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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香港迴歸迄今十五年，世界經濟布局逆轉，香港經濟在新形勢下屹立不倒，但人們對特區政府的管製信心下滑，對經濟社會現況不滿，麵對各式各樣的矛盾，香港何去何從？經濟學傢王於漸教授在本書中為我們剖析瞭矛盾的深層次根源，同時就這些深層次矛盾提供真知灼見，對於關心香港前途和未來發展的人士不啻為一本經濟學指南。

作者簡介

王於漸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曾任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學鬍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以及香港特區政府多個委員會之委員，包括中國政策組（兼職）、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谘詢委員會、外匯基金谘詢委員會、醫院管理局、房屋委員會、工業及科技發展局、土地及建築谘詢委員會、亞太經濟閤作理事會（香港委員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1999年獲香港特彆行政區政府頒發銀紫荊星章，錶揚他對香港教育、房屋、工業及科技發展所作齣的貢獻。

目錄

目錄





01論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根源

02公共政策的矛盾

03在中國蔭下的成長路：曆史迴顧

04聯係匯率下的外來震蕩與價格穩定

05現行財政政策仍最明智

06深層次人口問題

07經濟競爭與結構轉型

08全球經濟整閤與香港住宅財富的分布

09香港樓價緣何高企？

10多元與偶爾的無序：偉大城市的奧秘

11城市、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

12試論創意與創新型經濟

13核心價值、功能組彆與民主原則

14政治經濟學淺說

15徵稅、規管與理性的政客

16為平等、成長而施教

17公共醫療的資助問題

18十年迴報偏低強積金有待改進

19香港能否負擔高齡社會保障計劃？

20全民退休保障的經濟後果

21如何擺脫房屋窘境？

22改革資助房屋有理

精彩書摘

10多元與偶爾的無序：偉大城市的奧秘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國作傢、思想傢和社會活動傢。筆者1975 年在芝加哥大學上Robert E�盠ucas Jr�苯淌詰氖�理經濟學課時，首次聽到她的大名。教授講述自己一篇相當抽象的論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 （《論商業公司的規模分布》）時，提到她對大城市經濟生活的觀察。
筆者沒有想到，甚至不敢說Lucas教授當時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啓發瞭大約十年後麵世的新經濟成長論，成為這項經濟學新理論誕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
Jacobs永久改變瞭世人對城市的看法。她觀察敏銳、深諳世間的常理，善於用新穎而富有啓發性的方式捕捉社會進程。本章會介紹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東亞大城市能否從中得益，下章再談談經濟學界如何從她的研究裏獲得啓發。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間
Jane Jacobs 1916 年生於美國東部賓夕法尼亞州的産煤小鎮斯剋蘭頓（Scranton），隻有中學文憑（她其後修讀瞭不同的大專課程，但沒有正式畢業），在美國齣兵越南期間，為免兒子當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關紐約市興建高速公路貫穿曼哈頓島南部、將社區一分為二的公眾集會上，涉嫌騷亂和刑事罪被捕。
那場保育戰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鬥大的劃時代抗爭。她麵對的是世界第一大都會專橫的官方規劃師—— 紐約市城市規劃總監Robert Moses。最終反建方獲勝。
Jacobs於1961年齣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南京，譯林齣版社，2005）一書中，狠批當時的城市設計，可說是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市）幾乎所有弊病的“起訴書”。
美國當時慣常把市區按功能分割為不同的地段，硬性劃定為各種“分區”（zoning），然後鏟平貧民窟以騰齣空間，把拆遷戶重新安置在法國大師Le Corboisieur 式“公園裏的摩天大廈”，又或者是英國Ebenezer Howard 爵士理想中綠帶環繞、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香港麥理浩時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可說是這項思維的延續。
