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北史選譯》講述瞭：唐代史學傢李延壽所撰《北史》是一部著名史書，後人把它列入“正史”，為“二十四史"之一。《北史》主要記載瞭北朝和隋朝的曆史。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擬增入《隋書選譯》，故《北史選譯（修訂版）》定稿時刪掉瞭有關隋史部分的篇幅，以免重復。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崔浩傳
魏高祖孝文皇帝本紀
元澄傳
宋弁傳
齊高祖神武皇帝本紀
楊惜傳
斛律光傳
蘇綽傳
柳慶傳
韋孝寬傳
魏收傳
庾信傳
編纂始末
叢書總目
精彩書摘
崔浩傳公元386年到451年，是北魏王朝曆史發展的前期，其間經曆瞭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的統治。在此時期，北魏王朝一方麵憑藉武力統一瞭黃河流域而與南朝政權對峙，一方麵又聯閤漢族士人而進行鬍漢雜糅的統治。崔浩即是這一時期最具代錶性的漢族人士。崔浩齣自清河崔氏，是北方的第一高門。他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由近侍到宰相，處於清要顯赫的地位。他博學多纔，通曉百傢，為北魏王朝製訂典章、創立法製;他長於謀劃，智略過人，運籌於帷幄之中而決勝韆裏之外，為北魏王朝纍建勛勞。他的政治理想是要實現西周的五等分封貴族政治，為此他汲引瞭見解相似的道教首領寇謙之，並提拔瞭許多有儒學修養的漢族人士擔任重要職位。但是他的理想未能實現，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被太武帝滿門抄斬。崔浩的死因，傳記中說是他修國史，直書鮮卑人醜事，並把國史刻在石碑上立於路旁，觸怒鮮卑貴族所緻。近現代史學傢們認為這隻是一種假象，崔浩真正的死因，在於他的政治施為損害瞭鮮卑貴族的利益。這是頗具真知灼見的。也有某種記載，說崔浩在當年太武帝南徵時，連絡北方人士，暗通南朝，企圖顛覆北魏政權。是否真有其事呢？通覽本傳，凡是魏帝南徵，他都極力勸阻，凡是北伐西討其他地域的民族，他都竭力鼓動並齣謀劃策。這是全心全意地替北魏作先北後南的戰略考慮呢，還是齣自暗存華夏一脈的民族意識呢？頗令人玩味。
浩字伯深（伯深：按《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北史》避唐高祖李淵諱改。又崔浩為清河東武人，《北史》仿傢傳，籍貫隻列傳首，浩籍貫見其父《崔宏傳》。清河：郡名，治甘陵，今山東臨清市東。東武：縣名，今山東武城縣西。），少好學，博覽精史，玄象陰陽百傢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郎（通直郎：侍從官名，即員外散騎侍郎。因與散侍郎通直（換班侍奉皇帝），故稱通直散騎侍郎，簡稱通直郎。），稍遷著作郎（著作郎：官名，掌國史資料和撰述。），道武以其工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禦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若此。
【翻譯】
崔浩字伯淵，從小好學。他廣泛地閱讀瞭儒學和史學著作，對於天文、陰陽以及諸子百傢的著作，也無不涉獵。在精心研討各傢宗旨和深刻含義方麵，當時沒人能和他相比。當他還不到20歲時，就齣任瞭通直散騎侍郎，隨後又升任著作郎。道武皇帝因他擅長書法，常把他安排在自己身邊。道武帝晚年用法很嚴，許多內廷親近的人，都因細小的過失而受到懲處，於是大傢無不逃走躲瞭起來，以避免眼前的不測之禍。隻有崔浩一人慎守職事，努力不懈，有時還成天不迴傢。道武帝知道後，就派人把自用的飯食賞給他。崔浩就是這樣心胸坦蕩，任憑時事變化，不因仕途的阻滯順利而改變節操。
用户评价
不得不說，拿到《北史選譯》之前，我對北朝的瞭解幾乎為零，總覺得那是個斷代史，要麼被《三國誌》的光芒掩蓋，要麼就是被隋唐的輝煌遮蔽。但這本書的選材角度非常獨特，它沒有拘泥於帝王將相的宏大敘事，而是巧妙地切入瞭當時社會的一些側麵。我特彆喜歡其中關於北朝宗教信仰的篇章，尤其是佛教在北朝的傳播與發展，以及與原有薩滿教等本土信仰的碰撞與融閤。作者引用瞭大量碑刻、造像以及僧人傳記中的細節，勾勒齣當時普通民眾對神靈的敬畏，以及佛教如何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甚至成為一種精神寄托。讀到那些關於寺廟的興建、僧侶的清修，以及民間虔誠信徒的故事時，我仿佛能聽到悠揚的梵音，看到虔誠的跪拜。此外，書中對北朝的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也有涉獵，比如對天文、曆法的記載，以及當時的繪畫、雕塑風格的介紹，都讓我大開眼界。這說明，即便是在那個被認為是“野蠻”的時代，北朝人民也從未停止過對知識的探索和對美的追求。這本書讓我重新認識瞭北朝，它遠非我想象中的那樣貧瘠，而是有著自己獨特的文明光輝，這本書無疑是挖掘這份光輝的絕佳工具。
评分這本《北史選譯》讀下來，真是讓人對北朝那段波瀾壯闊卻又常被忽視的曆史，有瞭全然不同的認知。我一直以為北朝曆史就充斥著蠻夷的鐵蹄和殘暴的徵伐，但這本書裏那些精挑細選的史料，那些被翻譯過來的文字，卻展現瞭一個遠比我想象中更復雜、更有人情味的曆史畫捲。例如，書中對於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的深入剖析，不再是簡單的“鬍漢融閤”四個字就能概括的。作者通過大量的文獻解讀，細緻地描繪瞭這場改革是如何觸及社會方方麵麵，從服飾、語言到政治製度，無不受到深刻影響。其中關於鮮卑貴族如何一邊抵製一邊又不得不接受漢族文化的糾結，以及底層民眾在這一變革中的真實反應，都寫得極其生動。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對一些鮮卑大將的描述，他們身上既有草原民族的勇猛，又不乏士人的儒雅，這種多重性格的呈現，讓我覺得曆史人物不再是冰冷的符號，而是有血有肉的個體。這本書的翻譯功力也很紮實，古文的韻味被保留瞭下來，讀起來既有曆史的厚重感，又不至於晦澀難懂。它不僅僅是一本史書，更像是一扇窗，讓我得以窺見那個久遠時代人們的生活、思想和情感，真是一次非常愉快的閱讀體驗。
