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鬆，曆史學傢，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中國近現代史等方麵的研究。曾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現為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一）
　　多年前，D我還不曾涉足共和國史研究的時候，J讀到過曆史學傢周一良寫的一份很簡單的自傳。周先生的自傳用瞭一個在我看來十分貼切的標題：《畢竟是書生》。自傳齣來後，引起瞭不少人的批評。批評者大都不喜歡周先生用的這個標題，認為周這是把自己D年加入“梁效”寫作組並在其中努力幫忙的原因，歸結為天真迂腐、不懂政治的“書生”氣，實際上錶現齣他對自己WG後期所犯錯誤的一種逃避，沒有能做齣一個曆史學傢應有的深刻反省。
　　我是研究中國革命史的。圍繞著周一良先生自傳所引起的這番批評，讓我馬上聯想到改革開放以來惹起過更大範圍爭論的QQB的那篇《多餘的話》。QQB留下的這篇並非“多餘的話”，中心之點講的其實也是同一個話題：畢竟是書生。
　　JT，曆史早已邁過瞭革命年代，甚至連革命兩個字都開始不為今人所喜歡。我們的評價係統嚴格說來也已經不像過去那麼是非分明、黑白對立瞭。但是，留給QQB，同樣也是留給周一良這些知識分子的空間，依舊是那麼狹窄。不要說周一良強調自己的書生氣會惹來批評，J連QQB反復解釋的自己因書生、文人的溫良個性不適宜從事政治鬥爭與階級革命的說法，也還是會被潛伏在多數人血液中的革命的價值觀所排斥。愛他的人寜願把他供上神壇，也不願看到他像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樣，混跡於“隨便一個小市鎮”裏，變成滿足於“求得一口飽飯”，“在餘暇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麯之類”的逍遙自在的小教員。
　　這對QQB，同樣對周一良這些曆經挫摺、苦難和種種錯誤之後，終於明白瞭自己的愛好、定位以及生命價值之所在，悔都悔不過來的知識分子們，實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二）
　　政治，無論古今中外，也不論好壞優劣，總有它自己的一套生存和運行法則。政治的本質J是應對並處理公眾事務的過程和行為。知識分子作為公眾中Z容易關心公眾利益的成員，他們通常很難不和政治扯上關係。但是，J像我們已經從QQB和周一良的個案中所看到的那樣，並不是所有的知識人都適閤於參與政治，更不是每個參與者都注定會變成“政治動物”的。何況一旦真的被動地變成“政治動物”，被這個黨或那個黨擰在永遠不停地嚮前運轉的革命機器的某個部件上，哪怕是像QQB那樣，被擰在瞭Z核心的發動機上，日復一日地碰撞廝殺，一個充滿瞭人文情懷和書生氣的讀書人又如何能不感到“疲憊”和“乏味”呢？
　　坦率地說，政治理應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並熱衷於用權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傢的事情。一介書生，放著自己喜歡的學問或擅長的文學不做，放著自己愛的人不能去愛，為什麼非要跨界去搞什麼政治呢？
　　讀早期中國革命黨人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幾乎共同的規律，那J是，19世紀末，特彆是20世紀這一百年，中國和SJ上的變化太大瞭。像古代社會讀書人那樣，躲在鄉間傳道授業，品酒吟詩，含飴弄孫，早J不可能瞭。越是讀書人，J越是要走到外麵去，越會受到各種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的衝擊，越容易感受到中外文化碰撞，越是容易被異族的欺侮和侵奪而刺激。
　　但是，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革從一開始J是以暴力形式拉開其帷幕的。進入20世紀更直接變成瞭一場奪取政權的暴力革命。因此，槍杆子，而不是筆杆子，J成為瞭決定一切的主要政治鬥爭手段。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的知識與激情竟逐漸變得可有可無，甚至會讓信奉“槍杆子裏麵齣一切東西”的政治傢們感到討嫌瞭。中國各派政治力量Z終所以會隻剩下國共兩黨鼎足而立，國共兩黨中原本居於ZD地位的知識分子骨乾所以會紛紛讓位於黨內實際上Z有能力的軍事領導人，幾乎不可避免。
　　對於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一個Z大的曆史悲劇J是，他們是Z早投身於救國救民，自認為Z瞭解政治大勢的一群；Z後，他們卻成瞭政治場中Z不知所措、動輒得咎、受人輕視的一群。不錯，從QQB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齣不少知識分子確有性格懦弱且書生氣太濃的一麵，未必人人都適閤於從事政治。但是，他們卻毫無選擇的權利。忍不住的“關懷”——活著沒有權利選擇也J罷瞭，在革命的思維邏輯下，死後也彆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
　　
　　（三）
　　對於我來說，研究知識分子個人曆史，隻是研究ZG建國史方方麵麵問題中的一方麵嘗試。因此，我的研究和討論，既不在為人立傳，也不在研究某人的什麼“思想”，更無意對我的討論對象做蓋棺之論。我隻是把他們放到1949年以後整個中國大環境以及他們周遭小環境變化的背景中，意圖考察並理解他們對這世道之變從個人的角度是如何去認識、去適應，以及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或那樣大相徑庭的適應方法及其不同的結果。因為，隨著越來越多的私人記錄以及各種報刊、檔案文獻披露齣來，我們已經不再能滿足於像過去人一樣籠統地發齣質問：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D年竟會停止思想，集體轉嚮？我們現在已經越來越多地發現，事情並非那樣簡單。至少，老派知識分子中有陳寅恪、吳宓，中年知識分子中有董時進、周鯨文，共産黨知識分子中有顧準，青年知識分子中有林昭、林希翎……
　　D然，本書考察的人物都算不上是上麵那樣的另類知識分子。張東蓀、潘光旦、王蕓生理D屬於1949年以後留在中國大陸的主流知識分子中人。但是，這並不等於說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都是同樣的。即使在絕大多數政治上認同新政權的知識分子D中，思想認同的原因、過程和程度，其實也是韆差萬彆的。比如，王蕓生J屬於政治上、思想上認同較早的那一批人；潘光旦政治上的認同則不很順利，思想認同更費瞭不少力氣，但認同以後卻未再動搖；張東蓀政治上認同應該Z早，而思想上的認同在三人中卻Z錶現得Z為睏難，且被迫的成分遠多於主動的成分，故其至死與共産黨在思想上也未能真正閤拍。
　　值得注意的是，對共産黨新政權的認同，尤其是思想認同的早晚及程度，對他們個人在1949年以後的際遇和命運影響十分明顯且重大。
　　十幾年前，許紀霖曾經針對海外較為流行的1949年以後大陸知識分子是因強製洗腦被迫政治轉嚮的說法，依據史實指齣瞭相D多知識分子其實是自覺要改造思想的情況。他認為，像清華大學哲學教授金嶽霖等人自主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對民族、國傢的由衷的熱愛。因為不滿舊中國的屈辱與舊政權的無能，他們張開雙臂擁抱瞭作為民族、國傢的解放者降臨的共産黨和它所帶來的一切新思想、新觀念。可以肯定，這種曆史解讀至今仍舊適用於相D一部分知識分子。
　　但是，其他許多知識分子呢？比如這種解釋顯然不適用於大批流亡海外或轉去颱灣的知識分子，如鬍適、錢穆等。同樣，它也不適用於留在大陸，內心裏始終不認同新政權的陳寅恪、吳宓等。甚至，即使在ZM的曆史學傢中，我們也會發現許多人的考慮並不像搞形式邏輯的金嶽霖那樣單純，比如鄧之誠、顧頡剛等。而且，縱使愛國的心相通，也不等於能夠與共産黨閤得來，自然科學傢竺可楨與束星北J是兩個各走J端的例子。
　　本書無法迴答這樣宏大的問題，但讓我們來具體考察一下張東蓀、潘光旦和王蕓生吧，看看他們1949年前後的思想轉變具體是如何發生和怎樣發生的吧。多一些個案的考察、分析和研究，肯定會讓我們多明白一些因為人這樣或那樣不同而存在的差異。我們這個SJ本來J是由許多許多不同的個人所組成的，即使它在某時某刻會變成馬剋思所說的那種大兵營或奧威爾筆下的那種動物傢園，這種不同其實也還是消滅不瞭的。人既然有男女老幼、高矮胖瘦之彆，既然沒有哪個人會和另一個人長得分毫不差，我們又如何能要求人人都一樣思想和行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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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一章 張東蓀“叛國”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D一功”？
三、ZG為何重視張東蓀？
四、去瞭西柏坡之後
五、寄希望於美國人
六、“勾結”美國案發經過
七、張東蓀案的暴露與坐實
八、政治高壓下的示弱與屈服
九、從“擠牙膏”到“CD坦白”
十、“叛國”案的嚴重後果
十一、對張東蓀涉案原因的簡單討論

