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五史說略》是大傢寫小書。執筆的學者，都是學養甚深的專門名傢，堪稱一時之選。作者們以自己豐富的學術積纍、深切的研究經驗，嚮讀者介紹閱讀經史的心得與方法。
　　普及性強：一談到十三經、二十五史似乎拒人於韆裏之外，但此書全無因傳統文化經典的艱深、學術性強而造成閱讀障礙。全書對每本書介紹的文字篇幅不長，文字平易，論證嚴謹，層次分明，可讀性極強。作者們真正的做到瞭深入淺齣，融深厚學識、思想於平實的論述中。

內容簡介

　　《二十五史說略》全麵、精練、準確地介紹二十五史中每部書的緣起、編纂始末、刊刻流布、內容特點、學術成就、思想影響、研究狀況等各個方麵；每篇中都有推薦參考書目，以期指示門徑。本書是瞭解中國曆史的必選入門讀物，王鍾翰、安平鞦、黃永年、王天有等學術專傢精心撰寫的精準之作。李學勤贊譽到：“全書各篇，既有係統的敘述，又有獨到的見解，在行文上更注意深入淺齣，便利學人。”

再版序言／李學勤
《史記》說略／安平鞦張玉春
《漢書》說略／周天遊
《後漢書》說略／周天遊
《三國誌》說略／高敏高凱
《晉書》說略／硃大渭
《宋書》說略／蔣福亞李瓊英
《南齊書》說略／蔣福亞方高峰
《梁書》、《陳書》說略／蔣福亞方高峰
《魏書》說略／高敏高凱
《北齊書》說略／何德章
《周書》說略／何德章
《隋書》說略／黃永年
《南史》、《北史》說略／高敏高凱
《舊唐書》說略／黃永年
《新唐書》說略／黃永年
《舊五代史》說略／鄭學檬毛章清
《新五代史》說略／鄭學檬毛章清
《宋史》說略／裴汝誠
《遼史》說略／李锡厚
《金史》說略／崔文印
《元史》說略／陳高華
《明史》說略／王天有李新峰
《清史稿》說略／王鍾翰

精彩書摘

　　史記其書——材料來源與整理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話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見之於行事”，就是用事實、靠材料體現自己的觀點主張。他“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搜求瞭豐富的原始材料，並運用“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傢雜語”的方法，將經過整理取捨的材料融會於《史記》之中，去實現“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宗旨，展現瞭中華民族近三韆年發展進程的雄偉畫捲。
　　1.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史記》凝聚瞭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的心血，自司馬談萌生創作《史記》的意念始，就著手進行材料的搜求工作。所以，《史記》取材豐富而具體，廣博而典型。概括起來，大緻來源於以下三個方麵：
　　（1）縱覽秘府典籍，遍觀秦漢文檔。《太史公自序說》：“·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史記指舊書掌故，石室金匱之書則是西漢國傢圖書館所藏圖書檔案。西漢至惠帝時廢除秦代的“挾書律”，文帝時“廣開獻書之路”，到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以至“書積如丘山”。司馬遷父子兩代任太史令，職責之一就是掌管國傢藏書（《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所以，司馬遷自豪地說“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而且在漢初，朝廷就已對典籍文獻作瞭初步的整理分類（《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齣矣”），提高瞭文獻的利用效率。因此，司馬遷具有任何人所不具備的優越的利用文獻的條件。
　　司馬遷運用西漢國傢圖書館的資料大體包括兩個方麵：一是自西周至秦漢的典籍文獻。司馬遷撰著《史記》，在具體篇章常常用“予觀《春鞦》”、“其發明《五帝德》”、“餘以《頌》”、“采於《書》、《詩》”、“餘讀管氏商君《開塞》、《耕戰》書”、“皆道《孫子》十三篇，”、“世之傳酈生書”，或以“《禮》曰……”、“《周官》曰……”等方式說明所用材料齣自的典籍。除此之外，司馬遷在具體篇章中還以種種方式，或是直錄書名，或是采用某書之文等，顯示齣引用典籍的綫索，為我們展現瞭西漢圖書寶庫的豐富收藏。據張大可先生考證，《史記》引書可知書名者達一百零六種之多。（張大可《史記研究·載於〈史記〉中的司馬遷所見書》）用後世的圖書分類法劃分，它包括瞭經、史、子、集各類圖書。至今，這些典籍半數已經亡佚。而且，這並不能說司馬遷著《史記》所引典籍僅限於此。《史記》所引典籍，應該有相當一部分在西漢以後就已亡佚，自《漢書·藝文誌》起就沒有著錄，緻使我們難以知曉。僅從今天可知的典籍來看，已足以說明司馬遷引用先秦至漢代的典籍是相當豐富的，正如班固所說：“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韆載間，斯以勤矣！”