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學術文庫·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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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 著

圖書標籤:

• 曆史學
• 西漢
• 新莽
• 年號
• 建元
• 改元
• 帝王年號
• 中國古代史
• 學術研究
• 中華學術文庫

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90185

版次：1

商品编码：11296879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精装

丛书名： 中华学术文库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3-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10

字数：33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內容簡介

　　《中華學術文庫·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是研究西漢、新莽時期年號的專著，共分上、中、下三篇，分彆對漢武帝時期年號紀年的啓用、漢宣帝地節改元以及漢、新莽之際的年號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年號是皇帝神聖巨擘的象徵，《中華學術文庫·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對西漢、新莽時期年號使用情況進行瞭紮實的考辨和深入的分析，不僅是年代學中的力作，還觸及當時的政治、製度、思想、文化等諸多方麵的問題，具有豐富的學術內涵。

作者簡介

　　辛德勇，1959年8月生，遼寜鐵嶺開原人，曆史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專業方嚮為中國曆史地理學、曆史文獻學，兼治地理學史。代錶作有《隋唐兩京叢考》、《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曆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曆史：中國曆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和《舊史輿地文錄》等。

內頁插圖

目錄

自序

上篇 重談中國古代以年號紀年的啓用時間
一、漢武帝以前的紀年與改元問題
二、《史記·封禪書》有關追記年號的記載
三、《漢書·郊祀誌》有關追記年號的記載
四、釋元朔年號所從齣之天瑞
五、元狩始建年號說辨誤
六、漢武帝以年號追記諸元的政治意圖
七、司馬光辨析元鼎始建年號說
八、駁元封元年始增人元朔、元鼎兩紀元說
九、論太初元年始正式啓用年號紀年
十、太初改製與年號紀年製度的施行
十一、相關紀年文物
附論 漢“元朔五年弩”畿郭銘文述疑
一、所謂“元朔五年”與年號紀年起始時間的矛盾
二、畿郭銘文與《史記》、《漢書》相關記載的異同
三、銘文所署工匠和督造官員不符閤漢代兵器鑄造管理製度

中篇 漢宣帝地節改元事發微
一、問題的由來
二、判斷改元時間的一般原則
三、改元前後年號特殊用例辨析
四、改元地節的具體時間
五、霍光專政與宣帝入主的政治背景
六、宣帝親政與地節改元

下篇 所謂“天鳳三年鄣郡都尉”磚銘文與秦“故鄣郡”的名稱以及莽漢之際的年號問題
一、秦故鄣郡與所謂“鄣郡
二、孫吳故鄣郡與所謂“鄣郡
三、王莽更改漢郡名稱與所謂“鄣郡
四、字體風格、職官稱謂與誌墓銘文的性質
五、東漢前期史書省記兩字以上年號的通行用法
六、“太初元將”與兩字以上年號的省略記法
七、金石材料的發現與天鳳、地皇年號研究
八、天鳳、地皇兩年號的本來麵目
九、所謂“上戊曆”的由來
十、“始建國天鳳”年號之行用緣由
十一、在“太初元將”與“始建國天鳳”之間
十二、所謂“三萬六韆歲曆紀”與“始建國地皇”年號
十三、馀墨零識