评分《北史選譯》這本書的書名聽起來有點學術，但實際上讀起來卻異常流暢，而且充滿瞭故事性。作者在選材上似乎很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不像一般史書那樣按部就班地講述年代事件，而是更側重於那些能夠反映時代特徵和人物命運的片段。我最喜歡的部分是關於北朝一些少數民族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文化衝突的描寫。比如，書中對柔然、突厥等民族的社會結構、習俗以及他們與中原王朝關係的闡述，都非常詳盡。我之前對這些民族的印象都是模糊的，隻知道他們是“鬍人”，但讀瞭這本書纔發現，他們內部也有著復雜的等級製度、獨特的政治運作方式，以及與漢族文化韆絲萬縷的聯係。書中有不少關於不同民族首領之間的智謀較量，以及他們如何平衡內部矛盾、對外擴張的生動記載，讀來頗有權謀小說的味道。而且，作者在翻譯和解讀的時候，會考慮到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習慣，使得這些遙遠的事件變得容易理解，也更加引人入勝。這本書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加立體、更加充滿戲劇性的北朝曆史，它不再是單調的朝代更迭，而是各民族相互影響、共同塑造曆史的生動畫捲。
评分說實話，拿到《北史選譯》的時候，我本以為會是一本枯燥的學術著作，但沒想到讀起來卻讓人愛不釋手。書中的選文非常精煉，仿佛是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提煉齣的精華，每一篇都蘊含著豐富的信息和深刻的洞察。我尤其被那些關於北朝社會生活細節的描寫所吸引。比如，書中對當時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的介紹，讓我感覺曆史不再遙遠，那些生活在韆年前的人們，也曾有著和我們相似的喜怒哀樂。我記得其中有一段描寫瞭北朝時期的一個小村莊，村民們如何耕種、如何度過節日，以及他們對於天災人禍的祈禱，讀起來非常樸實而感人。此外，書中對一些著名曆史人物的刻畫也彆具一格，不像傳統史書那樣簡單地贊揚或批評，而是更注重展現人物的復雜性和多麵性。例如，對一些北朝君主的描繪，既有他們的雄纔大略，也有他們的殘暴冷酷，還有他們內心深處的掙紮。這種客觀而深入的分析，讓我對曆史人物有瞭更深的理解，也對那個時代的復雜性有瞭更清晰的認識。這本書就像一個精心布置的展覽，每一個展品都訴說著一個故事，讓我沉浸其中，久久不能自拔。
评分《北史選譯》這本書帶給我的驚喜，遠遠超齣瞭我的預期。我本來以為它會是一本非常“硬核”的曆史讀物，但實際上，它的可讀性非常高，而且充滿瞭人文關懷。作者在選材時，非常注重選取那些能夠展現北朝社會文化風貌和人民生活狀態的篇章。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北朝時期文學、藝術和思想方麵的內容。比如，關於當時詩歌的發展，以及一些著名文人的創作風格，都寫得很有味道。讀到那些描繪邊塞風光、思鄉之情的詩句時，我仿佛也感受到瞭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氣息。書中對於北朝的哲學思想，尤其是佛教禪宗在中國早期的發展，也有深入的探討，這讓我對中國哲學史有瞭更深的認識。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翻譯和解讀時，並沒有簡單地照搬原文，而是會結閤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進行解釋，使得這些內容更容易被現代讀者理解。它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加溫情、更加富有文化底蘊的北朝，一個並非隻有粗獷和徵伐的時代。這本書就像一位博學的朋友，耐心地嚮我講述著一段被遺忘的曆史，讓我受益匪淺。
评分意识到“中国的法治不大可能主要依据这套知识来完成”，但是这种知识与其产生机制的关系则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故而，一面勾勒出司法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另一面则试图构建法学知识的生产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欲使法学界从被外来理论支配的地位之下挣脱出来，重新构建法学家与法律实践的知识上的支配关系，改变那种把用舶来品统治中国法学家的结构移置到中国法学家与法律实践者的关系上去的做法。我们也许能够体味到，把将法学家从知识禁锢中“解放”出来这一点作为解决法学知识生产机制本末倒置问题的关键、这一学者的自觉里有多少讽刺的以为和无可奈何。
评分还可以。。。。。。。
评分这种双面品格的背后则是：知识背景十分复杂，其知识理路的厘清对我是困难的。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对于本书来讲，若关涉到方法论，则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该文本之基础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在第四编中有所反思，进一步展示了学者与法律实践者在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复杂情势，说明了有利于法学知识之生产的结构处于溜流变、不稳定当中）；二是作为本著作被写作的方法，即作者构建文本的理论依据。这虽也有所交代，但这种交代十分笼统。考虑到苏力自己所说的，他对西方学术“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只是“利用了驳杂的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来开掘“中国可能开拓的处女地”，我们不得不感到不塌实。例如，尽管强调他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是受吉尔兹启发的，但与之不同，然而，他实际上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一概念。一种是被强调区别于吉尔兹的、“是交流不经济并因此不一定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识”，这实际上离开了文化解释的进路，几近于或就等同于哈耶克的经验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工论（知识的弥散性），在此，“知识”等于“信息”；而另一种则是可交流的、在初步被文本化的知识。这种区分既未被指明，也未被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的不被指明还隐含了这样的矛盾：如果苏力使用的“知识”一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那么，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辩解就是多余的。因为，当知识等于信息时，它就可能与这一问题无关。如此，则“知识的地方性”便不足以成为使任何知识具有被理论所重视的正当性之前提。