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希特勒瘋狂奪權，全世界為何視若無睹？美國人親曆的納粹瘋狂之路！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聯袂推薦！
☆作者安德魯？納戈爾斯基，美國《新聞周刊》駐外總編，現任紐約國際事務思想庫東西學院副院長和公共政治係主任。駐地包括莫斯科、波恩、柏林等地，對20世紀德國曆史有深刻獨到的研究。
☆角度新穎全書原始材料為20世紀20~30年代駐德的美國外交官、記者、軍人、文體明星和訪問學者的日記、信件或迴憶錄，以當事人和目擊者的角度見證希特勒和納粹黨一步步攫取權力的過程，和第三帝國背後不為人知的秘密。
☆近距離展示希特勒個性書中涉及到的許多人物有的與希特勒過從甚密，有些采訪和接觸過希特勒，還有些甚至曾為希特勒而著迷過，他們的敘述和感受生動地描繪齣一個有血有肉的希特勒，為研究希特勒人格與性格，提供瞭第一手材料。
☆披露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真實、豐富的細節，特彆是柏林地區文化藝術方麵的獨特氛圍。
內容簡介
《希特勒的土地：美國人親曆的納粹瘋狂之路》是一部講述德國納粹崛起的通俗曆史著作。作者安德魯？納戈爾斯基從20世紀20~30年代旅居德國的美國人的視角，以政治外交、新聞記者、文藝體育等身份各異的美國人的親身經曆為材料，展現一戰後的德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麵萬花筒般的景象，展現希特勒和納粹黨逐步攫取權力、擴張軍隊、灌輸極權思想，使德國走嚮深淵的過程；並揭示瞭導緻美國政府和民眾對納粹德國警惕不夠、對二戰準備不足的主要心理誤區。
《希特勒的土地：美國人親曆的納粹瘋狂之路》作者安德魯？納戈爾斯基通過梳理和分析當時目擊者的證詞，使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政治的發展脈絡清晰可見，以全新的視角嚮讀者講述瞭希特勒和納粹黨一步步攫取德國政壇權力，爬上歐洲權力扣人心弦的曆史景象。
作者簡介
安德魯·納戈爾斯基，現任紐約國際事務思想庫東西學院副院長和公共政治係主任。曾長期擔任美國《新聞周刊》駐外總編，駐地包括香港、莫斯科、羅馬、波恩、華沙、柏林等。著有《最偉大的戰役：斯大林、希特勒和改變二戰進程的莫斯科苦鬥》等書。
譯者簡介：
吳鼕，廈門大學外文學院英語語言文學係碩士，現就職於湖南省益陽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曾參與福建省省級課題《威廉？加迪斯小說中的熵》一書的翻譯。
姚小菡，廈門大學外文學院英語語言文學係英美文學方嚮碩士。現就職於中國電科集團公司第三十六研究所擔任高級翻譯，嘉興市《南湖晚報》副刊部固定作者。已齣版譯作《諸神的黃昏》（重慶齣版社）、《奧巴馬的美國：搗碎美國夢》（華中科技大學齣版社）。
精彩書評
安德魯.納戈爾斯基講起曆史來，格外扣人心弦！他以常人難以企及的審慎去“探測”史料——日記、信件、采訪實錄……這本書，簡直就像是當年那些身在柏林的美國記者、外交官和其他所有旅德美國人全部來到我們麵前，親口講述那個緻命時代裏究竟發生瞭什麼？
——亨利·基辛格（美國前國務卿）
安德魯.納戈爾斯基寫瞭一部可讀性極強的編年史——《希特勒的土地》將人們對於希特勒曾經的誤解描繪地栩栩如生，這些“幻象”如今迴顧起來是那麼地不閤情理。若有任何讀者醉心於解開當今世界政局之謎，他必然會為曆史竟然能如此輕易脫軌而感到驚訝不止。
—— 美國《經濟學人》
《希特勒的土地》讀起來讓人有種負罪般的微妙快感……太令人著迷瞭！安德魯·納戈爾斯基又一次展現瞭新聞記者對戲劇化事件特有的深刻洞察力。
——美國《華盛頓郵報》
目錄
前言 究竟是什麼成就瞭希特勒？
第1章 “精神崩潰”
--“一戰”的創傷與平復
迷人的混亂中心
貧睏之海中的狂歡孤島
美國是朋友，法國是敵人
“婚介”記者與社交舞會
激昂的演說傢--希特勒
預測納粹是否將乾預巴伐利亞局勢
漢夫丹格：哈佛與希特勒的聯結者
第2章 懸而未決
--德國將何去何從
領袖的魔力
美麗女主人傢的常客
明眼人
藝術化的魏瑪
美國支持下的經濟復蘇
牢獄生涯與聲名式微
錯把他鄉當故鄉--旅德美國人的錯覺
日耳曼式的精神世界
從亨利?福特身上汲取“反猶”靈感？
經濟崩潰的政治後果
第3章 大象還是老鼠？
--如何定位納粹勢力
納粹嶄露頭角
希特勒“重裝歸來”
直指“軍國主義”
嚮總統寶座發起“衝鋒”
對領袖的好奇
來自美國記者的兩次著名采訪
第4章 “我會為他們做示範”
--美國人把納粹領導視為小醜
德國政客的對策
美國記者關注些什麼？
愚弄公眾的遊戲
“宮廷小醜”漢夫丹格
真相遠比看起來復雜
令人恐懼的“納粹藍圖”
第5章 逃走吧，越快越好
--瘋狂的意識形態轉型
德國的野蠻轉型
羅斯福上任後的德美外交
“小酒館”裏的大爭執
第6章 “就像足球和闆球”
--清洗猶太人運動
反猶暴力事件的證據
希特勒否認將有新戰爭
盲目的包容
責難與辯護
歐洲會邁嚮戰爭嗎？
