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的後方社會：戰時總動員與農村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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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笹川裕史，奧村哲 著，林敏，劉世龍，徐躍 譯

圖書標籤:

• 抗戰
• 後方社會
• 戰時動員
• 農村
• 社會史
• 中國近代史
• 戰爭史
• 民生
• 經濟史
• 文化史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54672

版次：1

商品编码：11534168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开本：20开

出版时间：2014-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4

字数：21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內容簡介

本書以四川省為例，利用大量的民眾陳情書、訴狀，以及當事人的迴憶錄等史料，詳盡描繪瞭那些受時代擺布、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民眾在戰時重負下的苦難及其因應，勾勒齣瞭戰時大後方基層社會的混亂及其變化，展示瞭一個復雜的、和學術界的既存認知很不一樣的大後方基層社會，揭示瞭長期戰爭環境下國傢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復雜的矛盾和衝突，豐富瞭抗日戰爭的立體圖景，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笹川裕史，男，1958年生，日本埼玉大學教養學部教授。著有『中華民國期農村土地行政史の研究一國傢-農村社會間闋係の構造と變容』(汲古書院，2002年)，『重慶國民政府史の研究』(共著，東京大學齣版會，2004年)，『民國後期中國國民黨政榷の研究』(共著，中央大學齣版部，2005年)，等。。奧村哲，男，1949年生，日本首都大學東京都市教養學部、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教授。著有『中國の現代史—戰爭と社會主義』(青木書店，1999年)，『中國の資本主義と社會主義—近現代史像の再構成』(桉井書店，2004年)，『興亞院と戰時中國調查—付刊行物所在目錄』(共著，岩波書店，2002年)，等。。林敏，女，文學博士，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係教授。畢業於日本國立廣島大學。研究方嚮為日本近現代文學史與日本近代史。主要學術論著有《伊藤博文與亞洲——對華認識及其對應策》《日俄戰後的“滿洲”問題——伊藤博文的對華政策》《試論伊藤博文在近代中日關係格局形成中的作用》《試論甲午戰爭前夕英俄的遠東外交》《從<遙拜隊長>看日本國民與戰爭》《從<花之城>看日本徵用作傢的戰爭責任 》《日本女流作傢與戰爭》等。。劉世龍，男，1955年7月生，四川人。2000年12月畢業於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任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日本廣島大學客座研究員、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訪問教授，並曾多次應邀到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訪問、講學和參加學術研討會。研究方嚮為中國近現代史、中日關係史及日本文化史。代錶論著有《中國的工業化與清末的産業行政----以商部、農工商部的産業振興為中心》《獨立思考、學術個性與橫山英先生》《中國曆史上最初的中央産業行政機關 ----商部的創立》《南洋勸業會與清末新政時期政府的産業振興政策》等。。徐躍，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目錄

中文版序言／1
緒　論／1
第一部　糧食徵收的狀況
　　第一章　民眾井噴而齣的不滿與政府的退縮——糧食負擔分配問題／3
　　第二章　飢民搶糧——糧食運輸、保管環節中的矛盾／18
第二部　徵兵的狀況
　　第三章　生命無法取代——五花八門的兵役逃避行為／37
　　第四章　瞄準窮人與外鄉人——抓丁的行為原理／54
　　第五章　招我吧——“買賣”士兵／68
第三部　地方權力構造的變動
　　第六章　飛黃騰達之輩——新的地方權力者之肖像／85
　　第七章　不擇手段的攫取——地方惡霸的抵抗／101
第四部　解決事態的動嚮及其限度
　　第八章　分攤負擔——對齣徵軍人傢屬的優待／117
　　第九章　沸騰的民族主義及其光與影——知識青年從軍運動／133
　　第十章　支撐戰時徵收，而後崩塌——各級民意機關的活動／151
　　第十一章　收奪方式的精練與徹底——接近於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策／165
結　語——日中戰爭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183
附　錄　多元視角下的抗日戰爭研究
　　　　——評《抗戰時期中國的後方社會——戰時總動員與農村》【徐　躍】／187
參考文獻／203
後　記／213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言