（《漢書·司馬遷傳》）二是皇傢圖書館所藏的自秦至漢所保存的檔案文獻資料。這些檔案文獻資料雖沒有成書，但它的史料價值並不低於典籍，或者可以說更重要、更寶貴。因為它們是沒有經過加工的原始材料，更具有真實性、可靠性。秦滅亡後，幸賴蕭何的遠見而將“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入西漢國傢圖書館。（《史記·蕭相國世傢》）這裏的“圖書”，是指地圖和官方文書，應該包括郡縣分布及各地形勢圖、戶籍、製詔律令、盟約條例、軍事活動進程及朝議、巡遊、封禪之紀錄、各種製度的文本等。我們從《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及《史記》記述禮、樂、律、曆、封禪、河渠、經濟貨幣等製度的篇章中，在李斯、趙高、濛恬等人的傳記中，都可以看齣司馬遷運用這些材料的痕跡。漢代檔案是司馬遷撰寫《史記》漢代部分的重要材料，而且均是非常具體、真實的材料，它大緻包括：計功檔案、專科檔案、詔令及有司文書、奏議文本、上計年冊、朝廷議事紀錄等。我們可以看到，《史記》引用瞭這些具體的材料，如《曹相國世傢》所記曹參的軍功、《樊酈滕灌列傳》所記樊噲的軍功，所列的斬、虜、降、定的敵軍人數及郡縣數，均是據計功檔案。《高祖功臣侯者年錶》所記加封功臣，更是依據瞭計功檔案。《扁鵲倉公列傳》記倉公所對的醫案是皇室所藏醫療檔案。《史記》引用詔令及有司文書、奏議文本，往往用“據……”、“天子曰……”、“詔曰……”、“有司言……”、“公卿言……”、“……上書”等形式錶明所引詔令及有司文書、奏議文本等檔案資料。而《史記》對西漢所屬各郡國情況的敘述，則很多采用各郡國的上計年冊。在這方麵，司馬遷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因為司馬遷充分掌握、利用瞭秦、漢的檔案文獻資料，所以《史記》中秦、漢部分寫得生動、詳盡，正如班固所說：“其言秦、漢，詳矣。”（《漢書·司馬遷傳》）
　　（2）遊曆訪古，實地考察。司馬遷曾青年壯遊，奉使巴、蜀，扈從武帝巡遊天下，足跡幾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經之地，事事留心，訪古問故，實地考察，獲得瞭大量的書本沒有記載的知識和掌故。他把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有選擇地運用到《史記》之中。如他曾“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據各地“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印證“百傢言黃帝”與《五帝德》、《帝係姓》所傳黃帝之事，得齣各地長老所稱雖“風教固殊焉”，但“總不離古文近是”，《五帝德》、《帝係姓》“其所錶見皆不虛”的結論。由其訪古問故，確定瞭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將黃帝事跡寫入瞭《五帝本紀》。
　　司馬遷在《史記》中從多方麵分析人物的幸運、背時，傢族的興旺、衰落，侯國的強盛、毀亡時，他所親身考察過的故地起瞭很大的作用。如他到過韓信的傢鄉，聽到關於韓信少有大誌，身貧而葬母於“其旁可置萬傢”的“高敞地”之事後，“餘視其母塚，良然”，引發瞭司馬遷的無限感慨，所以在《淮陰侯列傳》中錶現瞭韓信的大誌俊纔。再如“吾適齊”，體驗到齊國百姓的天性“闊達多匿知”，是齊太公成就事業的基礎，因而具有“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其他如親身調查漢初故事、古戰場形勢、古今地名變遷、各地物産習俗等，無不給他以熏陶、啓示，對《史記》的撰寫起瞭重大的作用。
　　（3）身與其事，親見耳聞。司馬遷在《史記》中為許多當代人、當代事作《傳》。這些人或作古未久，這些事或發生未遠，均無書麵材料可據。給他（它）們作《傳》，就如同我們今天寫“報告文學”，如果能參與其事，或是耳聞目睹，則增強瞭傳記的真實性和可信性。司馬遷在這方麵也頗有建樹。因為《史記》是由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所共撰，所以《史記》所記的親聞親見、親身經曆，他們父子皆在其中。同時，他們父子二人相繼為太史令，其所經曆的與作《史記》相關的人與事，也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
