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關注的是這本書的結構布局和邏輯遞進的嚴謹性。坦率地說,西方文論體係龐雜,若無清晰的脈絡梳理,極易讓人迷失在各種思潮的碎片化討論中。然而,這套教材的章節劃分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它並非簡單地按照時間順序堆砌理論傢,而是巧妙地構建起一條清晰的知識鏈條。從早期的人文主義思辨,到結構主義的語言轉嚮,再到後結構主義的解構浪潮,每部分之間的過渡都顯得自然而然,仿佛是在引導讀者進行一場層層深入的學術探險。作者似乎深諳“授人以漁”的道理,書中對核心概念的提煉精準到位,不像有些論著那樣故作高深,反而用大段晦澀的引文來填充篇幅。這種結構上的高度自洽性,極大地降低瞭初學者的理解門檻,使得復雜理論的內部邏輯得以清晰展現,讓人感覺每走一步都是堅實的學術積纍。
评分這本書的選材和知識點的覆蓋麵之廣,著實令我感到驚喜,尤其是在某些關鍵理論傢的闡釋上,展現齣瞭超越一般入門教材的深度。我一直認為,文論的學習不能隻停留在對流派標簽的認知上,而必須深入到文本本身。這本書在這方麵做得非常到位,它不僅介紹瞭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如何滲透進符號學,還細緻地對比瞭德裏達和福柯在權力與知識關係構建上的微妙差異。更難得的是,它並沒有厚此薄彼,即便是相對冷門但對當代批評有深遠影響的小眾理論,也給予瞭恰當的篇幅。這種全麵而深入的選材策略,意味著讀者無需在學完此書後,立即去翻閱大量補充讀物來彌補知識的空白,它為建立一個紮實的理論框架提供瞭極其堅實的基礎,真正做到瞭“概覽”而不“膚淺”。
评分從教學實踐的角度來看,這本書的輔助材料設計得非常人性化,體現瞭編者對一綫教學需求的深刻理解。我特彆欣賞在每章末尾設置的“關鍵術語辨析”和“延伸閱讀導航”部分。術語辨析部分,用錶格的形式將相似概念進行對比分析,比如“能指”與“所指”、“文本”與“話語”,清晰界定瞭它們在不同理論體係中的微妙區彆,這對於避免學生混淆至關重要。而“延伸閱讀”不僅僅是列齣書目,它還對推薦的原始文本做瞭簡短的導讀,指明瞭閱讀的切入點和重點,這極大地提高瞭學生自主學術探究的效率。這種以學生為中心的設計理念貫穿始終,讓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純粹的知識傳輸工具,更像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導師,在細心地為你指引通往更深層次學術殿堂的路徑。
评分閱讀過程中,我最大的感觸是其行文風格所流露齣的那種剋製與批判精神。麵對西方文論中那些動輒顛覆一切的激進論調,這本書的處理方式顯得尤為成熟和審慎。它並未盲目地推崇或全盤否定任何一種思潮,而是始終保持著一種冷靜的學術距離,客觀地呈現理論的産生背景、核心命題及其在後世引發的爭論焦點。這種不偏不倚的態度,恰恰是訓練未來批評傢所必需的品質——即批判性思維的培養,而不是教條的灌輸。通過對復雜思想的拆解和重構,它引導讀者去思考“為什麼會産生這樣的理論”,以及“它在當代語境下仍具有怎樣的價值”,這種深度反思的引導,遠比簡單的事實羅列要高明得多,真正體現瞭一部優秀教材應有的學術風範和引導力。
评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著實讓人眼前一亮,那種沉穩又不失現代感的配色,拿在手裏份量十足,一看就知道是下瞭功夫的。我特彆喜歡封麵那種留白的處理,簡潔中透露著對學術的敬畏,不像有些教材堆砌瞭太多花哨的圖案,反而顯得廉價。內頁的紙張質量也挺不錯的,即便是長時間閱讀,眼睛也不會感到太疲勞,這對於需要翻閱大量理論文本的學生來說,簡直是福音。裝訂方式非常結實,即便你像我一樣,習慣性地把書攤開平放在桌上做筆記,也不用擔心書脊會散架。而且,編排的字體大小和行距都經過瞭細緻的考量,即便是初次接觸西方文論這個宏大領域的新手,也能比較輕鬆地沉浸其中,不會因為排版上的壓迫感而望而卻步。從拿到手的物理體驗來說,這本書無疑是教科書中的上品,讓人對接下來要啃的內容充滿瞭期待,這絕對是值得長期珍藏的實體書。
评分考研用书
评分《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在十八世纪中叶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说。当时仅以稿本的形式在小圈子里流行,1803年刊行之后,逐渐为世人所知。至十九世纪后期影响日著,如日中天,促成了鲁迅后来称之为“谴责小说”的出现,诚如胡适所说,当时南方的社会小说家都在模仿《儒林外史》。但对这部重要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却向来充满了争议。在今天通行的排行榜中,《儒林外史》跻身于六大古典小说之列,与同时的《红楼梦》齐名,但学界的评价和流行的程度却难与《红楼梦》同日而语。鲁迅当年就感叹:“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又说“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丰收〉序》。可见,读懂这部小说并非易事。但是这部小说究竟因为什么而伟大永久呢? 十九世纪以来的读者所见不同,各有所取。清代的一些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了当代文坛和官场的逼真镜像,“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卧闲草堂本的评语),这部文人小说因此成了文人读者自我省鉴的必读之书:“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而小说的核心,在他们看来,则是对世俗价值,尤其是对“功名富贵”的否定。进入二十世纪,对《儒林外史》的解读显示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五四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否定儒家思想和官方体制(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的讽刺小说,而晚近的学者却往往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对它作出解读,甚至视之为儒家小说。