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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列夫·托爾斯泰著，汝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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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人民文學齣版社

ISBN：9787020102709

版次：1

商品編碼：11711290

包裝：精裝

叢書名：名著名譯叢書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5-06-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510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人民文學齣版社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建社之初即緻力於外國文學名著齣版，延請國內一流學者研究論證選題，翻譯更是優選專長譯者擔綱，先後齣版瞭“外國文學名著叢書”“世界文學名著文庫”“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名著名譯插圖本”等大型叢書和外國著名作傢的文集、選集等，這些作品得到瞭幾代讀者的喜愛。
　　為滿足讀者的閱讀與收藏需求，我們優中選精，推齣精裝本“名著名譯叢書”，收入膾炙人口的外國文學傑作。豐子愷、硃生豪、冰心、楊絳等翻譯傢優美傳神的譯文，更為這些不朽之作增添瞭色彩。多數作品配有精美原版插圖。希望這套書能成為中國傢庭的必備藏書。

內容簡介

　　《名著名譯叢書復活》(1889—1890)是托爾斯泰思想藝術的總結。作品以一起真實的刑事犯罪案為基礎，通過描寫男女主人公復雜麯摺的經曆，展示瞭俄國當時社會的黑暗，在對政府、司法、教會、土地私有製和資本主義製度進行深刻批判的同時也在宣揚不以暴力抗惡和自我修身的說教。

作者簡介

　　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傢、思想傢。他的作品包括文學、宗教、哲學、美學、政論等，反映瞭俄國社會的一個時代，對世界文學産生瞭巨大的影響。代錶作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寜娜》《復活》等。

　　汝龍（1916—1991），曾用名及人，江蘇蘇州人。1938至1949年先後在四川、江蘇等地擔任中學英文教員。新中國成立後曾在無锡中國文學院、蘇南文化教育學院、蘇州東吳大學中文係任教。1953年曾在上海平明齣版社編輯部工作。1936年開始從事文學翻譯工作。譯著有高爾基的《阿爾達莫諾夫傢的事業》、庫普林的《亞瑪》、托爾斯泰的《復活》、《契訶夫小說選》等。

精彩書摘

　　第一部
　　《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節至第二十二節：“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節：“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七節：“……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節：“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瞭的不過和先生一樣。”一
　　盡管好幾十萬人聚集在一塊不大的地方，而且韆方百計把他們居住的那塊土地毀壞得麵目全非，盡管他們把石頭砸進地裏，害得任什麼植物都休想長齣地麵，盡管齣土的小草一概清除乾淨，盡管煤炭和石油燃燒得煙霧彌漫，盡管樹木伐光，鳥獸趕盡，可是甚至在這樣的城市，春天也仍然是春天。太陽照暖大地，青草在一切沒有除根的地方死而復生，不但在林蔭路的草地上長齣來，甚至從石闆的夾縫裏往外鑽，到處綠油油的。樺樹、楊樹、稠李樹生齣發黏的清香樹葉，椴樹上鼓起一個個正在綻開的花蕾。寒鴉、麻雀、鴿子像每年春天那樣已經在歡樂地搭窩，蒼蠅讓陽光曬暖，沿著牆邊嗡嗡地飛。植物也罷，鳥雀也罷，昆蟲也罷，兒童也罷，一律興高采烈。惟獨人，成年的大人，卻無休無止地欺騙自己而且欺騙彆人，摺磨自己而且摺磨彆人。人們認為神聖而重要的並不是這個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為造福眾生而賜下的這個世界的美麗，那種使人趨於和平、協調、相愛的美麗；人們認為神聖而重要的卻是他們硬想齣來藉以統治彆人的種種辦法。
　　因此，省立監獄辦公室裏的人認為神聖而重要的，就不是所有的動物和人都在領受的春天的恩情和歡樂，他們認為神聖而重要的卻是前一天收到的一份編瞭號碼、蓋著官印、注明案由的公文，那上麵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以前，務須把三名看押在監而且受過偵訊的犯人，一男兩女，送到法院受審。在那兩名女犯當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須單獨押送。於是現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點鍾，遵照那個指令，看守長走進瞭女監的昏暗而惡臭的長廊。跟著他走進長廊的是一個女人，臉容疲憊，鬈發花白，穿著製服，袖口上鑲著金黃色的絲縧，攔腰係一根藍邊的腰帶。這是女看守。
　　“您是來提馬斯洛娃吧？”她問，跟值班的看守長一起走到長廊上一個牢門跟前。
　　看守長嘩啷一響開瞭鐵鎖，拉開牢門，頓時有一股比長廊上還要臭的空氣衝齣來。他吆喝一聲：
　　“馬斯洛娃，過堂去！”說完，他又關上牢門，等著。
　　就連監獄的院子裏也有新鮮的郊外空氣，令人精神爽快，這是由風颳進城裏來的。然而長廊上的空氣卻飽含著傷寒病菌，充滿糞便、焦油、腐物的臭氣，凡是新來的人立刻感到萎靡不振，心境鬱悶。女看守雖然已經聞慣惡劣的空氣，可是乍從院子裏走進來，也還是生齣這樣的感覺。她一走進長廊，就忽然感到疲乏，睏倦。
　　牢房裏響起忙亂的聲音，那是女人說話聲和光著腳闆走路的響聲。
　　……

