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書名：瀋醉迴憶錄：戰犯改造所見聞

定價：42.0元

作者：瀋醉

齣版社：中國文史齣版社

齣版日期：2015-01-01

ISBN：9787503453724

字數：364000

頁碼：

版次：1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商品重量：0.4kg

編輯推薦

本書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由中國文史齣版社公開齣版發行，一版再版，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貴親曆史料圖書。全書詳盡記錄瞭瀋醉先生在戰犯改造所的各種見聞與趣事，細節豐富，文筆幽默，故事詼諧搞笑，是瞭解、研究新中國成立後對戰犯改造的**所資料，有很重要的曆史價值。

內容提要

本書為瀋醉本人撰寫的迴憶錄。作者用幽默風趣的筆調描述瞭他在戰犯改造所期間的所見所聞，特彆是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鄭庭笈、曾擴情、陳長捷、邱行湘、王陵基、範漢傑、李仙洲、黃維等眾多戰犯在獄中種種令人噴飯搞笑的錶現。他們當中或為指揮韆軍萬馬的統帥，或為地方省市的首腦政要，或為掌握生殺大權的特務頭頭，個個都是積極的專傢、打手，雙手沾滿瞭革命誌士的鮮血，可經過十多年的改造之後，都成瞭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這是一群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也永不再現的特殊年代裏的特殊影像。

目錄

作者介紹

瀋醉（1914—1996），原國民黨陸軍中將，深得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信任，28歲任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在軍統局素以年紀小、資格老著稱。1949年12月被盧漢扣押，參加雲南起義，時任保密局雲南站站長。1960年被人民民特赦，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專員。1980年，由戰犯身份改為起義將領，後連續被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文摘

蜂蜇一百下風濕仍不好
　　比黃維立誌為全世界人民造福的願望要渺小得多，康澤也想研究齣一種治療風濕病的簡單辦法，不惜以自己的身體來進行實驗。這位曾任復興社書記長和“十三太保”之一的軍事委員會彆動總隊長、自成一係的特務頭子，被俘後，也居然想創造一種治病救人的方法，這也是值得大談一下的趣聞。
　　康澤過去所領導的彆動隊，和德國當年的黨衛軍差不多，它有超人的權力，深得蔣老先生的信任，與戴笠、徐恩曾一樣，成為國民黨中的一個龐大的特務組織的頭子。在江西對紅軍作戰時，彆動總隊也派去一個支隊，擔任搜集情報和監督國民黨軍隊的工作。有一次，幾個彆動隊員被紅軍瞭。不久，彆動隊也抓瞭幾個紅軍，他們便將這些紅軍的心肝挖齣來，祭奠後被殺的彆動隊員。當時，康澤得到部下這一事件處理的報告後，連聲稱贊，認為這不但可以鼓舞士氣，還顯示瞭彆動隊的力量。
　　因為他長期和黨做鬥爭，新中國成立前，他擔任襄樊地區的綏靖公署主任，被解放軍將該區重重包圍，他自知無法逃脫，曾舉手槍準備自殺，後為部下將槍奪去，自殺未成。被俘後，天天等死，結果齣他意料之外，竟一直把他留下來。
　　我從重慶送到北京後，經常看到他在管理所的放風場花叢旁邊一動不動地站著，看見蜜蜂飛來采蜜，便輕手輕腳地悄悄把蜜蜂捉住，把自己的左手背和左臂去讓蜜蜂蜇蜇，有時一邊蜇一邊咬緊嘴唇，一看就知道被蜇疼痛瞭。我好奇地去問他，為什麼故意讓蜜蜂去蜇這豈不是自討苦吃!
　　他很得意地告訴我，他看過一本什麼雜誌上刊登過一篇文章，說用蜜蜂去蜇患瞭風濕病的地方，比用其他任何方法醫療，都能有意想不到的療效。他左臂鬧風濕痛，他便想用自己來做試驗，如果真有奇效，便可大肆推廣，讓所有風濕病患者都能不藥而愈，這也是一項不小的貢獻，所以他寜願以自己的肉體來做試驗，看效果究竟如何。
　　我問他蜇瞭多少針瞭他說還不到一百針，已感到比用彆的方法好些，疼痛有所減少，可是還沒有完全治愈，所以他決心蜇上一百針，作為一個療程來觀察。
　　不過，後來我沒有看見他再去捉蜜蜂，可能已蜇滿瞭一百針，在等待看後果。
　　1964年春天，他剛特赦不久，我們便去南方參觀。這時正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滿樹、群蜂亂飛的好時光，我一看到蜜蜂便趕快去喊他來捉。他笑笑搖搖頭說：“不捉瞭!不捉瞭!蜇瞭一百針，還是沒有一點效果，還是依靠蠟療治好的。”他一麵說，一麵把袖子挽起，指著手臂上還留下的幾個米粒大小的疙瘩說：“有些蜜蜂可真厲害，蜇過隔瞭那麼久，小疙瘩還是沒有消盡!”
　　老天未免太無眼睛，為什麼讓這個立誌想為風濕病患者創造發明奇效驗方的好心人，白白被蜇瞭一百下，一點成績都沒有呢!

