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嘉定縣事：14-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由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吳滔和日本一橋大學準教授佐藤仁史閤著，是兩位作者基於共同研究旨趣的十幾年閤作研究的階段成果。全書以雍正之前的嘉定縣境作為研究地域，研究時段則主要涵蓋明清到民國初，前後約500餘年時間。雖冠名以“嘉定縣事”，卻並非將視野局限於一縣之事，舉凡明清時期賦役、財政、市場、水利、地方行政等領域，皆有所涉及。每一章均具有鮮明而相對獨立的問題意識，閤在一起，又相互關聯，旨在把雙方在嘉定乃至整個江南的曆史脈絡下作一直接呈現，可以彰顯中日學者對固有學術範式的追求和跨越以及處理具體學術問題時采取的不同路徑。貫穿全書重要的一條主綫是賦役財政製度的變遷。與明代江南其他府縣所麵臨的情況相似，永樂北遷後，因運輸費用激增，嘉定縣麵臨著沉重的財政壓力。宣德正統間，應天巡撫周忱一係列改革，大大舒緩瞭當地的民力。嘉定縣西南鄉的“六區三扇”和鄰近的昆山“三區”等處率先享有改納官布的特權，加上官布一度不入考成，無形中給當地社會增添瞭更大的實惠。由此，嘉定縣齣現瞭植棉業蓬勃發展的趨嚮。但是，植棉業所需特殊的農業生産技術條件反過來造成吳淞江水利係統的逐漸荒廢，進而引發瞭進一步的改革訴求。萬曆間，在朝野鄉宦和耆老鄉賢的不懈努力下，終於獲得全縣漕糧全部摺銀的特權。嘉定縣以棉業為主的社會經濟結構從此愈發固定。或許是這次賦役改革的步調有些過大，自明末起，當地常常作為製度規定的特例被刻意“遺忘”或者被格外“關照”，而針對每一次賦役調整的具體應對，都在本地曆史上留下瞭深深的痕跡，成為瞭解地方曆史脈絡重要的綫索之一。賦役改革的多麵效應並不僅僅體現在從摺布到摺漕這一過程之上，當地的均田均役改革也顯示齣類似的麵相。透過對“摺漕”和“夫束”兩大縣政問題的細緻討論，《嘉定縣事：14-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將深刻反思傳統社會州縣行政的運作機製及其近代轉型。
《嘉定縣事：14-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的另外一條主綫是探討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市場的發育機製，以此為基礎，嘗試對南翔、安亭等市鎮的空間曆史進程進行初步的復原。早在宋元時期，嘉定附近的沿江沿海地區就已有較為發達的商業，《嘉定縣事：14-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一至三章的研究將錶明，明代嘉定縣境內主要市鎮的興起另有其因。從大的製度背景看，宣德正統間，應天巡撫周忱在蘇州府的嘉定、昆山二縣推行瞭摺徵官布的改革，主要目的雖是為瞭減輕永樂北遷後蘇鬆地區的漕糧加耗，但間接促發瞭當地實物財政嚮貨幣財政的轉換，並帶動起極早的一批棉布交易市場。明代中葉始，江南地區齣現的農産商品化、中長距離貿易的興起和本地市場的發育等諸多新氣象，均與此相關。隨著萬曆間嘉定縣漕糧實現全部改摺，一種全新的社會經濟關係被創造齣來。已經習慣植棉的老百姓隻能依賴市場，來獲取他們所需的榖物和白銀，以便繳納賦稅或者滿足日常所需，由此棉花和糧食市場亦應運而生。南翔、安亭等即是在這一機製下興盛起來的諸多棉業市鎮中的代錶。從錶麵上看，明中葉江南一些地區種植結構的改變尤其是經濟作物的大麵積播種，非常符閤立足於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市場發育理論，但是，一旦將之置於更為復雜的曆史背景之下，就會發覺這樣的解釋過於平麵化，缺乏曆史的深度，甚至有以邏輯替代過程的嫌疑。通過對南翔、安亭等鎮的個案研究可知，從摺布到摺漕的賦役改革，直接引發瞭嘉定縣商品交換的興盛和種植結構的改變。梁方仲、寺田隆信等學者將推動明代長距離貿易背後那隻“看不見的手”歸結為貢賦經濟，提示我們“經濟理性”和“社會分工”等以西方語境為齣發點的分析工具絕不是中國經濟史研究中一勞永逸的方法論，更應該從賦役改革和地方社會變化等角度，來揭示明中葉以後江南市場發育的深層次原因。特彆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市鎮形成的時空過程並非均質或勻速的，清中葉以後逐漸定型的街市布局很可能是在市鎮形成一定規模以後的産物。如果結閤相關史實和製度背景，將不斷“層纍”的文獻放迴到具體的曆史場景中，並將“結構—過程”、“經濟—社會”等視角和分析手段引入市鎮空間研究中，或可盡量“復原”市鎮在空間、製度、商貿、文化等多條脈絡交互作用下産生、成長的復雜過程，進而突破以往市鎮起源研究中區位決定論等單綫邏輯的解釋模式，重新反思江南市鎮起源以及街市布局成型的曆史過程。
作者簡介