第7章 與納粹共舞
--希特勒的“獠牙”
“長刀之夜”
軍隊嚮誰效忠？
狂熱和暴怒的宿命論者
駐德記者不再是美差
希特勒應該娶個美國老婆？
羅曼史與“朝聖”之旅
第8章
“瘋帽子的午餐會”
--1936年柏林奧運會鬧劇
奧運時節來臨
納粹的“教義”
美國飛行傢訪問德國航空工業
“一場精心策劃的惡作劇”？
沮喪和失望的美國人
第9章 “製服和槍支”
--走上武力擴張的道路
認識德國的四個階段
1938年的三件大事
聯姻
在刀刃上行走的希特勒
“納粹血旗”
德國的軍事建設
武力擴張的新高潮
第10章 “孤立無援”
--德意誌不惜背棄一切
世界大戰的苗頭
這是真正的戰爭
閃擊波蘭，驚駭世界
代價由誰支付？
民心漸遠
第11章 喂鬆鼠
--希特勒希望彆國勿管閑事
槍炮叢林
善良與殘忍之間的奇怪對比
女性與傢庭政策
納粹的美國宣傳員
東徵蘇聯
柏林並非無懈可擊
美國身份不再安全
第12章 最後一幕
--美國駐德記者全麵撤離
莫斯科與“滑鐵盧”
對美國宣戰
受到上天眷顧的曆史見證者
後記
緻謝
精彩書摘
迷人的混亂中心
即便在今天，人們提到20世紀20年代的柏林，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就如同一場羅夏剋墨跡測驗 。有人會立刻聯想到政治癱瘓和社會混亂，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街頭短兵相接；有人會迴憶起惡性通貨膨脹如何將人們一生的積蓄化為烏有，成韆上萬個殷實的中産傢庭在一夜之間淪為赤貧；在一些人的記憶裏，那是一個讓人眼花繚亂的性自由的年代，而在另一些人眼中，那段時期喪盡廉恥，墮落扭麯；還有人因為非凡的文藝復興成就而記住瞭那個時代，因為當時的藝術和科學領域都爆發齣瞭驚人的創造力，而原因就在於，一個真正的民主體製讓一切都成為可能。
說來也怪，所有這些聯想都是對的，都反映瞭相當準確的一部分曆史事實。
“一戰”餘波過後，柏林成瞭主要的政治戰場——這可不是說說而已。當動亂橫掃整個德國，沒有哪個城市像柏林那樣充滿瞭火藥味。1919年2月，新選舉齣的國民議會選擇在魏瑪召開會議起草新的憲法，就是因為柏林的環境太過動蕩。然而魏瑪共和國的誕生卻遭到瞭左翼和右翼人士的一緻激烈反對，他們似乎都盼著這個國傢的新統治者和他們所做的議會民主的嘗試快點垮颱。形形色色的煽動者們也在此時招兵買馬，拉攏那些還深陷戰敗恥辱，為瞭慘重的人員傷亡和《凡爾賽和約》中的懲罰性條款而忿忿不平的人民。
政治混亂催生經濟低迷。隨著馬剋的大幅貶值，依靠固定收入維持生活開銷的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大幅下降。日常采購——比如一片麵包——動輒需要花費數韆、數百萬，甚至數億、數萬億馬剋。現金一文不值的尷尬從一傢城市劇院售票處的招牌上得到瞭生動的體現：“正廳前座：半磅黃油的價格；正廳後座：兩個雞蛋。”當然在普遍貧睏之下，也有人趁機大撈一筆，過起瞭窮奢極侈的生活。
這種奢華放縱在性觀念上錶現得尤為顯著。根據劇作傢卡爾?楚剋邁爾的描寫，在他參加的諸多派對中，有一迴派對上端送飲料的年輕姑娘們全身僅著一條“綉著一片銀色樹葉遮掩私處的透明內褲”——和美國俱樂部裏的“兔女郎”不同，這些女孩“不要錢就聽憑人們上下其手”，因為一晚上的開銷裏就包含瞭這些小福利。牆上的標語宣稱：“所謂愛情，不過是愚蠢地高估瞭兩個性對象之間那微不足道的差異。”
這種全民式的性自由體驗是充滿好奇的外國人被吸引到柏林的原因之一，不過最大的誘惑還在於柏林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文化中心。這個城市頗以擁有貝爾托?布萊希特、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瑪琳?黛德麗以及喬治?格羅茲這樣一些人物為傲，所以很快就吸引瞭一大批纔華橫溢、富於創造力，又敢於冒險投機的人們，其中就包括越來越多的美國人。
“人們已經忘記，‘一戰’後知識分子和文化革新者的聚集地已不再是巴黎，當然也不是倫敦或紐約，而是柏林。”邁剋爾?丹姿這樣迴憶道。他是一名多纔多藝的美國音樂傢，會彈奏班卓琴和每一種吉他和曼陀林，在柏林度過瞭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大部分時光，“柏林是真正意義上的歐洲首都——不管從哪一個歐洲城市開啓的鐵路，都以柏林作為終點。”
從一開始，很多美國人就對這裏的混亂局勢很感興趣。他們試圖瞭解匯聚在戰後的德國，特彆是柏林的各路政治力量，並據此來揣測魏瑪共和國的未來。但是，在剋裏斯托弗?艾什伍德的故事集和由之改編的歌舞片和電影《歌廳》（Cabaret）中，美國人關於那個非常年代的記憶，往往都摺射齣那股終將吞噬德國以及幾乎整個歐洲的邪惡力量的影子。
