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論概覽/21世紀中國語言文學係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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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慧林,耿幼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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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67589
版次:1
商品编码:11172135
包装:平装
丛书名: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4
字数:53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21世紀中國語言文學係列教材:西方文論概覽》以西方文論的發展和演變為曆史綫索,介紹和分析古希臘至20世紀的各種學說,著重梳理其中的基本觀念、理論形態、共同規律,探尋可能存在的普遍性問題,力圖打通西方古典文論與現代文論、狹義的文學理論與廣義的人文學術,盡可能追蹤西方思想與文化的整體綫索,並使“詩性”的價值在這一綫索中得以展示。
  《21世紀中國語言文學係列教材:西方文論概覽》中的“插文”多為重要經典的摘選,或者後世就相關問題的論說,以幫助學習者建立必要的比較和參照,讓學習者迴歸原典閱讀。各章所附的思考題、書後以中英文對照方式提供的“相關批評術語”及簡要釋義,也是為瞭讀者的學習和檢索之便。

作者簡介

  楊慧林,文學碩士、哲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副校長,兼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等。代錶性學術著作有《基督教文化精神論》(1995)、《基督教的底色與文化延伸》(2001)、《神學詮釋學》(2001)、《西方文論概要》(2003)、《在文學與神學的邊界》(2012)等,並在美國齣版英文論文集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work of Yang Huilin(2004)、閤作主編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2006)。

目錄

第一編 古希臘至新古典主義時代
第一章 古希臘早期的文藝思想
第一節 古希臘早期文藝思想中的重要概念
第二節 前柏拉圖時代的美學和文論
第二章 古希臘文化的鼎盛至古羅馬時代
第一節 柏拉圖
第二節 亞裏士多德
第三節 古羅馬時代的美學和文論
第三章 中世紀
第一節 中世紀文論與中古人文學科的發展
第二節 奧古斯丁
第三節 托馬斯·阿奎那
第四章 文藝復興至新古典主義時代
第一節 文藝復興時期的過渡
第二節 17世紀的新古典主義文論

第二編 啓濛主義至現實主義時代
第五章 啓濛主義時代
第一節 啓濛時代的現代詮釋學雛形
第二節 啓濛時代文論的哲學基礎
第三節 狄德羅與萊辛
第六章 德國古典美學(上)
第一節 德國古典美學的理論背景
第二節 康德哲學中的美學思考
第三節 《判斷力批判》
第七章 德國古典美學(下)
第一節 黑格爾美學的理論背景
第二節 黑格爾的“絕對理念”與藝術發展階段論
第三節 黑格爾的“人物與環境”理論
第四節 黑格爾關於悲劇和喜劇的討論
第八章 浪漫主義時代
第一節 德國早期浪漫派
第二節 英國浪漫主義文論
第三節 法國浪漫主義文論
第九章 現實主義時代
第一節 彆林斯基
第二節 車爾尼雪夫斯基
第三節 泰納

第三編 20世紀的西方文論
第十章 20世紀西方文論的範式延伸
第一節 以語言、結構、文本為圓心的形式批評
第二節 以創作、接受、閱讀為圓心的意義批評
第三節 以話語權力、意識形態為圓心的文化批評
教學大綱
附錄一
附錄二
附錄三
後記

精彩書摘

前言


“西方文論”是中文係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課程或選修課程之一,以西方相關理論的發展和演變為曆史綫索,概括性地介紹和分析自古希臘至20世紀的各種學說,梳理其中的基本觀念及其理論形態,藉此幫助學生瞭解西方文藝理論的經驗和規律,探尋可能存在的普遍性問題,並且更深入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內在精神,為進一步的學術思考建立必要的基礎和參照。

自繆朗山先生1960年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講授“西方文藝理論史”,至今已逾50年。後來繆先生的弟子章安祺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整理相關文獻,分彆編訂瞭《西方文藝理論史綱》(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1982)和四捲本《繆靈珠美學譯文集》(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1998新版)。以此為基礎,這一課程始終是中國人民大學長期建設的重點項目,並有前輩學者齣版過多種相關教材,其準確的稱謂均為“西方文藝理論史”。

而究竟何謂“文藝理論”,未必能在學人中達成共識,具體到當今中國的學術語境更是如此。因此或可含糊其辭,姑妄以“西方文論”稱之,從而為一些“越界”的討論留齣餘地。西人慣用的“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y)、“文學研究”(literary studies)等,恰好可以為此提供些許托詞。而羅蘭·巴爾特(又譯羅蘭·巴特)所謂的“文論”或“文本理論”(la théorie du texte)
[法]羅蘭·巴特著,屠友祥譯:《文之悅》,114、90~96頁,上海,上海人民齣版社,2002。,多少也能有所關聯。

