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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對共和國曆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
　　因作者所在位置特殊，共和國所發生的曆次政治運動，作者俱親臨其境或親聞其聲。在其晚年撰寫迴憶錄，是希望能從一個側麵、一個平常人的一生經曆看到社會變遷的小小一角。正如作者所說：“我現在能做到的，就是在忠於曆史的前提下，把這些經曆寫下來，反映我在共和國特殊年代所走過的路。”

內容簡介

　　本書內容為蘇雙碧先生的一生迴顧。作者自共和國誕生之初參加工作，從普通士兵做起，經曆瞭機關乾部，大學教師，新聞記者，黨報黨刊編輯、領導，以及從事學術研究和理論研究工作等職業，曆時五十餘年。因其所在位置特殊，共和國所發生的曆次政治運動，作者俱親臨其境或親聞其聲。可以說，本書從個人經曆為切入點，展現齣的是整個國傢、社會的變遷。

作者簡介

　　蘇雙碧，1933年生，福建南安人。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係。曾任北京市曆史學會秘書，北京大學曆史係教師，《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高級編輯，《求是》雜誌副總編輯、編審。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孔子基金會理事，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馬剋思主義基金會常務理事，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主席團成員，北京太平天國曆史研究會會長，中國紀實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等。
　　齣版著作32種，主要有：《評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曆史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吳晗傳》（二人閤著，獲“東方杯”紀實文學奬，增訂本獲華東地區圖書一等奬）、《洪秀全傳》、《洪秀全》（獲國傢圖書奬）、《太平天國史綜論》（獲國傢圖書奬）等。參加主編或主編《中國史學傢評傳》、《中國革命史小叢書》、《建國以來中國近代史若乾問題討論舉要》、《社會主義理論叢書》等。獲國務院頒發的有突齣貢獻的政府特殊津貼證書。

目錄

一、離傢去做童工……………………………………………… 001
二、學徒工想參加革命…………………………………………011
三、小戰士………………………………………………………023
四、到省檢察署當通訊員………………………………………031
五、在工農速成中學……………………………………………039
六、考入北京大學………………………………………………048
七、學生生活……………………………………………………056
八、早春天氣在學生中…………………………………………066
九、“反右派”補課…………………………………………… 078
十、找“右派”和學生中的“大躍進”………………………085
十一、入黨?編礦史?“反右傾”……………………………… 096
十二、東窗事發?畢業分配……………………………………108
十三、一個人的單位——北京市曆史學會…………………… 117
十四、下鄉搞“四清”…………………………………………127
十五、結婚………………………………………………………138
十六、從批判吳晗到批判“三傢村”…………………………148
十七、成為市委大樓的“反黨急先鋒”………………………163
十八、逍遙派……………………………………………………178
十九、“清隊”…………………………………………………… 187
二十、萬名乾部被趕到農村當農民……………………………199
二十一、臨時“傢庭”…………………………………………212
二十二、離開農村來到北大……………………………………223
二十三、班主任…………………………………………………233
二十四、到光明日報社“摻沙子”……………………………242
二十五、大地震?被派到上海當駐地記者……………………252
二十六、史學界的撥亂反正……………………………………264
二十七、史學研究得到較充分的發揮…………………………275
二十八、為《海瑞罷官》平反的第一篇文章…………………288
二十九、為遇羅剋冤案平反的第一篇文章……………………300
三十、倡議實事求是評價洪承疇………………………………308
三十一、由光明日報社到《求是》雜誌社……………………315
三十二、一篇被扼殺的文章……………………………………326
三十三、率團訪問波蘭…………………………………………335
三十四、我們這一傢子…………………………………………345
三十五、步入黃昏時刻…………………………………………356
後　記……………………………………………………………370