自本著原文版（日文版）齣版以來，已過去六年時光。本著描述瞭抗日戰爭時期支撐中國抗戰大局的後方社會的實際狀況，齣版當時，在日本曆史學界引起瞭極大的反響。專業學術刊物上登載的書評以及對本著的介紹文章達十餘篇，《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等主流媒體也刊載瞭不少肯定的書評。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不僅在中國史研究領域，就連日本史研究的專傢學者也對本著給予瞭高度評價。
在日本學術界，對抗戰時期曆史的研究，視點大多聚焦在日本的侵略戰爭給中國社會造成的直接且巨大的人力、物力損失，以及戰爭時期日本國民遭受的創傷上。而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問題方麵，研究視點也多局限於毛澤東、蔣介石等中國政治領導人卓越的戰略和業績。
有彆於以上視角，本著力求從正麵探討支撐中國抗戰大局的基層社會，詳實地描繪那些受時代擺布、名不見經傳的民眾所遭受的苦難，以及抗戰時期中國社會的混亂和變化狀況。筆者以為，就此而言，本著與日本學術界研究抗日戰爭問題的其他著作相比，獨具特色。閱讀過本著的日本讀者就曾錶示，本著令他們再一次感受到抗戰期間中國民眾的殘酷經曆。
本著日文版齣版之際，正值日本史研究學界開始反思過去的法西斯體製論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他們立足於戰時問題與戰後問題的連續性這一研究視角，提齣瞭“總體戰導緻的社會變遷”這一全新觀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本著具備瞭可與日本史研究的新趨勢積極呼應的元素。雖然本著的研究範圍主要集中於抗日戰爭期間，但筆者認為，其中所窺見的中國基層社會的混亂與變動，不僅隻作用於當時的社會，同時也為社會主義中國成立之後的曆史動蕩埋下瞭伏筆。20世紀的戰爭所具備的總體戰特徵分彆給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基層社會帶來瞭怎樣的變化呢？本著試圖立足於全新的視角，通過比較研究做齣新的探索。
2007年5月，以本著的齣版為契機，在東京成立瞭中國基層社會史研究會。在該研究團隊中，關注相同問題的中國史研究學者與日本史研究學者打破專業界限，坦誠地交流學術思想。在大傢的努力下，以上提及的在比較史研究領域的嘗試，視野愈加開闊，分析研究愈加深刻，研究活動一直持續至今。2010年7月，還召開瞭國際學術研討會，並邀請中國的優秀學者齣席。作為這一共同研究的中期報告，今年3月，本著的另一執筆人奧村哲主編並齣版瞭《變革期的基層社會——總體戰與中國?日本》（創土社齣版。除奧村哲之外，原田敬一、笹川裕史、王友明、吳毅、吳帆、山本真、野田公夫、丸田孝誌、泉榖陽子等人也參與執筆）。此外，筆者還以國共內戰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這一時間段為研究對象，齣版瞭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社會史》（講談社，2011年9月齣版）。從某種意義上看，這兩作均是對本著研究問題的繼承與發展。筆者也由衷地期待以上研究成果能夠在不遠的將來與中國讀者見麵。
最後，對承擔本著中文譯本翻譯工作的四川大學的劉世龍教授、林敏教授緻以衷心的感謝，對毅然決定齣版本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教授，還有為聯係齣版事宜而盡力的四川大學徐躍教授緻以最誠摯的敬意。中國的讀者將如何看待本著呢？對此，筆者既忐忑不安又滿懷期待。

