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張東蓀在20世紀上半葉一直是中國西學的主要輸入者之一，並且是活躍的政論傢。他對民初政治有多方麵的參與，認為該時期共和試驗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未能形成一個讓人信服的政治與文化的中心勢力，隻有真正完成“造社會”的事業，纔能為中國的共和奠定基礎。本書將他放入19世紀以來世界性的民主思潮的大背景下，著力考察他早期的思想與活動，並以此重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共通的問題與心態語境。

作者簡介

高波，1982年生, 陝西省榆林市人。北京大學心理學學士、曆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講師，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士人與知識分子史。除本書外，還有譯著《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1895—1949）》，及論文多篇。

精彩書評

本書側重於張東蓀生命史中更多屬於“公共領域”的部分，從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曆史命運這一視角，細緻解讀張東蓀的思想與活動，展現瞭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多重含義與演變進程，以及它與社會主義等思潮的復雜互動關係；尤其對共和新體製下自由與民主之間緊張的探索，具有相當的思考深度。在使“自由主義在中國”這一問題曆史化的脈絡中，展現齣張東蓀如何由一個相對傳統的士子轉變為學貫中西的新人物，並進而轉變為參與組黨的國傢社會主義要角的心路和生命曆程。

——羅誌田（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

作者將張東蓀放在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中加以理解和定位。書中有相當的篇幅，是描述和研究同時代的梁啓超、陳獨秀、李大釗、張君勱、李達等思想者共同經曆的思想曆程，並以此作為背景來與張東蓀比較，因而傳主的思想是有著生動的曆史背景和人物烘托的三維世界。而且，作者對19世紀西方思想傢有相當的瞭解和研究，以此來發掘張東蓀思想的西學淵源和更廣闊的國際背景，這種能夠將中西思想打通來做的年青學者是不多的，作者在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領域，顯然是佼佼者。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大學曆史係教授）

目錄

導 論 “未知”的二十世紀

第1章 早年歲月

第一節 傢世與教育

第二節 留學生涯

第2章 “嘗試共和”的挫敗

第一節 在辛亥革命前後

第二節 對民二國會的批評

第三節 反對二次革命

第四節 餘論：中立者的限度

第3章 再造共和的努力

第一節 反思：公德與私德

第二節 反思：政治與社會

第三節 “乾政治”

第四節 “理性所不能決者，決之以劍”

第4章 賢人政治

第一節 國體之爭

第二節 “人民之秀者”與共和政治

第三節 餘論：“平民政治之弊，唯有更廣之平民政治以救濟之”？

第5章 轉嚮新文化運動

第一節 創辦《學燈》副刊

第二節 世界主義與中國問題

第三節 “不罵不破壞”

第四節 對傳統的態度

第6章 改造的事業

第一節 遭遇五四運動

第二節 “青年導師”

第三節 社會改造的試驗

第四節 中國知識階級的“解放與改造”

第7章 分裂的開始

第一節 與梁啓超等人的關係

第二節 組黨與“談政治”

第三節 “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

第8章 中國內地與西方新潮

第一節 “大轉彎之過門”？

第二節 湖南之行

第三節 對羅素的期望與失望

第9章 社會主義大論戰

第一節 對“資本主義階段”的爭論

第二節 “俄國道路”諸問題

第三節 基爾特社會主義

第四節 儒傢傳統與知識分子

第10章 走嚮“政治解決”

第一節 對“賽先生”的重估

第二節 唯物史觀與社會改造

第三節 麵對國民大革命

第11章 三十年代後的抉擇

第一節 《再生》與“再生”

第二節 走嚮社會主義

結語：在民主的“天命”下

參考文獻

後記與緻謝

精彩書摘

二

北大曆史係有著隱伏而強勁的傅斯年傳統（古代史尤其明顯），“史學就是史料學”是人人不必提及的學科無意識。傅斯年的口頭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大傢都念得很熟。係裏流傳著許多老先生做學問的傳說，我當時剛剛入行，也在摸索如何適應這一傢法。

我所麵臨的第一個變化，是網絡資源的大規模普及。在我入學時，做卡片仍然是老一輩學者做學問的基本方式，老師們也強調文科的學問都從此開始，我自己也一度剪裁瞭很多閱讀與研究卡片備用，不過很快就發現不如用電腦，存儲、分類與檢索都更為方便。我想我們可能是第一批沒有經過做卡片訓練的曆史係學生。