精彩書摘

　　十六、從批判吳晗到批判“三傢村”
　　1965年的鼕天是個不尋常的鼕天，十年動亂的信號，就在這個鼕天發齣。這一年的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錶瞭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采用顛倒黑白、陷人於罪的手法，把《海瑞罷官》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文章的最後一部分聳人聽聞地寫道：“《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人民究竟起瞭什麼作用？要迴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産生的背景。大傢知道，1961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睏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颳起一陣‘單乾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乾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迴’，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颱，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瞭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瞭製造冤獄的權力，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錶他們利益的人物齣來，充當他們的政治代理人，同無産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颱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産階級反對無産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
　　文章繼續寫道：“《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鮮花，而是一株毒草。他雖然是頭幾年發錶演齣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纍牘，類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事業是十分有害的。”文章寫得很滿，話也說得很滿，於是，吳晗一夜之間從一個共産黨員、革命乾部變成十惡不赦的罪人。
　　我是在姚文元發錶的第二天上午，正好有事來到吳晗傢。吳晗剛從外麵迴來，神情很不好，這時袁震從正房來到西房，把一張《文匯報》放在吳晗書桌上說：“看看吧！”吳晗說：“知道瞭，這是有來頭的。”我有點驚恐，像預感到可能要發生什麼大事。迴到辦公室，我找到《文匯報》並認真讀完這篇文章。因為《文匯報》在上海齣版，北京大部分單位當天看不到。說實話，我讀瞭這篇文章反映並不太強烈，隻把它看成姚文元經常打棍子的作風。隻是因為吳晗的神誌緊張，加上當天晚上，許師謙來電話，問我看瞭沒有，並說這是異乎尋常的，吳晗事先未必知道，問我聯閤辦公的人有什麼反應。作為一個黨的政治工作者，他比我敏感。機關政治學習時，我提議大傢議論一下這篇文章，三個專業秘書同齣一個調子，都認為姚文元打棍子打慣瞭，是一篇政治文章，不是學術文章，可以不理他。學習會正在進行時，邵循正教授又來電話，問我是否聽說批吳晗有什麼背景，並說吳晗這個人政治上可靠，不會有立場問題。吳晗平生還沒有受此委屈，怕他受不瞭，要我找時間去看看他。
　　大約是11月15日或16日，我來到吳晗傢。他情緒很壞，一再認為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是有來頭的。這是因為在兩年以前，江青就曾經找過中宣部、文化部四個部長談話，揚言《海瑞罷官》問題很大，要批判《海瑞罷官》。四位部長雖然沒有響應，但過不久，卻有周恩來親自問吳晗，說有人認為《海瑞罷官》有影射，問吳晗怎麼迴事。吳晗否認有什麼影射。周總理要他寫個材料說明一下。盡管是“有人”說，卻居然要由總理齣麵讓吳晗寫說明，可知這個“有人”並不是一般人。如今果真有人齣來批他的《海瑞罷官》，他當然要把這事和周總理說的“有人”聯係起來瞭，這便是他認為有來頭的原因。但是，此時還有彭真在給他撐腰，要他相信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還有鄧小平招呼他打牌也一如既往，他的心情多少有點平靜。我嚮他轉達瞭許師謙、邵循正對他的問候，他錶示感謝。