【附】改訂西漢新莽曆史紀年錶

精彩書摘

　　在這一背景之下，審視“元封三年正月庚子有詔予水衡都尉給共”這件事情，就不難看齣，這道詔書，應當與同一時間內“作角抵戲，三百裏內皆來觀”這一舉措（案“作角抵戲”事在春季，而正月為春季之首月，元封三年正月丁亥朔，庚子為該月第十四日，可謂春初），具有內在關連，這就是在成功“大並天下”之後，漢武帝躊躇滿誌，想要放鬆身心，多事遊賞，為此頒下詔書，責令調配物資，充實水衡都尉屬下之上林苑和“甘泉上林”等苑囿的器物，以備乘輿巡行之需。根據這樣的分析，從揭示漢武帝在元封三年至太初元年間的行為和心態這一角度來看，這三則銅銚銘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足以增補《漢書》紀事的疏略，值得研治西漢史事者重視，但從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銘文上的元封紀年，並不能解作元封時期世間行用年號紀年的實例，因為與前述司馬遷履曆檔冊、安定郡庫鼎銘文和桂官銅燈銘文相比，這幾則敘述舊事的銘文，完全有可能是進入太初時期以後，在為這批新調配給“上林苑”和“甘泉上林苑”的銅器編號注記時，纔鎸刻上這些銘文（考慮到幾年之後漢武帝就正式啓用年號紀年，作為追記年號的一種特殊形式，這些銘文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在元封四年或五年、六年這幾年之內同樣以追記的形式所增刻）。漢代銅器移用於他處之後，常常像這樣重新編號注記，如呂大臨《考古圖》所著錄“好疇共廚鼎”，其銘文即鎸有“好疇第百三十”、“大迴中今第八百六十”、“長樂宮……四百廿五”這樣三種次第編號①，分屬於各個不同時期的用主。檢視目前所見各種漢代銅器銘文，可知鑄造銅器時於銚上鎸刻銘文者極為罕見，陝西興平發現的這幾件銅銚上未見鑄造者刊勒的銘刻，或即緣於這一通例，從而僅留下其移用於水衡都尉屬下各處之後所標記的序號。又《史記·平準書》有記述雲“其明年，元封元年，蔔式貶秩為太子太傅”雲雲①，這與《平準書》敘事於此前均未曾稱用年號的情況，有明顯差異，清人吳敏樹曾就此分析說：“年號獨目元封者，此前皆是追稱之名，元封則元年已有定號。”②實際上《史記·平準書》這處“元封”紀年，也隻是齣自“記事”性記述，並不是直接移錄當時文書檔冊的“記言”性內容，而《史記漵事記年月，在“記事”與“記言”之間，本來均有所區彆，即如清人俞正燮所論，其“記事”之詞，每以作者司馬遷寫作時所用稱謂追名之，以“易曉也”；與此相對應的“記言”之詞，則是“依其言記之，不失實也”③。再說，從行文語氣看，在“其明年”後復贅加“元封元年”，似乎更像是後來補述<史記》或讀《史記》者所竄入，而不類太史公筆法。所以，《史記·平準書》之“元封元年”雲雲，應當同樣屬於後人追加。
　　不過，同以往用“天瑞”追記諸元的做法有所不同，這次用以紀元的登封泰山一事，隻是人為的舉措。這正猶如東漢人王充駁斥光武帝中興而並無祥瑞顯現的說法時所雲，“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寜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王充即以封禪泰山為例論述說：“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④史載漢武帝東封泰山之時，“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⑤，東漢光武帝後來封禪時所遭逢的“風氣調和”景象，正與之完全相同。
　　禦史大夫兄寬在扈從登封泰山之後，奉錶上壽，頌之曰：“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
　　……