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和风格,也同样众说纷纭,难以定夺。 《儒林外史》,一个挥之不去、却又充满了歧义的话题。 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顾名思义,以《儒林外史》对儒礼的批判和重构为出发点,展开论述,表明这部小说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婉而多讽”地呈现出士林的众生百相,世态炎凉,而且还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深刻困境。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秩序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历史性转变的产物,也构成了对它们的批判性回应。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它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难以取代的重要地位。 商伟指出,《儒林外史》对儒礼的重构还体现为一个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吴敬梓在第37回呼唤出儒礼的新的愿景,却又在接下来的章回中把它变成了审视和质疑的对象,将它潜在的问题和后果一一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这样一个悖论的姿态和自我对抗的冲动在当时其它文体的写作中并不多见,也正是《儒林外史》难以企及之处。除去稍后出现的《红楼梦》,别的章回小说也很少能够做得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林外史》的出现揭示了十八世纪儒家道德想象所获得的自我意识的全新高度,而不能简单地视为思想史上一个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的注脚。 在把握《儒林外史》呈现儒礼的脉络时,商伟将理论建构、文本细读和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小说的37回为例:这一回是小说的主题结构的中心,以几乎整回的篇幅详细描写了泰伯祭礼的全过程。但是这样的写法读上去却像是一个反高潮,甚至让现代读者疑心为有意的反讽。商伟通过细心考辨,确认这一回是以当时流行的儒家仪注,也就是仪式指南为依据,撰写而成的。不仅如此,吴敬梓在小说此后的部分中还以仪注为叙述线索,一直串连到48回有关王玉辉的情节,并且创造了一个小说内部回溯阅读的瞬间,让我们跟着王玉辉一同透过泰伯祠墙上贴的仪注单重读小说的37回,因此围绕着儒礼实践的主题,展开了一个不断探索而又不断反躬自省的动态过程。这个例子表明,理论、细读和考据如何相互生发,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对《儒林外史》的解释:一方面在小说与当代的礼仪论述和实践之间建立历史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将小说内部的情节前后串联连起来,从而准确地再现吴敬梓礼仪叙述的脉络层次和内部动力。 《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还涉及了其它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对于理解《儒林外史》以及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意义:历史,时间,反讽叙述与抒情意识等等。《儒林外史》自称“外史”,用闲斋老人序中的说法,是“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那么,该如何解释小说的这一自我定位?它与历史叙述的关系又应该怎样来理解?商伟对《儒林外史》的分析表明,吴敬梓真正把世俗时间带入小说,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和文学叙述在封闭、抽象的时间中自我演绎和自我完成的写法。商伟通过小说中的一些例子,指出吴敬梓有时甚至采用了近似新闻体的写作,根据小说原型人物的经历,对有关情节进行及时的更新和调整,赋予了小说叙述以现在进行时的特征,也让读者直接感知了作者写作期间所经验的世俗时间,及其悸动、断裂、突转和变化无常。
评分这个教材我觉得在西方文论里面应该算作最晓畅、条理的了。
评分基础教材。
评分基础教材。
评分浓缩精要,脉络清析,注重不同理论间的演变和发展
评分《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在十八世纪中叶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说。当时仅以稿本的形式在小圈子里流行,1803年刊行之后,逐渐为世人所知。至十九世纪后期影响日著,如日中天,促成了鲁迅后来称之为“谴责小说”的出现,诚如胡适所说,当时南方的社会小说家都在模仿《儒林外史》。但对这部重要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却向来充满了争议。在今天通行的排行榜中,《儒林外史》跻身于六大古典小说之列,与同时的《红楼梦》齐名,但学界的评价和流行的程度却难与《红楼梦》同日而语。鲁迅当年就感叹:“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又说“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丰收〉序》。可见,读懂这部小说并非易事。但是这部小说究竟因为什么而伟大永久呢? 十九世纪以来的读者所见不同,各有所取。