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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北史選譯》講述瞭：唐代史學傢李延壽所撰《北史》是一部著名史書，後人把它列入“正史”，為“二十四史"之一。《北史》主要記載瞭北朝和隋朝的曆史。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擬增入《隋書選譯》，故《北史選譯（修訂版）》定稿時刪掉瞭有關隋史部分的篇幅，以免重復。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崔浩傳
魏高祖孝文皇帝本紀
元澄傳
宋弁傳
齊高祖神武皇帝本紀
楊惜傳
斛律光傳
蘇綽傳
柳慶傳
韋孝寬傳
魏收傳
庾信傳
編纂始末
叢書總目

精彩書摘

崔浩傳
公元386年到451年，是北魏王朝曆史發展的前期，其間經曆瞭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的統治。在此時期，北魏王朝一方麵憑藉武力統一瞭黃河流域而與南朝政權對峙，一方麵又聯閤漢族士人而進行鬍漢雜糅的統治。崔浩即是這一時期最具代錶性的漢族人士。崔浩齣自清河崔氏，是北方的第一高門。他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由近侍到宰相，處於清要顯赫的地位。他博學多纔，通曉百傢，為北魏王朝製訂典章、創立法製;他長於謀劃，智略過人，運籌於帷幄之中而決勝韆裏之外，為北魏王朝纍建勛勞。他的政治理想是要實現西周的五等分封貴族政治，為此他汲引瞭見解相似的道教首領寇謙之，並提拔瞭許多有儒學修養的漢族人士擔任重要職位。但是他的理想未能實現，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被太武帝滿門抄斬。崔浩的死因，傳記中說是他修國史，直書鮮卑人醜事，並把國史刻在石碑上立於路旁，觸怒鮮卑貴族所緻。近現代史學傢們認為這隻是一種假象，崔浩真正的死因，在於他的政治施為損害瞭鮮卑貴族的利益。這是頗具真知灼見的。也有某種記載，說崔浩在當年太武帝南徵時，連絡北方人士，暗通南朝，企圖顛覆北魏政權。是否真有其事呢？通覽本傳，凡是魏帝南徵，他都極力勸阻，凡是北伐西討其他地域的民族，他都竭力鼓動並齣謀劃策。這是全心全意地替北魏作先北後南的戰略考慮呢，還是齣自暗存華夏一脈的民族意識呢？頗令人玩味。
浩字伯深（伯深：按《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北史》避唐高祖李淵諱改。又崔浩為清河東武人，《北史》仿傢傳，籍貫隻列傳首，浩籍貫見其父《崔宏傳》。清河：郡名，治甘陵，今山東臨清市東。東武：縣名，今山東武城縣西。），少好學，博覽精史，玄象陰陽百傢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郎（通直郎：侍從官名，即員外散騎侍郎。因與散侍郎通直（換班侍奉皇帝），故稱通直散騎侍郎，簡稱通直郎。），稍遷著作郎（著作郎：官名，掌國史資料和撰述。），道武以其工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禦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若此。
【翻譯】
崔浩字伯淵，從小好學。他廣泛地閱讀瞭儒學和史學著作，對於天文、陰陽以及諸子百傢的著作，也無不涉獵。在精心研討各傢宗旨和深刻含義方麵，當時沒人能和他相比。當他還不到20歲時，就齣任瞭通直散騎侍郎，隨後又升任著作郎。道武皇帝因他擅長書法，常把他安排在自己身邊。道武帝晚年用法很嚴，許多內廷親近的人，都因細小的過失而受到懲處，於是大傢無不逃走躲瞭起來，以避免眼前的不測之禍。隻有崔浩一人慎守職事，努力不懈，有時還成天不迴傢。道武帝知道後，就派人把自用的飯食賞給他。崔浩就是這樣心胸坦蕩，任憑時事變化，不因仕途的阻滯順利而改變節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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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雙麵品格的背後則是：知識背景十分復雜，其知識理路的厘清對我是睏難的。但還是應當注意到，對於本書來講，若關涉到方法論，則有兩個層麵，一是作為該文本之基礎的田野調查的方法，這在第四編中有所反思，進一步展示瞭學者與法律實踐者在知識生産關係中的復雜情勢，說明瞭有利於法學知識之生産的結構處於溜流變、不穩定當中）；二是作為本著作被寫作的方法，即作者構建文本的理論依據。這雖也有所交代，但這種交代十分籠統。考慮到蘇力自己所說的，他對西方學術“流露齣一種不屑一顧”，隻是“利用瞭駁雜的來自西方的學術理論”來開掘“中國可能開拓的處女地”，我們不得不感到不塌實。例如，盡管強調他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識”是受吉爾茲啓發的，但與之不同，然而，他實際上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瞭“知識”這一概念。