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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插圖本）》在充分占有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從思想演進和政治變動兩個維度詳細敘述瞭1935年至1945年間本書稱之為“毛主義”的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直至成為中國共産黨的指導思想的曆史過程。
　　作者拓展瞭中共思想史的討論，清晰地勾畫齣馬剋思主義中國化思潮從瞿鞦白到陳伯達，再到毛澤東本人的漸進軌跡，從而闡明瞭馬剋思主義中國化與毛澤東思想之間的淵源關係。
　　《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插圖本）》還通過描述毛澤東與陳伯達在延安的人際互動與思想交流，充分展示齣陳伯達在構建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中的突齣作用。
　　總之，作者認為：毛澤東思想的崛起，既與中共內部政治、思想發展的走嚮相關，也受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影響；既是毛澤東本人親力親為的結果，也是黨內一部分知識分子擘劃與宣傳的産物。

作者簡介

　　雷濛德·F·懷利（Raymond F.Wylie），美國裏海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師從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傢斯圖爾特·施拉姆）。1965年至1967年曾來中國訪學。
　　主要著作：《中國：農民革命》（1972）、《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1980）、《命運與共：美日關係》（閤編）（1989）。

目錄

第一章 導言：探尋中國道路
陳伯達：成長時期

第二章 發展中國的馬剋思主義1935-1937
民族主義與“民族形式”
陳伯達的“新啓濛運動”
毛澤東的崛起
毛澤東探尋“正確”理論
毛澤東、陳伯達與馬剋思列寜主義

第三章 走嚮“毛澤東神話”1937-1938
毛澤東的“中國化”哲學
陳伯達在毛派陣營中的崛起
毛澤東、陳伯達與“毛澤東神話”

第四章 馬剋思主義中國化1938
陳伯達與中國文化的“中國化”
毛澤東提倡“馬剋思主義中國化”
陳伯達、毛澤東與馬剋思主義中國化

第五章 先知的崛起1939-1940
陳伯達馬剋思主義中國化的努力
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

第六章 挑戰與迴應1940-1941
挑戰毛澤東的權威
葉青攻擊毛澤東
陳伯達與王實味的爭論
整風運動的前奏

第七章 毛派的整黨1942
毛澤東在黨內的支配地位
整風運動的高潮
毛澤東崇拜的齣現？

第八章 “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國民黨的思想進攻
“毛澤東思想”的誕生
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崇拜
陳伯達批判《中國之命運》

第九章 中共黨史的重構1943-1944
學習黨史運動
陳伯達和毛澤東神話
毛澤東早年的“布爾塞維剋主義”
毛澤東的“革命智慧”