吳滔，教授，中山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嚮為明清社會經濟史、曆史人類學，主要從事曆史地理學、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農業史等領域的研究。在《曆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等刊物上發錶論文多篇，主持國傢社科基金、教育部、廣東省課題多項。齣版專著《清代江南市鎮與農村關係的空間透視——以蘇州地區為中心》（上海古籍齣版社）。佐藤仁史，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教授，師從日本明清史研究著名學者山本英史教授，研究方嚮為明清社會經濟史。齣版專著有《太湖流域社會の歷史學的研究：地方文獻と現地調查からのアプローチ》（閤編，日本汲古書院2007年）、《中國農村の信仰と生活——太湖流域社會史口述記錄集》（閤著，日本汲古書院）。
目錄
緒言第一章 從摺布到摺漕
第一節 官布之始
第二節 從改摺到永摺
第三節 明末永摺局麵之維持
第四節 屬漕糧？還是地丁？
第五節 小結
第二章 賦役、水利與“棉業市鎮”的興起
第一節 歸有光之《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第二節 兩個市鎮的興起
第三節 小結
第三章 “因寺成鎮”：南翔鎮的聚落曆史與空間敘事
第一節 南翔鎮概況與相關文獻介紹
第二節 “自屬地名”的齣現和聚落格局的奠定
第三節 南翔成鎮，寺據鎮中
第四節 市鎮的“內涵式發展”與“因寺成鎮”說的齣爐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賑飢與縣級以下區劃的變化
第一節 入清以前嘉定縣區劃涵義的變化
第二節 從分廠事件到分廠傳統
第三節 廠鎮關係和鄉鎮自治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夫束”改革與清末民初政爭中地方的對立局勢
第一節 夫束之構造及其得利者
第二節 清末地方領導層的“地方戰略”與城鄉對立
第三節 民初縣議事會運作與民政長選舉的糾紛
第四節 政黨組織與地方領導層
第五節 小結
第六章 縣級財政的齣現與公款公産的轉變
第一節 清末民初寶山縣自治狀況與財政收支結構
第二節 縣級財政係統視角下的公款公産
第三節 小結
附論·文獻研究編
附論一：20世紀初期中國的地方政治與言論——江蘇省嘉定縣的地方報紙《疁報》簡介
第一節 《疁報》的發行人與讀者
第二節 《疁報》的形式與內容的概要
第三節 對於地方政治與言論的若乾考察
第四節 小結
附論二：清末民國時期的地方誌與地域的敘述
第一節 清末民國誌所描述的地域像
第二節 沒有被描述的地域社會：以《嘉定縣續誌》為事例
第三節 小結：新編地方誌的問題
徵引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嘉定縣事：14-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筆者之所以敢於將第五章的主題稱為“賦役負擔問題”，是因為“夫束”是從傳統中國時期王朝國傢對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農民徵課財物以及勞動力的脈絡下衍生齣來的，也可以看作本書所謂的“賦役財政製度”中稅課的一種。而且本書本章也將“夫束”稱為“徵稅慣例”。
所謂“夫束”指的是為瞭疏浚河川，而將地多者編為夫頭、地少者編為協夫的一項徭役。本書提到的寶山縣於光緒十五年鉛印《羅店鎮誌》鄉都項有如下記載：“他邑田不編夫，而嘉寶獨編夫者，蓋以地濱東海，潮汐挾沙而至，逐日厚積，溝渠易為淤塞，非年年輪浚不能資灌溉之利。又以工役歲興，不得動支大帑，是以按畝起夫。苟有疏浚派夫任役，而又慮田無常主。每十年行一推收，更定夫束，以均其役。”隻有在過去的嘉定縣，即雍正以後的嘉定、寶山兩縣，為瞭通過水利工程來維持灌溉，必須每十年一次清理土地數額，確保完成工事所需的人夫數。然而，由於負責官吏的怠慢，編為夫頭的人夫很容易變成沒有土地的“空名”，以緻産生瞭“夫殼”的專門稱呼。後來，受到自然環境影響，僅殘存於嘉定、寶山兩縣的夫束慣例進一步派生齣不公正現象。現年即當年擔任夫束的業戶還需要負擔水利之外的錢榖和刑名相關的兩大行政經費。第五章使用嘉定博物館和嘉定檔案館分彆收藏的同時代（1908年10月至1920年12月）的地方報紙《醪報》，仔細地記述瞭圍繞夫束慣例的實際情況。夫束慣例所産生的弊端由兩部份組成：夫束編派方法所包含的勞役負擔的不公平和應對夫役的行政費用的轉嫁。
現實中，應對夫役的行政費用通過兩個辦法變成瞭現年的負擔。一個是徵收賦稅即錢糧的時候，通過地方官依賴的胥吏集團及其關聯的人群嚮現年索要多達數蔔種名目的“陋規”。另一個是錢糧徵收時，墊付給徵稅人的報酬以及富紳大戶滯納的錢糧，當地人稱此為“捆墊”。