不過這尚是錶麵區彆，更為迫切的是電子史料的指數式增長。隨著齣版品的大規模電子化，許多數據庫以及像國學數典這樣的資料共享論壇的齣現，大量分散藏於各處、以前難得一見的史料都在網上唾手可得。曆史學者基本上都是史料控，我係學生與老師，多少都沾染瞭些尋找與存儲史料的狂熱。我也曾連續幾天下載各種大部頭網絡資料，或去同學朋友處拷貝各種史料。漫無目的，在體會到某種興奮的同時，更經常感到一種內在的焦慮。史料無窮無盡，而吾生有涯，麵對一隻隻飽滿的硬盤，痛切感到自己閱讀太有限。

而且中國近現代史與古代史有一個根本不同，便是其史料數量巨大，不僅沒有人敢如先秦史般說看遍所有史料（大量齣土文獻齣來似乎也變得不可能），甚至沒有人敢說自己能把所研究題目相關的史料窮盡。麵對海量的電子化資源，如何不迷失在一種占有性的快感與焦慮中，而是能建立一個有效的工作程序，區分主次輕重，發現某些必須細讀的經典與史料，換言之，建立自己的智性秩序，這可能是這個學科對初學者最大的挑戰，當然，也是它最令人興奮的地方。這是一片仍有可能自由奔馳的廣闊原野。

北大可能有全國大學圖書館中最全的民國報刊，且一度允許我們自由拍攝。2007年暑假，我整日呆在圖書館四樓的舊報刊閱覽室，把張東蓀發錶瞭很多文章的關鍵報紙《時事新報》幾乎從頭拍到尾，然後分彆存儲編目，又在國圖、復旦等處補足瞭北大所缺的。這個工作當時是作為必須的任務完成的，看不齣有多重要，其實這奠定瞭我博士論文的史料基礎，所需大部分史料都可以在電腦中獲得，後期寫作就不會再被史料搜索而頻繁打斷。

另外，泛黃且經常覆蓋著灰塵的民國時期紙張，尤其是那種特殊的土黴味，也提供瞭我對民國以及我係的口頭禪“曆史感”的某種體驗，一些研究想法也在這日復一日的工作中慢慢形成。舊報刊室有一位很有經驗的張姓老師，沉默寡言，從不多說一個字，尋找報紙快且準，想必不少曆史係和中文係的朋友都有印象，每日和他做伴，頗有一種沉靜的感覺。2012年畢業後，我和同門梁心迴去找他閤瞭個影，聊以留念。

搜集到瞭史料，接著是整理。我的體會是必須做史料長編。這個工作慢且枯燥，不過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過分。時間是最基本的秩序，史料內部的各種脈絡，經常就是在按時間順序的排比過程中慢慢顯現齣來的，這可算史學基本功，絕對不可缺。我自己在研究張東蓀時，對民國初年的細部史事不熟，感到很難找到切入點，於是綜閤既有的幾種民國史料編年，花瞭不少時間，做瞭一個與自己研究相關的編年。除熟悉史事，這還帶來另外一種好處，就是對曆史的在場感。在做編年的過程中，曆史不是由今天迴溯而得，而是又像它發生時那樣，一天天順次展開，各種可能性不斷呈現，這自然帶來對當時語境的某種意識，讓我必須將張東蓀本人的各種思想活動和他的時代勾連起來。

這無形也影響瞭我研究的立意：既是人物研究，也是對人物所在時代的研究。曆史係經常談曆史感，以此作為曆史學入門或未入門的標準，如同哲學係談哲學性，文學係談文學性，都頗有些學科暗語的味道，其實就是通過這樣的日常活動建立起來的。

另外，我的體會是，在研究前期，一定要勤做筆記。在看書、讀史料過程中，有什麼想法要隨時記下來，並且盡量電子化。據說民國時期的老先生，比如湯用彤，走到哪大口袋裏都裝著部《高僧傳》，有想法隨時記。這真是好的研究習慣。我不習慣帶本子，就用手機將散步、等車、洗澡、睡覺等閑暇時間産生的想法記下來。前期這種工作做得越充分，後期寫作難度就越小。我自己感覺寫得比較充分的幾個地方，基本上都是依靠前期筆記中的綫索而寫齣來的。博士論文的筆記跨度有四五年，其中既有前後變化的地方，又有保持連續的地方，經常迴看，也有利於對自己的研究保持一種反省。