第十章 勝利的大會1945
陳伯達與黨史決議
領袖化身聖人

第十一章 結論與後記
結論
後記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導言：探尋中國道路
中國現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描繪成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很難再舉齣其他的事例，如1840年後的中國一樣，外部事件對一個國傢的發展進程産生瞭那樣深刻的影響。毋庸置疑，19世紀中期的西方列強將中國的“開放”視為一大難題。同樣，清政府也將儒傢文明免遭“外夷”侵蝕當作基本前提。這確實是不同文明間的碰撞，而不是同類文化下民族國傢間的衝突。當長城最終被西方的強力撕開缺口時，中國人被迫承認瞭西方強國的要求。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不得不麵對錯綜復雜的特殊利益集團，齣於各種原因，這些人對傳統中國抱有不良企圖。對中華文明威脅最大的並不是外國政治傢和外交傢，而是大批緊隨其後的士兵、商人、教師、傳教士和實業傢。
這些非官方的“大使”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構成瞭可怕的挑戰。他們熱衷於在中國追求多種多樣的利益，如此一來，他們也時常試圖按照西方現代、“先進”的形象來改造中國。用當下政治科學的術語來說，中國陷入瞭日益復雜的“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網。與滲透於社會各層麵的中國人與外國人的非政府關係相比，官方的外交交往反而漸居次要地位。直到1949年，中國共産黨取得國傢政權時，纔采取瞭決定性的步驟，以此來控製中國的跨國聯係並驅逐討厭的外國代理人。比其他多數“新國傢”更甚，中華人民共和國努力控製著與外部世界聯係中的非官方交往。到瞭20世紀70年代末，這種控製纔稍有放鬆。
中國共産黨人試圖建立起一套新的、全麵的意識形態體係，並以信仰純潔性為名，控製所有外來思想的影響。他們繼承瞭傳統的儒傢文化，不僅強烈地關注社會—倫理的哲學，還同樣強烈地關注社會—倫理哲學在官方意識形態中的體現。實際上，正是這種對思想純正性的專注，部分阻礙瞭儒傢士大夫有力地迴應西方新思潮的挑戰。在維持傳統思想體係的孤注一擲中，士大夫們實際上加速瞭帝國的滅亡。對於多數保守的知識分子而言，儒傢思想不論好壞，都是一個整體，他們便是其堅定的捍衛者；而逐漸成長起來的少數激進分子則相信，為瞭國傢生存的需要必須徹底犧牲儒傢思想。由於激進知識分子的優勢，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著名的新文化運動中，傳統意識形態被拋棄，思想活躍的年輕人開始尋找新的學說來填補由此造成的思想真空。
在廣泛試驗西方的各種“主義”之後，激發中國青年的兩大思想逐漸崛起：西方的，尤其是歐洲的國傢主義和蘇聯的馬剋思列寜主義。這兩種主義很快就找到瞭各自的信奉者，在政治運動中，這些信奉者為贏得國人的支持而展開競爭。起初，蔣介石和國民黨在熱血青年中吸引瞭一大批追隨者，但還不足以摧毀共産黨的吸引力。總之，在經曆瞭許多挫摺之後，共産黨人意識到，把民族主義的愛國情感與馬列主義的改造熱情相結閤將會擴大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在整個三四十年代，中共的領袖——毛澤東逐漸成為這兩種思潮結閤的象徵。最後，在1943年，這一思想的結晶被冠以“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在中共的首府延安正式問世。中國共産黨人終於找到瞭一種滿意的、替代儒傢思想的意識形態。1949年後，毛澤東思想成為新的國傢意識形態，而中共則成為它的官方解釋者和執行者。
通過上述迴顧，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潮流從西方和蘇聯嚮中國的自由流動提供瞭一個極好的“跨國思想交流”（transnational ideological exchange）的實例。不管當時的中國政府采取何種立場，這些思潮基本上都越過瞭國界。麵對大量令人迷惑的外來思想，中國知識分子擯棄瞭一些，擁抱瞭另一些，並力圖使後者適應他們的需求。在共産主義運動內部，發展趨勢也大體一緻：從早期不加批判地接受蘇聯式的馬剋思列寜主義到愈加批判性地、選擇性地改造外來學說。在從蘇聯到中國之思想交流的復雜過程中，原初的思想開始呈現齣新的內容和形式，並與它的“正”根相分離。當中國共産黨人將自己的社會—文化情感和革命實踐經曆熔鑄於意識形態中時，他們的蘇聯同仁便認為，馬剋思列寜主義開始變得“異質”（和可疑）。
曆史的一大諷刺是，蘇聯的馬列主義者現正麵臨著意識形態上的嚴重挑戰，中國同誌將原先蘇聯同誌傳授給他們的思想體係加以修改，以此挑戰蘇聯共産黨在意識形態上的權威。思想交流通常都是雙嚮的，中國現在正試圖扭轉流嚮，自東嚮西輸齣意識形態。具有中國特徵的毛派意識形態中國際性的（或者，更準確地說，跨國的）一麵已被清楚地展示齣來，盡管其在60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中還曾錶現得有些粗魯。隨著自信和國際經驗的增長，中國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可能會以更微妙的方式逐漸為人所感知。如同他們的儒傢祖先一樣，當代的共産黨人也努力保衛意識形態免受外來影響。但是，與儒傢信徒不同，共産黨人還熱衷於嚮國外傳播自己的信仰。今日的中國人正告彆過去的孤立主義，並渴望登上世界政治的舞颱，與西方、蘇聯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傢的意識形態並存。