沿此思路,本教材將所述內容上溯到古希臘早期的文藝思想和“前柏拉圖美學”,重點增補瞭中世紀的歐洲文論,“神學美學”的人文學意蘊及其嚮“意義”問題的延伸,同時還將20世紀西方文論歸納為三種主要的範式延伸及其對古典文論的迴應,力圖尋索當代西方文論與古典西方文論的完整脈絡和邏輯聯係。而打通西方古典文論與現代文論、打通狹義的文學理論與廣義的人文學術,也無非是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內,盡可能追蹤西方思想與文化的整體綫索,並使“詩性”的價值在這一綫索中得以展示。

本教材主要以《西方文藝理論史精讀文獻》(修訂本)(章安祺編,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2003)作為配套參考書,其中匯集瞭西方文論史上最具代錶性的經典,查考便捷。可供參閱的英文資料包括《柏拉圖以來的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edited by Hazard Adams, New York: Harcourt Breace Jovanovich, Inc��, 1971)、《1965年以來的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edited by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 Tallahassee: Florida S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文學研究》(Studying Literature: The Essential Companion,by Paul Goring, London: Arnold, 2001)三種。另外一些基本文獻則被列入書後所附的“閱讀書目”。

本教材間或編入的一些“插文”,多為重要參考書的介紹、摘選,特彆是後世就相關問題的論說;同時還以中英文對照的方式添加瞭“相關批評術語”及簡要釋義,圖讀者之便利而已。所附“自測練習”也隻是為瞭滿足自學者的要求,切不可當真,至少須以各章之後的“非標準化”思考題與之互補。如若不然,則離“西方文論”之要旨遠矣。
作者
2005年2月9日初稿2012年9月18日修訂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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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精要,脉络清析,注重不同理论间的演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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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在十八世纪中叶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说。当时仅以稿本的形式在小圈子里流行,1803年刊行之后,逐渐为世人所知。至十九世纪后期影响日著,如日中天,促成了鲁迅后来称之为“谴责小说”的出现,诚如胡适所说,当时南方的社会小说家都在模仿《儒林外史》。但对这部重要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却向来充满了争议。在今天通行的排行榜中,《儒林外史》跻身于六大古典小说之列,与同时的《红楼梦》齐名,但学界的评价和流行的程度却难与《红楼梦》同日而语。鲁迅当年就感叹:“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又说“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丰收〉序》。可见,读懂这部小说并非易事。但是这部小说究竟因为什么而伟大永久呢? 十九世纪以来的读者所见不同,各有所取。清代的一些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了当代文坛和官场的逼真镜像,“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卧闲草堂本的评语),这部文人小说因此成了文人读者自我省鉴的必读之书:“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而小说的核心,在他们看来,则是对世俗价值,尤其是对“功名富贵”的否定。进入二十世纪,对《儒林外史》的解读显示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五四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否定儒家思想和官方体制(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的讽刺小说,而晚近的学者却往往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对它作出解读,甚至视之为儒家小说。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和风格,也同样众说纷纭,难以定夺。 《儒林外史》,一个挥之不去、却又充满了歧义的话题。 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顾名思义,以《儒林外史》对儒礼的批判和重构为出发点,展开论述,表明这部小说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婉而多讽”地呈现出士林的众生百相,世态炎凉,而且还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深刻困境。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秩序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历史性转变的产物,也构成了对它们的批判性回应。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它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难以取代的重要地位。 商伟指出,《儒林外史》对儒礼的重构还体现为一个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吴敬梓在第37回呼唤出儒礼的新的愿景,却又在接下来的章回中把它变成了审视和质疑的对象,将它潜在的问题和后果一一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这样一个悖论的姿态和自我对抗的冲动在当时其它文体的写作中并不多见,也正是《儒林外史》难以企及之处。除去稍后出现的《红楼梦》,别的章回小说也很少能够做得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林外史》的出现揭示了十八世纪儒家道德想象所获得的自我意识的全新高度,而不能简单地视为思想史上一个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的注脚。 在把握《儒林外史》呈现儒礼的脉络时,商伟将理论建构、文本细读和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小说的37回为例:这一回是小说的主题结构的中心,以几乎整回的篇幅详细描写了泰伯祭礼的全过程。但是这样的写法读上去却像是一个反高潮,甚至让现代读者疑心为有意的反讽。商伟通过细心考辨,确认这一回是以当时流行的儒家仪注,也就是仪式指南为依据,撰写而成的。不仅如此,吴敬梓在小说此后的部分中还以仪注为叙述线索,一直串连到48回有关王玉辉的情节,并且创造了一个小说内部回溯阅读的瞬间,让我们跟着王玉辉一同透过泰伯祠墙上贴的仪注单重读小说的37回,因此围绕着儒礼实践的主题,展开了一个不断探索而又不断反躬自省的动态过程。