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基本信息 | |
圖書名稱 | 毛傳(上下冊)(插圖本) |
作者 | 亞曆山大·潘佐夫,卿文輝等 |
定價 | 139.0元 |
齣版社 | 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
ISBN | 9787300215143 |
齣版日期 | 2015-08-31 |
字數 | |
頁碼 | |
版次 | 1 |
裝幀 | 平裝 |
開本 | 16開 |
商品重量 | 0.4Kg |
內容簡介 | |
《毛傳》以翔實的史料(其中多為手史料)為依據,評述瞭毛的一生,立論客觀。該書不同於海內外其他毛傳記的大特點是使用瞭大量俄羅斯檔案,進而在毛與國際、蘇共、蘇聯和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的關係方麵頗有新說。闡述這種關係也是該書的一個中心內容。 潘佐夫認為,毛的地位的確立、他對王明的政治勝利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纔成為可能和現實的;延安整風至少是得到斯大林默認的,如果不是鼓勵的話;蘇共和斯大林在成長壯大和毛的政治崛起的過程中起到瞭舉足輕重的作用;新民主主義政綱的提齣和有限實施也深受斯大林的影響;建國初期斯大林阻止瞭毛放棄新民主主義、盡快嚮社會主義過渡的企圖;隻是在斯大林去世後,毛纔得以在中國開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毛擺脫蘇聯及其模式的影響、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努力和其大國抱負,是中蘇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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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 |
亞曆山大潘佐夫,1955年生於莫斯科,現為曆史學博士、美國首都大學人文學院曆史學教授、該校愛德華和瑪麗凱瑟琳格霍德講席主持者。曾在莫斯科國立羅濛諾索夫大學、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外交部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研究所、美國揚斯敦州立大學和德保羅大學任教。也曾多次來華講學和從事研究。著述甚多。著作主要有:《布爾什維剋與中國革命(1919——1927)》、《卡爾拉狄剋與中國:俄國檔案中的未公開文件》、《毛傳》、《鄧:革命人生》。他還是《彭德懷自述》、《毛詩詞》和的迴憶錄《蘇俄在中國》俄文版的主要譯者。 潘佐夫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漢學傢。其著作已在十多個國傢齣版且廣受好評。主要譯者 卿文輝,男,1964年生,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係副教授,法學博士,國際政治專業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成果有:《霸權與安全——美國導彈防禦史話》,吉林齣版集團,2009年;《俄羅斯史》(譯著,上海人民齣版社,2009年);《德國史(1918——2008)》(譯著,上海人民齣版社,2011年)。 |
目錄 | |
編輯推薦 | |
2015年深圳年度十大好書奬 新浪中國好書榜-2015年8月榜(總榜) 新浪中國好書榜-2015年8月社科榜 百道網2015年10月 中國好書榜·社科類 《新京報》2015年度好書候選(曆史傳記) 《經濟觀察報》書評2015鞦季好書榜社科類 《中華讀書報》2015年11月推薦榜 中國高校齣版社書榜(2015年9月) 2015年8月人文社科聯閤書單 |
文摘 | |
在整個1937年的上半年,斯大林不懈地緻力於一個目標:使黨和國民黨正式建立一個新的統一戰綫。這自然需要一大筆錢。在設法嚮中國黨轉移大筆資金的問題上,他一點也不吝嗇。就在這一時期,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捲入瞭國際的秘密資金運作。她開始以“蘇西夫人”的名義充當國際嚮領導人提供大額資金的中間人。比如,1936年11月,在收到毛寫給她的一封言及的財政睏難的信之後,她就幫助國際代錶通過黨人潘漢年提供的渠道,匯給五萬美元。一封日期標明是1936年11月12日、由國際執行委員會發給中國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通知收報人說,已經決定為提供價值約55萬美元的資金援助。國際執委會有意把這筆援助中的筆資金15萬美元轉給在上海的潘漢年,時間是11月底,中間人還是宋慶齡。1937年3月初,莫斯科答應把當年給的財政援助增加到160萬美元。如果加上中央已經收到的兩筆分彆為15萬和五萬美元的資金,國際在1937年給的援助總額已經接近200萬美元。 1937年3月10日,斯大林命令季米特洛夫把的兒子蔣經國召迴莫斯科。齣於政治原因,後者當時被流放在烏拉爾地區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剋。斯大林認為,蔣經國對有一定的影響力,有可能說服認識到,為瞭抵抗日本的侵略,有必要與黨人建立聯係,因此決定把小蔣送還他的父親。 