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譯叢：專製與民主的社會起源》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塗爾乾的《論自殺》並列為20世紀社會科學的三大名著,是一部風靡歐美文化思想界的政治學史學巨著。
　　《大學譯叢：專製與民主的社會起源》考察瞭20世紀世界各國進入現代化的三條不同政治道路：一是以英、法、美為代錶的西方民主道路；二是以德、日、意為代錶的法西斯主義道路；三是以前蘇聯和中國為代錶的共産主義道路。摩爾在本書中從曆史角度揭示瞭專製和民主的起源，他認為各個社會農業商品化進程的徹底程度、商品化衝擊下地主與農民的社會角色變化，決定瞭一國選擇議會民主、法西斯、還是共産主義道路。
　　此外，摩爾還在這本著作中強調瞭提齣中産階級的壯大是民主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條件等觀點。這部巨著雖然頗具爭議，但是其裏程碑的地位無法被否認。

作者簡介

　　巴林頓·摩爾，1913－2005，美國政治社會學傢，耶魯大學博士，美國戰略情報局政策分析員。代錶作《專製與民主的社會起源》（1966），《關於人類痛苦的反思》（1972）、以及針對暴動而進行的分析《不公：順從和反抗的社會基礎》（1978）。

第一部分
資本主義民主的革命起源
第一章英國和暴力對於漸進主義的影響
1. 農村嚮資本主義轉變進程背後的貴族推動力
2. 內戰時期的農業狀況
3. 圈地運動和對農民階級的破壞
4. 為瞭勝利的資本主義的貴族統治
第二章法國的演變和革命
1. 與英國的差異及其根源
2. 貴族階級對農業商業化的反應
3. 皇室專製主義下的階級關係
4. 貴族進攻和專製注主義的垮颱
5. 大革命時期農民與激進主義的關係
6. 農民反對革命：旺代
7. 革命恐怖的社會後果
8．摘要重述
第三章美國內戰：最後的資本主義革命
1. 種植園和工廠：衝突不可避免？
2. 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三種形式
3. 邁嚮對戰爭原因的解釋
4. 革命的動力及其失敗
5. 戰爭的意義

第二部分
亞洲現代世界的三條道路
注釋：在歐洲和亞洲政治進程進行比較中遇到的問題
第四章中華帝國的衰落和共産主義變種的起源
1. 上層階級和帝國製度
2. 士紳和商業世界
3. 嚮商業化農業轉變的失敗
4. 帝國製度的崩潰和軍閥的興起
5. 國民黨插麯及其意義
6. 起義、革命和農民
第五章亞洲法西斯主義：日本
1. 自上而下的革命：統治階級對新舊威脅的迴應
2．農民革命的缺席
3. 明治協議：新興地主和資本主義
4. 政治後果：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性質
第六章亞洲的民主：印度和和平變革的代價
1. 印度經驗的相關性
2. 莫臥兒王朝統治下的印度：民主的障礙
3. 鄉村社會：起義的障礙
4. 到1857年止英國勢力引發的變化
5. 1857-1947年英國強權下的和平時代：地主的天堂？
6. 資産階級通過非暴力運動與農民階級的聯係
7. 關於農民暴力的程度和特徵的注釋
8. 獨立和和平變革的代價

第三部分
理論的寓意和推斷
第七章進入現代社會的民主之路
第八章自上而下的革命和法西斯主義
第九章農民和革命
後記：反動的和革命的意象

附錄：關於統計和保守史學研究方法的注解
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至此，我們也許可以從時下的視角來概述一下三條通嚮民主世界的道路中每一條道路的主要特徵。這三條道路中最早的一條是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在經曆過一係列革命之後相互結閤的道路，這些革命是英國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和美國內戰。我給這條道路冠以資産階級革命之名，英國、法國和美國或先或後地都走上瞭這條道路，不過它們各自在走上這條道路的最初時期所依存的社會條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本章稍後我們也會涉及一些關於這條道路的保留意見。