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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新譯本）/海外中國研究文庫》從文化思想史的角度，使用民間文學和民俗學資料，探討20世紀初五四運動至抗戰前的民間文學運動及其影響。這場運動由北京大學的幾位青年民俗學者發起，他們批評封建儒傢傳統及貴族文化，認為它們是中國現代化的絆腳石。他們主張“到民間去”，找尋中國文學的真正寶藏。他們認為民歌、傳說、兒童文學和諺語等是平民的“真聲”，也是中國文學的精粹部分。他們還認為，這些平民文學種類長期受到上層儒傢精英文化的輕視和壓製，正在迅速消失，故應該抓緊搶救，努力搜集，恢復它們原有的光彩。民俗學者把中國文化劃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個階層：平民文化與貴族文化。他們大部分人認同平民文化，主張要嚮老百姓學習。這不僅代錶瞭他們要重新評估中國文化的決心，也標誌著他們反思自己的社會角色的轉嚮，以及希望參與改革社會的抱負。這場民間文學運動為後來中國共産黨在延安時期的“文化下鄉”運動開啓瞭先河。

作者簡介

　　洪長泰（Chang-tai Hung），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1973），鏇即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獲宗教學碩士學位（1975）和曆史學博士學位（1981）。美國卡爾敦大學副教授、教授（1984-1998），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1999 至今）。主要著作有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2011)，《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 颱北：一方齣版有限公司，2003)，《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 香港：牛津大學齣版社，2011) 等多種。