　　真患怕見女醫生
　　和湯堯恰恰相反的一個人，卻非常害怕醫生或護士叫他，這人是一個軍長，姑隱其名，因其在海外還有不少親屬。此人過去一嚮愛嫖。他在擔任中下級軍官時，每到一地總得嘗嘗當地女人的風味，柳巷花街總少不瞭他的足跡。後來當瞭師長，錢多瞭，便討上一個小老婆，但還不能滿足。當瞭軍長後，小老婆便有好幾個瞭。據他自己坦白齣來，他所玩過的女人編成一個營還多一點，可以增加一個直屬排，大緻在五百左右。當然，玩過這麼多女人，也會給他留下一些不光彩的紀念，他軍部裏便有一個醫官專門給他治花柳病的。被俘前，幾種花柳病都基本上治好瞭，隻有沒斷根，還偶爾發作一下。
　　有一次，他去掛號看病。一踏進管理所的醫務室馬上就退瞭齣來。因為隻有一個新來的女醫生在裏麵，那個常給他看病的男醫生不知道上哪裏去瞭，所以他不準備讓那個新來的女醫生看。可是那位女醫生已看到瞭他，見他退瞭齣去，還以為他怕女醫生忙，沒有時間給他看，便趕快把從醫療器械櫃中搬齣來的東西放迴去，追瞭齣來把他叫瞭迴去，他隻好跟著她走瞭進去。這位女醫生很客氣地說明，她因為沒有病人來，所以整理一下器械，還是先給他看病要緊。他便隻好坐下來。
　　女醫生便問他，什麼地方不舒服他遲疑瞭一下，纔慢吞吞地迴答瞭一句：“下麵有點痛。”醫生很奇怪，便又問：“下麵是肚子痛，還是腳痛”因為這些部位都可籠統稱為“下麵”的。
　　這一問他不好不進一步說明：“是解小便時有點痛。”她便叫他：“拿齣來，我看看。”
　　這一下使他不知如何是好。過去見瞭女人唯恐拿齣來不快，現在卻害起羞來，慢慢把褲子解開。
　　女醫生看到他這樣子，便鼓勵他：“怕什麼哪個男人沒有!”他纔把那東西拖瞭齣來。
　　沒料到醫生還叫他站過去一點，他實在不好意思，隻好移動一點點。醫生卻認為不夠，便直截瞭當地告訴他，要站到她身邊纔好檢查，他隻好走過去。
　　醫生便用手抓住那東西的前麵部分，用力地來迴伸縮，直到看見尿道口有東西流齣來纔停止，馬上用小玻璃闆接下流齣來的東西，聞瞭一下，纔叫他迴去，說等化驗後再給他開處方給藥。
　　他如釋重負一樣跑瞭迴來，把這一經過嚮我們介紹。大傢都笑他，過去那麼愛把這東西給女人，今天看都不敢給女醫生看。他說：“現在是什麼情況，我要先拿齣來，萬一她臉孔一闆，責問我，甚至扣上‘企圖女醫生’的罪名，我怎麼能吃得消”
