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1.是誰造就瞭本世紀初歐美金融市場的空前繁榮？

又是誰一手“策劃”瞭2008年的金融危機？

自視能夠主宰一切的銀行巨頭，為何沒能掌控自己的命運？

2. 《宇宙的主人，市場的奴隸》內容以美國為背景，介紹地理因素和法律對美國各州以及美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影響及其影響機製。結閤瞭曆史與實證分析，對分析和理解其他國傢的發展有一定的啓示作用。目前正是探究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的階段，以史為鑒，有重要意義。

內容簡介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幾十年間，英美銀行傢造就瞭金融市場的空前繁榮，但也創造瞭銀行業脆弱的資産負債結構，正是這一脆弱結構蘊含的係統性風險zui終引爆瞭危機，全球經濟至今未走齣危機的陰影。那些曾自視為“宇宙的主人”的銀行傢，早已在無意間設定瞭自身的命運。危機前，缺乏閤理監管的金融自由化給“宇宙的主人”賦予無窮的力量，他們看似能掌控一切。而事實上，他們深陷於既不能完全理解、也無法完全掌控的金融衍生産品市場中無法自拔，他們創造瞭市場，zui終又淪為市場的奴隸。

作者簡介

史蒂芬·貝爾（Stephen Bell），昆士蘭大學政治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産業政策、宏觀經濟政策和就業政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以及中央銀行的變化形式和製度動力。

安德魯·欣德摩爾（Andrew Hindmoor），謝菲爾德大學政治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英國政治、政治經濟學、公共政策與理性選擇理論等。曾齣版著作《理性選擇》。

精彩書評

這是一部卓爾不凡的著作，將極為齣色的素材和真實生動的細節相融閤，輕鬆傳遞齣清晰而發人深思的工具性概念。

——托尼·佩恩（Tony Payne），謝菲爾德大學

這是一部受人歡迎的成果。在理論層麵，我特彆喜歡其建立的結構、製度和主觀能動性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其在兩個維度的比較分析同樣值得贊賞：一是英美兩國國內不同銀行之間的比較，二是在國彆層麵將英國美國與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進行比較，這也是本書的比較優勢所在。本書再度喚醒瞭政治學對於商業如何對政治施加影響這一問題的關注。

——佩珀·卡爾佩珀（Pepper D. Culpepoer），歐洲大學學院，佛羅倫薩

一部齣色的書作，我確信，它不僅在當前具有重要的影響，在未來也將成為關於此次金融危機及其後續餘波的標準敘述。

——邁剋爾·莫蘭（Michael Moran），曼徹斯特大學

目錄

導語 // Ⅸ

第yi章

宇宙的主人

銀行傢的思維方式 // 4

擴展曆史製度主義的邊界 // 8

解放“宇宙的主人” // 12

本章小結 // 20

第二章

市場和結構的“奴隸”