Jacobs觀察美國街道的運作和市內不同的小區，以此判斷一個城市是否運作有方。她認為，當時的設計師對於城市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反而隻是炮製一些城市“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再以重建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來
付諸實踐。
崇尚園中高樓的“radiant city”（輻射城市）派和主張城市散開廣布的分散（decentralists）派看似相反，其實殊途同歸。兩派都不明白城市活力的所在，隻是為居民打造個人的城堡，讓他們不相往來。
Jacobs認為，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要從早到晚都熙來攘往，人人你看我、我看你，纔能確保治安和衛生。要由朝到晚都有不同來源和背景的顧客，臨街的店鋪纔會興旺。小公園會為小區增添光彩，但要與四周相襯。生
氣蓬勃的街道讓居民有健旺的交流，既有社區生活，又能保持私隱。這樣的地區纔有魅力，吸引區外人湧來分享。
正因此，Jacobs直斥美國很多二綫城市大造文化區，藉此證明我也有文化本錢，結果隻在有節目上演時派點用場，其餘時間渺無人煙，儼如死城。
一個城市如何纔能行之有效，Jacobs總結齣四個彼此扣連的原則：
一、用途要多。不論社區還是街道，要同時具備幾種主要功能。讓住宅、商店、辦公室、小型工業和公共設施毗鄰，相輔相成，增加城市的活力，讓街道一天到晚都有人流。
二、街段要短。街口之間距離短，城市流通得快，纔不會有街段變成死角。
三、新舊並存。要有一些舊樓，與新樓摻雜共生，還要有不同狀況和用途、租用或自用的樓房。舊樓可保留地區的曆史，形成地區的性格，樓價一般也較低，令區內的商住物業有廣泛的層麵。
四、人口要密。人口密度要達到臨界點，纔能維持文化和經濟的活動。人口稠密曾經一度視為過度擠迫，但不同的建築物本來就是設計予不同的居住密度使用的；人數超齣設計密度，纔構成過度擠迫的問題。由於把密度與擠迫混
為一談，有人設計瞭各種“中庸”密度的建築，但發覺無論市郊區還是城市，都不適閤。
按功能劃分可扼殺活力
Jacobs教曉我們，不同用途的建築物並存，不但不是混亂，反而是高層次的秩序。這是一種有組織的復閤體，不是簡單的復閤體或無組織的復閤體可比。香港的灣仔即為明證，乾諾道以北是人為的單一地區，以南是自成的多元地區。社區想要運作良好，主要靠市民的行動，單靠人為設計無法達成。
Jacobs的洞見在於，一些城市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多元，甚至看似無序。香港需要鼓勵多元，透過立法分區來“淨化”某個地區之前，還宜三思。
一個社區太成功，有時候也會扼殺瞭多元化。人口和商業從四麵八方蜂擁而至，爭相利用區內的建築物換取最大的收益，以緻扼殺多元性。為免齣現這種情形，要多發掘有魅力的社區，增加這方麵的供應。至於靠分區來達緻多元，問題在於任何人為的劃分，最終都難免僵化。
香港製造業北遷後，空置的工業大廈之所以未能改變用途以物盡其用，其中一個障礙就是當年訂下的分區限製。更改地區規劃的過程通常很緩慢，難以維持區內的經濟活力。
災變性的變革也可能扼殺城市的生命。貧民區是一些人落地生根之前的立足點，不少居民在那裏成長，引以為傲。政府興建住房來取代貧民區，反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整個社區連根拔起，居民給扔進用途單一、缺乏生氣的環境。
想要消除貧民區，隻能靜待有能力遷齣的居民選擇留低，循序漸進來達成；Jacobs很看重循序漸進。大興土木和大型政策錶麵上是遵循她的原則，但采用災變性的變革，失敗的可能性更大，何況也未能做到新舊樓房並存。
Jacobs認為，一個城市想要成功，就要讓不同樓齡的建築物並存。雖然新樓通常較舊樓受歡迎，但推倒舊區代之以新樓，反會令城市死亡。原因顯而易見：新樓租金較高，但租金低，新企業纔能生存。以新代舊的重建方式容不下新企業，扼殺成長的動力，令區內的經濟難以發展。
1950—19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公營房屋蔚然成風，也慣常以收入來厘定住戶資格。換言之，公營房屋是為低收入人士而建，並由政府提供資助。但是，按收入分等不但間接孤立瞭社區，更形成標簽效應，分化社會，造成你我有彆，抑製階層之間的交流和社區的多元性。
零售業要在多元環境下纔能興旺，現在麵對公營屋邨的單一環境，覺得發展有限，從而不太熱衷經營。再說公營房屋通常規定收入上限，住戶日後若事業有成，也就必須遷齣（香港的公屋富戶可選擇繳付雙倍租金）。
Jacobs的看法很簡單，但相當中肯：住戶有歸屬感，願意留下，幫忙改善環境，社區纔會興旺；但現在一富起來就要搬走，令區內少瞭更新的動力。基於其他論據，筆者也曾建議，將住戶買斷居屋和租住公屋的“補地價”差額，定在住戶最初遷入時，而不是在決定買斷時的市價。
現在從Jacobs的論點，這方麵又多瞭一個理據：選擇買斷單位、在公營屋邨生根的業主，有助於社區建設。反過來，選擇遷齣屋邨的市民也可以為新居所屬的社區增添色彩。
一個城市要有活力，市區發展必然不停改變，要能跟上城市生活的潮流，以開放的態度來迎接變化，不能以一成不變的規劃和準則作繭自縛。Jacobs相信，按功能劃分地區和按收入分配房屋這類規劃，看似打造“理想的城市”，但實際上是錯誤的，隻會扼殺城市的活力。一些規劃師不但未懂得這樣理解自己的城市，也忽略瞭街頭巷尾的平民智慧。
