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製度與荒政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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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魏丕信 著，劉東 編，徐建青 譯

圖書標籤:

• 中國曆史
• 十八世紀
• 官僚製度
• 荒政
• 清史
• 政治史
• 社會史
• 海外中國研究
• 學術著作
• 曆史研究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4033260

版次：2

商品编码：1144845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6-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0

字数：307000

正文语种：中文

編輯推薦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製度與荒政》是一部早期關於傳統國傢在防備和救濟飢荒方麵的作用的後傳統分析的著作。作者魏丕信以1743－1744年直隸救災為實例，瞻前顧後，研究瞭國傢的救荒製度、措施及其成效，所論延及官僚製度與管理、國傢財政、地方社會、糧食安全、商業與市場、鄉村經濟和生活等等，觀點敏銳，視野廣闊，書中所引用的史料新奇有趣，對於理解前現代中國國傢的運作提供瞭重要幫助。

內容簡介

　　關於明清時期的國傢及其對社會經濟的作用，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否定觀點占據學界主流。《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製度與荒政》作者魏丕信自20世紀70年代起，就以救荒為中心，對上述問題進行瞭重新審視。《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製度與荒政》以1743—1744年直隸救災為實例，溯前瞻後，研究瞭國傢的救荒製度、措施及其成效，所論延及官僚製度與管理、國傢財政、地方社會、糧食安全、商業與市場、鄉村經濟和生活等等，視野開闊。作者所提齣的18世紀國傢所具有的積極精神，在管理經濟方麵的高度組織能力、專業性和效率性，已為學界所肯定，由此也證明瞭本書的開創性學術地位。

作者簡介

　　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生於1944年，法國著名漢學傢。早年攻讀歐洲古典文學（拉丁、希臘、法國）和中文，1975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1969年入法國國傢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任教至今，1991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研究範圍遍及人口史、災害史、水利史、荒政史、明清國傢與經濟的關係、明清官僚製度等，有專著2部及論文50餘篇，成就卓著，在國際學界享有盛譽。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中文版序
導論
第一部分 有關中國飢荒的記錄
一 對自然災害的初步考察
二 流民問題
三 社會動蕩
四 飢荒與地主製

第二部分 國傢乾預
五 官僚組織問題
六 勘災
七 賑濟
八 供給：1743—1744年的實例
九 價格調控
十 加強與恢復生産

第三部分 要點與結論
十一 引論
十二 國傢經濟措施的演變
十三 賑災的地理分布
十四 要點和結語
附錄A 糧食發放的地區分布（A.1—A.10），直隸，1743—1744
附錄B 背景資料
注釋
參考書目
錶格索引
地圖索引

