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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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瞭解日本不可不讀的經典名著

　　★20世紀50年代美國用它改造日本，20世紀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21世紀我們用它重新認識與發現日本

　　★一部通覽日本文化、解讀其矛盾性格的驚世之作，是公認的現代“日本學”開山之源，行銷100多個國傢和地區

內容簡介

　　《菊與刀》一開始是美國人類學傢魯思·本尼迪剋特奉美國政府之命，齣於分析、研究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軍方調查報告。但本書自1946年正式齣版後，在美國、日本等國引起強烈反響，被譽為現代“日本學開山之作”。“菊”本是日本皇室傢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徵。本尼迪剋特用“菊”與“刀”來象徵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個西方人的冷靜視角，通覽日本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既抓住瞭日本文化細緻的地方，又將它置於東方文化與太平洋島嶼文化的人類文化學視野裏。時至今日，她被公認為曆史上極懂日本人的作者，《菊與刀》這本書被公認為史上描寫日本文化的首本書籍。此書受到瞭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其極大的影響至今不減。

作者簡介

　　魯思·本尼迪剋特，美國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傢，早年學習英國文學，故其作品文筆高妙，並善於作詩以及細膩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與《菊與刀》著名。盡管她論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論取代，但其著作中提齣的問題與關懷，至今仍受到人類學、曆史學等學科的重視與關注。

精彩書評

　　日本是個極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與剛烈的刀可以同時被人尊為至美而剛柔相濟。本尼迪剋特所著的《菊與刀》，在對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響力極為深厚。她著力闡述日本傳統文化之二元性，也領悟到瞭這種矛盾性。

　　——[日]三島由紀夫

　　本尼迪剋特的學識能力讓人稱奇，盡管她一次也沒到過日本，但卻搜集瞭這麼多如此重要的事實。雖然都是些一目瞭然的日常事情，可正是根據這些事實著者生動確切地描繪瞭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風貌。在此基礎上，還推導齣關於日本文化極基本、極具決定意義的各種特徵。

　　——[日]川島武宣

目錄

譯序

第一章　課題：日本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就其位

第四章　明治維新

第五章　曆史和社會的負恩者

第六章　報恩於萬一

第七章　報答難承受

第八章　讓名聲清白

第九章　人情圈

第十章　德行的窘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養

第十二章　兒童的獲知

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來的日本人

精彩書摘

　　日本人是美國曾與之全力作戰的難捉摸的敵人。在其他任何與強敵的戰爭中，我們都沒有必須要考慮如此迥然不同的行動和思想的習慣。正如在我們之前的沙俄於1905年所遇到的情況一樣，我們與之作戰的是一個不屬於西方文化傳統但是有著充分的武裝和訓練的民族。西方國傢所認同的有關人類本性實際的戰爭慣例對日本人來說是不存在的。這使得太平洋上的戰爭不僅僅是一係列的島嶼海灘登陸戰，也不隻是無法逾越的後勤供應問題，首要問題成瞭瞭解敵人的本性。為瞭對付他們，我們必須要瞭解他們的行為。

　　睏難是巨大的，自日本緊閉的大門被打開後的75年來，日本人總是被極為怪異的一串“但是，又……”這樣的措詞來描述，這在對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描述上都從未有過。一位嚴肅的觀察傢在論及日本以外的民族時，說他們彬彬有禮，就不大會再加一句“但是又傲慢無禮、專橫自大”；當他說到某民族的舉止行為無比強硬時，也不會加上“但又容易適應激烈的變革”；當他說到某民族性格順從時，也不會去解釋說他們不易服從來自上級的控製；當說他們忠心耿耿而寬宏大度時，他就不會再去宣稱“但是又背信棄義、心懷叵測”；當說他們勇敢成性，就不會細說他們的怯懦；當說到他們行事完全不顧他人評判，就不會接著講他們有著一顆真正震撼性的良心；當描述他們的軍隊有著機器人般的紀律時，他不會接著描繪這支軍隊的士兵怎麼樣不服管教，甚至以下犯上；當他描述一個民族熱衷於西方文化，就不會再去強調他們強烈的保守主義；當他寫一本書描述一個民族普遍崇尚美，從而給予演員和藝術傢們以極高榮譽，並在菊花栽培方麵煞費心力時，通常該書就不會再由作者做齣補充，去講該民族如何緻力於刀劍崇拜和崇尚武士的高榮譽。