作為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概念，毛澤東思想的崛起是中共黨史乃至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過去的三十年間，毛澤東思想已成為中國政治的主要組成部分，而在西方則是被褒貶的主題。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思想是對正統馬剋思列寜主義的創造性發展；而在另一方麵，它也意味著中共從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主流中掙脫齣來。在現實中，上述兩種意義可能同時存在。不過令人驚奇的是，幾乎還沒有人詳細分析過毛澤東思想崛起的曆史進程。德田教之（Noriyuki Tokuda）的論文雖然很有價值，但過於簡略，還不能使人完全滿意。許多概述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論著對此問題也有所涉及，專注程度卻更為不足。
本研究的目的便是填補這一空白，並試圖分析1935—1945年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在中共黨內崛起的思想演進和政治發展的過程。從1935年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取得有限的勝利，到1945年毛澤東思想被正式寫入中共的新黨章，正是這十年，毛澤東逐漸集政治、思想大權於一身。
這十年恰好與中共黨史學中眾所周知的“延安時期”相重閤。這段重要的時期已經催生瞭一批優秀的研究著作，隨後便將提及，但沒有一部論著專門關注政治鬥爭中意識形態的層麵，而在這至關重要的十年中，政治鬥爭幾乎完全支配瞭黨內生活。博伊德·康普頓（Boyd Compton）翻譯瞭著名的中共《整風文獻》，這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它無法取代對延安時期中共意識形態發展的綜閤分析。我並不想再寫一本康普頓那樣的書，而是希望聚焦於彆處，闡明一些思想爭論及其發生的特殊政治背景。在毛澤東上升為中共黨內主要的意識形態發言人的過程中，這些爭論一直如影相隨。正如最近齣版的所謂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1942—1945年共産國際駐延安的代錶）日記所錶明的那樣，在這關鍵的幾年裏，大量爭論始終伴隨著中國共産黨的發展。
應該說明的是，我目前的研究並不打算囊括整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演變和內容。盡管這一課題還遠未做盡，但它已為該領域許多有纔華的學者所關注，最著名的便是斯圖爾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當然，我的興趣在於思想演進和政治發展的具體過程，即毛澤東思想上升為正式的意識形態概念和官方的“指導思想”的過程。因此，我不會首要關注以下問題：在任何絕對意義上，毛澤東的思想是否是嚴密的，是否是獨創的，是否是正統的，是否是中國的，是否切中瞭要害。這些問題最好留給哲學傢或革命傢，而他們的判斷被公認為含有主觀因素。我的主要興趣不是毛澤東政治思想的思想內涵，而是政治現象本身，是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權力中心和動員中心的過程。按照嚴格的標準分析，毛澤東思想的地位應該比馬剋思主義或列寜主義稍低，但它對現代中國的曆史進程和政治走嚮的巨大影響卻是毫無疑問的。
我試圖迴答的問題是一些經驗主義的問題。毛澤東思想的崛起是反映瞭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文化觀照，還是基本上與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無關？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是來自其擁護者成熟的思想，還是提升與綜閤瞭中共黨內各種思潮？還有，毛澤東思想的崛起是隨著毛澤東政治權力的增大自然而來的結果，還是其擁護者有意為之的産物？中共黨內哪些個人和集團支持把毛澤東思想抬高到黨的官方學說的高度，哪些人反對這種變動，哪些人隻是簡單地跟隨？如果1938年“馬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念與1943年“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存在著關聯，那麼這兩者到底是什麼關係？毛澤東思想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國共産黨自身發展的影響，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共無法掌控的國內外事件的影響？最後，對於那些支持者，“毛澤東思想”的準確含義到底是什麼？一方麵，他們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與正宗馬剋思主義理論的關係？另一方麵，他們又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曆史文化的關係？
想要迴答這些有趣的問題，我們必須仔細審視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曆史。這種方法要求我們順著毛澤東獲取權力的曆史進程來展開研究，因為毛澤東在思想方麵日益提升的聲望是他在黨內樹立個人權威的主要議題，也是黨內外批評傢和反對者攻擊的中心議題。這本質上是思想史，即以政治權力為背景，研究政治思想的演變，並研究兩者互動的性質與結果。我特彆想錶明，最近在政治上強化毛澤東的新政策絕非偶然，它是為瞭應對具體的挑戰與機遇。然而，本研究並非延安時期的通史，因此，在延安時期更為廣闊的曆史層麵，對我們所涉及的領域做齣一些限製是必要的。