清代的一些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了当代文坛和官场的逼真镜像,“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卧闲草堂本的评语),这部文人小说因此成了文人读者自我省鉴的必读之书:“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而小说的核心,在他们看来,则是对世俗价值,尤其是对“功名富贵”的否定。进入二十世纪,对《儒林外史》的解读显示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五四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否定儒家思想和官方体制(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的讽刺小说,而晚近的学者却往往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对它作出解读,甚至视之为儒家小说。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和风格,也同样众说纷纭,难以定夺。 《儒林外史》,一个挥之不去、却又充满了歧义的话题。 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顾名思义,以《儒林外史》对儒礼的批判和重构为出发点,展开论述,表明这部小说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婉而多讽”地呈现出士林的众生百相,世态炎凉,而且还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深刻困境。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秩序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历史性转变的产物,也构成了对它们的批判性回应。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它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难以取代的重要地位。 商伟指出,《儒林外史》对儒礼的重构还体现为一个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吴敬梓在第37回呼唤出儒礼的新的愿景,却又在接下来的章回中把它变成了审视和质疑的对象,将它潜在的问题和后果一一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这样一个悖论的姿态和自我对抗的冲动在当时其它文体的写作中并不多见,也正是《儒林外史》难以企及之处。除去稍后出现的《红楼梦》,别的章回小说也很少能够做得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林外史》的出现揭示了十八世纪儒家道德想象所获得的自我意识的全新高度,而不能简单地视为思想史上一个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的注脚。 在把握《儒林外史》呈现儒礼的脉络时,商伟将理论建构、文本细读和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小说的37回为例:这一回是小说的主题结构的中心,以几乎整回的篇幅详细描写了泰伯祭礼的全过程。但是这样的写法读上去却像是一个反高潮,甚至让现代读者疑心为有意的反讽。商伟通过细心考辨,确认这一回是以当时流行的儒家仪注,也就是仪式指南为依据,撰写而成的。不仅如此,吴敬梓在小说此后的部分中还以仪注为叙述线索,一直串连到48回有关王玉辉的情节,并且创造了一个小说内部回溯阅读的瞬间,让我们跟着王玉辉一同透过泰伯祠墙上贴的仪注单重读小说的37回,因此围绕着儒礼实践的主题,展开了一个不断探索而又不断反躬自省的动态过程。这个例子表明,理论、细读和考据如何相互生发,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对《儒林外史》的解释:一方面在小说与当代的礼仪论述和实践之间建立历史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将小说内部的情节前后串联连起来,从而准确地再现吴敬梓礼仪叙述的脉络层次和内部动力。 《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还涉及了其它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对于理解《儒林外史》以及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意义:历史,时间,反讽叙述与抒情意识等等。《儒林外史》自称“外史”,用闲斋老人序中的说法,是“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那么,该如何解释小说的这一自我定位?它与历史叙述的关系又应该怎样来理解?商伟对《儒林外史》的分析表明,吴敬梓真正把世俗时间带入小说,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和文学叙述在封闭、抽象的时间中自我演绎和自我完成的写法。商伟通过小说中的一些例子,指出吴敬梓有时甚至采用了近似新闻体的写作,根据小说原型人物的经历,对有关情节进行及时的更新和调整,赋予了小说叙述以现在进行时的特征,也让读者直接感知了作者写作期间所经验的世俗时间,及其悸动、断裂、突转和变化无常。
评分不错
