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書名：曆史的教訓

定價：28.0元

作者： 威爾杜蘭特, 阿裏爾杜蘭特,倪玉

齣版社：四川人民齣版社

齣版日期：2015-01-01

ISBN：9787220093104

字數：95000

頁碼：

版次：1

裝幀：平裝

開本：32開

商品重量：0.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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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紀委監察部官方網站2015年首推圖書！嚮全國黨員乾部、公務員、機關團體特彆推薦
◎《中國紀檢監察報》專版報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北京日報》《作傢文摘》《新華文摘》等數百傢媒體火熱推薦
◎《中國新聞齣版報》 2015年1月暢銷書總榜**名，新浪中國好書榜2015年1月十大好書，《齣版商務周報》2015年1月非虛構類新書榜**名。
　◎美國普利策奬和自由勛章獲得者的傳世經典，杜威、季羨林、湯一介等學者隆重推薦
　◎濃縮對曆史經驗教訓的獨特見解，給改革中的國人以啓迪和警鑒

內容提要

2014年10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曆史上的國傢治理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提齣：牢記曆史經驗、牢記曆史教訓、牢記曆史警示，為推進國傢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藉鑒。他強調，曆史是好的老師。
　　鑒於此，中央紀委下屬齣版社中國方正齣版社組織齣版瞭曾獲美國普利策奬的經典作品《曆史的教訓》。
　　《曆史的教訓》一書，是美國學者、“普利策奬”獲得者威爾杜蘭特及其夫人阿裏爾杜蘭特的代錶作。
　　《曆史的教訓》濃縮瞭11捲《世界文明史》的精華，通過提綱挈領的綫條，勾勒齣曆史與人類生活各方麵的關係，詳細說明瞭地理條件、經濟狀況、種族優劣、人類本性、宗教活動、社會主義、、戰爭、道德、盛衰定律、生物進化等在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並總結齣曆史留給人們的巨大精神遺産。 這些精神遺産給改革中的國人以啓迪與警鑒，使其更加智慧地麵對當下和未來。

目錄

作者介紹

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1885―1981），美國學者，終身哲學教授，普利策奬（1968年）和自由勛章（1977年）獲得者。
　　他先後在美國聖彼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後來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物學，並在美國哲學傢杜威的指導下攻讀哲學，1917年獲哥大博士學位。1926年，他齣版瞭《哲學的故事》，獲得齣乎意料的成功。隨後，他花瞭四十餘年的時間完成瞭廣受好評的重要著作——11捲的《世界文明史》。終其一生，杜蘭特都熱情緻力於將哲學和知識從學術的象牙塔中解放齣來。

文摘

第八章

經濟與曆史

按照卡爾·馬剋思（Karl Marx）的描繪，曆史是運行中的經濟—個體、群體、階級及國傢為瞭食物、能源、材料和經濟實力所開展的競爭。政治體製、宗教機構、文化創造，都植根於經濟現實之中。所以，工業革命帶來瞭民主政治、女權運動、計劃生育、社會主義，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鬆弛，使文學從依賴於貴族的贊助中解放齣來，小說的體裁也由浪漫主義改變為現實主義—以及用經濟學的眼光來解讀曆史。在這些運動中，那些傑齣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如果不是希臘人要尋求對達達尼爾海峽的商業控製，可能到今天我們都不會知道阿伽門農（Agamemnon）、阿喀琉斯（Achilles）和赫剋托耳（Hector）是何許人。吸引韆艘船匯集到伊利昂（Ilium，特洛伊的拉丁名，譯者注）的，是經濟上的野心，而不是“比夜晚天空中閃爍的萬韆顆繁星還要璀璨”的海倫的俏麗臉龐。這些狡黠的希臘人知道如何用詩意的遮羞布來掩蓋裸的經濟真相。

毫無疑問，經濟的解釋能闡明很多曆史現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錢建成瞭希臘的帕特農神廟（Parthenon），埃及艷後剋婁巴特拉女王（Cleopatra）的埃及國庫，復蘇瞭奧古斯都統治下經濟枯竭的意大利，支付瞭維吉爾的養老金和賀拉斯的農莊。十字軍東徵，就像羅馬與波斯的戰爭一樣，都是西方世界企圖獲得前往東方世界的貿易通道，十字軍東徵的失敗，導緻瞭美洲的發現。美第奇（Medici）傢 族的銀行齣資支持瞭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紐倫堡的貿易和工業造就瞭丟勒（Dürer）。法國大革命的到來，不是因為伏爾泰的諷刺散文和盧梭傷感的浪漫小說，而是因為中産階級已經上升到經濟的領導地位，為瞭他們的企業與貿易，他們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可和政治權力。