前言/序言

　　十九世紀末年，俄國文壇上齣現瞭一部優秀的批判現實主義長篇小說，這就是托爾斯泰的《復活》。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1910)是偉大的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傢。他一生的文學活動，主要是在一八六一年農奴製改革至一九○五年革命爆發這個俄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托爾斯泰在描寫這一階段的俄國生活時所提齣的重大問題和他所達到的藝術高度，“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學中占第一流的地位”《列·尼·托爾斯泰》。《列寜全集》第十六捲，第三二一頁。。
　　對於這位偉大而復雜的作傢，在他生前和死後，都有許多人加以評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隻有列寜從“俄國革命的性質、革命的動力”③《列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寜選集》第二捲，第三六九頁。的觀點齣發，全麵地分析瞭托爾斯泰，並且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把他同俄國革命聯係起來，作齣瞭“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的科學論斷，指齣這麵鏡子恰恰錶現瞭俄國革命“是農民資産階級革命的特點”③，既體現瞭俄國農民群眾運動的力量和威力，又反映瞭它的弱點和局限。
　　托爾斯泰齣身於貴族傢庭，本人是個伯爵。他早年受西歐啓濛主義思想的影響，曾在自己莊園中試行減租減役，幻想尋求地主和農民和諧相處的途徑；以後加入軍隊，參加俄土戰爭，曾在剋裏米亞作戰，親眼看到沙皇軍隊的腐敗；退役後又齣國旅行，但西歐的資本主義製度也引起他的憎惡。
　　托爾斯泰開始文學創作不久，俄國社會圍繞著廢除農奴製問題，爆發瞭一場尖銳的爭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反映在他的主要作品中。但他先是站在自由派貴族的立場，反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以農民起義推翻專製農奴製的主張，這導緻瞭他同革命民主主義陣營的分裂。當一八六一年實行改革的時候，他又看齣改革是“無濟於事的空話”。他於是譴責貴族，維護農民，引起瞭保守派貴族的痛恨。因此，他的傢遭到政府的搜查。
　　到七十年代末，俄國社會的階級鬥爭又趨劇烈。改革以後的農民，本來就遭到瞭一連串的掠奪，瀕於破産，現在又遇上連年歉收，成韆上萬地死於飢饉與瘟疫。天災人禍迫使農民不得不奮起抗爭，再一次形成革命形勢，引起瞭托爾斯泰的關注。於是他加緊社會活動，遍訪大教堂、修道院，和主教、神甫談話；齣席法庭陪審；參觀監獄和新兵收容所；調查貧民區等等。這一切加深瞭他對專製製度和剝削階級罪惡的認識，促進瞭他的世界觀的劇變，並給予他的創作以深刻的影響。他曾在《懺悔錄》裏自述道：“一八八一年這個時期，對我來說乃是從內心改變我的整個人生觀的一段最為緊張熾熱的時期”，“我棄絕瞭我那個階級的生活”。列寜對托爾斯泰後期世界觀的變化極為重視，並作瞭明確的概括：“鄉村俄國一切‘舊基礎’的急劇破壞，加強瞭他對周圍事物的注意，加深瞭他對這一切的興趣，使他的整個世界觀發生瞭變化。就齣身和教育來說，托爾斯泰是屬於俄國上層地主貴族的，但是他拋棄瞭這個階層的一切傳統觀點”《列·尼·托爾斯泰和現代工人運動》。《列寜全集》第十六捲，第三三○頁。，轉到宗法製農民的觀點上來瞭。托爾斯泰世界觀轉變以後，越到晚年越緻力於“平民化”。最後，為瞭擺脫貴族生活，終於在一九一○年十月一個寒冷的鼕夜棄傢齣走，不久即病逝在一個小火車站上。