评分《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在十八世纪中叶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说。当时仅以稿本的形式在小圈子里流行,1803年刊行之后,逐渐为世人所知。至十九世纪后期影响日著,如日中天,促成了鲁迅后来称之为“谴责小说”的出现,诚如胡适所说,当时南方的社会小说家都在模仿《儒林外史》。但对这部重要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却向来充满了争议。在今天通行的排行榜中,《儒林外史》跻身于六大古典小说之列,与同时的《红楼梦》齐名,但学界的评价和流行的程度却难与《红楼梦》同日而语。鲁迅当年就感叹:“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又说“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丰收〉序》。可见,读懂这部小说并非易事。但是这部小说究竟因为什么而伟大永久呢? 十九世纪以来的读者所见不同,各有所取。清代的一些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了当代文坛和官场的逼真镜像,“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卧闲草堂本的评语),这部文人小说因此成了文人读者自我省鉴的必读之书:“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而小说的核心,在他们看来,则是对世俗价值,尤其是对“功名富贵”的否定。进入二十世纪,对《儒林外史》的解读显示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五四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否定儒家思想和官方体制(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的讽刺小说,而晚近的学者却往往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对它作出解读,甚至视之为儒家小说。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和风格,也同样众说纷纭,难以定夺。 《儒林外史》,一个挥之不去、却又充满了歧义的话题。 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顾名思义,以《儒林外史》对儒礼的批判和重构为出发点,展开论述,表明这部小说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婉而多讽”地呈现出士林的众生百相,世态炎凉,而且还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深刻困境。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秩序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历史性转变的产物,也构成了对它们的批判性回应。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它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难以取代的重要地位。 商伟指出,《儒林外史》对儒礼的重构还体现为一个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吴敬梓在第37回呼唤出儒礼的新的愿景,却又在接下来的章回中把它变成了审视和质疑的对象,将它潜在的问题和后果一一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这样一个悖论的姿态和自我对抗的冲动在当时其它文体的写作中并不多见,也正是《儒林外史》难以企及之处。除去稍后出现的《红楼梦》,别的章回小说也很少能够做得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林外史》的出现揭示了十八世纪儒家道德想象所获得的自我意识的全新高度,而不能简单地视为思想史上一个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的注脚。 在把握《儒林外史》呈现儒礼的脉络时,商伟将理论建构、文本细读和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小说的37回为例:这一回是小说的主题结构的中心,以几乎整回的篇幅详细描写了泰伯祭礼的全过程。但是这样的写法读上去却像是一个反高潮,甚至让现代读者疑心为有意的反讽。商伟通过细心考辨,确认这一回是以当时流行的儒家仪注,也就是仪式指南为依据,撰写而成的。不仅如此,吴敬梓在小说此后的部分中还以仪注为叙述线索,一直串连到48回有关王玉辉的情节,并且创造了一个小说内部回溯阅读的瞬间,让我们跟着王玉辉一同透过泰伯祠墙上贴的仪注单重读小说的37回,因此围绕着儒礼实践的主题,展开了一个不断探索而又不断反躬自省的动态过程。这个例子表明,理论、细读和考据如何相互生发,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对《儒林外史》的解释:一方面在小说与当代的礼仪论述和实践之间建立历史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将小说内部的情节前后串联连起来,从而准确地再现吴敬梓礼仪叙述的脉络层次和内部动力。 《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还涉及了其它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对于理解《儒林外史》以及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意义:历史,时间,反讽叙述与抒情意识等等。《儒林外史》自称“外史”,用闲斋老人序中的说法,是“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那么,该如何解释小说的这一自我定位?它与历史叙述的关系又应该怎样来理解?商伟对《儒林外史》的分析表明,吴敬梓真正把世俗时间带入小说,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和文学叙述在封闭、抽象的时间中自我演绎和自我完成的写法。商伟通过小说中的一些例子,指出吴敬梓有时甚至采用了近似新闻体的写作,根据小说原型人物的经历,对有关情节进行及时的更新和调整,赋予了小说叙述以现在进行时的特征,也让读者直接感知了作者写作期间所经验的世俗时间,及其悸动、断裂、突转和变化无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