早年間，納粹還隻是一個以慕尼黑為基地的小型激進運動組織。他們認為柏林是一個邪惡墮落的城市，尤其是相比於巴伐利亞州這個擁有眾多納粹支持者的地方來說。“（慕尼黑）和柏林的區彆是顯而易見的。”庫爾特?盧戴剋注意到。他在20世紀20年代加入納粹黨，是一名熱心的募資者和社會活動傢，並曾數次前往美國。“一個是馬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心中的聖城，而另一個是他們宿敵的大本營。”即使是在希特勒上颱以後，坐擁整個柏林城時，他還是無法真正信任這個城市和它的人民。
根據最早一批抵達戰後德國的美國人迴憶，那裏發生的一切都神秘迷人。本?赫剋特這位未來百老匯和好萊塢的明星作傢、導演及製片人，在1918年作為《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的駐外記者來到德國，當時他隻有24歲。在柏林的兩年裏，他有過這樣的描述：“愚蠢而偏執的政治小醜、吹毛求疵者和肆意妄為者”就像在街頭劇院錶演一樣，“這裏的一切都關乎政治：要麼革命，要麼反革命”。在寫給遠在芝加哥的總編亨利?賈斯汀?史密斯的一封信裏，他這樣總結道：“德國正在經曆一場精神崩潰。在這裏，一切的一切都是瘋狂的。”
激昂的演說傢——希特勒
韋根稱，他第一次見到希特勒是在1921年，但直到一年後他纔在報道中大篇幅地增加對他的特寫。考慮到巴伐利亞州極端分子的急速增加，這也不足為奇。因為他不可能對每一位左派或右派激進分子都進行獨傢報道，有些人甚至都不值一提。但是到瞭1922年11月，隨著本尼托?墨索裏尼在意大利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整個歐洲的右派分子在激增，這也給瞭記者們一個理由去找這名德國“法西斯黨”的首領作專題報道。
1922年11月12日，韋根在赫斯特報業旗下的《紐約美國人報》上發錶瞭題為“希特勒效仿墨索裏尼引發日耳曼危機”的頭條新聞。“法西斯黨的陰影在德國迅速蔓延”，韋根寫道。希特勒正在“領導一場運動，這在共産黨和社會主義陣營中與在柏林和慕尼黑政府中引發瞭同樣的恐慌”。那天希特勒嚮韋根闡述瞭他的藍圖，但是普通讀者卻很難從韋根據此寫齣的摘要裏讀懂這場新的政治運動的真正內涵。
盡管希特勒一麵痛斥《凡爾賽和約》，但卻仍堅持要和法國和解。他告訴韋根，戰爭“如果不是白癡做法，就是自殺行為”。在對內政策方麵，他呼籲德國人每天加班兩小時，以支付戰爭賠款和還清債務。對於任何恢復君主製或推動巴伐利亞分裂的企圖，他都堅決反對。並且，他還正麵攻擊馬剋思主義者。“真正的社會主義是為瞭全體人民的福利，而不是為瞭一個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其他階級。因此我們反對階級戰爭”，他這樣宣稱。
但是對於幾乎還沒聽說過這位新政客的美國讀者而言，在韋根的文章裏筆墨最多的是他個人對希特勒的描述。韋根稱希特勒是“一介平民”，曾在“一戰”的戰壕裏衝鋒陷陣，戰後離開軍隊做瞭一名木匠，後來轉行成為一名工程隊隊長（顯然是對希特勒早年間做雜役工的誇張說法）。韋根將他描述成“一位有魔力的演說傢，一名具備非凡組織能力的天纔”。他詳盡描述瞭這位被他稱之為“德國的墨索裏尼”的人物：
“34歲，中等個子，身材清瘦，黑頭發，鬍須就像被整齊修剪過的牙刷，眼睛有時像要噴齣火來，鼻梁筆挺，輪廓分明，擁有讓很多女人都羨慕的細膩膚色，他的行為舉止讓人産生這樣的印象：他是一個能量充沛又很有節製的人……”
“這就是希特勒——很多個月以來我見過的最有意思的人。”
“希特勒那信徒般的狂熱、極具說服力的口纔和磁石般的個人魅力，令他的追隨者們從共産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陣營中脫離齣來。希特勒是個天生的領導者。他將僅僅領導一支隊伍還是一場偉大的運動，隻有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
“他堅信他的使命就是喚醒和拯救處於危難之中的德國……”
在報道的結尾處，韋根這樣寫道：“巴伐利亞的法西斯黨，像意大利人那樣，偷偷潛伏在國防軍和警察的隊伍裏。人們都在恐懼，終有一天希特勒將宣布自己就是巴伐利亞的統治者。”
漢夫丹格：哈佛與希特勒的聯結者
1887年，漢夫丹格齣生於巴伐利亞，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半個美國人”。他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美國人，並且他們都傢世顯赫。“普奇”（在巴伐利亞方言裏是“小男人”的意思，從很小開始就一直是他的綽號）很驕傲地描述瞭他的父係傢族：“漢夫丹格傢的人都是大個子，曾連續三代擔任薩剋森—科堡—哥達王室公爵樞密院的成員，而且是有名藝術鑒賞傢和資助者。”普奇的祖父以精湛的工藝品復刻手藝而聞名，並且是最早使用攝影技術的先驅之一。普奇的父親繼承並拓展瞭傢族生意，在倫敦和紐約都開瞭畫廊。
普奇的母親名叫凱瑟琳，齣嫁前的本姓是賽奇威剋，來自新英格蘭一個真正顯赫的傢族。她的舅舅約翰?賽奇威剋將軍是一名內戰英雄，父親威廉?海涅是一名建築師，曾收過在1848年革命後逃齣德纍斯頓的起義者為徒，並為巴黎歌劇院做過裝修，後來纔移民到瞭美國。在美國，他成為上將佩裏遠徵日本艦隊的官方插畫師。在內戰中，他也當上瞭將軍。在亞伯拉罕?林肯的葬禮上，他還是護棺者之一。因此，普奇在1905年被派到哈佛大學深造也不足為奇——一來可以讓他更多地瞭解自己的美國血統，二來也是為他今後接管位於紐約第五大道的傢族畫廊做準備。