　　第二天上午，那位女醫生便到我們學習室把他叫瞭去。他迴來時，我們看到他滿頭大汗，不知發生瞭什麼意外，便趕緊叫他講。他說真沒有料到，那個女醫生還帶來十來個醫學院的女學生，都很有興趣地叫他把那東西拿齣來給她們看，好幾個都和那個女醫生一樣抓起來就來迴扯一頓，直到流齣東西來纔住手。
　　原來，這種病新中國成立後很少見到，許多醫學院想找一個實例作教材都不容易，當那個女醫生拿去化驗，查齣他是後，便把那東西當作教材使用，所以弄得他滿頭大汗。隔瞭一天，又有一批男女實習醫生也把他找去看瞭扯瞭一頓。
　　後來傳齣去，凡是要看看實例的都來找他，所以他一聽到醫生叫他的名字，便感到害怕，不願老去獻醜。
　　假裝腰痛飲虎骨酒
　　國民黨國防部陸軍副總司令湯堯有幽默天纔。他不僅能文善武，而且是一個青幫頭子，懂得的花樣很多。每年春節的聯歡晚會上，他能錶演京韻大鼓、八角鼓、相聲，真是說唱俱佳、多纔多藝的全麵手。我愛和他聊天，主要是他說話很幽默、有趣。
　　有年快要過春節瞭，他忽然對我說：“老瀋，今年春節我請你喝酒!”
　　我認為他又在開玩笑，因為管理所每到逢年過節，總同意讓戰犯們自費去購買一些糖果之類的食品，但卻從來不準買酒。我便和他打賭，如果過春節他真有酒，我一嚮不喝酒的人，也和他乾上一杯；如果沒有，他得錶演兩段新編的相聲。
　　他一口答應下來，很有把握地說：“等著瞧!保證你輸瞭!”
　　打從那天以後，我便看到他每天跑醫務所。到離春節隻有三天時，我發現他瘦高的身上，左一塊，右一塊，貼滿瞭傷濕止痛膠和大張的狗皮膏藥，但他還是跑醫務所。
　　到離春節隻有一天的時候，護士送一個小酒杯給他，要他好好保存，不要弄髒弄破。臨睡前，醫生拿著一瓶酒，站在寢室門口，要他把酒杯拿齣來，滿滿給他斟上一杯，便站在那裏，看著他一口一口地喝完，纔把那一瓶酒拿走。
　　我正在脫衣，他得意地拿著空酒杯走瞭進來，用舌頭在嘴唇邊上舔瞭幾下，對我笑著說：“你輸瞭沒有”
　　我也笑著說：“我們兩人都沒輸，你酒吃瞭，卻不能請我!”
　　他坐下後，我問他怎麼迴事他得意地說：“這有何難，我裝腰痛、關節痛，醫生給我許多外用藥，我還一個勁地叫痛，說這些外用藥不頂事。”過去他犯病時，隻有飲虎骨酒纔能止痛，醫生為瞭讓他過一個愉快的春節，所以給他去買瞭一瓶虎骨酒，每晚臨睡前，讓他飲上一杯。他這招真不錯，果然能在春節裏每晚都喝上一杯。所以，他一聽到醫生或護士叫他的時候，總是興高采烈地跑過去，接受他來的那杯虎骨藥酒。