前言/序言

好的，這是一份關於《中華學術文庫·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這本書的詳細圖書簡介，內容聚焦於該書的研究範圍、方法和重要性，但完全不涉及該書的具體結論或內容本身。 --- 圖書簡介： 《中華學術文庫·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 是一部深入探討中國古代特定曆史時期——西漢王朝及其過渡時期新莽政權——政治史、典章製度史與思想文化史的重量級學術專著。本書聚焦於中國曆史長河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年號”製度在這一關鍵階段的萌芽、確立、演變及其背後的政治邏輯與文化意涵。 本書的研究對象，橫跨西漢景帝時期開創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直至新莽末年的曆史斷限，精準地鎖定瞭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具有明確紀年意義的年號——“建元”的齣現及其後續影響，直至王莽篡漢建立新朝後，年號製度的全麵鋪陳與復雜化。這是一個中華帝國從早期中央集權鞏固到晚期社會結構劇烈轉型的關鍵時代，年號作為國傢意識形態和時間認同的象徵符號，其變遷軌跡深刻反映瞭王朝統治的閤法性訴求與權力運作的微妙變化。 一、研究的時代背景與核心議題 西漢初期，帝王紀年多沿襲舊製，以“某某某年”記事。然而，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正式采用“建元”作為第一個年號，標誌著中國帝王紀年製度發生瞭一次根本性的變革。這一變革並非孤立的文字遊戲，而是帝國政治成熟的標誌，體現瞭皇帝“天子”身份的強化和中央集權在時間敘事上的絕對掌控。 本書正是以此為起點，係統梳理瞭自漢武帝至漢平帝時期曆代皇帝所使用的年號。研究的核心在於揭示： 1. 年號的創製邏輯： 什麼樣的政治事件、社會思潮或皇帝個人意誌促使瞭特定年號的誕生？年號的命名是否遵循瞭特定的儒傢、讖緯或道傢思想範式？ 2. 年號的政治功能： 年號如何被用作鞏固政權、宣示“改天換地”的政治抱負，尤其在新莽時期，年號的使用如何服務於王莽重塑周禮、推行“托古改製”的意識形態工程？ 3. 典章製度的演進： 年號的使用、頒布、推行與更迭，在中央官僚體係中形成瞭怎樣的操作流程？它如何影響瞭史籍編纂、法律文書、貨幣鑄造乃至日常社會交往的記錄方式？ 二、新莽時期的特殊性與挑戰 本書將重點剖析新莽時期年號研究的復雜性。王莽篡漢，錶麵上沿用瞭漢製，但其目的在於通過年號等符號體係，徹底切割與西漢的連續性，建立其“符命王朝”的閤法性基礎。新莽朝的年號使用頻率高、更迭頻繁，且往往伴隨著重大的政治運動（如“改製”）。研究新莽的年號，本質上是對其激進的政治實踐和對傳統文化進行極端化詮釋的考察。本書試圖厘清新莽時期復雜的年號體係，辨析其在不同曆史階段的權力錶徵意義。 三、研究方法與史料基礎 為瞭構建全麵而細緻的圖景，本書采用瞭紮實的文獻學和曆史考證方法。作者對現存的漢代及新莽時期的居延漢簡、睡虎地秦簡（作為製度背景的參照）、敦煌漢簡（涉及地方年號應用），以及《史記》、《漢書》、《後漢書》等二十四史中的相關記載，進行瞭細緻的比對與重新審視。 特彆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在年號的“實物證據”考證上投入瞭大量精力。通過對傳世的西漢和新莽時期的五銖錢、布泉、一刀平五韆等錢幣，以及齣土的陶器、瓦當、銅器銘文上的紀年文字進行係統性的梳理和考訂，本書試圖將文獻記載與考古實物進行交叉印證，力求還原齣不同年號在實際社會運行中的使用情況與時間跨度，從而避免僅憑單一史料産生的理解偏差。 四、學術價值與貢獻 《中華學術文庫·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的齣版，對於中國古代史、秦漢史、政治製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它不僅是對年號這一“小切口”的深入挖掘，更是透過這一曆史符號，透視帝國如何構建其時間秩序、如何論證其統治閤法性、以及如何在權力更迭中重塑文化認同的宏大敘事。本書的嚴謹性與廣博性，使其成為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年號製度、典章變遷以及思想史的學者案頭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 ---

评分☆☆☆☆☆

坦白說，這本書的學術密度非常高，對於習慣瞭快餐式閱讀的現代人來說，可能需要投入較多的精力和時間來消化其中的專業術語和復雜的論證鏈條。它要求讀者具備一定的先秦秦漢史基礎，纔能完全跟上作者的思路。然而，正是這種不妥協的深度和對學術規範的堅守，使得這部作品具有瞭長久的生命力。它不是一本用來消遣的書，而是一部可以反復研讀、常讀常新的工具書和思想源泉。如果有人想真正深入理解漢末那段曆史的內在邏輯，這本書絕對是繞不開的重要基石。

评分☆☆☆☆☆

作為一名對古代官僚製度頗感興趣的愛好者，這本書中關於年號頒布與推行流程的描述，著實令我眼前一亮。作者通過對史籍中記載的奏議、廷議等細節的挖掘，描摹齣瞭中央決策層在麵對重大製度變革時，其內部的運作機製和思想交鋒。這部分內容非常具有“現場感”，仿佛能讓人聽到太常寺和尚書颱官員們討論措辭、斟酌吉凶的爭論聲。這種細節的還原，極大地豐富瞭我們對西漢乃至新莽朝廷日常政治運作的認知，遠比一般的通史敘述要具體和生動得多。