　　然而，所有這些矛盾卻成瞭有關日本書籍的經緯。它們是真實的，刀劍和菊花兩者都成瞭這幅圖畫中的一部分。在極大程度上，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崇美，既蠻橫又有禮，既刻闆又善變，既溫馴而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心耿耿又容易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易於接受新的方式。他們極為關心彆人對他們行為的看法，但當他人對其過錯一無所知時，他們又會為負疚感所睏囿。他們的士兵極為守紀，卻不屈強力。

　　在瞭解日本對美國來說已變得如此重要之際，這些矛盾以及許多其他同樣紛亂的矛盾就不能不被理睬。危機在我們麵前接連齣現，日本人將會乾什麼？有沒有不入侵它而使其投降的可能？我們該不該轟炸皇宮？我們對日本戰俘能有什麼期望？在對日本軍隊和日本本土的宣傳中，我們該說些什麼纔能拯救美國人的生命並削弱日本戰鬥至後一人的決心？在瞭解日本的人們之間也存在嚴重的分歧。當和平來臨，日本這個民族需要持久的軍管法來維持其秩序嗎？我們的軍隊必須準備同日本的山脈要塞中那些走投無路而又死命堅守之徒進行戰鬥嗎？在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之後，日本也必須發動一場革命纔能迎來世界和平嗎？誰將領導這場革命？或者把日本人的滅絕作為另一選擇？這使我們的判斷産生瞭極大分歧。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被允許使用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傢所能用到的一切技術來講清楚日本是怎樣一個民族。那年初夏時節正是我們對日本的大反攻剛剛顯示真實威力的時候，美國的人們仍在講著對日戰爭還將持續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在日本，人們則議論戰爭會持續一百年。他們說，美國取得瞭局部的勝利，但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離他們的本島還有幾韆公裏。他們的官方報紙幾乎不承認海軍的失敗，而日本的人民也仍把自己看作是勝利者。

　　然而，在6月，形勢開始改變瞭。歐洲開闢瞭第二戰場，高司令部兩年半以來對歐洲戰事的優先考慮已無必要，對德戰爭的結束已近在眼前。在太平洋上，我軍已在塞班島登陸，這是預示日本終失敗的一個大行動。從那以後，我們的士兵便常常與日軍短兵相接。從新幾內亞的瓜達爾卡納爾，緬甸的阿圖、塔拉瓦和比亞剋的戰鬥中，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與之競爭的是一個強悍可怕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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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在歐洲戰場，德國敗局已定，美國開始製定對德的戰後政策。而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還在瘋狂地運轉。麵對這個與自己有著巨大差異的東方民族，美國高決策層認為有兩大棘手問題亟待解決，一是日本終會不會投降；二是如果日本投降，是否需要保留其天皇體製。美國政府將這兩大問題交給瞭傑齣的女人類學傢魯思·本尼迪剋特。

　　魯思·本尼迪剋特（1887—1948），曾就讀於美國瓦薩爾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她的老師是被稱為“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的博亞斯。本尼迪剋特學識淵博、治學嚴謹，此前已在原始宗教、人種學和民族人格理論方麵有過豐碩成果，並在1934年寫齣代錶作《文化模式》。“受命”於美國政府之後，她采用文化人類學的科學方法，寫齣一份關於日本的長篇研究報告，報告裏預測瞭日本會投降，並指齣要保留日本原有的統治體製。戰後，美國製定的對日本的治理政策以及日本的社會發展狀況與這份報告的意見驚人地一緻。1946年，作者將報告加以整理，並加上瞭研究方法和日本投降後情況的概述（即本書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以《菊與刀》為名正式齣版。由於作者對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的多方麵的瞭解和深刻見地，此書一齣版立即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連日本學者也認為此書是瞭解日本文化的好讀本，甚至認為通過這本書日本人纔能真正瞭解自己。半個多世紀過去瞭，這部著作仍然被世界各國研究日本民族的學者廣為論及，奉為圭臬。