在這段曆史中，毛澤東的個人作用將會受到相當的重視。毛澤東逐漸意識到革命運動中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同時中共許多高層領導人也都對他作為馬列主義理論傢的能力錶示懷疑，這些都促使毛澤東決心成為中共在一切理論問題上的首席發言人，從而獲得意識形態方麵無可爭議的權威。在毛澤東思想被全黨認可為官方指導思想的演進過程中，每一個重要關頭都可以看到毛澤東本人無處不在的影響。
然而，毛澤東不可能單獨完成這樣的偉業，因此，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過作用的其他人物也應得到關注。毛澤東身邊圍繞著一小群為他的事業堅定獻身的理論傢，包括艾思奇、周揚、張如心和陳伯達。這些人物，還有許多其他的人，都可視為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庫”（think tank），他們不僅幫助毛澤東闡述自己的思想，還為毛澤東思想贏得全黨的廣泛認可而勤勉工作。在延安時期的政治鬥爭中，他們構成瞭支持毛澤東的智囊團（intellectual machine），所以，1945年毛澤東在諸多方麵的勝利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們的勝利。毛澤東和他那一小群理論傢都有著十分明確的意識：爭取意識形態上的至高權威。這錶明，“毛澤東思想”的擘劃是一種有意創造的行為，而不能簡單地看作中共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産物。
在這群擁護毛澤東的理論傢中，陳伯達顯然是最為重要的人物。為瞭確定其闡釋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作用，我將在本書中特彆關注1935—1945年陳伯達在黨內思想論爭中的立場。毛澤東和他這位神秘的政治秘書之間的確切關係仍是模糊不清，而且學術界傾嚮於低估陳伯達在毛派陣營中的重要性及其個人在毛澤東思想方麵的影響。不過最近，陳伯達在6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中的核心作用，引發瞭一些關於陳、毛關係的重新思考，更為正麵的評價已呼之欲齣。比如，米歇爾·奧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已經指齣，在需要的時候，毛澤東總是“求助於他最為忠實的支持者們，尤其是陳伯達”。在意識形態方麵，毛澤東也特彆依賴陳伯達這樣的人，他們“對馬剋思有足夠的、富含文化底蘊的理解，這使得他們能夠將毛澤東的馬剋思主義發展成為令中國人信服的意識形態”。
　　　毫無疑問，延安時期的陳伯達扮演瞭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1937年夏，與毛澤東相遇之前，陳伯達便憑藉自己的纔華成為黨內的理論傢，隨後，他很快在“馬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毛澤東提齣的“新民主主義”這一概念的先聲）的運動中擔當瞭主角。此外，陳伯達還在1942—1943年黨的整風運動及同時展開的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戰鬥中發揮瞭重要作用。以後，他又迅速崛起為“毛澤東神話”的主要建築師，這一神話至今仍統治著官修黨史。在這些年裏，毛澤東和陳伯達確實建立瞭非常密切的私人關係和政治聯係，在某些方麵，陳伯達似乎還對他的提攜者及導師産生瞭一些思想上的影響。陳伯達在1935—1945年十分多産，我也不打算討論他在這一時期的全部論著和思想。本討論隻能關注陳伯達思想、活動中的某些方麵，尤其是與他宣傳毛澤東思想、以之為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相關的那部分內容。不過，對於延安時期陳伯達在中國共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本研究還是大大擴展瞭人們的既有認識。[　　　陳伯達的職業生涯應與波斯剋廖貝捨夫（A.N.Poskryobyshev）的職業生涯相區分，後者大約從1928年起，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一直擔任其私人秘書。波斯剋廖貝捨夫是重要的幕後人物，但他從未如陳伯達那樣，享有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影響。與其蘇聯同行相比，陳伯達憑藉自己的實力，成為一個政治人物，他在60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清楚地錶明瞭這一點。
]
關於陳伯達及其與毛澤東的關係，還有最後一點需要強調：我無意錶明陳伯達對毛澤東産生瞭深刻的思想上的影響，或者陳伯達有責任嚮毛澤東提供許多自己的想法；我也無意證明——如許多研究者所做的那樣——陳伯達隻不過是一個自己沒有思想的代筆者，他所擅長的不過是將毛澤東的思想以可接受的文字形式錶達齣來。[在西方的論著中，把陳伯達僅僅視為毛澤東的謄寫員而不予理睬的傾嚮是十分明顯的，至少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還是如此。]毛澤東和陳伯達是兩個非常不同的人，齣於各自的原因，他們都很重視為思想紛爭不斷的中共確立一個核心意識形態。我的興趣就在於他們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在政治上采取的具體步驟及他們為其行動正名而展開的廣泛的思想論爭。顯然，陳伯達是服從毛澤東的，即使他想在重大問題上與毛澤東持有完全不同的觀點，他也不可能做到。不過，正如我將揭示的那樣，還是有證據錶明，兩人確實偶爾地藉用過對方的見解，比如，對於曆史意義的認識和關於“中國化”的想法。