夫束慣例支撐著與這樣的日常行政互為錶裏的需索體係，位於這一需索體係頂點的是實際執行縣政事務的胥吏集團。其中樞是在嘉定縣的地方勢力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戴氏一族。戴氏中，戴思業在清末擔任庫總職，民國初年擔任縣民政署重要職員。在這個民政署中共11名職員，是戴思業控製下有勢力的胥吏們的行會組織。戴思業作為胥吏頭目位居行政現場的中樞，並以此為其政治力量的背景。
而且，戴思恭（1872-1958）具有生員資格，辛亥革命後、擔任過嘉定軍政分府副民政部長、縣民政署總務課長等縣裏的重要職位。1912年和1918年被選為江蘇省議會議員，1912年組織瞭嘉定縣共和黨分部，作為共和黨、進步黨的重要人物對縣政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後來，按照1911年12月30日《醪報》82號的報道，擔任禁煙局總董的戴思恭因挪用公款而下颱，連同選舉權也被剝奪。他的賺錢方式、以及使此成為可能的他在縣權力結構內部的影響力都可以看齣來瞭。
按照辛亥革命後的政府部署，本書將戴氏一派稱為“民政署派”，他們希望維持“夫束”製度。
……
用户评价
坦率地說，這本書的學術嚴謹性達到瞭一個令人贊嘆的高度，但其行文風格卻齣乎意料地富有張力，全然沒有傳統學術著作那種令人昏昏欲睡的沉悶感。它更像是一部精心編排的史詩劇，層層遞進，懸念迭起。作者在處理時間跨度如此之大的材料時，展現齣的敘事掌控力令人佩服。我特彆留意到，在論述不同曆史階段的社會權力轉移時，作者運用瞭一種近乎電影濛太奇的手法，將不同來源的史料片段巧妙地熔鑄在一起，形成瞭一種強烈的曆史在場感。例如，關於明代裏甲製度的瓦解與清代地方自治的興起之間的過渡論述，其邏輯推演之流暢自然，仿佛曆史的必然性在你眼前徐徐展開。對於那些對江南地方史有基礎瞭解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次智力上的極大挑戰，因為它要求讀者不僅要跟上作者的史料細節，更要理解其背後深藏的理論抱負。
评分讀完全書，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成功地將一個具體的地理空間——嘉定——提升到瞭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樣本高度。這並非簡單的地域誌書寫，而是一次關於中國前期現代社會轉型中，微觀權力與社會結構互動的精妙案例分析。書中所展現的，那種由農耕文明嚮更復雜社會形態演進過程中的“韌性”與“斷裂”，極具啓發性。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族權、鄉紳、官府這“三位一體”的關係時所采用的動態視角。它不是靜態地描繪權力分配，而是著力刻畫權力如何在不同力量的拉鋸中不斷被重新定義和協商。這種對過程的關注，使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製度的僵化往往是以犧牲地方的能動性為代價的。這本書為我們提供瞭一個極佳的視角，去審視那些被主流曆史敘事所忽略的、地方層麵的適應與抵抗策略。
评分這部作品給我帶來瞭極其深刻的觸動，尤其是它對地方社會結構變遷的細膩描摹，著實讓人耳目一新。作者似乎擁有一種穿透曆史迷霧的魔力，能夠將那些看似陳舊的檔案和碑刻中，重新喚發齣鮮活的生命力。我尤其欣賞其在論述中對“人”的主體性的關注，而非僅僅停留在宏大敘事之下對精英階層的梳理。那種在具體到嘉定縣域內的傢族網絡、宗族權力運作，乃至普通農戶的日常生活邏輯中，所展現齣的復雜性和矛盾性，遠超我閱讀同類地方誌或社會史著作的經驗。它不是那種冷冰冰的史料堆砌，而是充滿瞭洞察力的學理構建。比如，書中對某一時期地方士紳在賑災活動中扮演角色的分析，不僅展示瞭他們的慈善麵具，更深入挖掘瞭其背後維護自身社會地位的精妙算計，這種多維度的審視，極大地提升瞭曆史研究的深度和說服力。讀罷此書，我仿佛親眼見證瞭一個地域社會如何在數百年間，吸收外部衝擊，內部自我調節，最終形成其獨特的社會肌理。
评分從閱讀體驗上來說，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其深厚的文獻功底與巧妙的結構安排的完美結閤。每一章的論證都像是一把精密的解剖刀，深入剖析瞭特定曆史斷麵下的社會脈絡。我不是曆史學專業齣身，但在閱讀過程中，作者並沒有因為使用瞭大量專業術語而設置過高的閱讀門檻。相反，他似乎總能在關鍵時刻提供精準的注解和解釋，讓非專業讀者也能跟上其復雜的論證鏈條。比如，書中對某一時期賦稅徵收方式變化如何深刻影響到地方經濟結構乃至鄉村宗族關係重組的分析，邏輯清晰到讓人拍案叫絕。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它填補瞭某一特定區域曆史研究的空白，更在於它提供瞭一套可以被應用於其他江南縣域甚至更廣闊地域的分析工具和研究範式，具有極強的輻射性和方法論意義。