銀行業革命 // 26

資産證券化 // 30

“發起並分銷”模式？ // 35

衍生産品和自營交易 // 38

杠杆和融資 // 40

結構的奴隸：係統性風險 // 44

係統性風險和生態係統的力量 // 55

本章小結 // 58

第三章

英美銀行的錶現

美國 // 64

反潮流：美國銀行體係的幸存者與發達者 // 82

英國 // 89

本章小結 // 111

第四章

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銀行的錶現

澳大利亞 // 116

加拿大 // 129

本章小結 // 141

第五章

美國銀行業

激動人心但安全不足 // 147

市場壓力 // 149

真正的信仰者 // 154

內部治理 // 164

外部治理 // 178

本章小結 // 185

第六章

英國：銀行業和銀行破産

市場壓力 // 190

真正的信徒 // 196

內部治理 // 203

外部治理 // 212

本章小結 // 221

第七章

幸存者

摩根大通銀行 // 229

富國銀行 // 234

高盛 // 237

匯豐銀行 // 241

勞埃德銀行（Lloyds TSB） // 246

本章小結 // 248

第八章

正確的抉擇

市場環境：受限的競爭和強勁的利潤 // 255

銀行傢的能動性 // 262

監管 // 270

本章小結 // 279

第九章

銀行改革

改革 // 286

贏瞭戰役 // 292

輸瞭戰爭：政府仍傾嚮大金融業 // 294

輸瞭戰爭：市場競爭與金融交易 // 297

輸瞭戰爭：監管的復雜性與監管規避 // 300

尋找新路徑 // 316

本章小結 // 319

結論 // 323

精彩書摘

第yi章宇宙的主人

為什麼英美核心市場上有如此多的銀行傢重塑銀行戰略，利用高杠杆開展那些事後被證明為高風險的證券交易業務？為什麼在高風險證券市場發生的損失引發瞭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為什麼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銀行傢並未開展此類業務，而是普遍遵循傳統的銀行業務模式？此外，為什麼即使在英美兩國也有部分銀行傢拒絕瞭羊群效應的誘惑，轉而追求更穩健的發展戰略？本章和第二章將對這些銀行行為和銀行業結果進行概括性的解釋。

要解釋銀行傢行為，我們需要理解銀行傢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首先關注其觀念與基本認知過程。為此，我們將使用多種分析方法，包括行為金融學理論以及拓展版的曆史製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後者是源於政治科學的一種理論（Steinmo and Thelen，1992；Hall and Taylor，1996；Lowndes，2010；Bell，2011）。根據政治科學以及其他學科如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各類製度主義理論，人創造製度，但隨後也被製度所塑造。製度是規則、準則與角色期待，製度塑造行為人的行為和偏好，製約或助推與製度相關的行為。這一方法將有助於我們解釋銀行內的銀行傢行為。

然而，這一方法有其局限性。局限性之一在於這一方法往往會誇大製度約束，忽視銀行首席執行官等製度行為人在塑造製度過程中的權wei性與獨斷性。另一局限性在於製度主義研究路徑對行為人、製度和更宏大的結構之間的互動未給予足夠重視（Bell and Feng，2013）。誠然，製度在本質上關乎規則和規範，但結構性因素則更為宏大，如人口增長、市場或經濟結構。在本書的論述中，結構性因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彆是在美國房地産市場的崩塌、金融市場獲利機會的特徵、金融市場內嵌的係統性風險等方麵。正是係統性風險將杠杆化證券市場中的特定損失放大為全麵的金融危機。因此，有必要分析製度如何塑造更宏大的資本主義結構轉型（如金融化進程），又是如何被後者所塑造的（Streeck，2009）。

本章將首先關注銀行傢的能動性，關注其思維和行為模式，這一部分將援引行為金融學的理論。然而，要真正解釋行為和結果，需將行為人置於更為廣闊的背景下。通過對曆史製度主義理論的重新審視，我們認為，需要將其對製度的關注擴展到更宏大的結構以及政治權力問題上。本章後半部分重點關注銀行傢和金融傢在與政府關係中所擁有的權力，同時，這一部分將闡述在英美兩國，金融和政府領袖間的聯盟如何導緻瞭金融業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自由化進程。這一製度變革的進程解放瞭銀行傢和金融傢，推動瞭以金融化形式發生的結構變革。在第二章，我們發現銀行傢和金融傢受到瞭市場製度和結構動態度化（structural dynamics）的重大影響，幾乎受其“奴役”，而正是市場的製度和結構動態度化促成瞭銀行業的革命，並zui終導緻瞭銀行傢和金融傢的敗局。

銀行傢的思維方式

以後見之明迴望過去，很顯然卻也很痛苦的一點是，危機前紐約和倫敦金融中心如此多銀行所使用的交易和杠杆模式都是不可持續的。在2005—2006年間，發行瞭約64000隻評級為AAA的證券，而當時美國隻有十多傢上市公司具有相同的信用度，這閤理嗎（Dash，2011）？怎麼會允許英國各銀行的現金儲備降至負債的1%以下（King，2009a）？又怎麼會允許信用評級公司相互競爭，為其所評級證券的打包提供谘詢服務？加利福尼亞州年收入14000美元的草莓采摘工人如何能獲得72萬美元的購房貸款，甚至無須存入按揭存款（M�盠ewis，2010，第97頁）？

住房按揭存款（mortgage deposit）是銀行在受理房貸申請前要求藉款人存入該行的一定金額的存款，金額通常為房價的固定比例，如5%—10%的某個特定比例。——譯者注為迴答上述問題，我們需要理解核心行為人以及當局相關人士是如何考慮、如何理解這個世界的。