第二條道路也可以稱得上是一條資本主義道路，但是，由於沒有受到強有力的革命衝擊，因此它所采取的是一種反動和倒退的政治形式，並最終發展成為法西斯主義。值得強調的是，通過這樣一種自上而下的革命，德國和日本的工業毋庸置疑地發展和繁榮起來瞭。第三條道路當然是指共産主義道路。在俄國和中國，以農民為主要但不是全部根源的革命使得各具特色的共産主義變得可能。最後，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印度搖搖晃晃地進入瞭嚮現代工業社會挺進的進程。印度這個國傢既未經曆過資産階級革命，也未經曆過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甚至都未曾經曆過共産主義革命。印度是否能夠真的像尼赫魯時代所試圖做到的那樣，避免上述三種革命形式所需要付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代價，試圖找到某種全新的革命形式，或者在某種程度上繼續屈就社會停滯不前所帶來的同樣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代價，這始終是尼赫魯的繼承者們需要直麵的棘手問題。
　　在有限的程度上講，這三種革命類型——最終發展成為西方形式的民主的資産階級革命、最終發展成為法西斯主義的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和最終導緻共産主義的農民革命——也許涵蓋瞭可供各國采納的各種道路和選擇。很顯然，這些道路是一些相互連貫的曆史階段。因而，它們相互之間展示齣的是一種相對有限的決定性關係。一個國傢所選擇的現代化方式會影響並改變接下來準備嚮現代化發展的另一個國傢所麵臨的問題之維度，正如維布倫在發明那個現在很時髦的說法“後發優勢”時所意識到的那樣。沒有英國先前的民主式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德國和日本也不太可能選擇反動的方式。沒有資本主義和反動的經驗，就算最終共産主義仍然會形成，其方式也將會截然不同。我們很容易地甚至可能會深感同情地意識到，印度所錶現齣來的畏葸不前在很大程度上齣於對所有這三種革命形式的先前曆史經驗所帶來的負麵教訓的批判性反應。盡管在工業社會的建設過程中確實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但是這一任務始終是一個會發生持續變化的任務。每一種主要政治類型的先決曆史條件相互之間存在很大差彆。
　　即使是在每一類型內部，既存在著明顯的相似之處，也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其中最大的差異也許存在於民主革命的不同形式當中。在本章中，我們應該試圖通過對西方民主發展做齣過貢獻的某些農業社會特徵的分析來閤理地對待相似性和差異性這兩個方麵。即便在此試圖對民主進行定義有可能會把真正的議題引到雞毛蒜皮的詭辯上，但是我們仍然有必要再一次鮮明地指齣西方民主這一冠冕堂皇的說法究竟意味瞭什麼。筆者認為，民主的發展是試圖完成一個漫長的由三件密切相關的事情構成的過程，當然這一過程迄今尚未完成。這三件事情是：1）製約專斷的統治者；2）用公正閤理的原則替代任意的規則；以及3) 在製定規則時為底層民眾爭取一定的份額。砍下國王的頭是第一件事情中最劇烈的同時也絕不是最不重要的方麵。建立法治的努力、立法機關的力量和後來把國傢作為社會福利的發動機等，都是第二和第三件事情中名聲在外、為人熟知的一些方麵。
　　盡管對前現代化社會早期階段的詳盡研究並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但我們至少還是需要簡略地提及一個問題，那就是，各個國傢的齣發點是不同的。在農業社會中是否存在著一些結構性的差異，從而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更有利於議會民主的發展，而其它一些齣發點則可能使實現這一目標睏難重重或者乾脆就排除瞭其可能性呢？當然，起點並不完全能夠決定接下來可能經曆的現代化進程。十四世紀的普魯士社會也展示齣與西歐議會民主的先祖們頗為相同的許多特徵。但事實上真正在本質上改變瞭普魯士以及最終德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決定性因素恰恰是在接下來兩個世紀裏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盡管齣發點可能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但是我們認為有一些齣發點還是有可能比其它一些齣發點更有利於民主的進展。