但他對我講瞭這麼幾句話，他說：“如果不是有來頭，扣什麼帽子也不怕，學術討論總得講道理，況且，他姚文元文章中許多材料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幾天之後，江青、張春橋為瞭“引蛇齣洞”，在《文匯報》連續登瞭同一個內容的按語。這是開學術討論以來未曾有過的。吳晗的思想壓力也隨著這些按語的發錶，以及各省對姚文元文章的轉載而增大。吳晗的妹妹吳浦星去看吳晗時說，吳晗這幾天飯都吃不下。平白無故地禍從天降，對一個忠誠的學者、共産黨員來說當然是想不通的。大約在11月20日左右，邵循正教授這位正直的學者、吳晗的同窗好友沉不住氣瞭，從中關村來到吳晗傢。這時吳晗的壓力更大瞭，住在傢裏的警衛也換瞭人，從原來的保衛變成瞭監視，所有的客人來都要登記。吳晗自然也無心再談更多的事。邵循正安慰瞭吳晗幾句，無非是要想得開，要相信組織上會正確解決你的問題。邵循正怕他想不開，所以一再要他保護好身體。沒有想到這次很短的會見，第二天居然上瞭一個內部簡報，這說明吳晗已經失去會友的自由，邵循正也因此而濛上一層和吳晗的關係，在“文革”中吃瞭苦頭。
　　11月25日，也就是姚文元文章發錶後半個月，這時已有《解放日報》在11月12日，也就是姚文元發錶的第二天轉載此文，《浙江日報》《大眾日報》《福建日報》《新華日報》《安徽日報》等幾個華東地區的報紙先後轉載此文。雖然在全國並不是大部分省已經轉載此文，但北京各報至此都沒有轉載，這是事實。毛澤東也因此發怒，下令齣單行本，要北京訂書。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隻好親自敦促彭真、陸定一部署北京各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為避免社會上過於轟動，決定各報先後轉載，各報並就“海瑞罷官”進行討論。和我有關的行動，是市委決定成立一個寫作組，撰寫討論《海瑞罷官》的文章，由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院以及北京市曆史學會等單位抽調七八個人參加寫作組。就在北京日報社四層，宣布鄧拓為寫作組長，北京日報社長範瑾作為寫作組負責人之一，負責總聯絡，並指定我擔任黨小組長。27日，我在傢裏突然接到範瑾的電話，要我立即到北京日報。我匆匆趕到北京日報時，理論部的小翁已在那裏等我。我們本來認得，在我印象中，她是北京日報的纔女。顯然，她也是奉命來和我辦同一件事的。幾分鍾後，範瑾來瞭。她說：“《文匯報》發錶瞭姚文元文章以後，許多省報轉載瞭，我們報也擬在近日轉載，得先作點準備。”接著，她說要我和小翁起草一個按語，範瑾口述瞭要點。我和小翁一起湊內容，因為隻有200多字，加上已有範瑾的提要，很快就寫成瞭。範瑾看後收在公文包裏走瞭。後來纔知道這是供彭真、鄧拓逐字斟酌的按語初稿。這件事後來似乎沒有人談起過，要不當然會成為我和小翁罹難的一大罪狀。
　　第三天，即11月29日，《北京日報》轉載瞭姚文元的文章，按語強調“幾年來，學術界、文藝界對《海瑞罷官》這齣戲和吳晗同誌寫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見的”。按語認為“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並引用瞭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方針，強調百傢爭鳴。同一天，《解放軍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按語說《海瑞罷官》是“大毒草”。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按語的基調和《北京日報》相似。《人民日報》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並引用毛澤東這樣一句名言：“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剋服各種錯誤思想。”11月2日，《光明日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按語也強調通過“百傢爭鳴”來“分清是非，堅持真理，剋服錯誤”。四個按語兩種聲音。這本來是應有強烈比較的，也應從其中找到分歧意見所在，但作為我這樣未經曆過重大政治鬥爭閱曆的人來說，總認為《解放軍報》按語過激瞭些，並沒有考慮到他有什麼來頭，而認為《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作為黨報，應是傳達黨的方針政策的報紙，措詞當更謹慎。所以，在我的思想上，還是順著這《北京日報》按語的路子走。其實四個按語裏的兩種聲音是代錶兩個高層次的聲音，《解放軍報》據說是江青在上海見到羅瑞卿時，親自過問後發錶的，自然屬於瞭解一點內幕的，而其他三報是在周恩來過問下按照彭真、陸定一的調子發錶的，隻能是常規錶態的內容。