一種是被強調區彆於吉爾茲的、“是交流不經濟並因此不一定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識”，這實際上離開瞭文化解釋的進路，幾近於或就等同於哈耶剋的經驗理性主義的知識分工論（知識的彌散性），在此，“知識”等於“信息”；而另一種則是可交流的、在初步被文本化的知識。這種區分既未被指明，也未被堅持。更重要的是，這種區分的不被指明還隱含瞭這樣的矛盾：如果蘇力使用的“知識”一直是第一種意義上的，那麼，關於知識的地方性與普遍性的辯解就是多餘的。因為，當知識等於信息時，它就可能與這一問題無關。如此，則“知識的地方性”便不足以成為使任何知識具有被理論所重視的正當性之前提。這種“不屑一顧”的做法是否與蘇力的建設性方案能夠調和呢？僅僅解決知識與其生産機製的關係問題，還不足以使人疑雲盡釋。並沒有試圖探詢知識在離開其産地之後與其受眾的關係。但在另一種方式上，蘇力錶達瞭他的情緒與態度。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構建瞭一個“概念法學”作為其批評的對象，盡管這個對象並不明確。對它的最大批評顯然是認為它顛倒瞭知識生産的結構，它欲圖以“邏輯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邏輯”，其實質則是“思想和實踐的貧睏”。雖然如此，且流露齣的感情也極強烈，但是，我們卻決不能認為，當法律社會學提交瞭一份厚重的“作業”時，就自然構成瞭對概念法學的顛覆。概念法學有它存在的基礎，這種基礎可能同樣是製度性的（德國在這方麵享有世界聲譽）。它的産生同樣是在某種製約結構之中。激情陷於無思之境。，概念法學還有其建設意義。社會學研究離開概念工具也將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想到韋伯曾經提醒人們注意在社會學上的“法律”乃與法學上的“法律”不同，那麼我們就應該具有更開闊的視界，這種視界既不囿於概念的分析，也不囿於法社會學。也許，把理解成是對中國法學麵對中國之不平衡的、有斷層的社會現實的不夠自覺的批評，更富有啓發與警醒意義。正是在對理論的追求與對理論的“不屑一顧”之間的緊張關係上，我們體味到蘇力的矛盾心情，但確實為我們描繪瞭一幅頗具現代性的農村基層司法。這其中，既有科學的冷靜，又有“韋伯式”的憂鬱。“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當你聽見瞭第一步空寥的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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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末軍閥割據到隋統一，曆時四百載，其間除西晉二十餘年的短期統一外，其餘都是分裂動亂的年代，故被人們稱作“亂世”。而北方尤因民族關係十分復雜，民族間充滿著歧視、仇殺和戰爭，所以青年讀者對北朝史大都不甚瞭解。其實隻隻要我們客觀地實事求是地來觀察整個曆史進程，就會發現在那些動亂之中往往孕育著新的因素，為盛世的齣現準備瞭條件，北朝時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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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業”在兩個方麵同步進行。其一便是尋求“事物的邏輯”，試圖理解知識的實際生産機製。錶明農村的基層司法處在一特殊的結構當中，這種結構處於一係列的二元對立之間；諸如城市/鄉村、格式化/非格式化、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等等的二分使得基層法官在既定的司法製度框架內處於緊張狀態。他負載的和必須適用的一套知識與他所麵對的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世界並不協調，因為這一套知識是為另一個世界設計的。他成為兩種需求的交匯點：民族國傢與鄉土社會同時嚮他發齣指令，一個要求規則之治，另一則要求解決糾紛保持和諧。“任何知識，都是同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相聯係的，無論是其産生還是其使用，都是對這種時空製約的一種迴應。”作為基層對這一時空製約的迴應之結果的，便是那些難於進入法學傢視野的技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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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的版本，可以大體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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