这个例子表明,理论、细读和考据如何相互生发,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对《儒林外史》的解释:一方面在小说与当代的礼仪论述和实践之间建立历史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将小说内部的情节前后串联连起来,从而准确地再现吴敬梓礼仪叙述的脉络层次和内部动力。 《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还涉及了其它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对于理解《儒林外史》以及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意义:历史,时间,反讽叙述与抒情意识等等。《儒林外史》自称“外史”,用闲斋老人序中的说法,是“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那么,该如何解释小说的这一自我定位?它与历史叙述的关系又应该怎样来理解?商伟对《儒林外史》的分析表明,吴敬梓真正把世俗时间带入小说,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和文学叙述在封闭、抽象的时间中自我演绎和自我完成的写法。商伟通过小说中的一些例子,指出吴敬梓有时甚至采用了近似新闻体的写作,根据小说原型人物的经历,对有关情节进行及时的更新和调整,赋予了小说叙述以现在进行时的特征,也让读者直接感知了作者写作期间所经验的世俗时间,及其悸动、断裂、突转和变化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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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材我觉得在西方文论里面应该算作最晓畅、条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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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在十八世纪中叶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说。当时仅以稿本的形式在小圈子里流行,1803年刊行之后,逐渐为世人所知。至十九世纪后期影响日著,如日中天,促成了鲁迅后来称之为“谴责小说”的出现,诚如胡适所说,当时南方的社会小说家都在模仿《儒林外史》。但对这部重要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却向来充满了争议。在今天通行的排行榜中,《儒林外史》跻身于六大古典小说之列,与同时的《红楼梦》齐名,但学界的评价和流行的程度却难与《红楼梦》同日而语。鲁迅当年就感叹:“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又说“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丰收〉序》。可见,读懂这部小说并非易事。但是这部小说究竟因为什么而伟大永久呢? 十九世纪以来的读者所见不同,各有所取。清代的一些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了当代文坛和官场的逼真镜像,“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卧闲草堂本的评语),这部文人小说因此成了文人读者自我省鉴的必读之书:“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而小说的核心,在他们看来,则是对世俗价值,尤其是对“功名富贵”的否定。进入二十世纪,对《儒林外史》的解读显示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五四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否定儒家思想和官方体制(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的讽刺小说,而晚近的学者却往往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对它作出解读,甚至视之为儒家小说。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和风格,也同样众说纷纭,难以定夺。 《儒林外史》,一个挥之不去、却又充满了歧义的话题。 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顾名思义,以《儒林外史》对儒礼的批判和重构为出发点,展开论述,表明这部小说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婉而多讽”地呈现出士林的众生百相,世态炎凉,而且还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深刻困境。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秩序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历史性转变的产物,也构成了对它们的批判性回应。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它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难以取代的重要地位。 商伟指出,《儒林外史》对儒礼的重构还体现为一个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吴敬梓在第37回呼唤出儒礼的新的愿景,却又在接下来的章回中把它变成了审视和质疑的对象,将它潜在的问题和后果一一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这样一个悖论的姿态和自我对抗的冲动在当时其它文体的写作中并不多见,也正是《儒林外史》难以企及之处。除去稍后出现的《红楼梦》,别的章回小说也很少能够做得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林外史》的出现揭示了十八世纪儒家道德想象所获得的自我意识的全新高度,而不能简单地视为思想史上一个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的注脚。 在把握《儒林外史》呈现儒礼的脉络时,商伟将理论建构、文本细读和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小说的37回为例:这一回是小说的主题结构的中心,以几乎整回的篇幅详细描写了泰伯祭礼的全过程。但是这样的写法读上去却像是一个反高潮,甚至让现代读者疑心为有意的反讽。商伟通过细心考辨,确认这一回是以当时流行的儒家仪注,也就是仪式指南为依据,撰写而成的。不仅如此,吴敬梓在小说此后的部分中还以仪注为叙述线索,一直串连到48回有关王玉辉的情节,并且创造了一个小说内部回溯阅读的瞬间,让我们跟着王玉辉一同透过泰伯祠墙上贴的仪注单重读小说的37回,因此围绕着儒礼实践的主题,展开了一个不断探索而又不断反躬自省的动态过程。这个例子表明,理论、细读和考据如何相互生发,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对《儒林外史》的解释:一方面在小说与当代的礼仪论述和实践之间建立历史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将小说内部的情节前后串联连起来,从而准确地再现吴敬梓礼仪叙述的脉络层次和内部动力。 《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还涉及了其它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对于理解《儒林外史》以及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意义:历史,时间,反讽叙述与抒情意识等等。