譯作“structuralreforms”，即“結構性改革”。它們所說的結構性改革，是指在市場經濟的總框架下對部分製度架構和政府規製架構進行的改革，特彆是指對政府工作方式進行改革。中國在2000年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
　　在此框架下進行的改革也可以叫作結構性改革。而當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為瞭提高供給效率對一些製度環節和政府職能進行的改革，不能把它們與政府用行政手段進行“調結構”混為一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把全麵深化改革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建立起一個好的體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這裏需要注意的是，市場與政府兩者的作用並不是平起平坐、半斤八兩，因為它們的作用領域是不一樣的，作用方式也不相同。市場的基本功能有兩條，一條是有效配置和再配置稀缺資源，另外一條是形成兼容的激勵機製，激發創新創業的積極性。政府在市場經濟中起作用的領域不同，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産和經營，即不是操控市場、乾預微觀經濟和直接“調結構”。什麼是公共品？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麵：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和平等競爭的經營環境；建立良好的教育係統和基礎性科學研究體係；用PPP（公私閤作模式）的方式提供共用技術和牽頭組織産業聯盟開發新技術；用“補需方”等方式提供補助；組織對技術發展趨勢的討論和因勢利導，提供非指令性的産業規劃。在我看來，政府太多地乾預微觀經濟，其實效果不好。以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達到的重點目標“三去一降一補”（去過剩産能、去房地産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為例。其中，去産能、去庫存、補短闆就是實現資源的有效再配置。過去在市場發育程度很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情況下，這類工作由政府下指標實現。看似很快見效，其實由於政府官員並不一定具有洞察什麼是zui好結構的特殊能力，經常會發生資源誤配。實現資源再配置的另一種方法是通過市場進行，即在競爭的推動下實現優勝劣汰，使有限資源從效益低的地方流嚮效益高的地方，就能做到事半功倍。所以，這次調整雖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還是應當依靠市場力量。不少人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和20世紀90年代末國有企業“三年脫睏”時的情況有一些相似之處。不過，我覺得對它的介紹有一點片麵性，就是把行政命令、“限産壓錠”和實施“再就業工程”的作用估計得太高。當年“三年脫睏”，確實是從紡織業“限産壓錠”和在全國各地建立再就業中心開端的。但由於缺乏新的就業崗位，除瞭上海好一點，全國各地都發生瞭再就業中心壅塞，成韆上萬的下崗職工無法真正分流的情況。後來，政府采納瞭把民營中小企業作為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分流的主渠道方針。隨後，各級政府部門采取瞭有力措施，大力扶植中小企業的發展。這樣一來，民營企業迅速發展，成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就業、創業的主要齣口。在那次結構調整中，行政手段起瞭作用，但真正解決大問題，還是靠市場創造大批新的企業和新的就業崗位。降成本、去杠杆這種事情，要靠企業傢和企業職工發揮積極性、創造性。然而，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通常是不可能靠行政命令調動起來的。所以，政府應該“牽牛鼻子”，而不是“抬牛腿”，主要是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依靠市場競爭的奬優罰劣作用，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而不是操控市場，乾預微觀經濟和直接調結構。
　　應對經濟增速下降，關鍵在於提高供給側效率
　　近年來，中央一再指齣，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麵臨的主要挑戰是經濟增長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以及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成本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和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等“四降一升”。我覺得，這些判斷是正確的。從中可以看到，當前挑戰的癥結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瞭下行通道。如何探尋經濟下行的原因，進而提齣應對方略？從宏觀經濟學角度，可以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兩個方麵入手。2009年以來，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流辦法是著眼於需求側，認為基本的原因是投資、消費和齣口等“三駕馬車”的力量不足，即總需求不足。根據這一分析結論得齣的政策結論，就是“擴需求、保增長”。從需求側分析的理論誤區，是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長期問題。從實際結果來說，也會齣現一些消極後果，如投資迴報遞減、杠杆率（負債與GDP比率）不斷推高、資産市場泡沫生成和金融風險積纍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主要用擴需求的辦法保增長的正確性和有效性。特彆是許多經濟學傢一直主張，應當從供給方麵因素的分析中去尋找中國經濟下行的原因和尋求應對的辦法。從供給側看，決定經濟增長的是新增勞動力、新資本形成和效率提高等因素。這種分析不但能很好地解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夠長期保持高速增長，也能很好地解釋為什麼近年來增速持續下降。例如，改革開放以來打破瞭以往城鄉隔絕的狀態，使原來在農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勞動等資源大量進入城市，得到較高效率的利用。同時，對外開放使中國在自主創新並不發達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很快提高瞭技術水平。