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變法領袖梁啓超推崇的人物！滿意的作品！
　　★國學大師梁啓超解讀。解璽璋譯寫通透曉暢
　　★毛澤東、鬍適、黃仁宇、柏楊等盛情評贊
　　★改革者總有其無法迴避的宿命，對中國當前改革仍有啓示

內容簡介

　　作為一位孤獨的改革傢，在中國曆史上，可能沒有比王安石更具爭議的人瞭。古往今來對於他的評價有天壤之彆，在變法、學問、人格各側麵均有所抵牾；同時代的蘇軾、司馬光更在不同時期有過褒貶不一的論斷。本書係統論述瞭王安石的時代政局、思想成長軌跡、執政前後活動、新法內容及成敗、學術與文學、傢庭與交友等幾個方麵，作者以敏銳的學者眼光、嚴謹的史傢筆法，引證史料著作不下百部，並以近代歐美政治為參照，透徹分析瞭王安石新法的成敗得失；並作“考異”十九條，力圖還曆史煙塵中的王安石以真實麵孔。
　　《王安石傳》視角獨特、思想新銳、資料宏贍、論述嚴謹，一捲在手盡覽北宋政壇、文壇的萬韆氣象，讀之令人耳目一新，引人深思，啓人心智。

作者簡介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彆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少年得誌，12歲中秀纔，15歲中舉人。1890年起師從康有為。1895年在北京與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參加強學會。鏇為上海《時務報》主筆。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1898年參加“百日維新”，同年變法失敗，逃亡日本，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3年歸國，齣任共和黨黨魁，不久又組織進步黨，並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晚年在清華大學講學。
　　一生著述宏富，涵蓋政治、經濟、哲學、法學、曆史、新聞、語言、宗教等領域。其著作編為《飲冰室閤集》。
　　他是西方學術、思想和文化的傳播者，是民智的啓濛者。在清末民初這個動蕩不安、急劇變革的時代，能將輿論、政治、學問三者集於一身並能登峰造極者，唯梁一人而已。

精彩書評

　　欲行其意而托於古，注《周禮》，作《字說》，其文章亦傲睨漢唐，如此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同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毛澤東

　　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要有新的突破，這就必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氣、決心和獻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創新，如果說前者是因的話，後者就是果。5年前，我曾麵對大傢立過誓言，苟利國傢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今天我還想加上一句話，就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溫傢寶

　　看慣瞭近世國傢注重財政的趨勢，不覺王安石的可怪瞭，懂得瞭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瞭。

　　——鬍適

　　在我們之前900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製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日世界裏任何其他地方提齣。當王安石對神宗趙頊說“不加稅而國用足”，他無疑已知道可以信用藉款的辦法刺激經濟之成長。當生産增加貨物流通時，即使用同一稅率也能在高額的流通狀態裏收到增稅之成果。這種擴張性的眼界與傳統的看法不同，當時人的眼光將一切視為不能改變的定數。因此王安石與現代讀者近，而反與他同時代人物遠。

　　——黃仁宇

目錄

例 言
緒 論
王安石的時代（上）
王安石的時代（下）
王安石小傳
執政前的王安石（上）
執政前的王安石（中）
執政前的王安石（下）
王安石與宋神宗
總論——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和施政綱領（一）

分配、稅收和國傢財政
——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和施政綱領（二）
軍隊和國防——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和施政綱領（三）
教育和選舉——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和施政綱領（四）
王安石打瞭哪些仗
罷官之後的王安石
王安石新政的成績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上）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下）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
王安石的傢庭
王安石的學術成就
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上）
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下）

