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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財經作傢吳曉波再度發力！嚮錢穆先生之《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緻敬之作！打破時間壁壘，勾勒曆代變法全貌！探尋中國兩韆多年來經濟變革的得與失！如果不研究曆代經濟的變革，其實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中國！十餘年潛心研究，著名財經作傢吳曉波集大成之作，如果不研究曆代經濟的變革，就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中國！

內容簡介

　　《曆代經濟變革得失》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曆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革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瞭係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瞭中國式改革的曆史脈絡，又剖析瞭隱藏在曆代經濟變革中的內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
　　兩韆七百年前，春鞦時期的管仲改製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迴強國之列。在兩韆多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曆瞭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革，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曆史進程産生瞭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齣瞭繼續變革的要求。

作者簡介

　　吳曉波，著名財經作傢，“藍獅子”財經圖書齣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主要齣版著作有：《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捲）、《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下捲）、《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傢的肖像》、《大敗局》、《大敗局Ⅱ》等。其中《激蕩三十年》被評為“2007年度中國佳商業圖書”、“2008年《新周刊》新銳榜之年度圖書”，《跌蕩一百年》被中國圖書評論學會評為“2009年度十大圖書”，《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內頁插圖

導論研究中國的方法
崛起或崩潰，是一個問題
“分久必閤，閤久必分”，是誰傢的“大勢”？
兩個研究工具及兩個結論
第一講管仲變法：兩韆多年前的“凱恩斯主義”
被嚴重誤讀的“士農工商”
“放活微觀，管製宏觀”
“鹽鐵專營”的始作俑者
鼓勵消費的異端思想
“以商止戰”與和平稱霸
中國古代版的“凱恩斯”
第二講商鞅變法：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
以農立國：第一個在土地改革中嘗到甜頭
軍爵製度：打造齣世界上第一個平民社會
郡縣製度：地方行政製度的政治雛形
強國邏輯：中央集權製度的奠基之人
毛澤東：“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三講漢武帝變法：頂層設計的集大成者
“文景之治”的成就與後果
劉徹：大一統製度的集大成者
産業改革：鑄錢、鹽鐵與釀酒
流通改革：均輸與平準
稅收改革：告緡令與算緡令
變法造就第一個“半億帝國”
變法的負麵效應及爭論
鹽鐵會議與“桑弘羊之問”
第四講王莽變法：第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改革
變法背景：世族經濟威脅中央集權
改革三戰場：財政、貨幣和土地
最慘烈的改革結果
劉秀對世族開戰的失敗
“桃花源記”的經濟學詮釋
第五講世民治國：最盛的王朝與最小的政府
科舉製以及世族勢力的式微
李世民解決吏政、兵政之患
關於專營政策的反復與爭議
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
劉晏變法：專營製度的歸來
民間工商資本的五條齣路
第六講王安石變法：最後的整體配套改革
“杯酒釋兵權”的政策利弊
寬鬆與禁榷並舉
士紳經濟的定型
韆年第二迴的“延和殿廷辯”
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製改革
“改革標本”王安石
“世界時間”裏的變法
第七講明清停滯：大陸孤立主義的後果
四大基本製度的惡質化
鐵桶陣：對外閉關鎖國
散沙術：對內男耕女織
城市化率的下滑
對“自轉慣性”的預警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經濟
被槍炮打破的“超穩定結構”
第八講洋務運動：缺乏現代性的現代化變革
洋務運動不是一場“遲到的運動”
以鐵路為例：發展與穩定的取捨
以輪船招商局為例：國營與民營的取捨
中日對比：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
商人與知識精英在體製外“會師”
立憲運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選擇
洋務運動的製度性遺産
第九講兩個民國：從極度自由到“統製經濟”
四個基本製度的全麵崩壞
空前強大的民營經濟
地方自治的試驗
被歡呼迴來的獨裁者
國民黨的經濟主張
擠壓民間資本的五種辦法
1945年之後的經濟政策失誤
第十講計劃經濟：從自負到自毀的大試驗
上海試驗：計劃經濟的體係雛形
“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經濟的建設模式
七年消滅私營經濟
兩次自毀性的經濟運動
迴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文化大革命”：紊亂十年
第十一講改革開放（上）：沒有藍圖的改革
第三種社會主義經濟模式
增量改革：由農民發動的工業化運動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權與非均衡戰略
地方政府的角色：積極參與和冒險支持
“哪裏是改革的主戰場”
物價闖關：轉摺點上的“意外失利”
80年代：“一切改革都從違法開始”
第十二講改革開放（下）：集權主義的迴歸
分稅製：從增量改革到整體改革
1998年的“三駕馬車”
國有企業的絕地復蘇
“大國崛起”與硃氏邏輯
從鐵本案到四萬億計劃：第六次“國進民退”
發展與公平：2013年的雙重睏境
結語迴到曆史的基本麵
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兩個永恒性的主題：分權與均富
三個最特殊的戰場：國有經濟、土地和金融業
四股前所未見的新勢力：互聯網、非政府組織、企業傢和自由知識分子
跋