作者代錶　笹川裕史
2013年3月


緒　　論

研究視點——中國後方社會
20世紀以來，世界戰爭的特徵發生瞭顯著的變化，進入瞭“總體戰”時代。國傢為瞭支撐長期的大規模的戰爭，需要動員全社會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並對社會組織進行重新整編。在1937～1945年的八年抗戰時期，“總體戰”的特徵也毫不例外地在中國社會得到體現。
在研究抗日戰爭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時，人們往往把關注的焦點放在日軍的直接破壞以及大量掠奪方麵。然而，戰爭留下的創傷顯然並不僅僅局限於此。不可忽視的是，作為抵抗日軍侵略的一方，中國舉全國之力與日軍抗衡的事實。與戰爭時期日本國內的情況一樣，中國也大量、緊急地徵用並動員瞭應對戰爭所必需的一切人力和物力資源。而且，在戰爭初始階段，中國沿海一帶相對發達的便被日軍占領，這意味著抗戰之前占國傢稅收約八成的財源已被日軍掠奪。因此，中國國內經濟落後的內陸農村便成瞭支撐抗戰的大後方。抗戰期間的大後方，數目龐大的以糧食為主的物資被徵用，動員瞭不計其數的民工直接從事戰鬥或從事其他勞役。
國民政府開始正式實施戰時糧食徵用的時間是在1941年的下半年，直至抗戰結束，大緻曆時4年。在國民政府統治區（日本占領區、中共統治區除外）大約共徵用2310萬韆升（參見錶0-1）的米、麥（包括稻殼。此外，當時統計糧食容量的正式單位為“市石”，1市石=100升）。需要說明的是，該數字不包含在農村最基層徵收的各類名目繁多的臨時徵收項目。除此以外，抗戰8年間，在國民政府統治區，大約有1405萬青年男子被徵兵服役（參見錶0-2）。其中，大約1204萬人被分配至各個部隊。同時，為瞭應對戰爭，還有大量的體力勞工被強製徵用於各類工程及防衛設施等的建設中。
如果沒有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國後方社會便不會有如此長時期的巨大付齣。後方人民所遭遇的災難也是日本的侵略戰爭帶給中國人民的苦難之一。
毋庸置疑，在抗日戰爭這一艱難的狀況下，中國社會也不乏充滿救國熱忱、毫不吝惜地貢獻齣自己生命財産的人。對於他們的奉獻精神，固然應該彰顯，然而，筆者認為他們並不代錶中國後方社會的全部。其原因主要在於，如果將這一特殊群體置於社會主角位置的話，描繪齣的景象便與抗戰時期中國後方社會的實際狀態相去甚遠。其次，這一視點還將掩蓋抗戰時期矛盾重重、亂象叢生的社會特徵，並妨礙我們客觀地認識戰後帶給中國社會的深刻、厚重的曆史遺産。
基於以上認識，筆者將更多地關注後方社會的普通群體，在本著登場的對象也大多是在抗戰時期各種戰時徵用的嚴酷壓迫下，苟延殘喘的無名無姓的普通百姓。希望通過對這一群體的探討展現齣雖未被納入“勝利的民族主義”的成功事例中，卻能如實反映抗戰時期在呻吟聲中掙紮的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態。
大相徑庭的後方社會——日本與中國
在“總體戰”態勢下，中日兩國同樣都麵臨著嚴酷的戰時徵用。然而，首先需要強調的是中日兩國的社會條件截然不同的事實，這也是本著重要的研究視點之一。對於該問題的闡述，將在各章中進行，在此僅簡單概括如下要點。
大體而言，當時的日本社會具有以下特徵。
第一，近代日本在發展進程中雖然經曆瞭無數的波瀾麯摺，卻率先在亞洲實現瞭嚮近代國民國傢轉型的目標，國傢對社會的控製得以迅速實現。比如，1873年實施的“地租改正”，使日本在全國範圍內完成瞭土地注冊登記。又如，日本自1871年便開始完善戶籍製度，並在此基礎上實現瞭以“全民皆兵”為理念的徵兵製。在政府的主導下，即便是退役軍人，也作為“在鄉軍人”被有組織地編入瞭預備役、後備役。1910年，日本各地的“在鄉軍人”團體聯閤組建的“帝國在鄉軍人會”，不但能有準備地接受緊急狀況下的再次徵召，還積極從事各類與徵兵有關的活動，如對即將入伍的士兵進行預備教育，士兵入伍、退伍時舉行送迎活動等。總之，在日本，應對戰爭所需的糧食徵集、士兵徵召等的行政基礎早已健全完備。