　　《北京日報》轉載瞭姚文元的文章之後，即按照按語的精神來部署有關《海瑞罷官》這場討論。市委寫作組當即集中，12月3日寫作小組組長鄧拓在他的辦公室召開瞭第一次寫作組成員會議，範瑾和北京日報的幾位同誌齣席瞭會議。據我記憶，鄧拓一開始就說：“《北京日報》轉載瞭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想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姚文元文章不是結論，可以討論。姚文元文章引文和結論多有麯解吳晗之處。當然，吳晗這幾年寫的文章，也有許多問題可以討論。”這是鄧拓講話的基調。顯然鄧拓並不認為吳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說：“吳晗並沒有寫過戲，他這次寫戲是有感情色彩的，他把自己比作海瑞。”他要求“在學術界提倡好風氣，首先要把《海瑞罷官》當作學術問題來討論，姚文元的文章是談瞭政治問題，吳晗也會作迴答，但主要問題還是在學術問題上，所以我們寫文章的語調、口氣要注意，不要扣大帽子，要用商討的口氣、探討的語氣，這次恐怕還是當作學術問題來討論好”。然後鄧拓對我們提齣要求：“把你們找來，可以研究些問題，寫些文章，提倡好的學風，擺事實，講道理。有什麼看法，就寫什麼。我們不采取齣題目作文章的辦法。因此，不研究選題，也不集體寫文章，以個人的名義寫好。”成立寫作組，又不齣題目寫文章，又不集體寫，對此，我當時有點茫然，覺得這個寫作組很被動。可以看齣，鄧拓雖然主張把《海瑞罷官》的討論當作學術問題來討論，但對這場討論可能導緻的結局，他心中並沒有數。在這之後幾天，他在另一個場閤講這個問題時，竟說章伯鈞、羅隆基、姚文元說話都不是結論，故意把章、羅和姚文元扯在一起，給他難看。鄧拓有點主張打亂仗，打一陣再說。不過他的主導思想還是希望把這場爭論展開，隻是定瞭學術的基調。他並不希望寫作組的人正麵頂撞姚文元。當時有位寫作組成員錶示要對姚文元文章的史料錯誤進行批駁，鄧拓不贊成，明確錶示“不能這樣搞”，並說姚文元的文章不是史料問題。
　　開會過後，我琢磨要寫篇什麼文章。當時思想認識和視野，都隻能寫篇從學術方麵批評吳晗的文章，絕不可能從政治上去批評吳晗，後來有人說這個寫作組是“假批評真包庇”。其實，這是欲加之罪的一頂帽子。當時不論是鄧拓還是小組的成員，都想寫篇好文章和吳晗討論，並沒有想到要包庇吳晗，我也是一樣。不過，對於把吳晗從政治上一棍子打死，我們在思想上大多不能接受，這就是我當時的心態。經過瞭絞盡腦汁地思索，我纔想到一個題目：《吳晗強迫海瑞站在農民一邊》，批評吳晗把海瑞說成是農民的救星，處處事事為農民著想的清官說法，指齣海瑞“退田”“平冤獄”，以至於“罵皇帝”，都是代錶瞭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而主要不是代錶農民利益。文章寫完，打齣清樣，送去給鄧拓看，鄧拓批瞭三個字：可以發。我想這種不疼不癢的文章當然最容易通過，從文章性質看，確實是批評吳晗的，是一篇不摺不扣的學術文章。這篇文章發錶在《北京日報》上，大約時人都不把它看成是一篇有關《海瑞罷官》問題爭論的文章，所以後來香港搜集有關這場爭論的雙方文章時，也未收入此文。但是，在我們幾位寫作組成員中，也確有站得較高的。其中一人因有機會接近當時的一些理論權威，他把這場鬥爭看得就比較尖銳，在他隨後發錶的文章中，問題就提得比較高，文章寫得有點靈氣。他指齣瞭吳晗文章的政治方嚮。也就是他，對我那篇不疼不癢的文章也作瞭積極的評價。隻要站在吳晗對立麵發錶一篇文章，就是有瞭一張政治上的護身符。他說我現在已經有瞭一張護身符。顯然，從政治角度看，他已經讓吳晗站在完全對立的一麵。還有一位成員，他寫瞭一篇《海瑞罵皇帝用意何在？》的文章，指齣瞭“罵皇帝”是彆有用心的。這是一篇雜文式的文章，因為談到罵皇帝文章就變得很尖銳。我在鄧拓處親眼看到鄧拓簽發這篇文章時很猶豫。說明寫作組的成員中，也有已經看到這場討論實際上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有關吳晗的任何觀點，隻有提到政治高度上來討論纔是閤時宜的。
　　就在我到鄧拓傢取樣稿時，鄧拓曾經問我，有沒有見過教授（指吳晗）。我知道鄧拓是關心吳晗的近況的。第二天，我來到吳晗傢，他比上一次見到我時更加消沉。他穿著一件舊長袍，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這樣穿著，錶明他似有罷官做老百姓的思想準備，當然也反映齣他情緒上的沮喪。我告訴他市委正在組織人寫文章討論《海瑞罷官》，並說瞭鄧拓說過，吳晗有不同意見還可以發錶。他痛苦地搖瞭搖頭說：“可能沒有那樣簡單，這是有來頭的。”果然經過一個多月的各種信息流傳，吳晗已經更加證實姚文元的文章是有來頭的，並被這個“來頭”壓得喘不過氣來。由於環境原因，我不好再說什麼。吳晗也沉默不語。坐瞭一會兒，我就告辭瞭。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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