　　我認為，西方封建主義確實含有使之在有利於民主發展方麵有彆於其它社會的某些製度，這一觀點還是站得住腳的。德國曆史學傢奧托·欣策在他有關封建社會的社會秩序（St?nde）的探討中已經竭盡全力地令很多人信服瞭這一觀點，當然這一觀點至今仍然是學者們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就我們自己的研究目的來說，這些製度中最重要的方麵是認為某些群體和個人能夠豁免於統治者權力這一觀念的不斷發展，以及人們有權起來抵抗不公正統治這一理念的興起。這組理念和實踐，與由封建僕從關係中衍生齣來的、自由人能夠自由接受的相互約定的契約概念一起，形成瞭一個極為重要的遺産，這一遺産從歐洲中世紀社會一直延續到現代西方關於自由社會的概念。
　　隻是在西歐纔興起瞭這一既有理念又有實踐的結閤體。也隻是在那裏，在涉及為議會式民主提供重要推動力的貴族權力究竟怎樣纔不會過多或者過少這一點上獲得瞭巧妙的平衡。彆的地方也確實齣現瞭很多部分地相似的情況，但是，在這些情況中要麼缺少瞭其中一種關鍵成分，要麼與西歐相似的各種情況相互之間的關鍵比例尚不到位。俄國社會確實也曾經發展齣瞭一種莊園製度(soslovii)。但是,恐怖的伊凡大公徹底擊碎瞭獨立貴族的根基。貴族們的特權直到彼得大帝的鐵腕統治被解除之後纔得以恢復，最終的結果是貴族們不僅獲得瞭特權，而且還不用承擔相應的義務，或者說在政府行政管理過程中並沒能得到任何集體的代錶權。官僚主義統治的中國則形成瞭天命的概念，給人們起身抵抗不公正高壓統治提供瞭一些閤法的色彩，但是卻又未曾形成一個集體豁免的有力概念，這一概念本來是士大夫們創造齣來試圖在一定程度上運用到實踐中去的，有悖於官僚主義政體的基本原則。日本確實興起過封建主義，但是它更強調個人對上級和神聖統治者的忠誠，缺乏存在於理論上平等的人當中的參與概念。從印度種姓製度身上，人們可以感受到豁免和集體特權概念的強烈傾嚮，但是同樣也缺少自由契約的理論或實踐。
　　為前麵提及的這些差異找到一個全麵的一體化解釋，這樣的企圖受到馬剋思的隨意觀察的刺激而興起，最終發展到極緻錶現為魏特夫（譯者注：1896–1988，亦名魏復光，德裔美籍劇作傢、曆史學傢和漢學傢，早先為馬剋思主義者和前德國共産黨領袖）基於各個國傢對於水利掌控情況而發展齣來的東方專製主義這一頗具爭議的概念，可惜這些為上述差異進行解釋的嘗試都不是很成功。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它們的指引方嚮是全然錯誤的。水利本身也許是一個太過狹隘的概念。傳統專製主義可能興起於這樣一些國傢，其中中央集權統治能夠行使各種不同職權或者能夠有效監督維係整個社會運作的基本活動。早期的政府不太可能像現在的政府那樣，善於掌控局麵，由自己來界定在什麼任務對社會整體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還要迫使底層民眾被動地接受這些任務。因此,建立有關前工業社會基本任務之核心的假設比起建立有關現代社會這方麵的假設，所冒的風險在某種程度上要小。在另一方麵，實際存在的選擇範圍似乎比一個社會在其中進行勞動分工和維持社會凝聚力的政治水準方麵曾經假定的選擇範圍要寬廣。農民村莊、封建領地，甚至是粗陋的地區性官僚統治，都可能在基本相似的農業技術下麵形成決定性的政治水準。
　　在對各國齣發點的變異性進行瞭簡短分析之後，我們接下來可以轉嚮現代化進程本身。在這裏，有一點非常清楚地顯現瞭齣來。皇室專製主義的持續存在，或者更概括地說，前工業時代官僚統治的持續存在，造成瞭不利於西方各種形式民主發展的條件。中國、俄國和德國的不同曆史在這一點上匯閤在瞭一起。我們可以寬泛地稱為皇室專製主義或者農業官僚主義的強大中央集權政府，在十六和十七世紀，在我們這次研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國傢裏（當然不包括美國），即英國、法國、德國的普魯士部分、俄國、中國、日本和印度，其自身政權都得到瞭鞏固，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事實，不過我並不想對這一事實進行解釋。不管是齣於什麼原因，這一事實形成瞭一根可能有些不那麼客觀的便利的支柱，支撐著所有現代化進程的初始階段。盡管君主製度的持續存在帶來瞭不利的後果，但是強大的君主製度在早期階段在控製貴族階層的騷亂方麵還是起到瞭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掠奪成性的貴族隨時可能燒殺擄掠的陰影下，民主是不可能興起並得以發揚光大的。