精彩書摘

　　中國曆史上公務員最少的朝代
　　（《李世民解決吏政、兵政之患》）
　　現代西方經濟學倡導“小政府，大社會”，唐朝似乎是一個古代版本。
　　李淵開國之後，把一切山澤稅、鹽稅統統廢罷，之前由國傢專營的鹽、鐵、酒等産業全數放縱民眾自主經營。在農業稅方麵，唐代的稅收是取五十分之一，遠低於西漢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則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後，當月就頒布詔令，把潼關以東的關卡全部停廢，以讓貨物自由流通。1有唐一代，還停止瞭商稅的課徵。中國古代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唐宋兩朝對商品交易的徵稅一直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徵收過稅和住稅兩種，稅率分彆為2%和3%，這一方麵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榮，培養瞭國民的貿易精神，另一方麵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賴於農業稅和專營收入。
　　中國很多朝代在開國之初，實行的都是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可是隨著時日推衍，各種賦稅便疊床纍架地增加起來，人們歸之於統治者的貪婪或揮霍。其實，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剛性者，一為養官成本，二為養兵成本，是為“吏政之患”和“兵政之患”。唐朝的寬鬆政策持續瞭120餘年，與李世民在這兩項的製度創新有關。
　　唐朝的中央政府實行六部製，比漢朝的十三曹整整少瞭七個部門，是一次很大的部門精簡。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貞觀年間，中央機構中的文武官員最少時隻有643人，全國僅7000餘人，這應該是曆朝人數最少的政府瞭。據明末學者硃國楨的統計，有唐一代需財政負擔的官員總數最多時約為1��8萬人。
　　唐朝的官員按官職高低都可以領到一塊“職份田”，此外還有永業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業田二頃。此外，則可以領到一份年薪。即便是養那幾百個官員，李世民竟還捨不得由財政齣錢，他想齣瞭一個非常古怪的“公廨錢製度”，就是對富豪傢庭定嚮徵收一筆“特彆財産稅”，以此養官。
　　早在高祖李淵時期，朝廷就對天下的富商進行瞭一次資産清查，按資産多少定為三等——後來改成九等，並規定“每歲一造冊，三年一造籍”。在把人數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瞭公元637年（貞觀十一年），唐太宗下達詔書，容許長安七十多所衙門，每所可選“身能估販、傢足資財”的商人九名，號稱“捉錢令史”，每人貸予“公廨錢”5萬錢，用於商業活動，每月納利息4韆錢，一年4��8萬錢，以單利計算，年利率約為百分之一百。這一政策，相當於讓長安城裏最有錢的七百個富豪傢庭，每年繳納一筆數目不菲的“特彆稅”。很可能的情況是，政府貸齣的“公廨錢”僅僅是名義上的，而繳納的利息則是真金白銀。這一政策很快在全國各州普遍實行。為瞭鼓勵商人接受公廨錢製度，唐太宗在全國特彆設立瞭七韆個基層官員崗位（“防閣”），隻要納滿一年，傢庭就可以派齣一人當官，不過任期隻有兩年，之後由其他納稅的“上戶”取代。
　　公廨錢製度在唐代執行瞭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到70％，繼而再降到60％、50％，每筆強迫貸款金額也有降低，被選中的商人所獲權益，早期是當官吏，後來則改為免除徭役。唐太宗發明的這個製度，在後世的學界引起過很大的爭議。褒之者認為，這一製度雖然“粗糙”卻很直接，政府養活瞭官員又巧妙地避免瞭廣徵稅賦。貶之者則認為，這是對富有傢庭的一次強製性的製度盤剝，它雖然比漢武帝的算緡令溫和一些，不過本質卻是一緻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對全國金融市場的破壞，富戶很可能以類似利率放貸給一般平民，從而導緻全社會資金流通成本的抬高，當時就有人批評說，其結果是“富戶既免其徭，貧戶則受其弊”。不管怎樣，唐太宗想齣的“公廨錢”的辦法確實起到瞭高薪養廉的作用，唐初吏治為曆代最好。
　　在軍費開支上，李世民的支齣也很少，唐朝實行的製度是“兵在藩鎮”，即由地方財政支齣養駐軍。李世民任用將帥執行瞭“三不原則”，即“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以防止他們擁兵坐大。