精彩書摘

　　即使政府采取瞭措施，使危機狀態避免瞭原先預估的災難性程度，但也還是對受災人口造成瞭影響，而當這些措施日漸不足，或不再存在時，形勢仍會變得非常嚴峻。死亡率過高的首要原因當然是糧食歉收與經濟崩潰對人體所造成的結果：營養不良，極度的飢餓狀態，更易受疾病與惡劣的氣候的侵害。
　　這是一個過程。可以從外觀上確定的危機的轉摺點是當糧食儲備已經耗盡，受災人口（或部分人口）開始尋找食物的代用品——如野菜、糠秕、樹皮、草根等——的時候。1743年直隸飢荒發生之初，據記載，“其極貧民口多以草實水萍充飢，情狀危慘”。這些應急代用品的成分極為不同，其實是值得專門研究的。這些替代品中最低劣的是礦物質。這些礦物質沒有任何營養價值，但可以使人産生飽脹的感覺，而且通常會加速那些服食者的死亡。這些礦物質包括某些泥土和石頭，許多文章中都提到瞭它們的利用情況，西方在現代早期也有一些記錄。以下是18世紀初一個官員對山西災荒的記載：比聞乏食窮民，所在剝樹皮、掘草根以為糧。又其甚者，黃河以北，有土一種，名曰交泥，其味頗甘，入口能化，飢不擇食，用以充腸。然五榖之資，可以養人，未聞有食草樹土塊而能生者。繼聞孩提幼子，貪食甘土，止圖果腹，不數日，僵而死耳。
　　這裏所說的“交泥”可能就是其他地方提到的“觀音土”，或藥典裏的某種“石麵”。
　　其他一些替代食物則比土石更具有食用價值，特彆是當配給的口糧不足而用它們補充的時候。如細糠（一種稻榖磨後的副産品），與平時用來喂豬的粗糠一樣，細糠在正常情況下是用來喂牲口的，飢荒時則與各種樹皮、榖物、樹葉、草根等一道，成為人類的食物；雖然其中一些代用品富含熱量、維生素，以及微量元素，但其烹飪和食用仍需相當慎重。
　　實際上，為瞭謹慎、安全地利用野生植物，看來已産生瞭一門真正的關於飢荒食品的科學。這種知識有著深厚的曆史根源，其在民間傳播之廣泛令人倍感興趣。一些“救荒本草”書籍是這種學問的典範：其中第一本以《救荒本草》命名的書是1406年由明朝第一個皇帝的一個兒子編輯的。書中給齣瞭414種植物的圖例和注解，說明瞭這些植物的可食用部分，提齣瞭如何製作的建議。這本書曾一再再版，其內容也收入瞭徐光啓（1562—1633）的著名的《農政全書》中。有趣的是，這本書於1946年被譯為英文齣版，當時中國正經曆著地方性的糧食短缺。
　　當然，迴到采集經濟以防備歉收的可能性是受到條件限製的，特彆是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和三角洲地區。從現實性來說，這種活動實際上隻能限於中國中部和南部那些山區，在那裏，茂密的植被與稀疏的人口之間存在著良好的平衡。就我們當前的研究目的來說，重要的是發現在既定的人口中，有多少人最終陷入這種極端境地，這一數量是在哪些階段達到的。《賑紀》錶明，在1743年，嚴重飢荒首先影響的是處於社會邊緣的最貧睏人口，這些人沒有財産，在他們中已經普遍産生營養不良。這些人主要依賴樹皮、麩糠和野菜維生，在災荒的最初幾個月裏，正是這些人時時處於即將餓死的危險之中。對於這些人來說，勘查災情並安排必要的救濟程序所需要的時間顯得過於長久。然而，這些人的數量不會超過人口的1％～2％，這一比例無疑遠低於20世紀的一次情況相當的災荒中同類人口的比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傢庭儲備減少，糧價上漲，不同階層的農民——從最貧睏者到正式規定中所認為的“次貧”——可能會一個接著一個相繼落入這類人口範疇，如果災情持續更長時間，甚至會危及富裕傢庭。
　　官員們必須找到解決問題的措施，以免使自己陷入睏境。由於飢民的數量在不斷增加，最初的“貧睏等級”分類很快就不再適用瞭。問題在於，除瞭糧食儲備趨於減少這一正常過程之外，還有某些社會力量在起作用。這些社會力量加速瞭農民的貧睏化過程，使由於氣候變故所造成的睏難局勢變得更糟。我們在後麵將會看到，在生存危機的情況下，有産者怎樣趁機擴張其土地占有量，從而擴大瞭現存的不平等狀況。而在這裏，應該提到一種在這種情況下經常起作用的機製，即抵押藉貸，正是這一機製對危機的某些後果産生直接作用。
　　在農閑季節將某些農具、衣物等送入當鋪，需用時再贖齣，這對窮苦農民來說已成為定期的、差不多每年如此的規律性做法，災荒時期當然更是這樣，這使得當鋪經營紅火一時。當對當鋪的需求增大時，當鋪經營者就可以壓低質當物的價格，並提高利息率——對他們來說，這是非常有利的機會。這種機會隻有在嚴重並長期持續的災害導緻人口結構性的、且不可逆的窮睏潦倒和財力耗竭時纔會受到威脅。實際上，隻是在19世紀後期的戰爭中，情況纔嚴重到使該職業瀕臨危境。相比之下，目前所研究的時期（從雍正年間到19世紀前期）正是典當業的盛期，存在著大量當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災荒時期，我們看到，政府與地方官員們建議限製一些他們自己也投入巨額資金的當鋪的活動。
　　就像土地和房屋抵押一樣，盡管質押農具、推車、衣物等等的確能夠暫時緩解糧食緊缺和糧價高昂所造成的睏難，但這種延緩是在特彆苛刻的“危機時的條件”下得到的，並冒著可能永久喪失這些財産的高度風險。在一些情況下，這種延緩的獲得是以顯著降低在嚴酷氣候條件下的存活能力為代價的。就像那些拆毀房屋以齣賣瓦木的農戶一樣，那些質押瞭鼕衣而又無力贖迴的人們淪為寒鼕的犧牲品；一些作者明確譴責當鋪對農戶的；文種重利盤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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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國曾經遺忘過世界，但世界卻並未因此而遺忘中國。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後，就在中國越來越閉鎖的同時，世界各國的中國研究卻得到瞭越來越富於成果的發展。而到瞭中國門戶重開的今天，這種發展就把國內學界逼到瞭如此的窘境：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不僅必須嚮國內讀者移譯海外的西學，還必須嚮他們係統地介紹海外的中學。