　　可是在托爾斯泰轉變後的觀點和創作中，還存在著顯著的矛盾，正如列寜指齣的：“一方麵，無情地批判瞭資本主義的剝削，揭露瞭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國傢管理機關的滑稽劇，暴露瞭財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眾的窮睏、野蠻和痛苦的加劇之間極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麵，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惡’。一方麵，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撕下瞭一切假麵具；另一方麵，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齷齪的東西，即宗教，力求讓有道德信念的僧侶代替有官職的僧侶，這就是說，培養一種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彆惡劣的僧侶主義。”《列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寜選集》第二捲，第三七○頁。這兩個互相對立的方麵使托爾斯泰顯得既偉大又可笑。
　　托爾斯泰的這種矛盾，並不是偶然産生的，也不僅僅是他個人固有的，而是當時俄國革命動力農民群眾的矛盾的思想情緒的反映。俄國韆百萬農民由於幾百年來的農奴製壓迫和改革以後幾十年來的破産，積下瞭對舊製度的無比仇恨以及拚死的決心，他們要求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滅一切舊的土地占有製，鏟除官辦教會，這一切統統錶現在托爾斯泰的作品裏麵，在那裏，“通過他的嘴說話的，是整個俄羅斯韆百萬人民群眾。”《托爾斯泰和無産階級鬥爭》。《列寜全集》第十六捲，第三五二頁。但是農民又是在舊製度下長大的，“他們在吃母親的奶的時候就吸取瞭這個製度的原則、習慣、傳統和信仰”《列·尼·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列寜全集》第十七捲，第三五頁。，因此他們對新的製度無法理解，也不知道怎樣纔能消除自己身受的深重災難，結果鬥爭不夠堅決，甚至訴諸祈禱與哭泣。這一切在托爾斯泰的作品裏也得到瞭充分的反映。所以列寜說，托爾斯泰這麵鏡子“反映瞭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湧激蕩的偉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瞭它的一切弱點，也反映瞭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麵。”《托爾斯泰和無産階級鬥爭》。《列寜全集》第十六捲，第三五三頁。
　　托爾斯泰的代錶作是《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復活》寫於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九年，集中地體現瞭他轉變後的世界觀及其矛盾。小說的素材是檢察官柯尼為他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一個貴族青年引誘瞭他姑母傢的婢女。婢女懷孕後被趕齣傢門，後來當瞭妓女，因被指控偷錢而受審判。這個貴族以陪審員的身份齣席法庭，見到從前被他引誘過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譴責。他嚮法官申請準許同她結婚，以贖迴自己的罪過。托爾斯泰對這個故事很感興趣，他最初的構思是用它做基礎，寫一本以懺悔為主題的道德教誨小說。初稿寫成後，作者自己很不滿意，他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的日記中寫道：“剛去散步，忽然明白瞭我的《復活》寫不齣來的原因。……必須從農民的生活寫起，他們是對象，是正麵的，而其他的則是陰影，是反麵的東西。”在十年的創作過程中，作者經過艱苦的探索，不斷地修改、擴大和深化主題思想，前後共寫成六稿，內容逐步演變，使柯尼的故事情節同托爾斯泰想揭露的社會問題聯係起來，小說的篇幅也逐步擴展，由中篇而長篇，最後，終於成為一部體現作者“要講經濟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騙”，“也要講專製製度的可怕”以上所引托爾斯泰的話均見他的日記。這個重要主題的小說。然而，既然《復活》體現瞭托爾斯泰轉變後對事物的新看法，它也就存在著非常矛盾的兩個方麵，一方麵對俄國社會的批判極為尖銳，另方麵對“托爾斯泰主義”的宣傳也異常集中。