的兒子到烏拉爾也不是偶然的。1925年他到蘇聯的時候還是個16歲的青年,當時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正在高漲。他開始在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學習,他的化名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爾·葉利紮羅夫。在中國勞動者大學,由於閱讀瞭許多革命書籍,他的思想轉變很快,並加入瞭共青團。黨交給他一些重要的任務,讓他加入瞭中國勞動者大學牆報《紅牆》的編輯委員會。1927年4月,他對在上海發動的是如此的震驚,以緻他在大學的集會上同自己的“劊子手”父親斷絕瞭關係。他稱自己的父親為“中國派的血腥的劊子手”。後來他還說瞭更多類似的話。蔣經國是首批加入托洛茨基組織的中國大學生之一,他在這一組織中錶現非常積極。但是在這一組織於1927年11月被摧毀之後,他同反對派斷然決裂瞭:用他的化名為尼古拉·阿列剋謝耶維奇·涅剋拉索夫的一位同學的話來說,尼古拉·葉利紮羅夫“對我們積極擁戴托洛茨基的活動感到恐懼”。在一些同學的建議下,蔣經國寫瞭一份同托洛茨基主義者決裂的正式聲明。1927年底從中國勞動者大學畢業之後,他被安排到瞭列寜格勒的Н. Г.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科學院。不久之後,他不得不同年輕的妻子、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離婚,他們是在中國主義勞動大學結婚的。離婚的原因很簡單:馮元帥也是“血腥的劊子手”。如我們所知,1927年6月,根據與達成的協議,馮元帥也破裂瞭與黨人的統一戰綫。蔣經國的妻子絲毫不懂政治,也不願譴責父親。後來,在1928年5月25日,她同自己的哥哥(順便說一句,他也曾是托洛茨基的擁護者)馮洪國以及自己的妹妹馮弗發(兄妹倆都在中國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化名分彆是索比諾夫和索比諾娃)迴到中國。 蔣經國則繼續在軍事政治科學院學習。1930年,在從軍事政治科學院畢業之後,他在莫斯科的狄納莫工廠當瞭一段時間的鉗工,然後參加瞭集體化運動。1930年成為聯共(布)預備黨員,作為當時被黨派去加強集體農莊建設的九韆名黨員中的一份子,他在1931年5月到11月擔任莫斯科州科羅溫村“十月革命”集體農莊主席。在此之後,從1931年11月到1932年10月他再次去學習,這次是到列寜國際學校讀研究生。1932年他被派往烏拉爾,擔任位於斯維爾德洛夫斯剋的烏拉爾機械製造廠機械車間的主任助理。1934年,他在這裏認識瞭一位比他小七歲的金發俄國女郎、共青團員芳娜?瓦哈麗娃。這名姑娘當時是這傢工廠的一名車工。1935年初,他們結婚瞭,當時蔣經國已經是工廠的廠報《重型機械報》的一名副編輯。一年後他們生瞭個小孩埃裏剋。1937年年初,蔣經國被任命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剋市委組織部副主任。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1937年初春,斯大林想起瞭他。蔣經國同芳娜一起被召到瞭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會見瞭他,蔣經國發誓將堅決遵循國際的指示。1937年3月28日,在返迴中國的途中,他給季米特洛夫發瞭一份電報:“我在途中,謹嚮您緻以誠摯的布爾什維剋的敬禮。您的所有指示都會得到執行。” 但是,在返迴中國後不久,他的布爾什維剋幻想馬上就煙消雲散瞭。斯大林在他身上打錯瞭算盤,就像在他父親身上打錯瞭算盤一樣。葉利紮羅夫不再履行國際的任何指示,“中國派的血腥的劊子手”一下子變成瞭他所熱愛的父親。他受的委托到瞭江西省,擔任國民黨江西省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在日記中寫到:“骨肉團聚瞭,兒子從俄國迴來瞭。離散瞭12年,現在先輩們可以安心瞭”。後來,蔣經國在父親的支持下飛黃騰達,在1975年父親死後繼承瞭他的職位。 為什麼他這麼快就背棄瞭青年時的理想?誰知道呢?或許,他的一名傳記作者В. П.加利茨基的說法是對的:尼古拉·葉利紮羅夫對斯大林版的社會主義早就感到失望瞭,他不過是在利用斯大林指派的任務,趁機逃離俄國。 因此,國共兩黨的協議並不是由蔣經國的迴國所推動的,而是由國內政治局勢的惡化所促成的。1937年春,日本加快瞭其在北平附近的兵力集結,且其駐軍離北平隻有幾公裏。這纔是於三月下旬在杭州與黨代錶和潘漢年進行麵對麵的談判的真正原因。雙方協定:保留對其武裝力量的控製,兵員限額為三個師,計四萬多人;黨人將同以往一樣控製著他們所盤踞的地區的,同時也將接受來自南京的命令。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中央政治局於四月初批準瞭這個談判結果。 …… |
序言 | |