還應說明的是，本書並不想寫成陳伯達或毛澤東的人物傳記，他們1935年（本研究的起始時間點）前的活動，我基本上不感興趣。對於毛澤東來說，這一缺省很容易彌補，因為他早年的經曆與思想已經被許多學者非常仔細地審視過瞭。如果哪位讀者想要探究1935年之前毛澤東革命生涯的細節，他隻需翻閱大量優秀的關於這一主題的研究論著。不幸的是，陳伯達的情況則大不相同，迄今為止，他隻得到瞭一些研究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學者很少的關注。因此，以下列內容作為本書的開場白似乎是閤適的：簡要評論陳伯達1935年前的經曆與思想，並特彆強調那些與1935—1945年十年間陳伯達在毛澤東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密切相關的內容。關於陳伯達早年經曆的其他材料可以從各種傳記資料中獲得，這些都列在下節討論的注釋中。
在全書中，我將會大量地、直接地引用相關主要人物的著作。與上述陳伯達研究的情況一樣，在某些時候，我所研究的許多著作都沒有被翻譯成英文，甚至根本沒被研究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英文論著討論過。因此，廣泛徵引陳伯達某些10最為有趣的和/或最為重要的作品將會使讀者更好地瞭解他的分析方法和錶達方式。對於思想或意識形態演進的研究，通常都允許主創者的自述，而不願其他人介入。當然，這種做法可能會使某些讀者感覺冗長、乏味，但我希望由此帶來的準確、明晰能夠大大抵消那種枯燥。不管怎樣，毛澤東、陳伯達和其他共産黨的高級領導人通常都是有說服力的、妙趣橫生的作傢，接觸一些他們的文章將有助於我們傳達齣那段動蕩歲月（本研究即限定在此時段內）獨有的韻味。
陳伯達：成長時期
　　　陳伯達是中共黨內少數幾個齣身於“貧農”傢庭的高層領導人之一，對於這一點，所有的材料都予以肯定。當1904年陳伯達齣生時，陳氏一傢還居住在福建省惠安縣，據說這是該省最貧睏的地區之一。陳伯達原名尚友[陳伯達原名陳聲訓，字尚友。——譯者注]，但從30年代起，他卻以伯達知名，伯達是他以“誌梅”這個完全不同的化名在北平[ 北平，即今北京。——譯者注]教書時所用的筆名。陳伯達孩提之時，他們一傢就離開惠安，移居到同安縣的集美鎮附近，這裏隸屬於與颱灣島遙遙相望的廈門市。大約8歲時，勤奮好學的陳伯達便進入瞭集美剛剛落成的“新式”學校，它是由一位富裕的海外華僑捐資興辦的。這所學校後又逐漸發展齣中等教育和師範教育，陳伯達也就依次接受瞭這三個層次的教育。[據陳伯達迴憶，他從5歲起，一共念瞭10年私塾，15歲時纔考到集美師範。因此，陳伯達15歲之前並未離開惠安，8歲即入集美學校的說法也是不準確的。參見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迴憶》（修訂版），4頁，香港，陽光環球齣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譯者注]1925年年初，在離開集美並於廣州短暫停留之後，陳伯達被招進新成立的上海勞動大學。[ 首先，陳伯達1925年並未到過廣州，他是1926年年初經吳康介紹到廣州的中山大學學習的。其次，陳伯達到達上海的時間應是1924年鞦，當時陳伯達擔任《廈聲報》的駐滬記者，不久就進入上海大學中文係學習。最後，文中的上海勞動大學應該是1922年國共兩黨閤作創辦的上海大學，1927年蔣介石查封取締上海大學，並在原址成立瞭國立勞動大學。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迴憶》（修訂版），9、11頁。——譯者注]這所大學雖說是國共兩黨統一戰綫的産物，但實際上被共産黨人控製，教員中有許多中共的領導人，瞿鞦白便是其中之一。當陳伯達入校時，他看起來已相當傾嚮於左派，後來，他又在校內外的學生運動中發揮瞭積極作用。正是在這一時期，陳伯達與他的好友、後來成為黨的領導人的饒漱石一起加入瞭中國共産黨。[陳伯達的入黨時間是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後。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迴憶》（修訂版），17頁。——譯者注
]
　　　在上海完成學業之後，大約是1926年年末，11陳伯達南下前往福建漳州國民革命軍第49師張貞將軍的駐地。[ 1926年暑假，陳伯達從廣州中山大學迴傢，由於沒有足夠的路費，便逗留汕頭，經張餘生的介紹，被張貞聘為詔安軍官學校的教官。當時張貞部隊的番號是國民革命軍獨立團 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插圖本）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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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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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嚮“神話”1937-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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