　　在製度、事跡方麵，如司馬遷隨從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親身參加瞭封禪大典，並且曾“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史記·封禪書》）瞭解瞭當時“用事於鬼神者”的“錶裏”，所以在《封禪書》中對封禪製度的起源、演變敘述得清楚細緻，並在一定程度上譏諷瞭武帝醉心於封禪之事的窮奢極欲行為；他隨從武帝巡視黃河的瓠子決口，親身參加瞭“負薪塞宣房”的勞動，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水利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並為武帝當場所作的《瓠子歌》所感動“而作《河渠書》”；（《史記·河渠書》）灼龜問蔔活動自商殷以至秦末，一直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頻繁舉行。傳至西漢，具體過程已不甚瞭瞭。而一些方士利用武帝的迷信心理，以占蔔為手段，或是牟利緻富，或是構陷他人。司馬遷為瞭揭開籠罩在龜策占蔔行為上的神秘光環，“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僅得齣食龜“有益助衰養老，豈不信哉！”的結論，（《史記·龜策列傳》）於是作《龜策列傳》（《龜策列傳》原文已佚，僅存司馬遷寫的《序》，《傳》文是褚少孫補寫的）。在人物方麵，如《史記》記敘戰國史事，以趙國最詳。這是因為祖籍趙地的馮唐、馮王孫父子相繼在朝廷為郎官，又與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為世交好友，為司馬談、司馬遷提供瞭豐富的趙國掌故。如《趙世傢》記載瞭趙王遷誅殺良將李牧而用郭開的緣由始末，就是“吾聞馮王孫曰”得來的；《刺客列傳》詳盡記載瞭荊軻刺秦王的過程，是因為“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秦始皇侍醫）遊，具知其事，為餘（指司馬談）道之如是”；《韓長孺列傳》記敘瞭韓長孺的種種具有長者風範的事跡，他與壺遂都是梁人，而司馬遷“與壺遂定律曆”，親身感受瞭“壺遂之深中隱厚”的性格，由他們二人的品德，印證瞭“世之言梁多長者”是“不虛”的。
　　司馬遷把親身所聞所見寫進《史記》，使其內容更加準確、詳盡、真切，為後世瞭解研究漢代社會、曆史提供瞭真實而可貴的資料。
　　2.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傢雜語
　　經過父子兩代人的不懈搜求，司馬遷掌握瞭豐富而又博雜的資料。司馬遷根據《史記》的創作宗旨——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確定瞭選擇運用這些資料的原則，大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麵。
　　（1）厥協六經異傳，摺中於夫子。司馬遷創作《史記》，是要效孔子作《春鞦》，總結往古，彰明漢室，垂教後世。所以，在文獻資料的取捨上，一尊孔子整理過的《易》、《書》、《詩》、《禮》、《樂》、《春鞦》，以之為圭臬，也就是他所說的“摺中於夫子”。但是經過孔子整理過的“六經”，傳至漢代，“六藝經傳以韆萬數”，這“韆萬數”的經傳“來路非一，時代又非一，經和傳已常相抵牾，經和經又自相抵牾”，（顧頡剛《古史辨》第七冊《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和辨僞》）何為孔子真諦，需下“協”的功夫。“協”就是綜閤。綜閤解說六經的各種異傳，使之歸於一緻。一緻的標準是符閤孔子的原意。
　　《史記》中，上古史的絕大部分史料來自六經傳記，如《史記·五帝本紀》取材於《尚書·堯典》和《大戴禮記》中《五帝德》、《帝係姓》；《夏本紀》取材於《尚書》的《禹貢》和《甘誓》，另外補采瞭一些《世本》中的記載；《殷本紀》多據《尚書·商書》；《周本紀》多取材於《尚書·周書》，並分彆補采瞭《詩經》、《國語》的一些記載。《史記》中春鞦時期的史料多來自《春鞦》與《三傳》，特彆是《春鞦左氏傳》。春鞦戰國時期的人物傳記部分取材於《禮記》。司馬遷“協理”六經的重點在於“異傳”，如果某種事件或某個人物的記載沒有異傳，也就是說沒有第二種說法，如果需要，便直接采用。如《左傳·哀公十六年》記載瞭孔子去世後，魯哀公緻悼，遭到子貢批評的事，魯哀公在悼詞中自稱“餘一人”，子貢對他說：“……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餘一人，非名也。”抨擊瞭魯哀公的虛情假義行為和僭號言論。《公羊傳》和《榖梁傳》均未記載此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傢》中全文錄用瞭《左傳》這段文字，以錶明對魯哀公悼念孔子一事的評價。如果六經異傳對同一件事記載不同，司馬遷則“摺中於夫子”，取一傢之說，這種情況在《史記》中最多。例如《春鞦·成公二年》：“六月癸酉……齊師敗績。”《公羊傳》、《左傳》在解經中都記敘瞭齊臣逢醜父為瞭讓齊侯逃跑，自己冒名頂替齊侯欺騙晉軍。可是，後果二傳卻記載得大相徑庭。《公羊傳》記敘為晉將郤剋說逢醜父是“欺三軍者”，按法當斬，“於是剒逢醜父”。《左傳》則記敘為：“郤獻子將戮之，（逢醜父）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傢》采用瞭《左傳》的說法，贊賞瞭逢醜父的忠君行為，這是符閤孔子思想的。六經異傳對同一事的評價相同，《史記》就同時采用各傢之說。例如，《春鞦·僖公二十八年》載：“天王狩於河陽。”《春鞦》、《三傳》對這一條經文的解說基本一緻，《左傳》甚至引孔子“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的話作解。《三傳》均持這是“為天王諱也”的觀點。司馬遷在《史記·晉世傢》中便無歧義：“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鞦》諱之也。”《史記·周本紀》和《孔子世傢》也有類似的記載和評論。由以上諸例可以清楚看齣，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的標準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摺中於夫子”。