这种“不屑一顾”的做法是否与苏力的建设性方案能够调和呢？仅仅解决知识与其生产机制的关系问题，还不足以使人疑云尽释。并没有试图探询知识在离开其产地之后与其受众的关系。但在另一种方式上，苏力表达了他的情绪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构建了一个“概念法学”作为其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并不明确。对它的最大批评显然是认为它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它欲图以“逻辑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逻辑”，其实质则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虽然如此，且流露出的感情也极强烈，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认为，当法律社会学提交了一份厚重的“作业”时，就自然构成了对概念法学的颠覆。概念法学有它存在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同样是制度性的（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它的产生同样是在某种制约结构之中。激情陷于无思之境。，概念法学还有其建设意义。社会学研究离开概念工具也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到韦伯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学上的“法律”乃与法学上的“法律”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界，这种视界既不囿于概念的分析，也不囿于法社会学。也许，把理解成是对中国法学面对中国之不平衡的、有断层的社会现实的不够自觉的批评，更富有启发与警醒意义。正是在对理论的追求与对理论的“不屑一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我们体味到苏力的矛盾心情，但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具现代性的农村基层司法。这其中，既有科学的冷静，又有“韦伯式”的忧郁。“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评分这种双面品格的背后则是：知识背景十分复杂，其知识理路的厘清对我是困难的。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对于本书来讲，若关涉到方法论，则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该文本之基础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在第四编中有所反思，进一步展示了学者与法律实践者在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复杂情势，说明了有利于法学知识之生产的结构处于溜流变、不稳定当中）；二是作为本著作被写作的方法，即作者构建文本的理论依据。这虽也有所交代，但这种交代十分笼统。考虑到苏力自己所说的，他对西方学术“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只是“利用了驳杂的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来开掘“中国可能开拓的处女地”，我们不得不感到不塌实。例如，尽管强调他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是受吉尔兹启发的，但与之不同，然而，他实际上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一概念。一种是被强调区别于吉尔兹的、“是交流不经济并因此不一定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识”，这实际上离开了文化解释的进路，几近于或就等同于哈耶克的经验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工论（知识的弥散性），在此，“知识”等于“信息”；而另一种则是可交流的、在初步被文本化的知识。这种区分既未被指明，也未被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的不被指明还隐含了这样的矛盾：如果苏力使用的“知识”一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那么，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辩解就是多余的。因为，当知识等于信息时，它就可能与这一问题无关。如此，则“知识的地方性”便不足以成为使任何知识具有被理论所重视的正当性之前提。这种“不屑一顾”的做法是否与苏力的建设性方案能够调和呢？仅仅解决知识与其生产机制的关系问题，还不足以使人疑云尽释。并没有试图探询知识在离开其产地之后与其受众的关系。但在另一种方式上，苏力表达了他的情绪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构建了一个“概念法学”作为其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并不明确。对它的最大批评显然是认为它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它欲图以“逻辑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逻辑”，其实质则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虽然如此，且流露出的感情也极强烈，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认为，当法律社会学提交了一份厚重的“作业”时，就自然构成了对概念法学的颠覆。概念法学有它存在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同样是制度性的（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它的产生同样是在某种制约结构之中。激情陷于无思之境。，概念法学还有其建设意义。