然而，到21世紀初期，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小；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使得通過結構改善提高效率的空間變窄。此外，中國在技術上從一個完全跟隨者變成同跑者，甚至成為某些領域的領跑者，再用簡單引進的辦法提高效率也就變得睏難瞭。加上增加投資正麵效應遞減、負麵效應纍積，減速就成為必然。如此，要解決經濟增長減速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把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增加投資轉嚮技術創新和提高效率。需要指齣的是，中國從“九五”計劃開始就要求提高效率，從粗放型增長方式轉嚮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實際效果有限。為什麼會齣現這種情況？轉型不順利的原因是存在體製性障礙。所以，要真正實現發展方式轉型，關鍵是通過深化改革消除這種體製性障礙，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並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隻有這樣，纔能提高效率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從上麵的分析可以得齣的應對方略是，在穩住大局、防止發生係統性風險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進改革，建立能夠激發創新創業積極性的機製體製，依靠好的體製機製實現供給側效率提高。政府、企業和社會要共同推動改革，實現轉變。政府要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zui重要的是保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建設法治化的市場體係，從根本上鼓勵創新創業，而不是直接去確定微觀領域的技術路綫、經營戰略，或是給企業補貼。假如在競爭階段繼續給予特定、少數企業補貼，反而會導緻不公平的市場競爭。企業應是變革的積極參加者。市場化、法治化的變革，對於某些在舊製度下有既得利益的企業雖有影響，但對所有企業和市場的長遠發展、對整個國傢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有根本和長期推動作用的。所以，企業傢要做好適應新環境的準備。在新的競爭和經營環境下，如何適應消費需求的變化，如何提高自身競爭力和創新能力，是企業需要花力氣鑽研的。隻有這樣，纔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麵臨的問題。
　　按照中央精神推進改革，化大震為小震，避免風險積纍
　　我們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靠改革，但是改革不是一兩天就能成功的。現在金融風險已有相當程度的積纍，所以必須采取措施維持大局的穩定，為改革贏得時間。怎麼防止發生係統性風險？第yi個方麵是采取措施控製風險、化解風險。具體做法包括，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動用國有資本償還社會保障基金缺口等政府隱性負債；停止對沒有迴報或迴報過低的項目進行投資；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政府如果不是發揮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保障功能、幫助解決企業破産帶來的睏難，而是支持這類“僵屍企業”繼續浪費社會資源，隻會增加風險積纍；停止“剛性兌付”，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産清盤或破産保護下重整，這樣可以化大震為小震，避免風險積纍；盤活由於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産存量，如成片賣不掉的商品房、“曬太陽”的開發區等等。另一方麵，在必要的時候，凱恩斯主義式短期政策也是可以用的。但總體來說，還是要去杠杆，而不能加杠杆。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兩種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中，由於特定經濟狀況下，“閑錢”不願意投到不易退齣的實業中去，而往往選擇投嚮股市等資産市場，容易造成資産泡沫膨脹，所以應主要采用財政政策。近年來，財政赤字率控製目標提高到3%，結果可能會超過3%，那麼財政政策怎麼用？所謂擴張性財政政策，說白瞭就是用財政赤字創造需求。擴大赤字有兩種辦法，一個是增加支齣，另外一個是減少收入。由於政府投資和補貼等往往是低效甚至有負效應的，如財政為部分新技術企業提供補貼，就會破壞競爭，産生負效應，所以建議主要進行普惠式的減負，來提高創新創業的積極性。現在中國經濟麵臨的一個大問題是，不少企業傢對未來缺乏信心。當然，營商環境不夠好隻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稅收對於改善營商環境和提高企業傢的積極性有好處，這是確定無疑的。如果我們能通過以上辦法維持大局的穩定，利用這段時間抓緊推進改革，在良好體製的推動下提高供給效率，國民經濟就有可能擺脫目前的被動狀態，逐步進入發展與改革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現在zui重要的問題是，怎麼能夠按照中央精神推進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經濟改革方麵有336項改革，其中有一些進展得不錯，有些方麵還需要提速。從金融改革來說，前一個時期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的進展比原來預想的還快。但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單嚮推進是走不遠的，需要其他方麵的配閤，整體推進。又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齣瞭國有企業的管理要從管人管事管資産轉嚮管資本為主的重大決定。由於國有企業迄今為止仍然掌握著國傢zui重要的資源，能否實現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決定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因此，必須加快。總而言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建設良好的製度環境、經營環境，提高供給側的效率。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些，實現中國經濟持續穩定長期發展是可以預期的。30多年改革已經為我們打下瞭一個很好的基礎，現在需要做的是大傢共同努力，落實各項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