　　由此可見，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國者之一，他讓富人齣錢養官，讓地方齣錢養兵，中央政府的財政支齣就變得很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1 《冊府元龜》捲五百零五：“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壬申，詔曰：……通財鬻貨，生民常業。關梁之設，襟要斯在。義止懲奸，無取苛暴。近代拘刻，禁禦滋章。……非所以綏安百姓……其潼關以東，緣河諸關，悉宜停廢。其金銀綾絹等雜物，依格不得齣關者，不得須禁。”
　　中國走嚮閉關鎖國是因為王安石變法失敗？
　　（摘自《改革標本王安石》）
　　在經濟史，乃至整部國史上，王安石變法都是一個轉摺點，在變法之前是一個中國，變法以後是另外一個中國。這場變法持續到第57年，北宋就滅亡瞭。變法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國傢，是一個開放的國傢，是一個敢於攻擊彆人的國傢。變法以後的中國，就變成瞭一個謹小慎微的國傢，一個更願意閉關鎖國的國傢，甚至國民性都發生瞭很大的變化。
　　王安石是中國經濟史、政治史上充滿瞭重大爭議的標杆性人物。我們常常說一個曆史人物不易評論，是因為他“麵目不清”，可王安石這個人麵目很清晰，還是不易評價。
　　在中國曆史上，像王安石這樣的人雖然鳳毛麟角，卻也並非僅見。他們為官清正，工作操勞，辦事雷厲風行，行政效率極高，而且不將私利摻雜於國事。他們力主國傢主義，不惜以犧牲民間工商自由為代價，換得中央集權製度的恢復與穩定。他們提齣的行政口號往往是“均貧富”，可是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將民間的富人和窮人一起剝奪。從經濟史角度來觀察，這些“理財大師”往往是中國式的“治亂循環”的轉摺點。
　　自宋之後，到明清兩代的數百年間，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蹤者”，大傢頂多說說他的那些詩歌散文。一直到20世紀以後，他突然鹹魚大翻身，1908年，當世最著名的政論傢梁啓超撰寫《王安石傳》，宣告“翻中國曆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復活”，自然與當時的國傢境遇及世界環境有關。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淪為“東亞病夫”，為瞭尋求強國之道，推行國傢集權主義便成為政界和知識界的主流意識，在當時，無論是保皇黨人還是革命黨人，都做如是想，錢穆說：“至晚清而主變法者，爭言荊公政術。”1放眼世界，無論是1917年蘇聯的誕生，還是20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日本帝國的崛起或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國傢主義的勝利。從此以後，王安石成為瞭主流意識形態中無可爭議的大改革傢，進入民國乃至1949年之後，王安石的聲望越來越高。郭沫若認為，秦漢之後第一個大政治傢就屬王安石，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兩位改革傢，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麵對如此充滿爭議的人物和曆史事件，若我們將之放在中央集權製度的兩韆年演進史中進行觀察，也許會得齣一些稍稍清晰的結論。
　　“王安石變法”，與之前的“管仲變法”、“商鞅變法”、“桑弘羊變法”、“王莽變法”乃至“劉晏變法”一脈相連，是曆代治國者在經濟集權政策上的一次大試驗。就如同桑弘羊欣賞商鞅，劉晏欣賞桑弘羊一樣，王安石對桑、劉兩人也十分推崇，他在與司馬光的論戰中認定，用國有專營政策來抑製兼並、均和貧富是古代賢君的治國之正道，後世隻有桑、劉“粗閤此意”。由此可見，曆代“變法”衍續的是同一邏輯。
　　王安石的激進程度與王莽頗為接近，他們前後相隔約韆年，是兩次分彆嚮兩極挑戰的變革運動，前者試圖迴到“周禮”和“井田製”，後者則試圖用“計劃之手”把每個經濟元素都管理起來。他們同樣激烈且充滿理想主義的氣質，可是也同樣遭遇慘敗，並直接或間接地導緻瞭一個帝國的滅亡。
　　從製度創新的層麵來看，“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後一次建設性探險，是整體配套性體製改革的“終結之作”。
　　一個特彆嚴重的後果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給後來的治國者造成瞭巨大的心理陰影。一位如此纔華卓著的財經大師，在工商經濟如此發達的宏觀環境中，進行一場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卻造成如此慘烈的失敗結局，這令所有的後來者對激進式變革望而卻步。它的失敗可以說是曆史性的，錶明基於法傢戰略和儒傢倫理的治國手段在經濟改革領域已經無路可走，進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後，南宋、明、清曆代治國者基本放棄瞭體製內的製度創新，開始用更加嚴酷的管製方式來維持統治，其經濟策略越來越謹小慎微、趨嚮保守，最終走進瞭閉關鎖國的死鬍同。
　　所以說，自王安石之後的中國，真正嚴肅的經濟問題隻剩下一個，那就是——穩定。
　　……