中國近現代史還有一個特點：學術取嚮多元。這是好聽的說法，不好聽的自然就是缺乏智性秩序。標誌是缺乏經典著作與核心史料——沒有誰的書是所有人都必須讀的，也沒有什麼史料是大傢都必須看的。對比中國古代史即可看齣不同：先秦部分有《左傳》與《史記》，秦以下有各種正史，通貫則有《資治通鑒》，製度則有《文獻通考》。且學術傳統遺留較多，動輒追到乾嘉、宋元，如陳寅恪等大傢，則是入行者必讀的。這用我們的行話說，就是有傢法，已是周公製禮作樂後的局麵。近現代史則不同，仍在學術的春鞦戰國時代。有老師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或《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之類，更有老師鼓勵學生直接進入題目，根據題目找史料。這種多元化也有好處，不像古代史那樣傢法森嚴，自由探索的可能性不免受到抑製；不好處則是令初學者感到無所適從。

這很切身，直接關涉學術閱讀方嚮與數量，也即成體係的閱讀量。我自己的研究興趣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該領域有一特殊睏難，即其內容古今中西交叉，研究者要能進入中國傳統（尤其是經史傳統），且要對西方思想傳統及流變有親切瞭解。以我之見，至少在北大，對前者的訓練多見於中文係古典文獻方嚮或曆史係中國古代史方嚮，對後者的訓練則多見於哲學係西方哲學方嚮或社會學、法學等現代性學科，曆史係的近現代史方嚮在這兩方麵均十分不足。

不過，北大的資源還算豐富，且我從本科後期就習慣瞭旁聽與自己閱讀，所以便藉著研究、憑著興趣逐步補課。有兩個傳統對我影響頗大，哲學係李猛老師的政治哲學架構，以及相應的文本解讀理念與方法；以及曆史係喬秀岩老師那種接近古代經師的解經方式。這些在論文中並沒有直接用到，不過有效地平衡瞭我自身所受訓練的某些局限。

曆史係的規矩是史料優先，不講理論。我承認考證確為史學的看傢功夫，但個人更關注的是詮釋意義。而一旦開始進入全文層麵的構思，理論與解釋框架的問題就反復齣現，要求我給予迴應。整個研究在2009年末陷入瞭某種睏境，在張東蓀紛繁復雜的思想與活動中，我到底想要建立怎樣的整體性？他與時代的有機聯係到底是什麼？用我當時嚮羅老師闡述睏惑時的話說就是，如何“找到將張東蓀的一生與他所處時代打成一片的一個點，讓整個論文立起來”。這個問題不是光讀史料能迴答的，要靠史料與相關理論著作的對讀，從中反復揣摩印證。

直接的挑戰在於如何理解民國時代。傳統政治與文化秩序的次第解體，以及世界範圍內的戰爭與革命，使得在承平之世於背後默默運轉的巨大曆史力量，突然而刺目地湧動於前颱；行動中的個人與群體的主體性，也彰顯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二者間的激烈對抗與多重協作，使得此段曆史不斷在海登.懷特所謂浪漫劇-喜劇-悲劇-諷刺劇的四連環間變換著麵目，令人難以把握。

以某種模糊的直覺，我感到，民國時期的幾乎所有主題，隻是晚清以來中國捲入的現代世界整體變動以及中國自身漫長曆史演變的階段性錶徵，不管是張東蓀個人還是他所處的時代，都需要更長程的迴溯性考察，纔能把握其意義。因此，問題一方麵在如何理解十九世紀，亦即“維多利亞”時代與托剋維爾所論的“民主”世紀的關係；另一方麵則在於如何把握“同光”時代與五四時期的關係。兩者構成瞭理解張東蓀式自由主義的內外背景。為此，我一麵閱讀托剋維爾、韋伯、波蘭尼、施米特等人對十九世紀的論述，一麵重讀史華慈、王汎森、楊國強、溝口雄三、佐藤慎一等人對晚清民國轉型的理解，漸漸感到論文的要害在於五四人所談的“德先生”的問題，必須將其放在自十八世紀以來的世界曆史運動中予以把握。而中國對這一問題的最初迴應，則可上溯到同光時代，其巨潮所及，更貫通1949年直到當下。如此則張東蓀的個人生命史，特彆是他晚年的不幸遭際，就與這一“德先生”的世界曆史運動匯閤在瞭一起。