评分☆☆☆☆☆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非常考究，封麵采用瞭一種典雅的米黃色調，搭配燙金的字體，散發齣一種厚重而又不失文雅的氣息。紙張的質感也屬上乘，拿在手中沉甸甸的，翻閱起來手感極佳，讓人油然而生一種莊重感。在如今這個追求輕薄便攜的時代，能看到這樣用心製作的實體書，實在是一種享受。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書中的排版布局非常清晰，注釋和引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即便是初涉史學研究的讀者，也能比較輕鬆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這種對細節的關注，無疑提升瞭閱讀體驗，也體現瞭齣版方對學術質量的尊重。

评分☆☆☆☆☆

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對曆史事件的梳理，更在於其對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心理的深刻洞察。年號，在古代絕非一個簡單的紀年符號，它承載著君權神授的閤法性構建與意識形態的宣示。作者旁徵博引，將年號背後的讖緯、天人感應等思想脈絡梳理得頭緒分明，讓人清晰地看到每一次“建元”或“改元”背後所蘊含的政治博弈和統治者試圖達成的心理效果。讀罷，我感覺自己不僅僅是瞭解瞭一段曆史，更是觸摸到瞭古代帝王內心深處對“正統”與“永恒”的焦慮與追求。

评分☆☆☆☆☆

讀完這本書，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深厚的史學功底和嚴謹的考證態度。他並非僅僅羅列史實，而是將西漢末年那段紛繁復雜的政治氣候，通過對年號更迭這一核心議題的深入剖析，展現得淋灕盡緻。特彆是對於新莽時期那些繁復晦澀的改元詔令，作者進行瞭細緻入微的文本解讀和曆史語境的重構，使得原本看似枯燥的史料，煥發齣瞭鮮活的生命力。這種將宏大敘事與微觀考據完美結閤的敘事方式，極大地拓寬瞭我對那個時代理解的維度。能夠將一個看似狹窄的領域挖掘得如此深入且引人入勝，絕非易事。

评分☆☆☆☆☆

这本书挺好看啊，有机会再买100好评啊，好评啊，好评啊！

评分☆☆☆☆☆

是研究西汉、新莽时期年号的专著，共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对汉武帝时期年号纪年的启用、汉宣帝地节改元以及汉、新莽之际的年号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年号是皇帝神圣权威的象征，《中华学术文库·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对西汉、新莽时期年号使用情况进行了扎实的考辨和深入的分析，不仅是年代学中的力作，还触及当时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

评分☆☆☆☆☆

一手考证，一手吐槽，汪洋恣肆。吐槽妙语连珠，陈直中弹尤多，不过我没读过陈先生的书，不好说什么。对那些文物贩子、古董商人真是极尽挖苦之能，时有佳语，可谓得其师黄永年先生的真传。考证尤为精细，充分利用了传世文献、金石史料、简牍资料、清人笔记，逻辑缜密，层层推导，颇具功底，彰显史学家推论的魅力。

评分☆☆☆☆☆

郭嘉&ldquo;兵贵神速&rdquo;

评分☆☆☆☆☆

辛德勇老师的这本书观点新颖，不过结论似乎还有待商榷。

评分☆☆☆☆☆

辛德勇这部书围绕西汉武帝、宣帝与王莽的年号更革为线索，结合地下简帛、砖瓦等考古材料，梳理了三朝的史实。三篇文章中问题的提出与学术史的梳理非常见功夫，对于材料的考辨，亦可以看出文献学的功力。私以为此书以第二篇考察宣帝与霍光的文章写得最好，既有经学史的讨论，又有政治史的探讨。在庆丰打虎之年，看宣帝处理霍家之史，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感。

评分☆☆☆☆☆

元封三年正月丁亥朔，庚子为该月第十四日，可谓春初），具有内在关连，这就是在成功&ldquo;大并天下&rdquo;之后，汉武帝踌躇满志，想要放松身心，多事游赏，为此颁下诏书，责令调配物资，充实水衡都尉属下之上林苑和&ldquo;甘泉上林&rdquo;等苑囿的器物，以备乘舆巡行之需。根据这样的分析，从揭示汉武帝在元封三年至太初元年间的行为和心态这一角度来看，这三则铜铫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足以增补《汉书》纪事的疏略，值得研治西汉史事者重视，但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铭文上的元封纪年，并不能解作元封时期世间行用年号纪年的实例

评分☆☆☆☆☆

北大辛老师的好书，中华书局出版，给力。

评分☆☆☆☆☆

辛神出品，必属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