談及在哈佛的日子時，普奇總喜歡停留在他的名氣和人際關係上。“我討厭自己這樣說，但我在班上很受歡迎。”他迫不及待地指齣。雖然非常虛榮，但漢夫丹格在這點上沒錯：無論是彈奏瓦格納鋼琴麯還是為足球隊高奏進行麯，他總能在哈佛校園裏吸引大批觀眾，而且他總能輕易地和T. S.艾略特、沃爾特?李普曼、羅伯特?本奇利和約翰?裏德等人打成一片。
但最讓他聲名大噪的卻是校外的一次經曆。1906年春天一個寒冷的早晨，他在查爾斯河畔等待船隊選拔賽的訓練。據普奇迴憶，“皮劃艇隊的一個傻瓜在激流中遇到瞭麻煩，他的船翻瞭。”普奇毫不猶豫奪過身邊的一條船，劃至正在奮力掙紮的落水者身邊。他來不及脫衣，就一頭紮進冰冷的水中，把那人推上瞭船。第二天《波士頓先驅報》就刊登瞭題為《漢夫丹格，哈佛的英雄》的頭條新聞。
普奇堅持認為，這個事件讓他結識瞭另外一位有名的哈佛校友、羅斯福總統的長子——小西奧多?羅斯福。1908年鼕天，羅斯福的父親——普奇描述為“一個性格外嚮的人”——邀請他去華盛頓作客。在與西奧多?羅斯福幾次會麵中，他對第一次見麵的印象最為深刻：在白宮地下辦公室舉行的一次無女伴的聚會上，他“毀壞瞭那架施坦威大鋼琴的7根低音弦”。
從哈佛畢業後，漢夫丹格返迴德國，在巴伐利亞皇傢步兵團服瞭一年的兵役，主要就是為王宮站崗。他漸漸覺得自己被睏在一個落伍的世界裏。之後他又去格勒諾布爾、維也納和羅馬等地學習瞭一年，然後迴到美國接管在第五大道的傢族畫廊生意。因為經常在哈佛私人會所吃飯，所以他認識瞭另一位羅斯福——那會兒還隻是一位年輕的紐約州參議員的富蘭剋林?德蘭諾?羅斯福。當然他也和西奧多?羅斯福恢復瞭聯絡。這位前總統告訴他，服兵役的經曆對他來說一定會是件好事：“我瞭解過你們在鄧伯立茲的皇傢軍隊，那樣的訓練對你有百利而無一害，以那樣的標準去要求自己的民族，是永遠不會墮落的。”
之後，他們的話題轉到藝術和政治。“漢夫丹格，你的工作就是挑選最好的畫作，但是你要記住，在政治裏，選擇往往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這位前總統這樣告訴他。毫不諷刺的是，普奇——在後來竭力幫助希特勒攫取權力的過程中——意識到這句話“自此幾乎成瞭他的人生信條”。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漢夫丹格感覺到有一種力量在牽引他去效忠自己齣生的祖國。在美國參戰之前，他通過邀請那些被阻滯在紐約港的德國船隻上的樂隊來自傢的畫廊錶演，以達到幫助他們的目的。而在美國加入“一戰”之後，普奇不得不找來一名律師——前參議員伊萊休?魯特，也是西奧多?羅斯福政府的國務卿，並承諾不再從事任何反美活動纔被免於拘留。
1917年2月，美國司法部在報告中提到瞭對漢夫丹格的評估。顯然，調查員對他進行過仔細的觀察：“他沒有犯罪動機，但如果德國和美國開戰，最好還是將他拘留，因為他完全具備領導美國或者墨西哥軍隊的能力。”尼古拉斯?羅斯福——羅斯福傢族的另一位名人，在給有關當局的信中稱普奇有“強烈的反美傾嚮”，並宣稱直到德國大使館關閉前他都與其保持著密切聯係。他還直言，普奇“是他的祖國的狂熱擁護者”和“一名危險分子”。
無論這份報告的準確性如何，漢夫丹格——剛剛結婚並育有第一個孩子——決定在1921年迴到德國。迴國後，他發現那是一個“幾乎被內訌和貧苦撕裂”瞭的國傢。他稱，“很顯然，從政治上來說，德國就是個瘋人院……”，這與本?赫剋特認為這個國傢正在經曆一次精神崩潰的觀點遙相呼應。正當普奇苦於在這個麵目全非的國傢找不到方嚮時，他接到瞭時任美國駐柏林大使館官員的前哈佛同學羅賓斯的電話。
當史密斯抵達慕尼黑時，普奇盡可能地為他多引見一些人。普奇在迴憶錄裏寫道，史密斯是“一位年約30歲的隨和軍官，畢業於耶魯。盡管不是校友，我對他還是十分友好。”普奇對追隨丈夫來到慕尼黑的凱也很友善。盡管後來因為沉迷女色而聲名狼藉，但他在凱麵前卻是一個十足的紳士。有一次下著小雪，他帶凱去看風景。來到聖母大教堂時，這位美國客人顯然為中世紀的藝術所傾倒。當他們來到他自傢的藝術品商店時，他將一幅教堂內壁的雕塑作品送給瞭凱。“這是我瞭解慕尼黑的一個有趣的方式，”凱在後來的文章裏寫道，“也許這一天就是我為什麼一直喜歡這座城市的原因。”
事實證明，凱的丈夫並不需要普奇太多的幫忙。在普奇的印象裏，杜魯門“工作起來像海狸一樣賣力”，他幾乎見到瞭所有的大小政要。“很快他對巴伐利亞政治的瞭解就超越瞭我”，普奇承認。
史密斯待在慕尼黑的最後那天，兩人相約共進午餐。“今天上午我見到瞭有史以來最瞭不起的人物”，史密斯禁不住贊嘆道。
普奇問他指的是誰。“阿道夫?希特勒，”史密斯迴答說。
“你肯定弄錯瞭，”普奇說，“你不是在說德國的民族主義者希爾佩特吧，盡管我不敢說我覺得他有多瞭不起。”
史密斯這纔意識到普奇從沒有聽說過希特勒，於是他開門見山地說：“外麵貼滿瞭關於今晚集會的布告，”他指齣：“據說他貼瞭‘猶太人不得入內’的標誌，但對於國傢榮耀、工人權利和新的社會秩序，他倒有一套很具說服力的理論……我有這樣的預感，他將來會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不管你喜不喜歡他，他非常確定自己想要什麼。”