第二，從社會層麵上看，日本已經具備進行戰時徵用的社會土壤。如同“村落社會”一詞所代錶的那樣，近世以來逐步形成的日本的社會構造具有極強的“集團性”特徵，它要求“村落社會”中的每一名成員即便犧牲個體的自由意誌，也必須將集體的共同法則置於首要位置。此外，日本還於1886年實施瞭義務教育，對其善惡利弊姑且不予評論，就結果而言，在教育、媒體輿論的宣傳誘導下，為瞭國傢不惜生命的意識已經在國民心中形成。當然，使國民達成這種共識的思想基礎便是“教育敕令”等所代錶的天皇製意識形態。侵華戰爭期間，在日本國內，如果有誰被指責為“非國民”，便意味著他的存在被社會徹底否定。
由於具備瞭以上社會條件，日本政府通過一張薄薄的“紅紙”（徵召令）便可輕而易舉地從農村徵募大批的青年男子入伍，政府也能夠較容易地掌握每戶農傢的詳細狀況，並嚴格實施戰時糧食管製。總之，可以認為，當時的日本社會完全具備瞭支撐“總體戰”的特徵。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因素，使日本失去瞭對戰爭前景的正確判斷，大大延遲瞭戰爭的終結。這一結果，不僅加劇瞭戰爭帶給亞洲各國的災難，也使日本國內的衝繩、廣島、長崎敗戰的悲劇更加深重。
另一方麵，奮起抗擊日本侵略的中國國內社會的狀況又如何呢？
在中國，傳統的王朝國傢由皇帝實行專製統治。然而，事實上，其權力並未細微到能夠掌控社會的各個角落，這一點，也是常常被誤讀之處。一般情況下，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吏基本上是到縣一級為止，且嚴禁縣級官吏（知縣，後改為縣長）赴本籍地做官，任職地也必須幾年一換，時常變更。那些非本地齣生、不熟悉管轄地狀況的官吏，卻不得不與數名輔佐官（幕僚）一起統治轄下數十萬百姓，真正能夠切實執行的行政治理僅限於最低限度的徵稅、維持治安等而已。在這一點上，近世日本的幕藩統治反而更能將其行政權限延伸至社會最底層。在從清末至民國的近代化進程中，由於其間伴隨著反復不斷的政局動蕩，因而，除部分發達地區或大城市之外，並未能加快國傢對社會的全麵統治。受這些因素影響，直至抗戰爆發前夕，中國連戶籍、地籍這些作為戰時徵用所必需的最基本的製度都尚未完善，基層行政對農村社會的統治也極其粗放。此外，徵兵製度也是在抗戰爆發的前一年纔終於得以在部分地區實施。以上事實，極富象徵性地反映瞭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況。
從社會層麵看，中國社會麵臨的睏難也十分巨大。中國傳統的社會構造，組織性低下，缺乏日本社會中的“集團性”。在中國的村落社會中，靠約定俗成的規定去嚴格限製百姓行為的自律能力十分欠缺。即便是牢牢紮根於中國社會的宗族（父係血緣集團）以及民間秘密結社組織，其組織能力都韆差萬彆，與其說是具有嚴格規範的穩定的團體，不如說其組織特徵在於較大程度地依賴強有力的個人及其人脈關係。毋庸置疑，社會構造上的這一特徵與以上所論的國傢對社會統治能力的低下不無關聯。
另外，即便是中國社會邁入近代化進程以後，在廣袤的農村地區，教育、輿論信息的普及程度仍十分低下，一種思想理念很難在國民意識中得到滲透。雖然中國的近代教育可以追溯到清末，但從法製上確立全國義務教育的時間則是在抗戰爆發前的1935年以後。
如以上所述，抗戰時期，中日兩國後方社會的社會條件截然不同，形成鮮明的對照。對於“近代”這一時代，生活在當今的我們，自然能夠將其批判性地相對化。於我們而言，中日雙方孰為理想的社會形態，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從支撐“總體戰”的視點分析，中國方麵所麵臨的睏難卻遠遠大過日本。可是，盡管如此，這場戰爭最終的勝利者卻不是日本，而是中國。為此，我們不得不深刻地認識這一事實，並有必要在此基礎上將研究的視點投嚮完全有彆於日本後方社會的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後方社會。
本研究的課題與構成
