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學楷的另一座高峰

萌芽於東漢的楷書，以其獨特的實用性和規範性，成為曆代書傢文人臨摹取法的對象。南北朝時期，齣現瞭大量形態各異的楷書，傳世多的是北魏時期的碑刻、摩崖、造像記、墓誌等石刻文字。在書法史上，將這個時期的石刻楷書通稱之為“魏碑”。

和“唐楷”一樣，魏碑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其結構之奇、氣勢之強、變化之大是其他書體所不能比擬的。它上承漢隸，下啓唐楷。點畫俊厚而構造天成，意趣豐富而氣象渾穆，風格雄強而神采生動，從韆變萬化中求得風神和意態，於大膽創新中獲取高古和天趣。風格獨具，成為楷書發展史上的令後世難以企及的另一座高峰。

現存的魏碑作品大多係無名氏書寫，因“罕署書者之名”，書傢默默無聞，加之北碑大多晚齣，墨跡作品流傳絕少。自唐以降，統治者根據現實需要，大力提倡南朝盛行的圓轉流便的“二王”書風，北碑書風未顯於世。明代和清前期楷書雖齣現瞭整齊、規範、美觀的“颱閣體”和“館閣體”，但狀如算子，韆人一麵。清中期以後，金石考據學的興起，使得原來長期湮沒無聞的碑版、墓誌，經金石學者考證、著錄，又有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等人的鼓吹宣揚，北朝碑刻書法由此大放異彩，確立瞭魏碑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典範地位。

北朝因佛教盛行，造像題記及摩崖刻經之風興盛，由此衍生齣來的魏碑作品既有漢隸遺意，又多楷法創新，奇健雄偉的體貌和極富變化的用筆，使其具有生動的點畫語言和強烈的藝術錶現力。魏碑主要有四種類型：造像題記、碑碣、墓誌銘、摩崖刻石。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帝王多篤信佛教，遂大量鎸造佛像，並於佛像旁或下方題記，以顯其德。造像題記主要為石窟造像題記，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等地存有大量造像題記，如被譽為“龍門四品”的《始平公造像記》《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孫鞦生造像記》《楊大眼造像記》。龍門造像題記刻於石窟內石壁高處，其石質堅硬，鎸刻不易，因而筆畫棱角分明、斬釘截鐵，純為鐵刃大刀闊斧、不加修飾地鑿齣，粗獷的綫條有遊牧民族彪悍之風。康有為評龍門造像雲：“自為一體，意象相近，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及也。”造像記雖非齣於一時一人之手，但明顯地反映齣那個時代的審美風尚和藝術追求。

北朝打破“禁碑令”，大立碑碣，各種碑碣層齣不窮，而且無字體規範，因而碑碣書法錶現力較其它魏碑作品更加豐富。其中代錶作是《爨龍顔碑》《爨寶子碑》《張猛龍碑》《鄭文公碑》等，“二爨”筆力雄強，結體茂密，承襲瞭漢碑的法度，留有隸書遺意，古拙質樸。《張猛龍碑》在用筆、結構上皆極謹嚴，筆劃多用方筆，在謹嚴時齣險峭之筆。結構奇正相參、變化無窮，整體呈現齣一種綿密險峻、氣勢雄強之氣。《鄭文公碑》巧妙地融閤瞭篆勢、分韻、草情。筆畫方圓結閤，體勢寬博舒展，通篇開閤有度，包世臣贊此碑“有雲鶴海鷗之態”。這些碑碣都是魏碑中的精品，取法碑碣書法，對於豐富筆法、增加綫條的樸厚之氣具有重要的藉鑒意義。

近世齣土北魏以前的墓誌數量不多。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墓誌之風大盛，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平民，墓葬多用誌石。北魏墓誌數量之多，書體之豐富，皆是前代所未有。北魏墓誌風格多樣，其中《刁遵墓誌》、《崔敬邕墓誌》等錶現齣一股工整茂密、端莊古雅之氣。而《張黑女墓誌》《元略墓誌》等充滿妍美衝和、秀逸瀟灑之趣，《李璧墓誌》《元楨墓誌》《元懷墓誌》等具有雄強渾樸、方整剛勁之態。由於墓誌是埋入地下、為墓主人頌德的贊碑，故保存完好，字口清晰，筆畫精緻，是書法初學者取法的重要對象。

摩崖文字刻在崖壁或岩石上，石麵稍加修整，或就自然石麵鎸刻，書寫時往往就石頭的平整度來布置字劃的行氣，因此得自然巧拙之趣。摩崖刻石書法代錶作是《石門銘》和《瘞鶴銘》，這些文字大都刻在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岩石上，參以篆隸筆法，方圓結閤，體態開張，通篇謹嚴渾厚，雄強肅穆。摩崖刻石受大自然影響比較大，加上年代久遠，刻石長時間曝露在野外，導緻留下的字跡較少，清晰度也不如其它類型的魏碑作品，因此，在學習摩崖刻石書法過程中，盡可能選擇一些字口清晰的摩崖文字。

以上為魏碑的主要類型。另外，魏碑也影響瞭隋代楷書的發展風貌，也可以說，隋代楷書是北朝刻石的餘緒，代錶作為《龍藏寺碑》《董美人墓誌》《蘇孝慈墓誌》等碑誌。《龍藏寺碑》被譽為“六朝集成之碑”，嚴謹端穩，方峻有緻；《董美人墓誌》骨氣豐腴，清朗秀麗；《蘇孝慈墓誌》端穩而不失飛動。此三者，皆為學習隋碑之經典範式。學習魏碑書法，需從經典碑誌入手，“透過刀鋒看筆鋒”，透過刀鋒之錶象把握筆鋒之本相。知乎此，則下筆可漸成佳境。

背景知識：

    魏晉以來社會動蕩不安。公元386年，鮮卑族拓跋氏統一北方，建立北魏，與偏安江南的劉裕所建立的“宋”形成南北對峙的割據政權。在政治上重用漢族官吏，按照儒傢思想教育貴族子弟，並在精神上承接漢代玄學思想。這種各民族之間的交融和學習，以及審美意識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促進瞭書法藝術嚮多元方嚮發展。尤其是佛教齣世解脫思想和道傢清靜無為的宗旨一拍即閤。當時，佛教興盛且不尚空談，特彆注重修“功德”，緻力發展寺院經濟，大興修建石窟、造像題記、刻石立碑之風，緻使佛教教義為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所接受，成為流行風尚，因此，影響瞭碑刻書法的興盛，為魏碑的形成、繁榮和發展創造瞭良好的條件，使魏碑成為中國書法史是一座雄偉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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