史密斯有一張記者通行證，當晚可以在慕尼黑一傢名為“兒童酒窖”的著名啤酒館裏見到希特勒。但他必須趕夜班火車返迴柏林，所以他問普奇是否可以代他參加。“你能不能去見見他，然後告訴我你對他的印象？”他補充道。
漢夫丹格完全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齣於好奇，他答應瞭。“從哈佛到希特勒，中間隔著韆山萬水，但在我身上，兩者的聯係就這樣發生瞭。”他在多年以後這樣寫道。在後來的一次采訪中，當他迴憶起一係列牽引他來到希特勒麵前的事件時，他這樣總結：“這一切都是命運的藝術。”
認識德國的四個階段
1936年夏天，霍華德?K. 史密斯從新奧爾良市的杜蘭大學畢業後，供職於當地一傢報社，每周能賺到15美金，直到突然時來運轉：他的一個短篇故事獲得瞭100美元的奬金。雖然錢包一時充盈瞭，但他很清楚這筆意外之財最多能支撐多久，所以他決定前往德國。他注意到，對於美國人來說，那時候的德國是歐洲生活成本最低的國傢。他那些新奧爾良的年輕朋友沒有一個能支付遠赴德國的旅費，卻經常和他討論那裏的新政。“新任政府是否站得住腳，是否能解決和美國同樣的那些問題。”史密斯迴憶道。他解釋說，本質上他們是在問：“納粹德國到底是好還是壞？”
盡管史密斯和他的朋友們所接受的人文教育倡導反對獨裁，但是大蕭條令他們的某些核心信仰發生瞭動搖，令他們覺得一切都不是絕對的。因此，史密斯帶著一種開放的心態踏上瞭他的“實情調查”之旅。“就像政治界的笛卡爾，我盡力摒棄先前的觀念和偏見。”他宣稱。史密斯受雇成為一艘橫渡大西洋的貨船上的甲闆水手。當他第一眼見到他即將踏入的那個國度時，他的反應和普通人並無二緻。“在我沒有踏足德國之前，它就已經深深吸引瞭我，”他寫道，“從不來梅港沿著威悉河往上，我們經過一個又一個讓人幻想的迷你小鎮，河畔是一排排可愛的房子和大型的露天啤酒店，一切都無可挑剔。”
很久之後，史密斯成瞭美國有名的電視新聞節目主播。在迴顧第一次接觸納粹德國的經曆時，他不僅談到瞭德國的情況，還有自己的心路曆程。史密斯作為閤眾社的初級記者在德國旅居六年。基於這期間的思想變遷，他提齣瞭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對於德國的認識過程的理論。他把這個過程分解成四個階段：
“乍看之下，德國非常有吸引力。第一印象甚至讓許多堅決反對納粹的人在發起攻擊之前就乖乖繳械投降瞭，”他寫道，“德國乾淨整潔，是一個真正優雅的國傢。這裏的大城市比人們預想的還要乾淨……給人的印象就是秩序、整潔和繁榮——這對納粹來說具有極大的宣傳價值。”在被史密斯稱為“我在不來梅港神奇的第一天”裏，一名碼頭工就對他指齣，德國人“整潔、乾淨，這在希特勒上颱前就已經由來已久”，意思是其實外來者們都錯誤地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歸功於納粹新政瞭。
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確實是那樣以為的。一些外來者從來沒能超越第一階段。據史密斯的說法，這“錶明他們隻有犀牛皮一般的敏感度和茶托一般的深度”。史密斯以他在海德堡見到的一群女學生作為例證。“我認為，阻止她們進一步提高認識的最大障礙在於：德國男人英俊瀟灑，而且身穿製服。”
在第二階段，納粹德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製服和槍支，在那時德國就已經處於高度戰備狀態，這讓我大吃一驚”。成倍增加的穿製服的人——用史密斯的話說，就是同性戀民兵——突然使得納粹的軍備重整變成瞭一個具體的現實。處在第二階段的外來者們被所見到的一切撩撥著神經。“或者，不僅如此，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興奮。”史密斯承認。他從紐倫堡的一個窗戶往外看到“一兩萬人身穿製服排成一條寬廣起伏的長河，淹沒瞭房屋之間的街道，他們在鋪滿鵝卵石的街道上整齊地踏步，進行麯如此嘹亮以至於窗戶都被震得咯咯作響，連你的心髒也不禁跟著軍樂的節奏澎湃起來”。
史密斯繼續說道，當這些魅惑人心的軍國主義場麵漸漸淡化後，許多外來者就會進入到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的人們開始主動思考眼前的這個國度，而且會得齣一些令人不安的結論。“你開始意識到，這裏正在發生的事情就是，成韆上萬的年輕人正被訓練成隻有條件反射的機器，”他寫道，所有的操練隻是為瞭教會他們“像條件反射一樣去殺人……收到簡短的指令後，他們的人格會轉變得比傑基爾博士化身成海德先生（來自《化身博士》裏的典故）還要利索，他們在學習如何打砸搶燒”。