簡要概括以上論點，可以得齣一個結論：抗戰時期中國所進行的空前規模的戰時徵用是在尚未成熟的近代國民國傢的狀況下完成的。在此條件下，支撐“總體戰”的中國後方社會便不可避免地呈現齣與日本社會完全不同的特徵與矛盾。比如，國傢對社會統治能力的低下，必然造成戰時徵用的粗暴化和極大的不公正，使後方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極度混亂。在這一混亂的深淵中，中國社會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呢？這種變化又將帶給中國社會怎樣的影響呢？本著將以國民政府的戰時根據地四川為研究對象，立足史料，詳盡地勾勒齣抗戰時期亂象叢生的四川社會的特徵，並藉此揭示在混亂中發生轉變的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態——由日本的侵略戰爭所造成的、與日本的後方社會相比具有鮮明特徵的另一個後方社會的殘酷麵貌。
如同在戰時體製下所發生的社會變化給戰後的日本社會留下諸多遺産一樣，在中國，由戰時體製所導緻的混亂與轉變也給戰後激蕩的中國曆史投下瞭巨大的影子。然而，本著所關注的並非政治、經濟的問題，而是後方基層社會的動態。從結論而言，筆者以為，與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相對立的、被牢固地構建起來的中國社會主義製度下的農村社會便是以上述的混亂和轉變為重要媒介而形成的。
本著由四部分組成。首先探討構成戰爭時期農村負擔最重要組成部分的糧食徵收（第一部）和士兵徵召（第二部）的實際狀況。當然，這一狀況本身雖然已經反映齣瞭中國社會的變化特徵，但本著仍將在此基礎上關注伴隨戰時徵用所産生的地方權力構造的變動（第三部），以及國民政府為剋服因戰時徵用引發的深刻危機所進行的各種嘗試，並闡明其矛盾所在（第四部）。
本著的基本資料來自抗戰期間地方一級的報紙、各類行政機關的機關刊物、當事者的迴憶錄以及近年來得以大量公開的中國大陸和颱灣文史資料館所收藏的未公開齣版的行政文件。尤其是在這類未公開齣版的行政文件的膠片資料中，不僅有數量龐大的政府行政命令和法規資料，還有為數眾多的來自民間的各類陳情狀以及訴狀等史料，生動地記錄瞭生活在嚴酷的後方社會的民眾真切的聲音和迫切的訴求。將這些真實的聲音和訴求傳達給日本的一般讀者，也是本著的目的之一。
四川的農村
在進入課題研究之前，有必要預先梳理幾個基本概念。首先，概括成為本著主要舞颱的四川農村的情況。
抗戰時期的四川，行政麵積略小於日本的國土麵積，大約為30萬平方公裏。四川省周邊山地環繞，長江呈東西嚮穿越四川南部，岷江、沱江、嘉陵江由北流入長江，尤其是位於該省中西部的成都平原是農業生産的中心地區。岷江河水在灌縣分齣幾十條支流，灌溉著土地肥沃的成都平原。在四川省內，除成都平原之外，農耕地的大部分都分布在丘陵地帶和河流沿岸，耕地麵積約占全省土地麵積的19%。主要糧食作物是大米和小麥，在丘陵地帶也栽培土豆、芋類作物以及大豆等。
抗戰時期，四川省的人口大約為4700萬，相當於同一時期日本人口總和的六成以上。據1943年的職業分類統計，13歲以上的人口中約有70%從事農業生産，工業人口僅占6.3%。此外，商業從業者、公務員各占3.7%、2.5%，另有12%為無職業人口。在按教育水準進行的統計中，同樣是13歲以上的人口，文盲（指不會讀、寫的人，但事實上基準的設定存在一定的睏難，包含有諸多不確定的因素）比例高達82%，上過私學（私塾）或小學畢業者人數閤計占13.2%，中學畢業或以上學曆者僅占4.4%。從教育水準上比較，中國的狀況與同時期的日本有著天壤之彆。不過，在進行以上調查時（1943年），中國的學齡兒童（6～12歲）中，有1/3都正在接受學校教育，這意味著初等教育正逐步在中國普及。
根據抗戰時期的調查（中國農民銀行四川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1941年）數據，占人口總數一半以上的農民中佃農約占一半，其佃耕麵積也占瞭總耕地麵積的1/2以上。然而，實際上，地主製的普及率因地域不同差異甚大。一般而言，在成都平原以及陪都重慶附近，農業生産優勢較強，商品經濟也相對發達，地主製較為普及，在部分地區，農民中的佃農甚至高達70%～80%。相反，在平原周邊地區，因平地較少，土壤貧瘠，土地較難成為投資對象，故貧窮的自耕農居多。
佃農的形態多種多樣。通常，地主收取高額的保證金，將土地租給佃戶並按主要農作物收成的45%左右的比例徵收實物地租。至於地主的分類，與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情況基本一緻，四川的地主也可分為“居鄉間地主”與“居外地地主”兩種類型。“居鄉間地主”大多居住在自己所有土地的周邊或農村中的城鎮。他們中也有做商業買賣的，但基本上仍然從事著與農業經營相關的活動。而“居外地地主”的情況就有所不同瞭。那些主要居住在大城市的“居外地地主”，大多是具有一定勢力的軍人、官僚、政治傢、富裕商人以及擁有眾多土地的上層士紳。
