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史（外兩種）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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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安文思，[意] 利思類，[荷] 許理和 著，何高濟 譯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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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 曆史研究

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ISBN：9787534783135

版次：1

商品编码：11999501

品牌：大象出版社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7

字数：21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內容簡介

　　安文思，係葡萄牙籍入華傳教士。他於1648年到達北京，一住29年。本書由他以葡文寫成，原名《中國的十二特點》，是西方早期漢學的奠基作之一。本書前21章，記述瞭中國的曆史與明末清初時的社會狀況，特彆對中國社會的禮儀風俗、城鎮特點、官僚貴族體製和皇城建築等作瞭較為詳盡的記述。書後所附利類思神父所寫的《安文思神父傳略》，是一份重要的文獻，傳記中記載瞭他和利類思在張獻忠處的經曆並補充瞭有關張獻忠的文獻。一位17世紀生活在北京的葡萄牙籍傳教士，以他的視角、他的思維方式、他的價值觀去認識、去感知與他的祖國完全不同的東方國度，在生活、傳統、習俗、信仰等方麵無從避免的衝突與默契、真知與謬誤、失望與敬仰……凡此種種，錄以文字，便有瞭本書。

作者簡介

　　安文思，1640年前往中國傳教，長期與利類思閤作，初期在成都建立教堂，後為張獻忠服務。張獻忠敗亡後被豪格虜往北京。豪格死後，利類思和安文思被釋放，建立瞭北京東堂。1677年，安文斯病逝於北京，葬於滕公柵欄墓地。
　　在華期間，安文思以善於製造機械而聞名，先後曾為張獻忠和清朝政府製造過許多儀器，康熙帝稱贊其“營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後管理所造之物無不竭力。”安文思還曾在1668年以葡萄牙文寫成《中國的十二特點》一文稱頌中國，後以《中國新誌》為名刊行於巴黎。利類思，字再可，意大利西西裏人，1606年齣生，十六歲入耶穌會。後入中國，學習中國語言，在江南傳教，1639年給大約七百人施洗。1646年入川，至首府成都。時有在京川籍大員劉宇亮，任閣老，是湯若望的友人，為利類思緻函四川省官吏頌揚利類思，並告其傢人，令在傢接待利類思神父。於是利類思寓居劉閣老傢，與官宦士紳往來，且在劉宅設聖堂，開始傳教工作。

目錄

中文版序言
中譯者前言
緻崇高的紅衣主教德斯特列閣下，法國公爵和貴族
法文版序言
第一章 中國人和外國人給中國取的名字及契丹和蠻子國
第二章 中國的廣度和分界：城市和有牆村鎮的數目及其他中國作者提到的特點
第三章 中國的古代及中國人對此的高風
第四章 中國的文字和語言
第五章 中國人的智慧和他們的主要典籍
第六章 中國人的禮節、典儀和節日
第七章 中國人的土木工程和建築，特彆是大運河
第八章 這個民族的非凡勤勉
第九章 中國人的船舶
第十章 中國物産的豐富
第十一章 中國的貴族
第十二章 這個國傢良好的政體、曼達林之間的差異以及朝廷的部門
第十三章 記十一個部，即文官六部、武將五部
第十四章 北京的其他幾個部
第十五章 省的幾個衙門和曼達林
第十六章 中國的大帝王及其賦人
第十七章 記北京城：皇宮四周的牆及中國主要房屋的形狀
第十八章 皇城的二十座宮殿
第十九章 記皇城內的二十座特殊的宮殿
第二十章 同一範圍內另外幾座宮殿和廟宇
第二十一章 北京的皇傢廟宇及皇帝外齣進行公祭的方式
安文思傳略
韃靼戰紀
安文思神父傳略 [意]利類思　著
在黃虎穴中——利類思和安文思在張獻忠朝廷（644—647）　[荷]許理和　著
導　言張獻忠（606—647）
利類思和安文思
耶穌會史料
滅種的觀念
張獻忠和基督教
張和歐洲天文學
後　記
參考書目
附錄　利類思、安文思傳 何高濟