　　棺材藏
　　我輕輕咳嗽一聲，抹一抹下巴，便一本正經地講瞭起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從重慶還都南京，軍統局在四川多年來積纍的財産，真是多得有點驚人，加上中美閤作所一結束，大量武器、電訊器材、醫藥器材等就有十幾個大倉庫，都送給瞭軍統局。軍統局除將醫藥器材裝備瞭一所中型的一百多張病床的醫院贈送給中央醫院外，還有不少東西都得運到南京。我當時負責總務工作，運輸物資自然落到我頭上。要把成韆上萬噸的東西從重慶運到南京，是相當費事的。為瞭省錢，我便在四川大造木船，每隻船裝幾噸到幾十噸東西，從水路運去閤算，因在四川買的船，把東西運到南京，再把船賣齣去，還可賺錢，等於不花運費還有剩餘價值。沒有想到，好事也會齣壞事，正當我得意揚揚地一批又一批把東西運齣時，繼戴笠而新任軍統局局長的夫人，要求我把她多年前死在重慶的母親的棺材順便帶迴南京去安葬。我一嚮愛說俏皮話，便衝口而齣：“行!一口兩口都行。”她一聽便火瞭：“誰傢有幾口棺材!你人……”我還不等她說完，便搶著說：“誰不願意升官又發財，越多越好嘛!”這句話說得她啼笑皆非，正想再罵我幾句，我一轉身就走瞭。
　　天下事總會有些齣人意料的，正當我在上海布置自己的安樂窩時，突然接到局長夫人的電話。她連哭帶罵地說，由重慶駛齣的木船100多隻都沒有齣事，獨獨裝有她母親棺材的那隻木船觸礁沉沒，棺材不知漂到什麼地方去瞭，要我要負責找迴，否則要和我拼老命。我急忙投其所好地安慰她，說這是老天爺有意安排老夫人應當水葬，這使後人特彆是能使女兒發大財，不消幾個月，黃金美鈔就會像長江的水一樣滾滾流嚮她傢，這是許多人求之不得的大喜事。她一聽這話，從電話裏傳齣瞭輕微的笑聲，怒氣已變成喜氣瞭。但停瞭一會兒，旁邊似乎有人在提醒她似的，她又改口非要我找迴不可，並要我要妥運南京，如果棺材濕瞭也不要緊，還韆萬叮囑不準動棺材。我一聽知道此中大有文章，便立即由上海飛往重慶。我通知水上警察局，要他沿途貼齣布告，誰發現這具上麵寫有×太夫人名字的棺木，應立即報告，當給100石米作為奬賞。當時法幣天天貶值，老百姓並不感興趣，100石米可是硬通貨。如此重賞，何愁無勇夫。如果齣少瞭，撈到棺材的人，隻要把裏麵的屍骨拋掉，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也可以買上幾十石米。軍統局的米真是堆積如小山，因為軍統局的編製有幾萬人，90％都在外地和淪陷地區，而我隨便造一個人數冊去領軍米，月月有大量節餘，軍統局在重慶開瞭五傢大米店，每月賣掉幾萬斤，後還剩下幾倉庫，所以批發一二百石米，隻是小事一件。
　　三天過去，果然有人在離翻船不遠的地方撈起這口棺材。我便帶幾個人親自趕去，一看，捆在棺材上的草繩已濕透瞭，我便叫人抬到船上後，將棺材撬開。剛一揭蓋，我又連忙叫人趕快釘好，並再油漆一番，使人看不齣開過的樣子。
　　龐鏡塘馬上問我：“打開瞭又馬上蓋上，是不是怕裏麵的屍體不見瞭”“不是，因為屍體四周塞滿瞭四川土特産，不便給外人知道。”他聽瞭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便傻裏傻氣追問我一句：“帶那麼多四川土特産去南京吃得完嗎”“書呆子!四川土特産是指煙，不是指四川榨菜!”“那你怎麼一看就知道是煙”“我在四川那麼多年，不用打開看，隻看那種包裝就能斷定是煙。”書呆子又傻裏傻氣地問我一句：“這煙正是嚴重違法的事，你怎麼不檢舉”我隻好耐心嚮他解釋：這位新局長也是我的老長官，當時他正在北平主持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作，是執行高當局的上等的策略——“不戰而屈人之兵”，希望通過與美國閤作而收編的部隊，奪迴從日本人手上攻占的地盤，打通平漢鐵路。像這樣一位為高當局所信任倚仗的大人物，不用說隻運一棺材煙，即使運上一船，也不過是小事一件。我膽子再大，也不會不權衡利害得失，去乾這種蠢得令人笑掉牙齒的事。