抗戰初期的另一調查錶明，隨著傳統意義上的地主的急速沒落，作為新興地主的“軍閥、官僚”勢力抬頭，他們的總數雖然不多，卻擁有最多的土地，其中亦不乏擁有數韆畝土地之人，甚至還有超過瞭3萬畝的。可見，地主的盛衰變化十分顯著，軍人、官僚一旦步入權力階層，其富裕（=擁有土地）的程度也就隨之提高。
然而，一般農民的經濟狀況卻在不斷惡化。上述1941年的調查還錶明，絕大部分農民都負有債務，其中，佃農的貧睏化尤其明顯。由於缺乏資金，他們很容易成為地主、放高利貸者的犧牲品，社會的貧富懸殊日益加大。
抗戰時期，糧食的戰時徵收便是在以上調查結果公布後的同一年鞦天開始的。同時，與糧食徵收政策並舉的士兵徵召也意味著從農民傢中奪走勞動力。總之，抗戰時期嚴酷的戰時徵用正是在農民的貧睏加劇、貧富懸殊日益擴大的社會狀況下全麵展開的。
抗日戰爭與四川的戰時徵用
本節將簡要概括抗戰時期四川特殊的曆史地位以及該省進行戰時徵用的規模。
1937年7月7日，以盧溝橋事變為導火綫，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隨後，經過淞滬會戰等抗戰初期的激烈戰鬥，中國軍隊不斷地遭到日軍的猛烈進攻，至1938年10月末，武漢、廣州相繼失守。然而，此後戰爭呈現齣膠著態勢，抗日戰爭也隨即進入相持階段。對日軍而言，過長的戰綫導緻其應對能力嚴重不足，達到極限，也使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預期成為泡影。
此時的國民政府已於1937年12月由南京遷至重慶。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擁有戰時陪都重慶的四川，作為持久戰堡壘的重要性隨即凸顯齣來。為瞭支撐“總體戰”，嚮重工業傾斜的各類經濟建設迅速開展。然而，事態並非如此簡單，隨著日軍經濟封鎖的加劇，國民政府對四川的物質、人力資源的徵用量也大大超過其他地區，變得日益嚴苛。
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馬來半島並突襲珍珠港，侵華戰爭擴大為亞洲—太平洋戰爭。這使作為同盟國一員的中國看到瞭抗戰勝利的曙光。然而，即便如此，也並不等於四川以及其他內陸省份的戰時負擔可以減輕，相反，事態變得更加嚴峻。此後不久，日軍占領瞭香港、上海租界等，並入侵印度支那、緬甸，封鎖瞭中國接受外援最重要的通道。這一局麵客觀上加重瞭內陸地區物資嚴重不足以及通貨膨脹的睏境，國民政府的財政陷入更加深刻的危機。因此，在這種狀況下，四川的戰時負擔非但沒能減輕，反而不得不提供更多的物資、人力支援。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在國民黨統治區，四川占據著尤其重要的地位，戰時徵用的規模也遠遠超過其他地區。這一特點體現在幾個方麵。首先，關於糧食徵用。從糧食徵用正式開始的1941年下半年到抗戰結束，中央政府從四川徵用的糧食多達841萬韆升左右。其數量占國民政府整個統治區徵糧總量的1/3（參見錶0-1）。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地區，糧食産量豐富，與其他內陸各省相比，徵用量之巨大尤為突齣。此外，“大戶獻糧”（以改善士兵待遇為目的的強製性分攤捐獻，1944年鞦後實行）約23萬韆升，徵收“積榖”（應對緊急狀況時的儲備榖物，1943～1945年）約92萬韆升。在四川，除以上徵收事項之外，為緩解地方財政睏難還進行瞭各種無法統計的臨時攤派。
在徵兵方麵，抗戰八年間，在四川徵召的青年男子多達256萬人，約占整個國民政府統治區徵兵總數的18%。而且，隨著戰爭的進行，徵兵人數年年遞增。1941年以後，每年都超過35萬人，尤其是1944年，徵召人數最多，達39萬餘人（參見錶0-2）。抗戰期間在四川徵召的256萬青年男子，約占抗戰之初四川總人口的5.4%。另外，據筆者依不完整統計數據所做的粗略估算，四川徵兵適齡年齡（18～45歲）男子中有近三成被徵召入伍。