《儒林外史》自称“外史”,用闲斋老人序中的说法,是“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那么,该如何解释小说的这一自我定位?它与历史叙述的关系又应该怎样来理解?商伟对《儒林外史》的分析表明,吴敬梓真正把世俗时间带入小说,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和文学叙述在封闭、抽象的时间中自我演绎和自我完成的写法。商伟通过小说中的一些例子,指出吴敬梓有时甚至采用了近似新闻体的写作,根据小说原型人物的经历,对有关情节进行及时的更新和调整,赋予了小说叙述以现在进行时的特征,也让读者直接感知了作者写作期间所经验的世俗时间,及其悸动、断裂、突转和变化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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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在十八世纪中叶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说。当时仅以稿本的形式在小圈子里流行,1803年刊行之后,逐渐为世人所知。至十九世纪后期影响日著,如日中天,促成了鲁迅后来称之为“谴责小说”的出现,诚如胡适所说,当时南方的社会小说家都在模仿《儒林外史》。但对这部重要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却向来充满了争议。在今天通行的排行榜中,《儒林外史》跻身于六大古典小说之列,与同时的《红楼梦》齐名,但学界的评价和流行的程度却难与《红楼梦》同日而语。鲁迅当年就感叹:“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又说“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丰收〉序》。可见,读懂这部小说并非易事。但是这部小说究竟因为什么而伟大永久呢? 十九世纪以来的读者所见不同,各有所取。清代的一些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了当代文坛和官场的逼真镜像,“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卧闲草堂本的评语),这部文人小说因此成了文人读者自我省鉴的必读之书:“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而小说的核心,在他们看来,则是对世俗价值,尤其是对“功名富贵”的否定。进入二十世纪,对《儒林外史》的解读显示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五四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否定儒家思想和官方体制(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的讽刺小说,而晚近的学者却往往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对它作出解读,甚至视之为儒家小说。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和风格,也同样众说纷纭,难以定夺。 《儒林外史》,一个挥之不去、却又充满了歧义的话题。 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顾名思义,以《儒林外史》对儒礼的批判和重构为出发点,展开论述,表明这部小说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婉而多讽”地呈现出士林的众生百相,世态炎凉,而且还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深刻困境。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秩序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历史性转变的产物,也构成了对它们的批判性回应。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它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难以取代的重要地位。 商伟指出,《儒林外史》对儒礼的重构还体现为一个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吴敬梓在第37回呼唤出儒礼的新的愿景,却又在接下来的章回中把它变成了审视和质疑的对象,将它潜在的问题和后果一一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这样一个悖论的姿态和自我对抗的冲动在当时其它文体的写作中并不多见,也正是《儒林外史》难以企及之处。除去稍后出现的《红楼梦》,别的章回小说也很少能够做得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林外史》的出现揭示了十八世纪儒家道德想象所获得的自我意识的全新高度,而不能简单地视为思想史上一个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的注脚。 在把握《儒林外史》呈现儒礼的脉络时,商伟将理论建构、文本细读和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小说的37回为例:这一回是小说的主题结构的中心,以几乎整回的篇幅详细描写了泰伯祭礼的全过程。但是这样的写法读上去却像是一个反高潮,甚至让现代读者疑心为有意的反讽。商伟通过细心考辨,确认这一回是以当时流行的儒家仪注,也就是仪式指南为依据,撰写而成的。不仅如此,吴敬梓在小说此后的部分中还以仪注为叙述线索,一直串连到48回有关王玉辉的情节,并且创造了一个小说内部回溯阅读的瞬间,让我们跟着王玉辉一同透过泰伯祠墙上贴的仪注单重读小说的37回,因此围绕着儒礼实践的主题,展开了一个不断探索而又不断反躬自省的动态过程。这个例子表明,理论、细读和考据如何相互生发,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对《儒林外史》的解释:一方面在小说与当代的礼仪论述和实践之间建立历史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将小说内部的情节前后串联连起来,从而准确地再现吴敬梓礼仪叙述的脉络层次和内部动力。 《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还涉及了其它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对于理解《儒林外史》以及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意义:历史,时间,反讽叙述与抒情意识等等。《儒林外史》自称“外史”,用闲斋老人序中的说法,是“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那么,该如何解释小说的这一自我定位?它与历史叙述的关系又应该怎样来理解?商伟对《儒林外史》的分析表明,吴敬梓真正把世俗时间带入小说,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和文学叙述在封闭、抽象的时间中自我演绎和自我完成的写法。商伟通过小说中的一些例子,指出吴敬梓有时甚至采用了近似新闻体的写作,根据小说原型人物的经历,对有关情节进行及时的更新和调整,赋予了小说叙述以现在进行时的特征,也让读者直接感知了作者写作期间所经验的世俗时间,及其悸动、断裂、突转和变化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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