而第四階段的特點是“一種奇特的深度恐懼”。來到第四階段的人們往往恐慌於：全世界對這股正在崛起的力量一無所知，並且那些毫無疑慮的局外人根本無法與這股黑暗力量相匹敵。史密斯自己已處於這一階段，他焦慮納粹“事實上已經對一個文明社會的存在造成瞭一種真實、直接而迫切的威脅”。民主社會雖然有種種值得贊揚的特質，但卻極為脆弱；而希特勒的帝國卻是“強大的、有影響力的和殘暴的。它從蒼穹嚮這個世界發齣藐視的尖叫，隻有聾子纔聽不到它的聲音”。
史密斯指齣，有的人最短可以在一周內從第一階段走到第四階段，而其他人可能停滯在前兩個階段，也有人進入到瞭第三階段但是卻無法前進到第四階段。
……
前言/序言
前言 究竟是什麼成就瞭希特勒？
在“一戰”後至“二戰”期間的所有美國駐德記者裏，沒有人比西格瑞德?舒爾茨更能勝任這份工作。她1893年生在芝加哥，父母是挪威人，從8歲起，她的大部分少年時光都在歐洲度過。父親是位成功的肖像畫傢，主要在巴黎工作，所以西格瑞德從小上的是法語學校。後來父親受命前往符騰堡王國 為國王和王後畫像，她又跟過去上瞭幾個月的德語學校。這段經曆不僅教會瞭她德語，也讓她很早就洞悉瞭當地的人情做派。
舒爾茨迴憶道：“那時還很少有外國畫傢能被邀請到德國宮廷作畫，那些德國小女孩也在盡力對我示好。但是很明顯，‘不是德國人’這一點本身就是個缺陷。任何沒能在德國文化和‘日耳曼效率’麵前感到目眩神迷和自慚形穢的外國人，充其量就是個被同情的對象。”
舒爾茨在巴黎大學學習國際法，後來隨父母遷居柏林。在那裏，身居戰敗國的舒爾茨親曆瞭第一次世界大戰。自從美國在1917年加入戰爭，她和父母就必須以“敵國僑民”的身份每天嚮警局報告，不過好在她還可以在柏林大學繼續自己的學業。“一戰”餘波未盡，《芝加哥論壇報》已聘她為柏林站記者，與理查德?亨利?利特搭檔，她的語言能力給利特留下瞭深刻的印象。而從1919年初她與利特閤作、開始自己的記者生涯起，她還展現齣傑齣的報道能力。
舒爾茨和利特一道采訪瞭幾十名德國軍官，想要瞭解他們在德國戰敗後的感受。大部分人滿腔怨憤，但沒有誰能蓋過一名“尖酸慍怒的，穿一身藍色海軍製服的小男人，他名叫雷德爾”，舒爾茨寫道。這名德國軍官還告訴兩位記者：“你們美國人用不著驕傲。用不瞭25年，我們兩國還會開戰。那時候贏的就是我們，因為我們的準備要充分得多。”
美國記者們不以為忤——他們的反應恰恰相反。“我清楚地記得1919年的那一天，我們都為一心想要復仇的小雷德爾深感惋惜。”舒爾茨在筆記中寫道：“他把戰敗這事看得太嚴重。我們感覺到他正在被仇恨吞噬。”
1926年，舒爾茨成為《芝加哥論壇報》中歐分社的首席記者，直至1941年，她一直紮根柏林。戰後，一波又一波的美國記者團接踵而至，團員幾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而舒爾茨對於德國的瞭解和對故事的執著探詢一直讓他們印象深刻。她在“二戰”期間寫作齣版瞭《德國將捲土重來》（Germany Will Try It Again）一書。在書中迴顧自身經曆時，舒爾茨認為，其實雷德爾的同胞們都懷著與他相同的仇恨以及對復仇的渴望。
當然，那時舒爾茨已經看到瞭這股民族仇恨帶來的後果，但也有人據此質疑書中的某些描述是否經過事後潤飾。不過僅就她對雷德爾的這段采訪迴顧而言，她隻是在末尾稍加渲染，以示其預言精準：“將近23年之後，阿道夫?希特勒嚮美國宣戰，而此時統領德國海軍的，正是帝國元帥埃裏剋?雷德爾博士。”
市麵上關於“一戰”到“二戰”期間旅居英法的美國人的書籍比比皆是，甚至不乏對美國人在蘇聯生活的記述。但齣於種種原因，包括舒爾茨和她的同事在內，還鮮有作者會關注那些在希特勒當權以及打造“第三帝國”時期在德國生活、工作或旅行的美國人。事實上，這群人經常為世人所遺忘。或許像喬治?凱南這樣的外交傢還能被人們記得，但那和他們的駐德經曆沒什麼瓜葛。就拿喬治?凱南來說，他傳記中的大部分筆墨都用來描述他如何構建齣令自己聲名大噪的“遏製政策”，這一政策被戰後連續幾屆美國總統采納為對付蘇聯的長期策略，相形之下，他在德國的經曆就黯然失色瞭。其他人的情況也是一樣。
因此，美國人常常有這樣一種印象，好像魏瑪共和國的垮颱、納粹的驟然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引爆都發生在一個陌生而隔絕的國度。很少有人會停下來問問，有哪些美國人親曆過這些事件，他們對此如何看待和報道——不論其立場是齣於工作職責還是普通的好奇看客，而這些報道對於美國人看待當時的德國又有什麼樣的影響。
如今，人們都普遍認為希特勒的意圖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而他所奉行的政策也必將導緻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屠殺猶太人的暴行。大部分人都覺得很難想象，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之間，在德國生活或者過境的美國記者、外交官、演藝人員、社會學傢、學生以及其他各色人士居然沒能立刻看清並理解眼前所發生的一切。畢竟，他們坐在最前排的席位，可以從最優越的視野注視這起20世紀最戲劇化的事件。其中一些人不僅遠遠觀察過希特勒，還和他有過近距離的會晤和交談，目睹他從一個慕尼黑的街頭煽動者變成後來權傾柏林的獨裁者。對這些人來說，希特勒不是某個抽象的邪惡化身，而是一名真實生活裏的政客。一些美國人很早就開始研究他，也有些人等到他上颱之後纔開始留意。即便是那些沒機會接觸到他的人，也親眼看見瞭他的所作所為導緻的後果。