　　（2）整齊百傢雜語，考信於六藝。關於“六經異傳”和“百傢雜語”的區彆，雖然司馬遷沒有作齣明確的說明，但其概念還是很清楚的。“六經異傳”就是《易》、《書》、《詩》、《禮》、《樂》、《春鞦》及對它們進行解說的《傳》。除此之外均是百傢雜語，既包括戰國、秦漢諸子的著作，如《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淮南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等，也包括漢以前的史書，如《世本》、《國語》、《戰國策》（當時尚未有統一書名）、《秦記》、《楚漢春鞦》等，還有一些詩賦作品，例如屈原、宋玉、賈誼、司馬相如等人的辭賦，大量的兵書、神話、小說、醫經、天文、方技、術數著作，諸如《禹本紀》、《山海經》、《燕丹子》等。大體上說，司馬遷寫戰國秦漢史的素材主要來自百傢雜語。
　　“整齊百傢雜語”的“整齊”，就是整理選擇使之統一。自春鞦起，學術下移，不同階層的代錶人物紛紛著書立說，私傢著述層齣不窮。而各傢都有自己對事物認識的體係，從他們各自的體係齣發，常常産生一些對曆史人物及事件主觀片麵的、甚至是荒誕不經的說法。司馬遷麵對這種種相矛盾、相抵牾的百傢雜語，就必須進行“選擇整理”，使它們統一到創作《史記》的宗旨之下。司馬遷所作的“選擇整理”，也有他的原則。總的原則是“考信於六藝”，就是說使之與“六藝”相印證。為貫徹“考信於六藝”的原則，又製定兩條具體的標準：一是“總不離古文近是”；二是“擇其言尤雅者”。所謂“古文”，其實並無深意，就是用戰國文字寫的書，因為未經後人改竄，比較真實可信，就如同我們今天所說的“善本”。學術界一些人根據這裏的“古文”二字，便說司馬遷是古文學派。根本沒那麼迴事！司馬遷生活的時代，還沒産生壁壘森嚴的今文、古文兩大學術派彆。所謂“言尤雅者”，一是指書的內容不荒誕，二是指言辭不輕浮。司馬遷所定的原則和標準，在《史記》中有明顯反映。如《五帝本紀》對上古帝王世係的確定，就是“整齊”掉百傢雜說中“不近於古文”的說法。關於上古帝王世係，先秦諸子書有種種說法，《莊子·胠篋》、《六韜·大明》、《逸周書·史記解》、《戰國策·趙策》、《山海經》、《左傳·昭公十七年》、《淮南子》、《呂氏春鞦·古樂》均記有上古帝王世係。可是司馬遷對其一概不取，而是采用《禮記·五帝德》和《帝係姓》的說法，因為其“不離古文近是”，同時結閤《尚書·堯典》，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上古五帝。我們並不是說司馬遷的確定是正確的，但最起碼可以說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係統。再如司馬遷在《三代世錶序》說，“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鹹不同”，就是離“古文”的記載差得太遠瞭，所以“乖異”。他認為像諜記這一類的文獻，列齣黃帝以來的具體年數，是不可靠的。他說：“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鞦》，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閾，不可錄。”並由此肯定地說：“夫子之弗論次年月，豈虛哉！”孔子都沒能論年次，這些諜記怎麼會論得齣來呢！至於百傢雜語中，其言不“雅”者，就更多瞭。如《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與蚩尤的戰爭：“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可是《山海經》卻載黃帝與蚩尤戰，“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尤”。司馬遷認為所記不“雅”而未取。再如《史記·刺客列傳》論贊說：“世言荊柯，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司馬遷說它“太過”，就是太荒誕瞭。類似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即使在今天，我們閱讀先秦諸子的書，還會發現這些書裏相當多的對上古事件、人物的記載與《史記》所載不同，也就是說，司馬遷認為它們不近“古文”而沒有收入《史記》。可以說，司馬遷為瞭“整齊”眾多紛繁的百傢雜語，付齣瞭相當艱辛的勞動。
　　——齣自《史記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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