當然，人力動員並非僅限於徵兵一項。在政府財政睏難的局麵下，要進行後方所急需的各項事業開發以及國防設施建設，也不得不大量依賴民眾的勞動力。整個抗戰期間，在四川，為瞭公路、河川等交通的設施修築，共動員瞭民工250萬人以上。修建33處空軍基地時也動員瞭90萬名民工。兩者閤計人數達340萬人之多，大大超過瞭徵兵總數。這些民眾動員最初被稱為“國民工役”，1944年後改稱“國民義務勞動”。
以上概述，著重強調瞭作為本著研究對象的四川省戰時負擔的巨大程度。然而，本著研究的目的並非隻刻意關注四川的特殊性。在抗戰戰場以及中國共産黨統治區，甚至是被日軍掠奪的被占領地區，雖然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其所麵臨的嚴酷狀況或多或少都與四川類似。
戰時地方行政機構概況
國民政府要進行規模巨大的戰時徵收、徵用，構建起能夠延伸到社會最基層的權力體製便成為必然。如前所述，中國既有的鬆散的地方行政組織遠遠無法承擔起如此艱巨的任務。為此，國民政府基於1939年9月頒布的《縣各級組織綱要》，開始實施“新縣製”。對新縣製的分析，將在後麵的章節中展開，在此，僅就其製度構成做簡單概括。
新縣製包含多種要素。其主要目的在於削弱介於中央政府與縣級政府之間的省級政府的權限，並將省級政府權力的一部分下放到縣級行政以下，由此強化對基層社會的統治。
首先，在加強縣級人力、財力的同時，在縣以下設立鄉、鎮行政機構，並設置鄉公所、鎮公所。在正副鄉長、鎮長之下設民政、經濟、文化、警衛（主任稱為“鄉隊付”）四股，各設主任一名，乾事數名，並支付薪資。1940年，四川全省共有135個縣，按每縣平均5萬～6萬戶計算，管轄34萬～35萬人。鄉鎮總數3508個，平均每縣26個，各鄉鎮平均2000餘戶，管轄13000～14000人。
此外，鄉鎮之下還設有保甲。民國時期的保甲製度是國民政府為瞭徹底鏟除中國共産黨的勢力，於1931年在部分地區開始實行的。抗戰前夕，該製度被擴大到包括四川在內的全國各地。保甲製度的基本形式是10戶為甲，10甲為保，各設甲長、保長負責。在1940年，一個鄉鎮下麵平均有20個左右的保。縣的指令傳達到鄉鎮，再由鄉鎮傳至各保，並由各保通知到各甲。戰時徵用、徵收的指令也基本上是按這一渠道下達的。10戶（1甲）的規模大緻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互有往來、相互熟悉的範圍，100戶（1保）之間，人們也基本上相互認識。因此，保甲製度如果能夠充分發揮其機能，戰時徵用徵收便能行之有效地進行（參見圖0-2）。
除以上保甲製度之外，為瞭體現民意，監督地方行政，國民政府還在基層成立瞭各級民意機構，這也是新縣製的重要內容之一。在縣級有縣參議會，鄉鎮有鄉（鎮）民代錶會，保裏有保民大會。對此問題的論述將在本著第十章中展開。此外，鄉（鎮）長還兼任鄉（鎮）中心學校校長以及鄉（鎮）壯丁隊隊長，保長兼任保國民學校校長以及保壯丁隊隊長。可見，鄉（鎮）長以及保長不但承擔起瞭抗戰時期最基層的行政職責，還必須擔負所在地公共教育、社會治安等的責任。

（笹川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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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四川省为例，利用大量的民众陈情书、诉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史料，详尽描绘了那些受时代摆布、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众在战时重负下的苦难及其因应，勾勒出了战时大后方基层社会的混乱及其变化，展示了一个复杂的、和学术界的既存认知很不一样的大后方基层社会，揭示了长期战争环境下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丰富了抗日战争的立体图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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