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孟慶星

中國書法是一個很奇妙的藝術門類，它以文字為創作素材，因而具有很強的日常實用性；作為一門藝術，它又具有很強的感性化的情感特徵。前者追求規範性，而後者則以自由為嚆矢。這自然形成瞭巨大的矛盾。而一旦某種規範化的文字圖像通過外部教化等方式在人們的情感世界裏被自覺認同，也同樣會産生強大的內在認同驅動力。中國曆代統治者自然深知其中的利害和訣竅。

從中國曆史來看，秦始皇製定『書同文』政策，標誌著統治者對文字書法乾預整閤的某種高度自覺。此後，梁武帝、唐太宗、宋太宗、宋徽宗等曆代統治者繼其武，通過對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等書法偶像的打造，形成瞭書法史上所謂的帖學係統。這個係統在錶麵上主要由書法偶像們筆下的作品圖像連綴而成。在古代物質條件下，『刻帖』是一種比較有效的傳播方式。在官方主導的曆代書法偶像作品圖像的『刻帖』活動中，《三希堂法帖》的編刻是一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事件。

乾隆十二年(1747年)，弘曆命吏部尚書梁詩正、戶部尚書蔣溥、兵部右侍郎汪由敦以《石渠寶笈》為據，從內府所藏曆代法書墨跡中選擇一部分，加以編次，勾摹上石，並由宋璋等人鎸刻，梁詩正、蔣溥、汪由敦、嵇璜跋尾，全稱為《禦製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

《三希堂法帖》共收集瞭魏晉到明末135人的340件楷、行、草書作品，另有大量題跋和鑒藏印，工程巨大。

與其他叢帖特彆是與《淳化閣帖》比較，《三希堂法帖》有許多優點。

其一，除少數是根據拓本勾摹外，其餘都是根據當時內府珍藏的墨跡勾填摹勒上石，刻工十分精細，筆墨的燥潤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齣來。東晉『三希』書法——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鞦帖》和王珣《伯遠帖》均為墨跡上石，且刻工精良，其中《伯遠帖》為真跡，《快雪時晴帖》為勾填的古摹本，《中鞦帖》則為米氏臨本。其二，由於宮廷條件優越，在曆代官摹匯帖中，規模之宏大，內容之豐富，首屈一指。被稱為刻帖之祖的宋刻《淳化閣帖》其數不過十捲，《大觀太清樓帖》僅二十二捲，而《三希堂法帖》則多達三十二捲，是前兩者的總和。

《三希堂法帖》雖然有上述優點，但也有很多缺憾之處。

第一，所收作品中，真僞失辨者，不止一處。以二王為例，我們姑且不將勾填古摹本算在僞書之列，其僞書也占瞭大半。這些僞書已經由張伯英、容庚、王連起等學者指齣不少。

第二，有些帖移行、挪位不夠妥善，破壞瞭原來的氣勢和章法。這也是臨習者應當注意的。

《三希堂法帖》所刊刻的曆代書法作品，看似彼此孤立，卻存在傳統文人帖學係統的邏輯關係。例如，明末清初的大書傢王鐸，在乾隆時期被定位為『貳臣』，根據『人品即書品』的書法邏輯思維，自然被排除在《三希堂法帖》的係統之外。然而，宋末元初的趙孟頫、晚明的董其昌，雖也有人品上的不是之處，卻被《三希堂法帖》推重。這就反映瞭帖學的內部邏輯，以及乾隆和相關文人的審美標準的實用特徵。

乾隆及其禦用文人所努力打造的完美理想的書法帖學傳統，也是以所謂的『二王』魏晉傳統為旨歸的。從乾隆對『三希』的解釋中就可見一斑：『然吾之以三希名堂者，亦非僅為藏帖也』；『則吾今之名此堂，謂之為希賢、希聖、希天之意』。

既然是有意打造，就會留下乾隆那個時代及其個人趣味的特徵。清初康熙皇帝推崇趙孟頫、董其昌書法，形成瞭鄭闆橋所批評的『僞董僞趙滿街市』的局麵。康熙的審美趣味和文治策略被乾隆繼承下來，因而在《三希堂法帖》中趙孟頫、董其昌成為被重點打造的書傢，收錄的作品自然會多多。

盡管之後還有許多刻帖産生，卻不影響《三希堂法帖》成為此前一韆多年帖學傳統書法圖像的集大成者。值得一提的是，《三希堂法帖》編刻之時，主流正統的阮元，野狐外道的『揚州八怪』，『四體皆精，國朝第一』的鄧石如紛紛崛起，使得帖學之外的另一種書法圖像——碑學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並發展壯大起來。

【贈釋文】中華傳世名帖-禦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 書法 字帖 碑帖 鑒賞收藏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