　　列寜說過，托爾斯泰“在自己的晚期作品裏，對現代一切國傢製度、教會製度、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作瞭激烈的批判，而這些製度所賴以建立的基礎，就是群眾的被奴役和貧睏，就是農民和一般小業主的破産，就是從上到下充滿著整個現代生活的暴力和僞善。”《列·尼·托爾斯泰和現代工人運動》。《列寜全集》第十六捲，第三三○頁。這個評價指齣瞭托爾斯泰晚期創作的批判力量及其政治意義，首先可以指導我們來分析《復活》的優點。
　　《復活》的情節和柯尼所講的故事大緻相同。後來主人公涅赫柳多夫決定為被誣告犯殺人罪的卡鞦莎·瑪絲洛娃奔走伸冤，上訴失敗後即陪她去西伯利亞流放。他的行為感動瞭她，使她重新愛他。但是為瞭不損害他的名譽地位，她終於拒絕和他結婚而同一個“革命者”結閤。這樣，男女主人公都達到瞭精神和道德上的“復活”。通過這些情節，作者反映瞭沙皇俄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刻畫瞭各個階級的人物。
　　小說以大量的篇幅揭發沙皇專製製度下法庭、監獄和政府機關的黑暗，暴露瞭官吏的殘暴和法律的反動。在法庭上，那些貌似公正的執法者，包括庭長、副檢察官、法官和陪審員，一個個昏聵無能，自私自利，拿犯人的命運當兒戲。就是在這樣一群官吏手裏，瑪絲洛娃被平白無故地判處苦役刑。盡管名義上她可以上訴，“不過樞密院不可能查考案情的是非麯直”，“隻審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釋方麵是不是得當”，就駁迴瞭上訴狀；即使呈文遞到“皇帝陛下”那裏，也僅僅是被“恩準”將“苦役刑改為流刑”，這對沙皇的“體恤下情”簡直是一個諷刺。小說通過涅赫柳多夫到樞密院上訴的情節，還進一步揭露瞭沙皇政府的各級官吏。退休國務大臣貪婪成性，是個吸血鬼。樞密官背信棄義、口蜜腹劍，是蹂躪波蘭人的罪魁。掌握彼得堡犯人命運的老將軍極端殘忍，“利用成百上韆人的眼淚和生命來博得高官厚祿”。副省長則經常以鞭打犯人為樂事。在他們的淫威下，受害者何止瑪絲洛娃一人，農民、工匠、流浪漢、小業主統統不能幸免。“從彼得堡的彼得保羅要塞起到庫頁島止”，冤獄遍於國中，哪裏還有正義可言！“真理讓豬吃掉瞭”。沙皇專政機構“從上到下充滿著整個現代生活的暴力和僞善”，以至作者憤怒地控訴道，“人吃人的行徑並不是在原始森林裏開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門、各委員會、各司局裏開始的”，“法院無非是一種行政工具，用來維護對我們的階級有利的現行製度罷瞭”。
　　小說不但揭露瞭官僚機構的橫暴，而且撕下瞭官辦教會的“慈善”麵紗，暴露瞭神甫麻醉人民的騙局。他們貌似正經，實際是為瞭撈得“一筆收入”。獄中犯人做禮拜的場麵，更是令人毛骨悚然，“饒恕我！”的祈禱聲竟和囚犯的鐐銬聲響成一片。作者激憤地指齣，監獄的長官和看守長們相信這一套，是“因為最高當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而且他們“的確體會到這種信仰在為他們”辯護，便於他們的統治，而“大多數的犯人相信”，則因為它“含有神秘的力量，人藉助於這種力量就可以在現世的生活和死後的生活裏得到很大的便利”。可見，政府的暴行有賴於官辦教會的支持，而教會不過是沙皇愚弄和統治人民的另一種工具。列寜說過，“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瞭維護自己的統治，都需要有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動，牧師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在保存階級統治的條件下減少痛苦和犧牲的遠景……從而使他們忍受這種統治。”《第二國際的破産》。《列寜選集》第二捲，第六三八頁。托爾斯泰的藝術描寫有助於我們理解劊子手和牧師狼狽為奸的實質。小說激怒瞭政府和教會。因此，不但書中的這些描寫被圖書審查機關砍掉，而且作者本人也被俄國主教公會開除瞭教籍。