　　但是，由於戰爭的原因，本尼迪剋特在寫這部書時沒有機會到日本進行實地考察，而且此前她一次也沒有到過日本，這也是為什麼仍有些人對這部著作有看法的原因。那麼，本尼迪剋特本人又是以什麼獨特方法來解決這一看起來是文化人類學研究之大忌的矛盾的呢？其實在她的文化模式理論中，本尼迪剋特就提齣瞭各種文化具有各自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特定的文化支配特定的行動和思維方式，而人類文化學則應側重研究二者之間的內在聯係，即文化結構對民族人格的整塑和影響上。在本書的第一章，作者也清楚地講到瞭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問題，並不惜筆墨描繪瞭日本民族的矛盾和雙重的人格。她以“菊”與“刀”來概括日本人的文化特徵和性格的二元性，因為在日本，“菊”是皇室的傢徽，而“刀”又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徵，顯然這樣一種具象概括是頗有深意的。由此矛盾入手，作者分析瞭日本文化的秩序觀或等級觀，從政治法度到社會風俗，從價值體係到生活小節，從道德倫理到人格修養，從上層統治到日常經驗，無不貫穿瞭細緻入微的文化模式和人格理論層麵的民族文化特徵分析。在這一過程中，作者綜閤運用瞭比較研究方法，將日本文化與西方的歐美“罪感文化”及東方的中國儒傢“仁道”文化相對比，把日本文化總結為一種獨特的“恥感文化”。這一成果對於日本社會文化研究來說無疑是個巨大貢獻。“罪”是要靠內心來主動反省的，而“恥”則是因外力而被動感受的，前者隸屬於個人，而後者依附於群體。和“罪”相聯係的是“贖罪”，是良心的自責和懺悔；和“恥”相聯係的是“雪恥”，是人前的報復和炫耀，二者有著天壤之彆。然而對於日本人來說，“恥感”卻是高於一切的，它決定著人們的價值判斷、行為選擇和義務認同。由此，日本民族在一定時期內的人類秩序觀念、天皇和神道觀念、戰爭觀念乃至武士道精神，均可一一迎刃而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盡管著者一次也沒有到過日本，但她卻通過各種可能的渠道（包括去戰俘營中瞭解被俘的日本士兵）搜集瞭眾多詳盡的材料，正是依據這些生動而有說服力的材料，作者令人信服地刻畫瞭日本民族的社會文化特徵。所以，應該說本尼迪剋特在寫作此書時確實是做到瞭揚長避短，在不利條件下做到瞭當時美國政府所允諾的“利用一個文化人類學傢所能利用的所有方法”來進行她的研究，從而使《菊與刀》成為文化人類學研究應用的一個成功範例。

　　中國和日本隔海而鄰，在文化淵源上也有著親密的關係，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無疑，兩國在許多方麵都有相似之處。但中國真的瞭解它身邊的這位鄰居嗎？我在此書的翻譯過程中，比以前更深切地體會到瞭中日兩個民族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異。一方麵，日本的神道教讓它自足、尊大、偏執和佞狂；另一方麵日本又是個島國，在曆史上長期處於中華文化的邊緣，這又構成瞭日本文化人格中的那種敏感、脆弱、悲苦和孤絕的色彩。這兩方麵使日本這個民族顯得極其特彆。但不管怎樣，當今世界的一體化已是大勢所趨，任何文化中心主義都已不符閤人類文明發展的潮流。因此，互相瞭解對於中日這兩個都有著民族優越感的民族就變得尤為重要。

　　本書據美國波士頓霍頓·米夫林齣版公司版本譯齣，部分涉及日本曆史文化的內容參考瞭長榖川鬆治的日譯本（社會思想社1972年版）。全書由甄遠寜、小森校訂，時值酷暑，在此嚮他們緻以深謝。譯文力求忠實於原文，但由於譯者水平有限，加之時間倉促，錯誤疏漏之處還請讀者朋友們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