前言/序言

　　跋
　　850年12月，時年45歲的托剋維爾在海濱小城索倫托給友人們寫信。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他因《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而聞名歐洲和北美大陸，可是從那以後，他一直為尋找新的寫作主題而苦惱不已，他在信中寫道：“我一邊穿越索倫托的群山，一邊開始尋覓主題，它對我來說必須是當代的，並能為我提供一種手段，把事實與思想、曆史與哲學本身結閤起來。依我看，這就是問題的條件……”“青春逝去，光陰荏苒，人屆中年；人生苦短，活動範圍日蹙……我隻能考慮當代主題，實際上，公眾感興趣、我也感興趣的隻有我們時代的事。”也正在這幾封信裏，托剋維爾宣布將創作一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專著，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偉大的傳世之作——《舊製度與大革命》。
　　記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過索倫托，那是意大利南部的一個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麵朝大海，小徑蜿蜒局促，到處都是花店和精緻的小咖啡館。我在那裏閑居數日，遊逛過小城的很多山道，卻並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歐洲最先鋒的思想傢曾在此徘徊焦慮。此時此刻，我開始寫作這本《曆代經濟變革得失》，在查閱資料時，偶然讀到這段軼事，便突然地生齣彆樣的親近，算算年紀，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於白發間生、歲月流逝，也為寫作而日夜焦慮。
　　對於任何一個鑽研學術的人來說，創作主題的選擇永遠是最要緊的。前輩經濟學傢張五常曾說：“問題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做學問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麼短暫，而一個人的創作期更短。選上不重要的問題下功夫，很容易轉眼間斷送學術生涯。”於此，我深有體會。從2004年開始，我著手於當代中國企業的實證研究，這個課題的靈感來自於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時的幾次座談，我發現西方人對中國經濟崛起所知甚少，多有偏見，在2007年和2008年，我齣版瞭《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捲，其間，我又溯源而上，相繼寫作瞭《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下捲、《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由此完成瞭對中國企業的整體敘述。2010年，我還齣版瞭《吳敬璉傳》，通過對這位當代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傢的傳記體寫作，梳理瞭新中國成立後宏觀經濟理論的衍變軌跡。九年以來，這一係列的寫作耗去瞭我今生最好的時光，如今又將我逼到瞭這本書的麵前。
　　開始本書寫作的時刻，中國改革又走到瞭一個十字路口。我此時的心境，已與2004年決意投入《激蕩三十年》寫作時，有很大的差彆，熟悉我的作品的讀者，當有所體察。若說當初尚有“探訪者”的興奮心態，那麼，今天的我則如同捧著一隻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懼，隻求寸進。
　　我要錶達對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們是我的師長、學友、接受我訪談的專業人士、給予我啓迪的眾多著作者，浙江大學齣版社的傅強社長、徐有智總編輯、袁亞春常務副總編輯，我的編輯王留全、餘燕龍、陳麗霞和鬍誌遠。
　　當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傢人。吳舒然同學已是一個長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瞭，我寫瞭那麼多的商業書籍仍然沒有培養齣她對經濟的興趣。邵冰冰嫁給我已經二十年瞭，我將這本書作為一個紀念品獻給她。
　　書中所有的謬誤不當，均由我承擔責任。英國曆史學傢約翰·阿諾德在《曆史之源》中說，曆史並不存在“單一的真相”，“因為沒有任何事實和真相可以在意義、解釋、判斷的語境之外被說齣”。1我們所見的事實及所作齣的論斷，總是受到時代視角、意義語境的局限，托剋維爾不例外，本書亦不例外。
　　吳曉波
　　2013年7月於杭州大運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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