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震撼，更多來自於其對時間深度和空間廣度之間辯證關係的深刻把握。作者沒有將“江南”視為一個永恒不變的整體，而是敏銳地捕捉到瞭從明代中後期到清末民初這一漫長曆史進程中，社會結構所經曆的微妙但根本性的位移。它讓我意識到，曆史的“變”往往是在看似不變的日常慣例和禮儀規範下悄然發生的。我尤其欣賞書中對特定社會群體如“士紳”代際更迭的描述，他們如何從土地的擁有者，逐漸轉型為文化和政治資源的管理者，這種身份的微妙漂移，恰恰是理解中國近代化早期睏境的關鍵。這種細膩入微的觀察，使得全書充滿瞭沉思的餘韻，讀完後，我需要花很長時間來消化其中蘊含的對傳統社會運行邏輯的顛覆性理解，這本書無疑是近些年來我讀到的關於中國特定區域社會史研究中，最具洞察力、也最令人信服的力作之一。
评分微观史研究，关注点很小，视角独特，学术性很强
评分非常独到深刻，精品好书
评分因为是嘉定人，所以关于家乡的书读着有感觉，虽然学术性很强
评分发货速度可以的，书也不错
评分民族学专业用书。写论文用得着。
评分《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滔和日本一桥大学准教授佐藤仁史合著，是两位作者基于共同研究旨趣的十几年合作研究的阶段成果。全书以雍正之前的嘉定县境作为研究地域，研究时段则主要涵盖明清到民国初，前后约500余年时间。
评分《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的另外一条主线是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的发育机制，以此为基础，尝试对南翔、安亭等市镇的空间历史进程进行初步的复原。早在宋元时期，嘉定附近的沿江沿海地区就已有较为发达的商业，《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第一至三章的研究将表明，明代嘉定县境内主要市镇的兴起另有其因。从大的制度背景看，宣德正统间，应天巡抚周忱在苏州府的嘉定、昆山二县推行了折征官布的改革，主要目的虽是为了减轻永乐北迁后苏松地区的漕粮加耗，但间接促发了当地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换，并带动起最早的一批棉布交易市场。明代中叶始，江南地区出现的农产商品化、中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和本地市场的发育等诸多新气象，均与此相关。随着万历间嘉定县漕粮实现全部改折，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被创造出来。已经习惯植棉的老百姓只能依赖市场，来获取他们所需的谷物和白银，以便缴纳赋税或者满足日常所需，由此棉花和粮食市场亦应运而生。南翔、安亭等即是在这一机制下兴盛起来的诸多棉业市镇中的代表。从表面上看，明中叶江南一些地区种植结构的改变尤其是经济作物的大面积播种，非常符合立足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市场发育理论，但是，一旦将之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就会发觉这样的解释过于平面化，缺乏历史的深度，甚至有以逻辑替代过程的嫌疑。通过对南翔、安亭等镇的个案研究可知，从折布到折漕的赋役改革，直接引发了嘉定县商品交换的兴盛和种植结构的改变。梁方仲、寺田隆信等学者将推动明代长距离贸易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归结为贡赋经济，提示我们“经济理性”和“社会分工”等以西方语境为出发点的分析工具绝不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劳永逸的方法论，更应该从赋役改革和地方社会变化等角度，来揭示明中叶以后江南市场发育的深层次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市镇形成的时空过程并非均质或匀速的，清中叶以后逐渐定型的街市布局很可能是在市镇形成一定规模以后的产物。如果结合相关史实和制度背景，将不断“层累”的文献放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并将“结构—过程”、“经济—社会”等视角和分析手段引入市镇空间研究中，或可尽量“复原”市镇在空间、制度、商贸、文化等多条脉络交互作用下产生、成长的复杂过程，进而突破以往市镇起源研究中区位决定论等单线逻辑的解释模式，重新反思江南市镇起源以及街市布局成型的历史过程。
评分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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