馬剋思並沒有聲稱，個人總是受經濟利益的驅動；他更不認為，是物欲導緻瞭阿貝拉爾（Abelard）的戀情、釋迦牟尼的佛音以及濟慈（Keats）的詩文。但是，他可能也低估瞭群眾運動中非經濟誘因所起的作用，比如：由於宗教的狂熱，産生瞭激進的穆斯林和西班牙軍隊；由於民族的情緒，齣現瞭希特勒的軍隊和日本神風敢死隊；由於暴民的自取滅亡，造成瞭 1780年 6月2日到 6月 8日倫敦的高登（Gordon），以及 1792年 9月 2日到 9月 7日巴黎的大屠殺。在這種情況下的動機（通常是隱蔽的）可能是經濟的，但是結果卻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群眾的情緒。在許多實例中，更明顯的原因是政治權力、軍事力量而不是經濟活動，就像 1917年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剋奪取政權，或者在南美洲曆史上不斷發生的軍事。誰能夠宣稱，摩爾人徵服西班牙人、濛古人徵服西亞和莫臥兒王朝徵服印度，都是經濟力量的産物？在這些事件中，窮人被證明比富人更強，軍事上的勝利換來瞭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並帶來瞭經濟的控製權。武將可以用軍事的方式闡述曆史。

如果承認這些說法，我們就可以從過去的經濟分析中獲得無盡的教誨。我們觀察到：入侵的蠻族發現羅馬之所以衰落瞭，是因為以前為羅馬軍團提供兵員的，是既能吃苦又愛國的農業人口，他們是為祖國而戰的勇士，如今取代他們的則是在巨大農場裏無精打采的奴隸，這些農場由個彆人或者少數幾個人擁有。今天，小農場無法使用好的設備來實現盈利，迫使農業活動再次走嚮資本主義或主義所有權下的規模化生産。有人曾經說：“文明是人和鋤頭上的寄生蟲。”但是到瞭現在，“人”和“鋤頭”都不復存在，而變成瞭一隻在拖拉機或聯閤收割機方嚮盤上的“手”。農業成為瞭一個産業，不久農民就必須在成為資本傢的雇工抑或是國傢的員工之間進行選擇。

另一方麵，曆史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但治錢者治一切。”所以，銀行傢爬升到經濟金字塔的，他們觀察農業、工業以及貿易的趨勢，引導資金的流動，使我們的錢發揮齣兩倍甚至三倍的效用，他們控製貸款、利潤和企業，他們進行風險大又收益大的活動。從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傢族、奧格斯堡的福格爾傢族（Fuggers）、巴黎和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傢族（Rothchilds）到紐約的摩根傢族（Morgans），這些銀行傢們都穩穩地坐在的議事廳裏，為戰爭和教皇齣錢，偶爾還會點燃革命的火花。可能這是他們權力的一個秘密：他們研究價格波動，知道曆史總是會通貨膨脹，錢是聰明人應當藏入地窖的後一樣東西。

過去的經驗毫無疑問地告訴我們，每一個經濟體係或早或晚都要依賴於某種形式的利潤動機，以此來喚起個人和團體的 生産積極性。像奴隸製、警察監管或者是狂熱的意識形態，都證明生産率太低，花費太高，或太短暫。正常情況下，一般來說，人的價值是根據他們的生産能力來判斷的 —戰爭時期是個例外，在那個時候，人的排名會依據他們的破壞能力而定。

在各種各樣的社會中都是這樣，由於每個人的實際能力都不一樣，這些能力多數都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財富的集中，是這種能力集中的自然結果，這種情況在曆史上經常有規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視道德和法律允許的經濟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主義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會延緩集中的速度，民主政體因為準許大限度的自由，會加速集中。美國人在 1776年前是相對平等的，現在已經被成韆上萬種生理上、精神上和經濟上的差異所擊垮，以緻於現在富有者和貧睏者的貧富差距，比自羅馬帝國財閥時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大。在不斷進步的社會中，這種集中程度可能會達到一個臨界點，眾多窮人數量上的力量與少數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勢均力敵，此時不穩定的平衡便會造成危險局勢。曆史對此有不同的應對方式，或者是通過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財富；或者是通過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強行分配貧睏。

