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唐宋變革及元明清時期中國史學研究之集成，中國古代史學研究之必備書目。

內容簡介

《增訂中國史學史（中唐至清中期）》全二冊，敘述中國史學發展階段，主要標誌是分支發展、各成係列、古典史學終結。以《通典》為發端的典誌係列，以《資治通鑒》及影響形成的編年係列，連同程式化“正史”係列，構成中國史學三大主乾，同時齣現史部大宗——地理總誌和方誌係列。考異、金石、辨僞成為史學重要分支，各類反映社會風貌的專門之學應運而生，佛教史學、史學通俗化趨勢，進一步擴大史學範圍。清前中期全麵總結傳統史學，以《文史通義》預示古典史學終結。

作者簡介

謝保成，男，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嚮為中國史學史、隋唐五代史、20世紀學術文化，主要代錶作有《隋唐五代史學》、《貞觀政要集校》、《民國史學述論稿（1912—1949）》、《龍虎鬥與馬牛風——論中國現代史學與史傢》、《郭沫若學術思想評傳》。

目錄

目 錄

第一編　《通典》展示的史學新趨勢

第一章　“ 綱領宏大，考訂該洽”的《通典》 / 4

第二章　會要、會典的興起與變異 / 33

第三章　“融會錯綜，原始要終”的《文獻通考》 / 58

第二編　修史製度演變與國史纂修

第一章　宋代修史製度與國史纂修 / 83

第二章　少數民族政權的修史製度與國史纂修 / 98

第三章　明代修史製度與國史纂修 / 113

第三編　纂修日趨程式化的紀傳史

第一章　唐、五代四史的纂修與改寫 / 132

第二章　“ 各與正統”的遼、金、宋史 / 185

第三章　“ 國可滅，史不可滅”的元史 / 208

第四編　編年史中興與《通鑒》係列

第一章　《 資治通鑒》的編著與特點 / 222

第二章　《 資治通鑒》的續編 / 264

第三章　《 資治通鑒綱目》與綱目係列 / 280

第四章　《 通鑒紀事本末》與紀事本末係列 / 293

第五編　三大係列之外的史書編纂

第一章　 私傢修史的成就 / 312

第二章　“總天下學術”的《通誌》與宋明的私纂通史 / 367

第三章　方域史係列的形成與範圍拓展 / 400

第六編　史學領域進一步拓展

第一章　考史、金石、辨僞、史評興起 / 450

第二章　“ 文之將史”的趨勢 / 525

第三章　史學的通俗化走勢 / 547

第四章　佛教史學的形成與發展 / 582

第七編　全麵總結古典史學的清前中期史學

第一章　 清初“以史經世”的三位代錶 / 614

第二章　修史製度與皇傢修史 / 663

第三章　三大係列史書的續修與改編 / 695

第四章　順康雍三朝私史成就 / 742

第五章　“稽古右文”下的“乾嘉史學” / 783

第六章　預示古典史學終結的《文史通義》 / 850

精彩書摘

分支係列發展，古典史學終結（中唐至清中期）

《史通》成書之後不到半個世紀，安史之亂起。潛藏在社會深處的種種矛盾一一顯露齣來，各項製度開始發生相應的變化。

社會的深刻變化，使學術風氣為之一大變。經學上變義疏之學為直探經文，齣現啖助《春鞦》學，“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文學上變駢文復古文，興起瞭古文運動。史學由於自身的特性，發展較經學、文學滯後，因而受到經學、文學的影響，齣現復雜的情況。一方麵，啖助等的“從宜救亂”主旨，為以史經世提供瞭思想準備；另一方麵，新經學同韓愈的道統說有重要的結閤點，形成以史治心的主張。

以史經世，杜佑為代錶。其“既弊而思變”與啖助等的“救世之弊”的思想相通。《通典》之作，一則體現主通明變的趨嚮，二則從“禮法刑政”入手，通過反映客觀曆史過程的製度沿革探究“政理”，不再局限於對一朝一帝個人作為進行規諫，以其曆史編纂上的創舉，為史學發展開齣新途，把中國史學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由於指責儒傢經典“多記空言”、眾賢論著缺少“匡拯之方”，要從社會本身探尋救弊之道，長期以來對其“要訣”，或“知之者甚稀”，或“習焉不察”，而繼之者往往仿效其編纂形式，忽視其從社會結構探尋救弊之道的旨趣。

通史之風驟起，推進著各體通史的長足發展，形成中國史學演進的基本係列：以皇傢纂修“正史”占據主導地位的紀傳史係列，以《通典》為發端形成的“三通”、“九通”（包括會要、會典）係列，以《資治通鑒》為代錶齣現的編年史及改編（包括紀事本末體、綱目體）係列。但應當看到，這三大史書係列，編纂形式都在不斷趨於程式化。

契丹、女真、濛古族入主中原，極大地推進瞭少數民族史學發展。盡管“正統論”、“夷夏辨”喧鬧一時，終究擋不住少數民族史進入“正史”係列。

自《元和郡縣圖誌》始，經元、明至清，皇傢修“一統誌”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總誌係列，與各“正史”地理誌構成中國方域史的基本骨乾，展示著華夏民族“大一統”的風采。分述一方之誌，自宋代開始發達起來，至明、清逐漸深入社會，成為史部分類中最大的一個門類。視野不斷拓展的記域外之作，反映齣中華帝國認識外部世界的艱難曆程。

史學方法不斷進步，考異、金石、辨僞等逐漸成為史學的重要分支。各類反映社會風貌、記述專門之學的史著應運而生，更進一步擴大著史學的範圍。詔令、奏議開始獨立為目，伴著“文之將史”的趨勢，與文集一起愈益受到史傢青睞。

以史治心，即以曆史進行倫理綱常教化，用以挽救日益腐朽的政治統治。啖助等主張“以史製經，以明王道”，即“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韓愈提齣“治心”為“正心”，“正心”是為治國、齊傢、平天下進行個人修養。這種主張在“文以載道”的古文運動推動下，很快形成一股社會思潮，影響遠遠超過從社會製度探尋救弊之道的主張。史學由探討治亂興衰引以為戒，漸漸轉嚮注重倫理說教和個人內心自省，教育功用被空前強化。史傢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強調“閤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是非與聖人同辨”，齣現“凡秉史筆者，皆準《春鞦》，專事褒貶”的趨勢，史學的實錄原則進一步遭到破壞，以至齣現“國史失誣，傢史失諛，野史失臆”的種種亂象。

隨著皇傢修史日益製度化和程式化，齣現史學通俗化和平民化趨勢。以記述瑣聞軼事為主的曆史筆記的大量湧現，以話說故事為主的曆史小說的接連問世，是史學從殿堂走嚮市井的必然産物。

被皇傢修史排斥的佛教傳播史逐漸形成獨特的係列—高僧傳，既是中國史學的一大奇特現象，又成為世界佛教史學中的一枝獨秀。

明末清初的社會變動，激起“經世”思想，影響清前期風氣。一項“稽古右文”之策遏製瞭“經世”思想的擴展，將業已開啓的風氣引嚮博古怯於通今、知人畏於論世的方嚮。皇傢纂修史書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覆蓋瞭史部各個主要門類，成就瞭“乾嘉考史”的繁興，顯示齣乾嘉時期史學的輝煌。《文史通義》既是對古典史學進行的全麵總結，又預示著其後的“思想解放”，成為中國史學又一劃時代的標誌。

為突顯中國史學分支發展的這一基本特點，凡成係列的史書基本上各依其先後分彆進行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