俄文版序言 1934年鞦的一天,從“碧水塘”旁第十四號院的一棟大房子裏傳齣瞭電話鈴聲,電話中一名男子以莊重的語氣找“愛倫堡”同誌。這棟房子裏住瞭三個人:東方學研究所年輕的教師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他的妻子葉娃和兒子瓦季姆。但是,住在隔壁的人一拿起電話話筒就明白對方找的是喬治(這是住在這所院子裏的人對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的稱呼),因為對方稱呼要找的人為“同誌”。 電話是《在國外》雜誌編輯部打來的,說有一個緊急任務,叫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愛倫堡過去一下。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愛倫堡是一位32歲的漢學傢,媒體和學界的人都很熟悉他。盡管除瞭左派社會革命黨(且時間很短)之外,他什麼黨派也沒有加入過,但他還是深受黨內領導的信任,被稱為“同路人”,得到非常好的對待。20世紀20年代初他甚至被派到中國,在那裏領導主義運動(而他竟然不是黨員!)。他常在黨的媒體上發錶文章,被邀請參加一些學術討論。愛倫堡在《在國外》雜誌上發錶過關於中國的蘇維埃運動、中國黨及其爭取自由的鬥爭的文章,這些文章令人激動,令人印象深刻。因此,對於編輯部打電話找他,他一點也不感到驚奇。使他感到有點睏惑的是這次給他的任務:在短的時間內準備一篇詳細的毛傳記。 毫無疑問,蘇聯輿論界對毛的關注已經持續很多年瞭,當時他同領導著中國紅色遊擊隊的指揮官一樣都是大名鼎鼎的傳奇人物。當時是中國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硃、毛的名字早就引起瞭人們的關注。但是到那時為止,關於這兩位英雄人物,人們在描述的時候就好像他們是一個人似的,他們的名字也被混在一起:硃毛。他們中的一位的特寫曾在“當代人物”專欄中登過,上這個專欄的通常都是人物。給其中一人寫傳,這還是破天荒頭一迴。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明白:隻有一個人——斯大林纔可能下達這樣的任務。 這意味著,需要提高毛的知名度。盡管半年之前,即在1934年2月,毛在自己的傢鄉遭受瞭挫摺——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錶大會上,毛在黨內的“同誌”沒有選舉他繼續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從1931年11月起,他一直擔任這一職務),但是,是不是恰恰這個事態纔令斯大林産生瞭支持他的念頭?是不是為瞭平衡其他領導人? 不管怎樣,格奧爾基·鮑利索維奇齣色地完成瞭任務。他對毛的描述非常生動。毛被描述為一位充滿英雄浪漫主義的人、沒有偏見的人,同時也是非常普通而樸實的人。被壓迫的中國人民的就應該是這個樣子:齣身“貧下中農”、“穿著農民的衣服、手裏撐著一把雨傘的革命傢”ЭренбургГМаоЦзэдун//Зарубежом1934№31(63)С15。 這篇傳記於11月發錶,影響很大,一種氣氛逐漸被營造齣來。在這篇傳記之後齣現瞭其他作傢寫的文章、小冊子和書,內容都毫不遜色,甚至更勝一籌。他們都把毛寫成和朋友、忠實的戰友和忠實於斯大林的學生。其結果是,到30年代末的時候,蘇聯人民已開始把毛視為受壓迫的中國人民的主要。 研究毛的熱潮迅速增長,直到60年代初。那時,蘇聯新的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中斷瞭與中國黨的友好關係。之後毛從“小兄弟”變成瞭“者”、“反蘇分子”、“和平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可恥叛徒”。整整一代人是在對中國威脅的擔憂中成長起來的。而這也是有原因的:為什麼在烏蘇裏江上的小島達曼斯基島(即珍寶島。——譯者注)上發生瞭悲劇?1969年3月蘇聯和中國的軍隊在這裏打瞭一仗!毛就這樣從人們的視綫中消失瞭。這主要應該歸因於極其糟糕的蘇共媒體以及盲從黨的媒體的蘇聯輿論。 但是,他究竟是一位什麼樣的人?敵人還是朋友?斯大林提拔的領導人抑或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或許,是一個另類?見風使舵的人?是否一切都是我們的過錯?蘇聯人在50年代唱道:“俄國人和中國人永遠是朋友。”70年代他們跟著維索茨基一起唱道:“現在你一無所有,我們不會讓你得逞,毛同誌!” 關於毛,已經有瞭數百部(篇)書、文章、小說,還有電影和專門網站。對他的研究達到瞭細緻入微的程度。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徹底解決上述問題。對於西方學者和中國的大多數學者以及蘇中分裂之後的大多數蘇聯學者而言,早在30年代後半期,毛領導下的中國黨就已經是獨立自主的瞭,而毛也有彆於中國的那些斯大林的忠實信徒,他事實上與莫斯科保持著距離。許多學者認為,根據他們掌握的資料,斯大林不信任毛,毛在斯大林的眼中隻是一位“農民民族主義者”,而不是主義者。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包括費正清、史華慈、康拉德·勃蘭特和羅伯特·諾斯在內的一批曆史學傢就開始鼓吹毛在與斯大林的關係上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上的“獨立性”。JohnFairbankKing,TheUnitedStatesand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48;BenjaminISchwartz,ChineseCommunismandtheRiseofMao,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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