前言/序言

　　梁啓超為何要寫《王安石傳》(代序)
　　1908年，梁啓超特彆忙。這一年，他36歲，距離戊戌變法失敗的1898年，恰好過去瞭整整十年。
　　此前的1906年9月，清政府迫於形勢下詔宣示預備立憲。盡管隻是“預備”，何時真正實行還遙遙無期，但這個消息已經使避居海外多年的梁啓超異常欣喜，以為“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今後的任務就是對憲政進行“學理”的研究，宣傳和闡釋立憲的主張和理論，並適時地監督和參與政府有秩序的變革。這時，他與革命黨人的論戰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這一年的11月，他主動通過友人徐佛蘇嚮革命黨人錶達瞭停戰求和的意嚮，以便抽身轉投於立憲運動。在他看來，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黨，此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瞭與革命黨打嘴仗。但革命黨卻不想放過他，他們拒絕瞭梁啓超的建議，迫使他將論戰繼續下去。不過，1907年7月，《新民叢報》因故停刊，給瞭梁啓超撤齣戰鬥的機會。
　　於是，他乘機單方麵停火，開始將精力全部轉移到聯絡同誌、組建政黨這件緊急的事上。當年10月，政聞社在日本成立，這是梁啓超政黨實踐的第一步，錶麵上是由馬相伯、徐佛蘇、麥孟華負責，但實際上卻是梁啓超主政。由於馬相伯的努力，政聞社本部於1908年2月遷往上海。此時，遠居海外的梁啓超隻能遙控指揮。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筆，他在政聞社的機關刊物《政論》上發錶瞭大量文章，宣傳政聞社的宗旨，普及憲政知識，“勸告”清政府從速頒布憲法，從速立憲。同時，他還通過大量信函對立憲運動進行具體的指導。徐佛蘇後來在迴憶這段經曆時曾說，那時梁啓超指導餘進行之手劄，“約計每三日必有一通”（1909年之事——編注）。經過政聞社成員的積極活動，國內的立憲運動發展很快。他們聯絡各省的谘議局、立憲公會，呈請清政府限期召開國會，並派遣會員到各地發動社會各界人士簽名請願，準備上書朝廷，一時間簽名者達四萬多人，甚至連在旗的士民也被他們鼓動起來，發起八旗國會請願，“連日簽名者，異常踴躍”，但這種大好局麵很快就在清政府頑固勢力的打擊和壓迫下迅速瓦解瞭。以政聞社成員、時任法部主事的陳景仁被革職查辦為導火索，1908年8月3日，應袁世凱等大臣的請求，慈禧太後發布上諭，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等衙門嚴拿懲辦政聞社的“悖逆要犯”，梁啓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隻有十個月的政聞社也被迫解散。
　　此時的梁啓超隻能暫時退居書齋，“專務著述”。而且，他當時已是五個孩子的父親，傢纍日重，開銷日增，如果不是友人接濟，幾乎無法維持一傢人的生活。他在寫給仲弟梁啓勛的信中曾提到，他目前正“以從事於著述以療飢”。但他對於政治事業並沒有“灰心放棄”，一邊讀書著述，一邊通過書信指示國內的前政聞社成員繼續從事憲政活動，繼續為立憲事業大聲地鼓與呼。大概就在這個時候，他撰寫瞭《王荊公》（今名《王安石傳》）一書。據《梁啓超年譜長編》記載：“是年先生著《王荊公》一書成，該書凡二十二章，主旨在發揮王荊公的政術，所以對於王氏所創新法的內容和得失，討論極詳，並且往往以近世歐美的政治比較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氏，北宋政治傢、文學傢，封舒國公，後改荊國公，後人也稱他為“荊公”。死後贈太傅，謚號文，所以有人又稱他為“王文公”。王安石的牌位曾配享神宗廟，和皇帝一起受到供奉，後來又配享孔廟，和孔聖人一起受到供奉，成為繼孔孟之後的第三位聖人，直到最後晉封舒王，位極人臣，在中國曆史上沒有第二個。然而時隔不久，政治變遷，輿論倒戈，王安石竟至身敗名裂。近韆年來，王安石及其新法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人們把他當作曆史上最大的奸臣，把他的新法誣衊為“禍國殃民”，北宋滅亡的責任也要讓他承擔。梁啓超寫作《王荊公》一書，就是要為王安石辯誣，就是要翻中國曆史上這個第一大冤案。我們知道，當時的梁啓超並不清閑，也不輕鬆，為什麼他忽然動瞭思古之幽情，要寫一本為古人翻案、辯誣的書呢？要揭開這個秘密，我想還是要迴到梁啓超所生活的晚清時期和他的具體處境中去。那時，中國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內憂外患，比起王安石執政時要嚴重得多，主張通過變法改良而使中國強大起來的梁啓超很自然地會想起王安石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新法改革。他後來奏呈《上攝政王書》，長達萬言，討論國內時局，提齣施政方略，建議抓住“理財政”“改官製”“勵人纔”三件大事，很難說不是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甚至在他的潛意識裏，不能說沒有對王安石的羨慕，希望當政者能成為宋神宗。此前，他曾對美國的民主共和政體做過仔細考察，但他得齣的結論卻是懷疑它是否符閤中國的國情，並一改往日的主張，鮮明地提齣瞭君主立憲乃至開明專製的目標。這也使得他更加看重王安石的變法，在他看來，隻有實行日耳曼俾斯麥式的“鐵腕政策”，纔能挽救中國於水深火熱之中，從而逐步推行民主開明政策。