前言/序言

　　中文初版序
　　［美］洪長泰
　　《到民間去》的中譯本能夠在中國齣版，對於作者來說，是一件極為欣慰的事。
　　這本書主要討論瞭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民間文學的發掘、討論和推廣。五四運動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當時，在新思潮的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學進行瞭重新估價。但是，曆來研究五四文學的著作，大都偏重於寫實文學、浪漫主義文學和城市消閑文學的討論，卻忽略瞭這一時期文學中極為重要的一麵，那就是青年民間文學傢劉半農、周作人、顧頡剛和鍾敬文諸先生大力提倡與熱烈討論的民間文學。事實上，就中國文學史而言，民間文學也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不容忽視。
　　但是，《到民間去》並不單是一部有關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史的書，它還是一部有關民俗學和文化史的著作。五四知識分子在討論民間文學的時候，還提齣瞭一係列有關中國文化的大問題，那就是：究竟什麼纔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中國文化是否全都是儒傢的傳統的“上層文化”？是否隻是帝王將相、纔子佳人的傳記？或是否隻是達官貴人的“登科錄”？民眾究竟有沒有文化？農民是否都是愚昧無知的？等等。中國五四民間文學傢正是通過研究民間文學，對中國文化提齣瞭一些新見解。他們認為，中國文化是多元的。中國文化既有縱的一麵（即上有儒傢的“上層文化”，下有農夫村婦的“下層文化”），也有橫的一麵（即既有殿堂之學，也有不同地方的方言和區域文化）。五四民間文學傢發現，那些久為人漠視的歌謠和傳說，在文學和文化價值上，不僅不遜色於“上層文化”，而且比“上層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生氣勃勃。通過對民間文學的認識，五四民間文學傢打破瞭傳統的“中國文化一元論”的看法，進而對中國文化作齣瞭一種比較全麵和客觀的評價。
　　如書中所說，五四民間文學運動的起因，既有來自西方和日本的思想衝擊，也有對傳統的中國民間文學的重新肯定。例如，英國民俗學傢安得魯·朗(Andrew Lang)和日本民俗學傢柳田國男對周作人的影響很大，而明朝馮夢龍的著作給瞭顧頡剛一定的啓發等。總的來說，五四民間文學傢已開啓瞭融會中西思潮的先河，打開瞭中西學術交流的大門。這對當代中國民俗學的發展，是有益的啓示。
　　五四迄今，西方民俗學的研究又湧現齣不少新成果，而中國民俗學方麵也不乏建樹。目下所缺少的，似乎是進一步的互相比較、互相交流的論著。希望將來中國民俗學發展的途徑之一，是能夠繼續加強與西方民俗學的切磋共學。彼此互為印證，成果一定十分可觀。例如，本書“傳說”一章已指齣，徐文長的故事並非中國所獨有，西方不少國傢也不乏徐文長型的人物。那麼，為什麼在不同社會、不同時期會齣現同一類既莊且諧、似智又愚的這種人物？他們的齣現，究竟反映瞭什麼樣的民眾心理？又會對社會的風俗習慣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倘若開展這樣的比較研究，作者相信會齣現更多的新成果。
　　在方法學上，《到民間去》采用瞭介乎民俗學、文化史和思想史之間的方法。本書既非純民俗學的著作（即沒有采用西方民間文學分類學中所慣常采用的“主題”和“類型”的方法來作研究），也不是傳統思想史的寫法（即並非注重一傢一言的分析），而是集曆史學、文學與民俗學於一身。這種寫法，缺點是有些“雜亂無章”，好處則是打破瞭一般學術的界限，取長補短。作者希望藉此從多種角度來看同一問題，從而得齣新觀點、新結論。作者認為，目下研究學問，不應囿於一傢一言。民俗學可以給曆史研究提供不少寶貴的材料，而曆史學也可給民俗學提供一些綫索和脈絡。近年來，法國新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的史學傢對民眾思維(mentalités)的研究所得齣的傑齣成果，便是成功地結閤瞭曆史學、民俗學和人類學的方法的明顯例子。
　　在此，我要特彆感謝鍾敬文先生為本書作序。鍾先生以現代民間文學運動的參與者的身份，對本書作齣瞭評價並填補瞭不少空白。本書中譯本齣版之時，適逢鍾先生的九十大壽，真是巧閤。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的奠基人之中，大都是“半路齣傢”的，如顧頡剛先生的本業是研究古史，劉半農先生的興趣在語言學，周作人先生則是小品文名傢等。顧、劉、周諸先生對中國現代民間文學運動都有重要的貢獻，但因各有專業，對民間文學的研究都不能“持之以恒”（劉先生則不幸早逝）。唯有鍾敬文先生自始至終，旗幟鮮明。過去數十年來，鍾先生孜孜不倦地在民間文學和民俗學園地中默默耕耘，開拓瞭無數新領域。中國民間文學與民俗學今日能夠成為兩門大學問，鍾先生的貢獻最大，稱得上是“現代中國民間文學之父”。
　　1989年鞦天，作者訪學北京師範大學，有幸受教於鍾先生，獲益良多。兩個月的接觸，作者更體會到瞭鍾先生的為人。鍾先生不僅學問淵博，而且最令作者深感於懷的，是他那種追求學問的真誠、熱心和廣大胸襟。鍾先生實在是知識分子的典範。
　　最後，這本中譯本能夠在中國齣版，還要感謝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的董曉萍博士。為瞭翻譯此書，董女士花瞭不少心血。她的譯文生動流暢，信而雅達，帶給瞭英文原著所沒有的一種中國色彩。這樣的成果，倘沒有對中西民俗學的深厚瞭解，是無法至此的。
　　1992年7月17日
　　於美國明尼蘇達州之北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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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稱唐宋八大傢之一的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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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裏有關於知堂的章節，所以就買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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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主人公在沒人察覺的情況下發明瞭電燈。可是專傢學者們“欣賞”瞭他發明的電燈後，鬍亂給他扣上一項罪孽的帽子，想要置他於死地。憤怒無奈的平等7-2521隻能落荒而逃，逃入“原始”森林，等待被野獸吞噬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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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大傢都很滿意，還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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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宏謀，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本科為清世宗登極恩科）三甲進士，從此步入仕途，曆任翰林院檢討、支部郎中、浙江道禦史、揚州知府、江南驛鹽道、雲南布政司、直隸天津道、江蘇按察使、江蘇江寜（今南京）布政司等職陳宏謀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的陳宏謀，在於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存在於他的著作之中。他一生在繁忙的政務之餘，仍筆耕不輟，著作甚豐，有《培遠堂全集》、《五種遺規》等近300萬字。尤其是他的《五種遺規》影響很大。《五種遺規》是對前人思想智慧的挖掘選粹，“或嘉言，或懿行，悉皆古人成書，故曰遺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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