　　這套書不可避免地會加深我們150年以來一直懷有的危機感和失落感，因為單是它的學術水準也足以提醒我們，中國文明在現時代所麵對的決不再是某個粗蠻不文的、很快就將被自己同化的、馬背上的戰勝者，而是一個高度發展瞭的、必將對自己的根本價值取嚮大大觸動的文明。可正因為這樣，藉彆人的眼光去獲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擺在我們麵前的緊迫曆史使命，因為隻要不跳齣自傢的文化圈子去透過強烈的反差反觀自身，中華文明就找不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
　　當然，既是本著這樣的目的，我們就不能隻從各傢學說中篩選那些我們可以或者樂於接受的東西，否則我們的“篩子”本身就可能使讀者失去選擇、挑剔和批判的廣闊天地。我們的譯介畢竟還隻是初步的嘗試，而我們所努力去做的，畢竟也隻是和讀者一起去反復思索這些奉獻給大傢的東西。
　　劉東1988年鞦於北京西八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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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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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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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自然灾害的初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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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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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从一开始就要提出来。如果说在这本书中，一直把“政府”(administrative)和国家(public)抵抗灾荒的作用放在引人注目的地位，那么还应注意到，每当这时，也总是会强调那些地方精英，特别是乡绅所具有的同等作用。备荒和救灾的确是中国官僚制度的头等任务之一，这是中国传统的家长式权力统治的一部分，它体现了儒家的教义：“养”民才能更好地“教”民。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国家行政组织(the State ad- ministration)以及与之共同形成一个权力结构的那些社会群体是不可能截然分隔的，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国家只是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顶点。在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僚的权力层次以下，即县以下的地方权力结构中，士绅(指那些拥有功名的人及其家庭)靠着与其身份相联系的一定的优越条件，以及他们被认为所拥有的道德威望(实际上是没来由地赋予他们的)而处于最突出的地位。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社会群体，其中包括不具有正式功名从而不属于士绅等级的有产者及“富户”，以及地方秩序和赋税来源的组织者，即里长、保甲长、乡约等。此外还有政府组织中的下层雇员、胥役，甚至还包括地方的“下流社会”。但是，只有士绅能与那些出身于他们自己阶层的官员平起平坐，而在必要时，还担负着与“权力”抗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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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清时期的国家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否定观点占据学界主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作者魏丕信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救荒为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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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疯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一个肾还没养好，又要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