　　“後來呢”“後來自然是平安運抵南京，局長夫人和她的弟弟親自去下關碼頭跪迎。”“是去迎接四川土特産吧!”“書呆子”忽然變得聰明起來。他正在替她發愁如何去齣售這些土特産的時候，“同學”們用洗臉盆端著一盆盆剛煮好的餃子大叫大嚷：“開飯囉!”他似乎還沒有聽過癮，也隻好從床上站起來和我嚮外走去。
　　大談特赦感想
　　打開日記，照抄一段。1959年9月19日，星期六，晴。今天中午，公安部孫處長帶瞭一大批新聞記者和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來到我們住的地方。讓我們坐在農場的辦公室錶演我們學習特赦令頒布後的情況。攝影師把許多人興高采烈的發言姿態攝入瞭鏡頭。接著又去地裏錶演我們平日勞動的一些項目。杜聿明還是和平日一樣認真地修剪果樹和葡萄，攝影師幾次請他把臉轉過來一點，他纔意識到這是在演戲，不是在勞動，不必那麼認真，隻消做做樣子就行瞭。……
　　攝影師和記者走瞭之後，大傢便議論開瞭，許多人都認為國慶前可以得到特赦，傢在北京的便迴傢，傢在外地的也可以迴去。隻有我因為全傢人都已送往香港，十年來音信杳無，我怎麼能提齣來我去香港找尋傢人呢。所以，許多人都在高興地計劃著齣去如何如何時，我和傢在颱灣的陳士章等幾個便默默不語。這時誰也不願把自己的打算講齣來。在學習座談會上，我也和彆人一樣，大談對特赦的感想，其實一肚子的話連一點點都沒有露齣來。
　　9月24日，星期四，又是一個鞦高氣爽的晴天，上午我們在地裏勞動時，又有許多記者和攝影師來到地裏為我們錄像，還給許多人單獨拍攝瞭不少照片，下午又到我們的住地拍攝我們下棋、打撲剋等許多文娛活動的鏡頭，估計是認為上次拍得還不夠，這次補拍一些。一看到這種情況，便猜到是準備對特赦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我和郭旭、徐遠舉等幾個平日認為可以講知心話的人便暗中談論起來，我們都有點擔心，由於過去不少報刊、電影等揭露過軍統特務機關和許多軍統特務如何殘酷對待的黨員和愛國青年，我們這些人齣去後，肯定會遭到報復，想早齣去又怕齣去的矛盾心情，都久久成為一個沉重的包袱。我們都不是事後諸葛亮，誰也沒有料到郭旭能去美國和加拿大探親，我也去過一次香港。
　　還是寫1959年的事吧，當我們天天在盼望早日實行特赦時，9月25日上午，我們正在為農場新建的一座粉絲加工房修整房屋和為晾曬粉絲的地方栽柱子的時候，李科長突然跑到工地叫我們馬上收工迴去收拾行李準備。大傢高高興興地吃瞭一頓豐盛的午餐。在吃飯時，許多人端著飯碗在住處附近邊看邊吃，以為從此便不會再看到在這裏親自栽培的許多果樹和葡萄瞭。
　　迴到功德林大本營，一些沒有去農場勞動的老弱殘將，知道近幾天新聞記者和攝製電影的去拍過兩次，也為之興奮異常，一緻認為國慶前，即10月1日前，都會得到特赦，可以好好地到外麵過國慶節瞭。誰知一直等到9月30日那天，突然叫我們認真學習9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改惡從善，前途光明》。這一個上午的學習，等於給我們這些連日來頭腦熱昏的戰犯們潑瞭一盆冷水，使不少有點常識的人感到大事不好，因為社論中大有文章，過去幾天都沒有認真去研究。

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