不過這些人對德國和希特勒的解讀也大相徑庭。他們中有人親眼見過希特勒，認為他代錶著一股原始力量，並擁有某種能夠煽動德國人民情緒、激起他們憤怒的神秘能力；有人認為希特勒隻是政壇上一個來去匆匆的醜角；也有人在初始階段對希特勒本人及其作為懷抱同情，甚至一度擁護；還有些人從一開始就有著本能的擔憂，隨即迅速轉為全麵的警覺，他們意識到希特勒對德國乃至全世界都是一種威脅。
其實不僅美國人不瞭解是什麼成就瞭希特勒，又是什麼塑造瞭他的世界觀，德國人也一樣。奧特?施特哈瑟是希特勒早年的追隨者，後與其分道揚鑣並逃離德國。他迴憶起1927年紐倫堡納粹大會期間與幾名納粹高官共進的一次晚餐，當時，顯然還沒人完整地讀過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這幾名高官一緻同意，通讀過這本書的人可以獲得免單的優惠。“結果沒人讀過《我的奮鬥》，所以大傢都得自己買單。”施特哈瑟告訴我們。
迴顧過去，曆史的一步步演變總顯得無法規避，而對目睹瞭這段演變的美國人來說，他們各自的判斷也基於多種不同的因素：他們自身的傾嚮，他們看到的事實片斷，並且有時他們隻看到自己想看的那部分情節，而忽略那些暗示著相反事實的信號。
舒爾茨著重援引雷德爾在1919年的言論，為的是強化自己後來的論點，即一旦美國與德國再次開戰，希特勒的行動就可坐實為戰敗國民族仇恨激化的必然結果。而另一些美國人則喜歡沉浸於“一戰”後美國受到的熱烈追捧，他們相信這場戰爭已經嚮人們索取瞭高昂的代價，所以必將留下一記深刻的教訓。埃德加?安塞爾?莫勒是《芝加哥論壇報》的競爭對手《每日新聞報》的駐柏林站記者，他迴憶說，在20世紀20年代，“大多數在德的美國人都懷有一種閤理的希望，認為德國戰敗後的屈辱、通脹以及其內部的混亂會讓大部分德國人認識到再謀稱霸歐洲是個愚妄想法。”
像舒爾茨和莫勒這樣的記者，還有像凱南這樣的外交官以及他的幾個同事都不是甫齣國門的新人，他們都曾在歐洲各國求學和工作。相比之下，這段時期來德的大多數美國人都是未經曆練的年輕人，所以他們的觀點不免會被左右，行動也會受到影響。戰後的德國不管在政治還是兩性行為上，都處在一種舊世界的刻闆與戰後新世界的極端主義交融的狀態，他們也時時為此心醉、震撼並著迷。
正因為美國的角色很特殊，所以在德國的美國人也處在一個特殊的位置。盡管美國也是“一戰”的參與國，但在後期纔加入戰爭。大部分美國人都極不情願被捲入到一場新的歐洲世界的衝突中來，因而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情緒非常嚴重，在德的美國人則被歸入一個不同於其他戰勝國國民的類彆。人們覺得他們的立場幾近中立，遠不像法國人那樣復仇心切，不論就個體還是總體而言，他們更願意給戰敗的德國人民質疑的權利。作為旁觀者，他們可以跳齣來，從這些歐洲大陸上的競爭對手以外的角度來看待問題。
就像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美國人一樣，在德的美國人也喜歡享受特權階級的生活，他們目睹著這裏的物質匱乏、暴力陡增，卻往往都能獨善其身。他們彼此間密切交往，一起慶祝感恩節和其他節日，享受旅居異國的生活方式，同時也關注身邊大事。當時的美聯社駐德記者路易斯?洛剋納就曾不經意間提起這段在“美屬殖民地”的生活，還有美國記者間“甚至是在那些存在激烈競爭的記者之間”的“令人羨慕的友情”。
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人之間也常常會爆發衝突，原因是對希特勒和納粹以及對德國的軍備建設可能帶來的隱患意見不閤；他們相互間的妒忌憎惡也不算少見。相比今天的各類使館，那時的美國駐柏林大使館還是個相當寒酸的前哨基地，超負荷工作的職員們和他們的配偶常常因為政治觀點和其他瑣碎的小事爭吵不休。政府任命的大使與專業的外事人員以及武官之間也常有摩擦。如果再算上某位大使女兒的醜聞，真湊足瞭一颱好戲。當然這些事在任何一個外交機構都有可能發生，隻是在希特勒統治下的柏林城裏那無處不在的緊張氛圍中，它們被不自覺地放大瞭。
相比之下，那時駐柏林的美國記者人數遠遠超過今天，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最多達到過50名。在當時的美國，除瞭紐約和華盛頓，還有大批市屬通訊社、報業公司和日報社嚮海外派遣記者，並放任他們追蹤各自的新聞。無綫電廣播員也很快加入瞭這場媒體混戰。
作為一名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新聞周刊》的駐外記者，再反觀當下媒體行業的整體衰退，我深感自己曾有幸生活在這個行當的黃金時代。但我的那些前輩們在柏林的生活還要有聲有色得多。比方說，腓特烈大街和菩提樹下大街的交匯口是鬧市區的顯赫地段，那裏有傢著名的剋蘭茨勒咖啡館，莫勒就在它樓上設立瞭一個《芝加哥每日新聞》的新辦事處。從此，這兒就以美國訪客的二樓接待站而聞名，人們可以過來聊聊天，讀讀美國報紙，偶爾還能指揮一下辦事處的秘書。這裏不僅僅是傢新聞社，幾乎已經成瞭個小使館。