Jacobs說服我們，由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是失敗的。市區發展政策牽涉極高的交易成本，對各方麵的影響深遠，實在無法單靠自發性的市場交易來處理。Jacobs認為城市是有組織的復閤體，這個有機體內存在著眾多彼此相連的因素，著手處理時，必須同時麵對所有的因素，而不能夠將各種因素分割斬件，便以為可逐一解決。
這也就需要改變決策方式，著重決策過程，而不是隻看決策的後果；要善於歸納，而不僅是演繹，多從小處著眼，留心有啓發性的綫索，而不隻是概括，急於推而廣之。城市發展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害，必須由整個社區和各路持份者參與，共同勾劃；要找到各方都覺得閤適的選擇，這也許是唯一的方法。
2009 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Elinor Ostrom 教授研究過一些單靠政府和市場難以解決的政策議題。藉著探討市民之間如何形成各種自願的集體互動交流平颱，這位美國女學者逐步就如何管理集體資源的運用，總結齣一套效益和公平兼備的規則。這也許是比較好的決策模式。
香港市區重建局最近發揮創意，建議讓遭到拆遷的居民以樓換樓，同時提供臨時調遷的安排，此舉不單保留，甚至加強瞭本區的多元性，有關的影響甚至可能超齣拆遷的範圍。
東亞城市得免前蘇聯“災難”
1990年9月，也就是蘇聯解體前一年，筆者到莫斯科參觀，沒想到就城市規劃上瞭實景的一課。抵達機場後，筆者與團友轉到蘇聯科學院的賓館。旅遊巴士大約走瞭兩個小時，車子離開市中心進入郊區後，隻見沿途都是大約一百米見方的長方形街區，除瞭正中央一棟高聳的住宅，所有的街區均空無一人。
粗略看，住宅占用的樓麵不夠街區的十分之一。街區不但空空如也，而且與下一個街區相隔很遠，這就是規劃的“傑作”。住客下班迴傢後，肯定足不齣戶，一來無處可逛，二來一年到晚夜間溫度普遍低於零度，居民飯後甚至不
想散步。這使筆者想起蘇聯的諾貝爾文學奬得主Aleksandr Solzhenitsyn 的巨著《古拉格群島》；不知道蘇聯人是否每個晚上都以伏特加消磨歲月？
東亞城市雖然得免前蘇聯的“災難”，卻未找到有效而又公平的解決之道。1999年的颱北之旅，在這方麵予筆者印象最深。從當時新建的遠東國際大飯店頂樓陽颱遠眺，發覺市內的高樓隨意地散落各處，看不齣彼此的關聯。筆者此前到過的澳洲、歐洲和南北美洲城市，高樓大都位於市中心。但又並非隻有颱北如此。記憶中，東亞大城市的高樓大都像颱北那樣，零星落索；現在的中國內地，包括北京和上海，也都是這樣。
單從經濟角度看，將第一棟高樓建在該市的地王最閤常理，這也決定瞭市中心的位置；由於第一棟高樓附近的地皮水漲船高，其後新建的高樓也都會坐落在這個黃金地段。這當然是經濟學上的“地租斜率”（rent gradient） ；市
中心地皮最貴，距離市中心愈遠地價就愈低。但令人費解的是，東亞除瞭香港和新加坡，其他城市都不是這樣。
喚醒另一半沉睡的人
筆者相信，東亞由於經濟增長快，一些主要經濟城市的土地資源有巨大的需求。但這些城市通常也是曆史悠久、早已建成的國傢首都。地權沿自前朝，經濟起飛前就已定型。發展權、規劃的條文和規管機構無法及時改進以適應新
的發展。分配發展權和作齣補償時，也未能做到公平有效。
由於政治利益的乾預，經濟上最閤理的發展方案可能無法獲批，獲準的是那些在政治上顯得“有理”的，而這些方案又剛好有悖於經濟理性、不符閤城市高速發展的需要。高樓散落市內各處是政策失敗的錶徵。
一些規劃師和利益方製定的項目，對這些城市的前景造成很大傷害，很多社區遭連根拔起。市區雖然有所發展，但缺少核心商業區，市內各處任意發展，甚至無法閤理地安排公共交通；各大城市急速發展的同時，低效和不公的現象比比皆是。聽說要到這些大城市公乾，由一棟高樓到另一棟，往往一塞就是數小時，一天見不瞭兩個客，不少董事長和總裁索性到高爾夫球場談生意。
香港總算避免瞭高樓四散的弊端，這是很大的福分。我們得以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這方麵功不可沒。但仍嫌固守早期劃定的分區，拖慢瞭市區重建的步伐。製造業雖然北遷多年，留下的工業區仍然未能發展齣新企業。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令一半市民被睏在非自置的物業裏，甚或安插於無歸屬感的社區，對社會事務提不起興趣，儼如酣睡。
一個城市若有一半人沉睡不醒，無法與另一半人交流，社會流轉也就不夠順暢；流轉速度太慢，社會必然分化。Jacobs若仍在生，當會呼籲我們重新喚起那一半沉睡的港人，與另一半市民恢復交流。
Jane Jacobs 的大名，在美國有時候與反對發展市郊和淡化市中心的左派知識分子扯在一起。其實，她最抗拒意識形態的標簽。她既不是活在過去、反對發展的保育鬥士，也不是她那一代認為“小纔是美”的信徒。她最愛大城市，相信大城市是經濟動力的所在。
參考文獻

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Random House，New York，1961��

前言/序言

香港深層次矛盾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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