製度和結構要發揮作用，必須以人們的活動為中介（Archer，2000）。這意味著，人們的觀念和基本行為傾嚮影響著其與製度以及更宏大的結構力量互動的方式。沿襲基於能動性的曆史製度主義研究路徑，便於將關於具有解釋力的能動性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 notions）概念納入其中，並對以下事實給予充分的認可，即觀念、語言以及互為主體的話語過程為意義和理解的建立奠定瞭重要基石，因此也成瞭政治和製度生活中有目的的行為的基礎（Bell，2011）。後續各章錶明，銀行傢對住房市場以及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安全性的不同觀點，有助於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不同國傢以及英美國內不同銀行在戰略上的顯著差異。因此，為理解銀行傢在危機前的行為，我們需要理解他們如何理解金融世界，如何理解自身所承擔的風險。

在金融體係中，大多數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動機並非是簡單因為扭麯的激勵結構，如鼓勵承擔風險的薪酬計劃，另一重要動機在於他們基本上是“真正的信仰者”。許多銀行內部的假設是交易活動和杠杆基本是無風險的。今天看來謬之韆裏的觀點之所以能盛行於當時，原因在於交易員、首席執行官、監管者、投資者以及政客們都不是“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H�盨imon，1957）。銀行傢和金融傢行事的基礎是不完備的信息，他們變得缺乏遠見、過度樂觀，或是隨波逐流。市場中一種病毒式的極度亢奮開始控製許多銀行傢的思維。這導緻他們輕視或忽視各種預警信號以及復雜或令人不快的信息（Hindmoor and McConnell，2013）。在市場zui為繁榮時期，許多銀行傢願意依據預感，或是模仿他行戰略而瘋狂下注。此類觀念和動機非常重要，因為在不確定的環境中，關鍵行為人對於市場如何運行、其他主體如何行動、政府如何應對等方麵的假設都將深刻影響其認知和行為。危機後，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2009）曾指齣，“在特彆利好的經濟環境中一旦生成泡沫，人性中與生俱來的傾嚮將形成一股自我強化的投機熱潮，追尋能獲得杠杆盈利的尚未開拓的新領域……投機熱潮創造新的超額收益，直至紙牌屋坍塌”。

……

前言/序言

導語

2008年，銀行業和金融危機全麵爆發，在紐約和倫敦，金融市場吞噬瞭眾多英美與歐洲大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這場危機“可以說是金融資本主義曆史上zui嚴重的一場危機”（Turner，2009b，第5頁）。當時，幾乎沒有銀行傢真正理解他們自身所創造的新金融市場的規模、復雜度、脆弱性和巨大的“係統性風險”，以及金融市場引發大規模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本書旨在清晰描述危機時刻的事態發展及背後緣由，並提齣防範危機重現的措施建議。

本書認為，要探尋本輪危機的根源，可先迴答一個突齣但卻很少被問及的問題——為何英美兩大核心經濟體的金融和銀行體係遭遇危機，而其他國傢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銀行體係卻安然無恙？上述國彆比較提供瞭關鍵綫索：銀行業發生危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銀行業市場的本質。本書將通過翔實的比較分析，說明雖然銀行體係呈現顯著的全球化特徵，但各國獨特的市場環境仍然影響著單個銀行的行為模式。我們發現，競爭程度較高、傳統信貸業務迴報較低的銀行業市場，普遍追求更具風險的交易型業務，從而更易發生金融危機。在英美兩國高度競爭的銀行業市場中，銀行傢承受著巨大壓力，為獲取額外利潤，必須重構銀行資産負債錶，大量進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的高杠杆交易。2007年，正是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市場的崩塌引發瞭銀行業危機。英美兩國的銀行傢承受著重壓，但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同行們受到的同類壓力卻相對較小。因此，各國銀行業市場狀況的差異，成為解釋此次危機起源的關鍵要素。

就銀行業和信貸危機的規模而言，本書認為金融市場所謂的係統性風險中內嵌的結構化力量是核心的影響因素。在英美兩國，係統性風險體現在過高的杠杆率，或大型銀行和批發融資市場之間的債務關係上。當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價格暴跌時，銀行傢和信貸市場開始猜測哪些銀行將遭受怎樣的損失。由此引發瞭市場恐慌，並導緻信貸市場驟然緊縮。這就是為何此次危機規模如此之大的直接原因。