從當時來看，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詮釋框架，奠定瞭整個論文寫作的基礎；不過，今天我會覺得它黑格爾主義色彩過強瞭一點。論文本身對時代精神關注太多，不免淹沒瞭張東蓀個人的某些神采。張中行有一句評論張東蓀的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說後者“給人的印象是老牌的英國式的自由主義者”，我這一論文框架，似乎未能完全抓住他這一發自靈魂的神采。我一直覺得，好的作品是一幅畫，均衡而和諧，如果重新來一次的話，我會把張東蓀個人畫得更大一些。

前言/序言

寫作過程與學術成長

一

本書由作者的博士論文修改而來，今日迴味，感覺已有些不同。當時研究寫作，自然是全力以赴，難免入戲過深，不能有所反省。離開博士論文階段，開始新的學術生活，我纔逐漸感到，彼時第一次從事長篇書稿寫作，許多地方用力過猛，睏頓勞苦，殊乏人文學本應有的優遊涵容。期間所得的經驗，也大都齣自不斷的試錯，今天迴顧，頗有幾分感慨。我想略微迴顧本書的寫作過程，以為讀者瞭解它的可能力量與限度提供參考。當然，麵對這個文本，作者相對於讀者並不具有絕對優先性，這裏所提供的，隻是與它的形成相關的一些信息。

說到本書的緣起，其實有些偶然。2006年春夏之交，我研究生一年級行將結束，導師羅誌田先生和我商量碩士論文選題的事。北大的整體培養體係比較寬鬆，當時的我，也還在本科後期形成的自由泛覽狀態中，對進入具體的研究工作有種抗拒。學術是製度更是教養，需要剋製與馴服自己，這就是開始吧。

我當時有兩個比較模糊的興趣，前一個較根本，是所謂世界觀問題，特彆是近代世界觀的誕生過程，叢林幽深，令人沉迷；後一個較直接，是“五四青年”的思想與實踐，社會主義的興起之類，直接而切身。前者指嚮更為結構化與內在化的世界觀分析，後者則需要思想與社會、政治的互動分析。我當時有一種模糊的意識，不想迅速進入純粹“思想的世界”內，一方麵感到自己準備不足，另一方麵也是今日猶存的“業餘主義”氣息在作祟，不想將興趣變成工作。所以選擇後者，探究五四後社會主義運動的觀念與實踐。

羅老師似乎瞭解我對思想史的偏好，建議我改做一個相關題目，研究張東蓀早期的思想與活動。這是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高度同情，深度參與社會主義論戰，後來則“棄政治而入哲學”，在民國時期頗自成一格。不過，頗具曆史提示性的是，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這說明我當時知識之有限，不過，一個曆史係研究生對張東蓀的孤陋寡聞，也可算是曆史力量與其造成的人物命運的某種錶徵。比起張東蓀在民國時期的聲光，他在當代公共記憶中是相對暗淡的。這種對比提示瞭曆史性與當代性的復雜關係，在之後幾年裏,它不斷重新顯現齣來，要求我做齣某種迴應。

研究的開始意味著自由泛覽歲月的結束。不過，事情總是兩麵，過於散漫的興趣有時會成為嚮上的障礙，特彆在自己瞭解不廣的時候。張東蓀捲入瞭民國早期關於共和政治的大多數爭論，這些爭論又直接指嚮晚清以來中國麵臨的深刻政治與文化睏局。為理解張東蓀，我必須離開五四,嚮前追索，這是研究加於我的規定性，對此，我在抗拒中慢慢接受，閱讀方嚮開始調整，一係列政治性主題開始進入我的視野，憲法、代議製與共和，取代瞭社會與文化，成瞭接下來幾年我的閱讀關鍵詞。

這為我打開瞭一個新世界，持續滋養著我的學術智性。它避免瞭我過早陷入五四時期，而讓我投入對其曆史淵源的探尋，自然地形成一種曆史主義式的考察方式。羅先生經常引濛文通一句話，叫做“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重要的曆史現象與事件至少提前三十年看，最好要提前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看，這樣纔能看到曆史的縱深與層次。因此，博士論文就隻是長期學術成長過程的一個環節，它必須要有足夠的學術延展性，能引齣對一係列相關問題的思考，以通嚮更豐富與廣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