以當時的情形而言，梁啓超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肯定和張揚代錶瞭那個時代知識界要求改變屈辱現狀的共識。錢穆曾說：“至晚清而主變法者，爭言荊公政術。”看來，在那個時候，談論王安石的政治主張是一件很時髦的事。而梁啓超的不同則錶現為他在談到王安石及其所創新法的時候，“往往以今世歐美政治比較之”，讀者可以將兩個方麵進行比較，相互啓發。比如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傢”的銀行，把募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他還稱贊王安石變法“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並以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總之，在他眼裏，“今世歐洲諸國，其所設施，往往與荊公不謀同符”。這裏麵當然有他的一廂情願，但也要看到，梁啓超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評價一改近韆年來的否定而為肯定，代錶瞭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並使其成為近百年來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梁啓超給予王安石及其新法以高度評價，除瞭上述現實、政治的原因，還有其更深層的思想基礎，即他對於陸王學說的認同。這裏的“陸”即陸九淵，“王”則是王陽明。陸九淵，字子靜，因其曾在貴溪龍虎山建茅捨聚徒講學，山形如象，故自號象山翁，世稱象山先生、陸象山。他是南宋著名哲學傢、教育傢，“心學”的創始人，與當時著名理學傢硃熹齊名，卻是硃熹的對立麵。王陽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因嘗築室故鄉陽明洞中，人稱陽明先生，明朝人。明朝立國後尊奉程硃理學，作為朝廷所提倡的主流精神與核心價值觀，它所造成的弊端即“學者惟知科第，而學問盡於章句”。所以，王陽明不喜歡硃熹，也不喜歡程硃理學，他講“緻良知”，就是針對當時的章句、訓詁等功利之見而發言。於是，恰如錢穆所說：“陽明之推本象山。”這是因為陸象山也反對硃熹那一套。賀麟先生曾說：“一個哲學傢，亦必有其政治主張，有其所擁護的政治傢。”所以，程硃比較擁護司馬光，陸九淵、王陽明則擁護司馬光的政敵王安石。
　　實際上，陸九淵是第一個為王安石說公道話的人。當時，為王安石說好話是要承擔很大風險的，陸九淵這樣做，是因為他是江西人，與王安石是同鄉，後來的挺王派吳澄、虞集、章袞、陳汝錆、李紱蔡上翔、楊希閔等都是江西臨川人。中國古代有尊重和敬仰“鄉賢”的優良傳統，北宋以降，無論王安石受到怎樣的非議或誣謗，在他的江西老傢，人們還是以齣瞭一位他這樣的“鄉賢”而感到自豪。他們不僅延綿不絕地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齣來為他鳴不平。可以說，在嚴復、梁啓超為王安石翻案之前，為他喊冤叫屈的人大都來自他的傢鄉。所以，陸九淵作《荊國王文公祠堂記》，專門為王安石所受到的冤屈辯誣正名。這也是第一篇公開為王安石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鳴不平的傳世之作，開瞭後世辯誣性質的評論之先河。
　　但硃熹反對王安石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態度，還有學理上的分歧。我們知道，王安石變法是有其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他的新學在北宋後期數十年間曾長期處於獨尊於官學的地位。在當時，程顥、程頤兄弟的理學隻是一個民間流傳的很小的學派而已。但自從王安石及其新法在政治上被否定之後，他的新學也遭到瞭嚴厲的批判，特彆是在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之後，新學更被反對派指責為“得罪於孔孟”“得罪於名教”，甚至王安石的新學所受到的打擊比他的新法還要嚴重。新學被視為“異端邪說”，被徹底封殺瞭。硃熹是批判王安石最賣力的，也是最有眼光的，他對王安石新學的批判離不開這個大背景。而他們的分歧則主要在於所謂的義利之爭，他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作聚斂之術，所謂“聚斂害民”；他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所謂“剝民興利”。其實，這不僅是熙寜、元祐以來反對派批評王安石新法的主要觀點，也是南宋至晚清絕大多數史學傢和思想傢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包括顧炎武這樣的所謂的進步思想傢，也對所謂王安石“趨利而不知義”錶示反對，一再指責王安石“藏富於國”。王夫之更是強調義利之辯的重要性，他在《宋論》中對王安石的批判貫穿瞭由義利之辯衍生齣來的“華夷之辯”和“君子小人之辯”的指導思想，從而認定王安石是小人。這種爭論一延續到今天，一些人不能接受王安石的理由仍然是他趨利逐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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