此次金融危機爆發於2007年，次年即2008年達到高潮。不同於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此次危機並非源於實體經濟的崩潰。整體而言，此次危機也並非老式的銀行業危機，並不是由於銀行在公共部門貸款業務中放鬆信貸標準，做齣錯誤放貸決策而引發的危機。的確，有部分銀行被公共部門信貸和房地産信貸的糟糕決策所纍，如英國哈裏法剋斯銀行（HBOS）和美國美聯銀行（Wachovia）就是兩個典型案例。然而，對於大多數銀行而言，正如本書第三章所述，銀行的貸款違約率都相對較低。例如，英國勞埃德銀行（Lloyds）和巴剋萊銀行（Barclays）的貸款減值率（loan impairment rate）僅為2.5% 和2.7%。在美國，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記為減值的貸款僅占0.6%；花旗集團（Citigroup）和摩根大通銀行（JP Morgan Chase）的減值貸款分彆為0.25%和0.15%。

此次金融危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國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市場的損失。然而，上述損失若與金融體係整體規模相比，相對較小，尚不足以導緻此次危機的規模和嚴重程度。事實上，銀行資産負債錶內所持資産的普遍貶值，以及銀行所依賴的批發融資市場的枯竭，纔是決定危機廣度與深度的關鍵因素。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對zui初的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損失的過度反應和恐慌造成的，是對危機蔓延下哪些銀行會有哪些損失的不確定性造成的。其核心問題在於金融結構的脆弱本質以及由此産生的係統性風險。

對此次危機的解讀，大緻可歸為兩類。一類為揭露貪婪莽撞的銀行傢、金融傢形象，另一類則是對危機各種可能成因的羅列：從低利率助推房地産和金融資産泡沫到疲弱的金融監管，到美國次級房地産市場的崩塌，再到基於次級房地産抵押貸款的各類復雜金融工具的隨之坍塌。第yi類分析大多齣於新聞記者或銀行從業者之手，詳細描述銀行內部發生瞭什麼，但卻未能將銀行置於更宏大的背景中考察（W�盋ohan，2009，2011；Sorkin，2009）。第二類分析的作者通常為經濟學傢，但這種“清單”式分析一是難以確定核心的決定因素，二是未能闡明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與共同作用（Davies，2010；Stiglitz，2010；Blinder，2013）。

本書則采取瞭不同的研究路徑，並得以在關於危機成因的冗長清單中辨析齣危機起源和規模的核心驅動因素。的確，上文提及的危機成因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它們絕不是真正決定銀行和銀行傢行為的根本要素。例如，監管在危機前主要關注單個銀行的資本水平，缺乏係統性視角。同時，監管並未認真研究或質疑“交易商銀行”（trader bank）的興起、所謂影子銀行體係的增長以及核心市場中交易和杠杆率的纍積。在某種程度上，監管助長瞭這些趨勢，因此是“放任式監管”。監管與市場互動，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決定銀行傢的行為方嚮，特彆是在銀行傢對交易業務和龐大杠杆結構的追逐方麵。事實上，在美國和英國，有權勢的銀行傢的影響力之大，足以推動監管嚮其所要求的方嚮發展。本書將區分根本性驅動因素（如市場結構）和監管放任方麵的因素。本書對此次危機的製度和結構分析主要集中於自由化和“金融化”的影響，尤其是激烈的市場競爭、有吸引力的新交易機會、核心市場中係統性復雜度和係統性風險的纍積。在對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研究中，我們將闡述這些因素的缺席或式微如何造就瞭大相徑庭的結果。

因此，我們認為，製度性背景和更宏大的結構性背景強烈影響著行為和結果，此次經濟和金融危機正是銀行傢與製度和結構背景互動所緻的銀行業危機。自20世紀70年代，全球金融核心國英國和美國的銀行傢和政府領導人主導瞭金融市場的自由化進程。在當代資本主義和金融界，這是一個重大的製度變革，極大地拓展瞭市場領地、市場力量和市場競爭。在某種程度上，自由化是對“二戰”後金融強監管的反應：“二戰”後國際金融領域布雷頓森林體係下的資本管製和固定匯率製度，以及各國國內的利率和信貸管製等因素都限製瞭銀行業和金融業的發展。這些強化的監管製度的齣颱，是源於對20世紀30年代金融和銀行業大危機的迴應，也是戰後穩定金融體係的舉措之一。20世紀70年代以降的金融自由化打碎瞭這些桎梏，造就瞭今天所謂的金融化，即以金融業龐大且不斷增長的規模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結構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