D二章 王蕓生與199年以後的《大公報》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報》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獲
四、報紙新聞性的初步喪失
五、新製度下的艱難掙紮
六、衝上階級鬥爭D一綫
七、思想改造再獲“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獲
九、誓以餘力辦《大公報》的決心
十、北遷閤並後的內部危機
十一、整風運動中坦露心聲
十二、報社內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MZD保護下沒成右派？
十四、新手埋葬《大公報》

D三章 潘光旦的“思想”與“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曆史
（一）罷考風波與加入“大江會”
（二）優生救國與精英主義
（三）人權論戰中的“外行”
（四）主編《華年》的涉政言論
（五）身陷“一?二九”風波
（六）對XC態度的轉變
（七）寄希望於ZY政府
（八）自由理想與蘇俄陰影
（九）“一二?一”慘案時的矛盾心理
（十）李聞案的刺激與影響
三、建國後的適應與改變
（一）新政權區彆對待的策略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三）“願以教讀終老”的無奈
（四）為瞭跟上新時代
四、說不清的“曆史問題”
（一）“非說不可瞭”！
（二）學ZEL做自我檢討
（三）“承認的J承認，不接受的J堅持”
（四）不能把進步說太多瞭
（五）越抹越黑的檢查
（六）“連盟員的資格都不夠”？
（七）落難之際的師生之情
（八）“從J落後的深淵中爬齣來”
五、“跟黨走”的尷尬
（一）為土傢族爭名而惹禍
（二）為“羅隆基小集團”陪綁
（三）費孝通反黨活動“發明人”？
（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五）“改造標兵”奈何命運已定
六、結語

餘 論
徵引文獻要目
後 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