　　《復活》比作者過去任何作品都更為深刻地揭露瞭農民貧睏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製。在農村，“兒童紛紛夭摺，婦女擔任力不勝任的工作”，人們“四處討飯”，“人民正在紛紛死亡”。農民苦難的根源是什麼，那時對這個問題，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答案。托爾斯泰好像是為瞭辯論似地先引進涅赫柳多夫的貴族地主親戚們的謬論，說是農民得到土地以後“索性不做活兒瞭”，由於懶，“反倒更窮瞭”。然後，作者強烈地指齣：“人民貧睏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人民僅有的能夠用來養傢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們奪去瞭。”作者並且藉涅赫柳多夫之口大聲疾呼：“土地是不可以成為財産的對象的，它不可以成為買賣的對象，如同水，空氣，陽光一樣。一切人，對於土地，對於土地給與人們的種種好處，都有同等的權利。”這裏，托爾斯泰之所以能夠揭示這個重要問題，正是因為他的批判力量有社會基礎，如同列寜所說的：“他對土地私有製的毅然決然的反對，錶達瞭一個曆史時期的農民群眾的心理。”《列·尼·托爾斯泰》。《列寜全集》第十六捲，第三二三頁。
　　此外，小說對資本主義在俄國急遽發展給農民帶來的痛苦和禍害，也作瞭充分的揭露。這樣，在沙皇統治下俄國的種種黑暗，諸如國傢、法律、教會、土地私有製以及初興的資本主義，總之造成人民群眾苦難的社會環境，統統都被作者描繪在他的作品裏瞭。
　　《復活》的情節是單綫發展，可是包含著豐富的生活內容。作者沿著瑪絲洛娃濛冤下獄並被流放、涅赫柳多夫為她奔走上訴以及陪同她前往西伯利亞這條綫索，以描寫男女主人公的遭遇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為主，從城市到鄉村，從首都到外省，從政府的辦公廳到省長官邸，從貴族的廳堂到農民的茅捨，從劇院的包廂到三等客車車廂，從警察局到停屍房等各個角落，廣闊而深入地反映瞭沙皇俄國的麵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開始嚮軍事封建帝國主義過渡，對內強化統治，對外到處擴張的時候，《復活》的揭露和批判更有助於人們認識沙皇製度既反動又虛弱的本質。盡管作者沒有達到，甚至顯然避開瞭革命的思想，但是我們在《復活》中看到的仍然是他“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誠鞭打瞭統治階級”《托爾斯泰和無産階級鬥爭》。《列寜全集》第十六捲，第三五二頁。，發齣瞭“他對一切階級統治的激烈抗議”《列·尼·托爾斯泰》。《列寜全集》第十六捲，第三二六頁。。而托爾斯泰的批判威力，也是令敵人十分害怕的。難怪圖書審查機關要對《復活》進行認真的刀砍斧削，全書被刪去瞭五百多處，在總共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後未經刪節而發錶齣來的隻不過二十五章。揭露監獄祈禱儀式的僞善的兩章全被斧削，隻剩下“禮拜開始瞭”幾個字。描寫托波羅夫殘酷迫害異教徒的一章被整個刪去。第三部凡講述政府對革命者摧殘迫害的地方也都被刪去。隻有在革命後，一九三三年齣版《托爾斯泰全集》時，纔得以第一次完整地把《復活》全文公諸於世。
　　在藝術上，《復活》也有較高的成就。作者善於通過男女主人公活動的主綫，把各種事件、各個階層的人物、各個社會生活的側麵串聯起來，組成一個整體，廣泛地反映瞭人民的苦難和社會的黑暗，達到較高的藝術概括；同時又抓住一些具體情節，給予細膩的描寫，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動，從而更能顯示人物的性格。作者刻畫反麵人物或者揭露人物的惡劣品性時，善於運用辛辣的諷刺筆法，以暴露他們的醜惡。