　　同樣，在現代早期，現代民主的一個決定性的先決條件是，在皇室和貴族階級之間形成大緻的力量均衡，其中皇室權力占主導地位，但是也給貴族階級留有相當大程度的獨立性。一個獨立的貴族階級是民主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基本元素，這一多元主義概念有著堅實的曆史事實方麵的基礎。而阿剋巴統治下的印度和滿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則缺少這樣一種元素，或者更精確地說，這兩個政權未能為事實上已經存在的獨立程度確立一個可接受的閤法地位，這些都為這一觀點提供瞭比較性的支持。這種獨立被消滅的方式也是同等重要的。英國給我們提供瞭正麵的證據，其中最經常被引證的事件是玫瑰戰爭，該戰爭大大地削弱瞭土地貴族的權力，使得在英國建立一個相對於法國來講更加溫和的皇室專製主義形式變得相當容易瞭。這樣一種認識是明智的：這樣一種實現平衡的結果對於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傳統來說是極其寶貴的，大多數情況下依賴暴力形式，偶爾也會依賴革命形式，這些形式通常都是當代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的。
　　在這個節點上，人們可能會問，倘若土地貴族不能獲得大批充滿政治活力的城鎮居民的支持，那麼他們是否還會試圖擺脫皇室的控製，什麼時候纔會開始試圖擺脫皇室的控製，去爭取自身的自由。我們可以換一種不那麼精確的方式來提齣這一問題：如果貴族在資産階級革命並沒有發生的情況下尋求自由，那麼事態又會怎樣發展呢？我想有一點能夠明確，那就是，這麼做的後果對於西方式的民主進程將會是極為不利的。在十八世紀的俄國，服務帝國的貴族曾經試圖廢除自己需要對沙皇專製統治承擔的義務，而在同時又希望能夠維持甚至提高自己的土地所有數量以及對農奴的掌控權力。整個發展進程對民主是極為不利的。德國的曆史在某些層麵甚至更發人深省。在那裏，貴族階級對抗大選帝侯（譯者注：德國曆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該詞用於指代那些擁有選舉羅馬人民的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利的諸侯；此製度嚴重削弱瞭皇權，加深瞭德意誌的政治分裂。）的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與城鎮無關。當時貴族提齣的要求中有很多與英國貴族提齣的要求相類似，那就是，在政府中尤其是在政府獲取錢財的方式方麵要有發言權。但是，最終的結果並不是議會民主。到中世紀晚期，城鎮在德國南部和西部不斷興盛，後來開始不斷衰落，而德國城鎮的弱點在之後的德國曆史上一直一個是不變的特徵。
　　無需再深入尋找更多的證據，也無需進一步探討指嚮同一方嚮的有關亞洲方麵的資料，我們已經可以直截瞭當地強烈地認同馬剋思的觀點，他認為城鎮居民這一充滿活力的獨立階級是議會民主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沒有資産階級，就沒有民主。如果我們把注意力完全聚焦於農業階層的話，那麼真正的主角是不會齣現在舞颱上的。但是，鄉村地區的角色確實也是其中一個足夠重要的部分，也值得我們進行仔細的研究。同樣，如果人們希望撰寫一部兼顧英雄和惡徒的曆史，這種做法似乎被時下的學者們所不齒，專製主義的惡徒有時候的確是生活在鄉村裏的，而城鎮裏的民主英雄們則在鄉村裏也擁有對自己來說極為重要的同盟。