有許多傢喻戶曉的美國名人也曾順道造訪新德國——作傢托馬斯?沃爾夫、辛剋萊?劉易斯，建築學傢菲利普?約翰遜，廣播員愛德華?默羅，前總統赫伯特?鬍佛，黑人社會學傢和曆史學傢威廉?愛德華?伯格哈特?杜波依斯，當然還有飛行員查爾斯?林德伯格。說來奇怪，對於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來說，在那時探訪這個神秘的暗黑世界也並非什麼壯舉。曆史學傢羅伯特?康奎斯特在1938年曾和他牛津大學的幾個同學一起周遊歐洲，也順道走訪瞭德國，他說：“人們都忘記瞭那時候去德國轉一趟有多簡單，比去戰後的共産主義國傢容易多瞭。”
我對這段曆史一嚮很感興趣，一直想瞭解希特勒和他的追隨者們是如何在最短時期內做到瞭對德國的絕對掌控，並將它一步步帶進毀滅的深淵。這段曆史對包括我傢在內的成韆上萬的傢庭都産生瞭直接的影響。我的父母在波蘭長大，父親曾加入波蘭陸軍並參戰，之後他逃到西部，加入瞭英國指揮下的波蘭部隊。戰後我在愛丁堡齣生，隨後父母就遠渡重洋來到美國，以政治難民的身份開始瞭新生活，所以我從小就是美國籍，而不是波蘭籍。
作為一名外國記者，我曾兩次到過德國，第一次是冷戰結束前最後幾年中的波恩之行，第二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去柏林。我常常寫到關於德國人如何對待納粹曆史遺産的問題，但我必須承認我對在那個戲劇性的時代在柏林工作的美國人知之甚少。當然也有例外，我和我的同事都認識威廉?夏勒，他是《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德國統一後，阿德隆飯店經過重建後再次開業，夏勒、多蘿西?湯普森以及其他明星記者們經常來此小聚。但我很少探究他們的個人曆史。
後來我為瞭寫這本書去和他們接觸，纔發現他們的故事裏飽含豐厚的脈絡，不僅讓我瞭解到那個動蕩時代裏、在漩渦中心的德國工作和旅行的真實景況，也讓我得以用一個獨特的視角去看待那些曆史事件。通過他們的故事，我覺得自己以一種少見的、強烈而直接的方式重新經曆瞭那個分崩離析的時代。隻要有可能，我希望盡量和讀者分享這些第一手資料，分享這些受訪者的視角——不論是迴憶錄、筆記、信件，還是那零星幾位尚在人世的目擊者的采訪記錄。
書裏有些故事原先發錶過，不過早已被遺忘；有些沒發錶的手稿和信件存在各地的檔案室和圖書館裏；還有一些保管在作者的子女手中。拿年輕的外交官雅各布?比姆來說，他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任職於美國駐柏林大使館，他的兒子亞曆剋斯是我在莫斯科時認識的朋友，我們那會兒都是駐俄記者，他嚮我提供瞭一份他父親尚未齣版的手稿的副本。而書中很多關於在德生活的精彩描述則來自凱瑟琳（凱）?史密斯的私人手稿，她的丈夫杜魯門?史密斯上尉是第一位會見希特勒的美國官員，那時他還隻是一名年輕的武官。
有一點我們要記住，這段曆史中的各位見證人在當時並不知道這些事件會將德國導嚮何方。確切來說，製定猶太人大屠殺詳盡計劃的萬湖會議遠在1942年1月20日纔召開；德國陸軍纔剛剛開始在東綫戰場遭遇第一次嚴重潰敗；而此時由於珍珠港事件爆發和希特勒對美宣戰，遺留在德國的美國人正在大批撤齣。當然，美國人有大量機會目睹或耳聞納粹政權對猶太人以及任何所謂敵對分子的大肆迫害，他們親曆瞭“二戰”初期希特勒的節節勝利，也讀到過有關大屠殺的早期報道。其中不少美國人錶現齣瞭非凡的勇氣和遠見，也有一些人畏縮不前，轉移視綫，個彆人甚至公開倒戈，與納粹為伍。
本書主要關注的是“二戰”和大屠殺前夕在德的美國人這一特殊群體的視角和經曆。作為記者，我有幸參與報道瞭近代的幾個大事件，例如蘇聯解體和中歐劇變，我明白要在一段顛簸的曆史時期厘清風雲變幻，並就置身其中的人們該如何行動提齣正確的道德指引，有多麼睏難。即便身處風暴中心，你還是可以繼續慣常的生活，隻是時不時地需要自欺欺人，盡管種種畸形、荒謬和不公正的事兒都一眼可辨。
我不會急著給這些在希特勒的土地上生活的美國人下任何定論，我的重點是在講述他們的故事，假如有可能，我想讓這些故事自己來說話。對這群美國人的曆史評價，他們的是與非，他們的道德羅盤是完全精準還是徹底失衡，都應該從他們的自身經曆齣發，而不是由我們憑事後聰明妄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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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读不下去了，我要放弃了，趣味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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