公元前 594年的雅典，根據普魯塔剋（Plutarch）的說法：“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財富差距，已經達到瞭高點，所以這座城市似乎處在一種危險的狀態，沒有其他的手段能將它從騷亂中解放齣來……似乎可行的方法，隻有動用的權力。”這些窮人發現自己的處境一年比一年糟糕—掌控在他們主人的手中，枉法的法院做齣的每一項判決，都對窮人不利—於是，他們開始談論暴力反抗。而富人呢，又對嚮他們財産提齣挑戰的行為勃然大怒，也準備用武力來保衛自己。理智占瞭上風，溫和的勢力確保瞭梭倫（Solon），一個齣身貴族的商人，當選為高執政官。梭倫貶值貨幣，從而減輕所有債務人的負擔（盡管他自己也是債權人）；他減少一切個人間的債務，並且終止因債而坐牢的處罰；他取消瞭拖的稅款和貸款利息；他創立瞭一種纍進所得稅製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窮人多付齣十二倍的稅錢；他在更多的民意基礎上改組瞭法庭；安置那些在戰爭中為雅典而犧牲者的後人，由承擔他們的生活費和教育費。富人抗議說，梭倫的措施就是裸的非法沒收；激進分子則抱怨說，梭倫沒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人們幾乎都一緻同意，梭倫的改革將雅典從革命中拯救瞭齣來。

羅馬元老院因其智慧而聞名，但在意大利的財富逐漸集中到臨近爆炸點的時候，它采取瞭不妥協態度，結果引發瞭長達百年之久的貧民和貴族之間的戰爭。提比略 ·格拉古（TiberiusGracchus）本身是一個貴族，卻被選為代錶平民的保民官，於是提齣限製所有權的議案：每人所擁有的土地不能超過 333英畝（1英畝約相當於 4047平方米，譯者注），剩餘土地分配給首都躁動不安的無産者。元老院拒絕瞭他的提案，認為這樣做等於沒收。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呼籲平民，告訴他們：“你們奮勇殺敵，流血犧牲，就是把財富和品拱手讓給彆人去享受；你們被稱為世界的主人，但自己卻連立錐之地都沒有。”他違反羅馬的法律，競選連任保民官，但在一個選舉日的暴亂中，他被瞭（公元前 133年）。他的弟弟蓋約（Caius）繼承他的事業，但並未能阻止暴力事件復發，下令讓他的僕人殺死他。僕人服從命令將他殺死（公元前 121年），然後也自殺身亡。蓋約的三韆追隨者，被元老院下令處死。馬略（Marius）成瞭平民們的，當運動幾乎要演變成革命時，他卻退卻瞭。喀提林（Catiline）組織瞭一支由“可憐的窮人”組成的革命軍隊，意圖取消所有的債務。但他在西塞羅（Cicero）激昂的滔滔辯纔麵前無地自容，並在對的戰役中死亡（公元前 62年）。尤利烏斯·愷撒試圖妥協和解，但經過五年的內戰，也被貴族所翦除（公元前44年）。馬剋·安東尼失之於把支持愷撒的政治與個人野心和戀情攪在瞭一起；屋大維在亞剋興海角（Actium，希臘半島西岸，譯者注）擊敗瞭他，並確立瞭“元首政治”，在帝國疆域內的各國之間、各階級之間維持瞭 210年的“羅馬和平”時期。

在西羅馬帝國的政治秩序崩潰之後（476年），曆經數百年的貧窮，又重新緩慢地走上財富的重新積纍和集中的道路，其中一部分集中於天主教教會的手中。在程度上，宗教改革就是要通過減少德國和英國對羅馬教會的支付，以及讓世俗勢力分享天主教教會的財産和收入，來做一次新的財富再分配。法國大革命是企圖用暴力手段，在鄉村實行農民，在城市實行大屠殺，來重新分配財富，但主要的結局卻是將財産和特權從貴族手中轉移到瞭資産階級手中。美國在 1933年到1952年間，以及 1960年到 1965年間，追隨梭倫的和平方法，完成瞭一次溫和的、穩妥的再分配；可能是這些政策的製訂者中，曾有人研究過曆史吧！美國的上層階級曾經詛咒過財富集中，遵從過財富集中，當然現在也在恢復財富集中。

我們的結論是，財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藉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緩解。就此而論，所有的經濟史都是這個社會有機體緩慢的心髒跳動，財富的集中和強製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縮與擴張運動。

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