　　舉例來說，這就是英國所發生的情形。盡管專製主義在法國、德國大部分以及俄國發展得越來越強大，但是在英國的土壤上，它卻遭遇到瞭第一次重大的挫敗，在那裏建立專製主義的努力要微弱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情況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英國土地貴族很早就開始浸染上瞭商業的氣息。在對隨後的政治進化進程産生影響的諸多因素中，最具決定性影響的是一個擁有土地的貴族階級究竟是否已經轉而采用商業化的農業運作模式，如果是這樣，這種商業化發展究竟采取瞭什麼形式。
　　讓我們試圖從比較的視角齣發，從其主要輪廓來感知一下英國土地貴族的這一轉變。歐洲中世紀的製度是這樣一種製度，其中封建地主擁有一定比例的土地，也就是領地，農民為地主耕種以獲取後者的保護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確切地說，後者會更傾嚮於實施有利於其自身物質利益的措施。農民利用地主土地中的另外一部分來耕種養活自己的糧食，並在那上麵建立自己的住所。第三部分土地則是由林地、溪流和牧地組成，通常被稱為公地，是為地主和農民提供燃料、遊戲活動和傢畜飼養地的來源。地主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將農民與土地牢牢地捆綁在一起，這樣做，部分目的是為瞭確保地主獲得足夠的勞動力來源。在英國中世紀的農業經濟中，市場確實扮演瞭一個重要的角色，其重要程度甚至很早就比後來人們逐漸認識到的程度更深。但是，與後期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地主以及農民一起組成瞭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能夠憑藉當地資源和當地技能來滿足很大一部分需求。這一製度壟斷瞭歐洲的大部分區域，但是因各地情況不同而呈現齣區域性的變形。而中國並不存在這一製度。封建的日本則呈現齣與這種製度極為相似的特徵，在印度的一些地區也可以找到類似的情況。
　　城鎮商業的進步和專製統治者對稅收的需求給很多方麵都造成瞭影響，其中一個影響是，領主們對現金的需求越來越大。對此，在歐洲的不同地區齣現瞭三種不同的應對方式。英國土地貴族們轉嚮瞭商業化的農業經營方式，讓農民獲得自由並盡可能靠自己的力量進行轉化。法國土地精英群體則通常讓農民在事實上擁有土地。在轉嚮商業化運作的區域，他們會迫使農民上交一部分收成，由貴族將之銷售到市場上去。在東歐，齣現瞭第三種變種，也就是莊園式的應對方法。東歐的容剋貴族為瞭耕種和齣口榖物，強迫過去的自由農民轉化成農奴，而在俄國，也産生瞭一個類似的進程，不過那更多地是齣於政治而非經濟原因。隻是到瞭十九世紀，榖物齣口在俄國纔成為一個影響其經濟和政治的主要特徵。
　　就英國本身而言，土地貴族嚮商業化農業運作的轉化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擺脫瞭對國王的依賴，他們對斯圖亞特王朝推行專製主義的蠢笨做法産生瞭很大的敵意。同樣，與德國東部相比，英國所采納的商業化農業運作模式最終推動瞭一個與城鎮利益群體相關的大社區的興起。這兩種因素都是英國內戰發生的重要原因，也是議會事業最終取得勝利的原因，其影響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並被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新事業繼續強化。
　　如果我們把英國的經曆和其它一些與其不太相同的情況放在一起，這些影響看起來就更加明顯。寬泛地講，還有其它兩種可能性。在擁有土地的上層階級內部，商業推動力可能是相當薄弱的。而在那些齣現過這些推動力的地區，其所造成的後果則是留下瞭一個巨大的農民群體，這一群體從最好的角度來看，也給民主帶來瞭一個巨大的難題，從最壞的角度來看，則是蓄積瞭一個最終將導緻共産主義專製的農民革命的火藥庫。另外一個可能是，土地貴族將利用各種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杠杆來把勞動力和土地捆綁在一起，用這種方式使其轉嚮商業化農業運作。這種情況如果與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工業化發展結閤在一起，就可能産生被我們視作法西斯主義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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