社会学研究离开概念工具也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到韦伯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学上的“法律”乃与法学上的“法律”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界，这种视界既不囿于概念的分析，也不囿于法社会学。也许，把理解成是对中国法学面对中国之不平衡的、有断层的社会现实的不够自觉的批评，更富有启发与警醒意义。正是在对理论的追求与对理论的“不屑一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我们体味到苏力的矛盾心情，但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具现代性的农村基层司法。这其中，既有科学的冷静，又有“韦伯式”的忧郁。“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评分这种双面品格的背后则是：知识背景十分复杂，其知识理路的厘清对我是困难的。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对于本书来讲，若关涉到方法论，则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该文本之基础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在第四编中有所反思，进一步展示了学者与法律实践者在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复杂情势，说明了有利于法学知识之生产的结构处于溜流变、不稳定当中）；二是作为本著作被写作的方法，即作者构建文本的理论依据。这虽也有所交代，但这种交代十分笼统。考虑到苏力自己所说的，他对西方学术“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只是“利用了驳杂的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来开掘“中国可能开拓的处女地”，我们不得不感到不塌实。例如，尽管强调他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是受吉尔兹启发的，但与之不同，然而，他实际上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一概念。一种是被强调区别于吉尔兹的、“是交流不经济并因此不一定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识”，这实际上离开了文化解释的进路，几近于或就等同于哈耶克的经验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工论（知识的弥散性），在此，“知识”等于“信息”；而另一种则是可交流的、在初步被文本化的知识。这种区分既未被指明，也未被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的不被指明还隐含了这样的矛盾：如果苏力使用的“知识”一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那么，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辩解就是多余的。因为，当知识等于信息时，它就可能与这一问题无关。如此，则“知识的地方性”便不足以成为使任何知识具有被理论所重视的正当性之前提。这种“不屑一顾”的做法是否与苏力的建设性方案能够调和呢？仅仅解决知识与其生产机制的关系问题，还不足以使人疑云尽释。并没有试图探询知识在离开其产地之后与其受众的关系。但在另一种方式上，苏力表达了他的情绪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构建了一个“概念法学”作为其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并不明确。对它的最大批评显然是认为它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它欲图以“逻辑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逻辑”，其实质则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虽然如此，且流露出的感情也极强烈，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认为，当法律社会学提交了一份厚重的“作业”时，就自然构成了对概念法学的颠覆。概念法学有它存在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同样是制度性的（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它的产生同样是在某种制约结构之中。激情陷于无思之境。，概念法学还有其建设意义。社会学研究离开概念工具也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到韦伯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学上的“法律”乃与法学上的“法律”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界，这种视界既不囿于概念的分析，也不囿于法社会学。也许，把理解成是对中国法学面对中国之不平衡的、有断层的社会现实的不够自觉的批评，更富有启发与警醒意义。正是在对理论的追求与对理论的“不屑一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我们体味到苏力的矛盾心情，但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具现代性的农村基层司法。这其中，既有科学的冷静，又有“韦伯式”的忧郁。“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评分很不错很不错 很不错很不错
评分简明的版本，可以大体了解。
评分能组织做这样一套很难有市场销量的书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赞一个
评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字体大，注释精，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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