　　特彆應當指齣，在結構安排和人物描寫中，為瞭更形象生動地展示群眾的苦難，更突齣鮮明地暴露社會矛盾，作者非常熟練地大量運用對比手法。無論是景物對比，人物遭遇對比，人物外錶對比，人物前後思想活動對比等等，都被用來加強小說的揭露和批判力量。就連小說的故事本身，這種在舊文學中司空見慣的題材，也不再被簡單地寫成男女愛情的牧歌，或是主人公悲歡離閤的鬧劇，而是被作者賦予極其豐富的社會內容，用來錶現貴族與農奴、損害者與被損害者的尖銳對立。這樣，那個罪惡的社會，那種不閤理的現實，種種慘象，躍然紙上，使人震驚和憤慨。應該說，《復活》正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特點的代錶作。
　　《復活》的弱點和消極麵也是很突齣的。托爾斯泰在揭露社會罪惡的同時，又散布瞭許多令人生厭的說教。他反對政府和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暴虐，卻呼籲“禁止任何的暴力”，否定用革命手段推翻專製製度，竟讓小說中的一個“政治犯”主張“革命，不應當毀掉整個大廈，隻應當把這個……古老大廈的內部住房換個方式分配一下罷瞭”。他反對教會的僞善，卻乞靈於“心中的上帝”，說“不應該在寺院裏祈禱，卻應該在精神裏祈禱”。他反對土地私有製和資本主義，也隻能讓書中的農民、馬車夫和工匠發齣沉痛的怨訴和無力的咒罵。這些消極的東西正是俄國農民“用很不自覺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態度”來看待社會問題的體現，反映瞭他們的“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養的缺乏和革命的軟弱性”《列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寜選集》第二捲，第三七四頁。。
　　不僅如此，托爾斯泰還直接進行荒謬的宣傳。我們看到，小說一開頭就引《福音書》的話作為題詞，宣傳對彆人要饒恕“到七十個七次”。後來在讓主人公閱曆過那麼多苦難之後，作者還說“為要擺脫這種駭人聽聞的、使人們受苦的惡勢力，唯一毫無疑義的方法僅僅是人們在上帝麵前永遠承認自己有罪，因而既不能懲罰彆人，也不能糾正彆人”，“要永遠寬恕一切人”。到瞭小說末尾，他更直接捧齣《福音書》來進一步傳播“人非但不應當恨仇敵，打仇敵，而且應當愛他們，幫助他們，為他們服務”的教義。這就不但是“一個發狂的篤信基督的地主”，而且是一個“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齷齪的東西，即宗教”的牧師瞭。在俄國革命形勢已經高漲的年代，作者還要宣揚“不用暴力抵抗邪惡”、“寬恕”和“博愛”這種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就更顯齣其思想的反動而有害的一麵瞭。
　　托爾斯泰的這套反動觀點，是有“人性論”作為理論基礎的。他認為，社會如此腐敗，“問題的癥結就在於人們喪失瞭做人的主要品質”。在他看來，每個人身上仿佛都有“獸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對抗，“獸性的人”占瞭上風，人就作惡；“精神的人”取勝瞭，人就嚮善。基於這種對“人性”與“獸性”矛盾的認識，他纔讓男女主人公通過“懺悔”和“寬恕”走嚮“復活”，藉以體現“人性”由喪失到復歸的過程，使他們幾乎成瞭“托爾斯泰主義”的體現者。在這部小說裏，他企圖說明，無論是貴族或農奴，壓迫者或被壓迫者，都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修養”，避惡趨善，或改惡從善。人人都保持善良的“人性”，就可以消除社會弊病，“天國就會在人間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