精彩書摘

　　第三章 中國的古代及中國人對此的高見
　　這個國傢如此之古老，以緻它的統治方式長期保持不變，在二十二支皇族的統治下延續，在四韆零二十五年的時間內，産生瞭兩百三十六位皇帝。據中國人確定無疑的看法，從它創建以來已有很長時期。如果我們對此感到滿意，那麼從這個國傢創建伊始，到今天的1668年，它已有四韆六百二十年。然而中國人對這件事有三種意見。
　　他們的一些書籍把他們國傢的開始說成在創世之前數十萬年盡管平民百姓相信這是真的，但聰慧而有學識的人則認為這些書籍不過是無稽之談，難以相信，尤其白孔夫子以來把它斥為僞書，
　　第二種意見以伏羲(Fohi)作為這個國傢的創始人，他最初在中國最西部的陝西省境內統治，後來又在幾乎位於帝國中部的河南，根據他們的文獻記載，這個帝王開始統治是在基督誕生前兩韆九百五十二年，大約在大洪水之後兩百年，這是根據七十傢注釋所說。有學識的人認為這好像是真的，其中許多人認為是無疑問的。
　　第三種意見是，這個國傢在四韆零二十五年前由一個名叫堯( Yao)的君王奠基。這最後一種意見，被他們當做金科玉律，若有中國人拒不相信，他會被看做是異端，而且這樣的人要受嚴懲。所以福音的布道者一旦用文字或口頭對此錶示懷疑，那就足以關閉我們的聖教之門，把我們都判處死刑。僅僅因為毫無根據地懷疑某人對此不相信，就會成為充軍的充分理由。因為這一緣故，教的神父們獲得聖主教的許可，承認七十傢的說法，教會在第五次宗教大會上批準；同樣也承認後兩種意見，這很有可能，以避免上述的麻煩，及許多其他容易想像得到的問題。的確，必須承認，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傢能夠吹噓有那麼多古老的帝王係列而如此完善地延續下來。亞述、波斯、希臘和羅馬的諸王，都有他們的期限，而中國的帝王仍在繼續，像一條從源頭落下，沿河道流動，永不止息的大河。
　　我們已經談到，而且將在本書中繼續談論這種長期延續和中國的其他優點，它使中國人形成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驕傲。他們對於自己的國傢及屬於他們的一切東西都給予可以想像的最高評價，但對於外國人，他們極端衊視，對於外國知識學術的長處，盡管他們自己對此一無所知，也同樣衊視。這毫不奇怪，因為驕傲總是來源於盲目和無知。在他們的地圖上，他們把中國的範圍畫得很大，但把它四周的國傢描繪得沒有順序、方位，微小而狹窄，也沒有正規地理上的任何其他標記，並給予它們可笑和卑賤的名字。例如，小人國(Siab Gin Que)，即這個國傢的居民均為矮人，很小，他們必須幾個人捆在一起，以免被鷹鳶叼走；女人國(Niu Cin Que),即這個國傢的居民全係女性，她們從井裏或河中望見白己的影子而懷孕，並且隻生女孩；穿胸國( Chuen Sin Que)，即該國居民的胸口上都有一個洞，並有一根木棍穿過胸口，這樣把人從一地帶往另一地；有一個國傢，那裏的居民是人身狗臉；還有一個國傢，那裏的
　　居民之臂長可觸地，還有其他許多荒謬的描寫。總之，他們把四鄰的國傢，諸如韃靼、日本、朝鮮半島及中國周邊的其他國傢，都呼之曰四夷。他們說，中國之外，有七十二國，都在海中，非常小多堅果殼，其居民怪模怪樣，體態滑稽或者可怕，更像猿猴和野獸，不像人。近年來他們知道歐洲的一些情規，把它增加在他們的地圖上，好像它是帖納利夫( Tenariff)島，或一個荒島．、因此,1668年廣東總督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談到葡萄牙使臣之後，補充如下的話：“我們清楚地看到，歐洲隻不過是海中的兩個小島。”
　　他們把天空分為二十八個星座，同時把中國分成許多地區，每一地區與這些星座中的一個相對應，用星座名稱去稱呼它們，不留一個給其餘國傢。他們對自己的國傢用最高尚偉大的稱呼，但劉外國則用最難聽和輕衊的名字。其目的是，貶低其他國傢，藉以抬高自己的帝國。
　　我和利類思神父住在四川省省會的時候，從省內各地來的幾韆名和尚聚集一起，挑起一場對基督教的迫害，同時嚮省的法庭，即特彆刑事法庭，叫做按察司(Can Chan Su)控告我們，該司的首腦對和尚訴訟作齣如下迴答：
　　“如果這些外國人安居不惹是生非，或者教導新的東西，中國之大無所不容（Chum que chi ta so pu yum，即是說，這個國傢是那樣大，它能夠包容本國和外國人，有充分的餘地收容更多的人）；但如果他們教導新的教義，異於我們在本大帝國推廣的聖典和經文，或者如果他們去煽惑、誘導百姓，那麼將他們各打四十闆，逐齣本省。”
　　龍華民神父有時嚮幾個太監講述神律，用充分的理由和論證，使他們內心摺服，他們僅作齣如下迴答：
　　“中國之外還有道（Chum que chi vai huan Yeu tao，這就是說，我們看見的這個是什麼；我們聽見的這個是什麼；在這個帝國的境界之外，可能還有律法，或者有達到真理的道路；還有其他信仰，或其他律法。）”同時我多次觀察到，當我和有知識之人談論基督教及歐洲的科學時，他們問我，我們有無他們的書籍。我迴答說沒沒有。他們都驚異地揮動著手錶示反感，稱：“如果你們歐洲沒有我們的書籍和著作，你們能有什麼學識和科學呢？”不管怎樣，這些異教徒既值得憐憫又值得原諒，因為，難以想象的是，不僅大賢人和有學識的人，還有平民百姓，都抱有這個帝國所持有的偏見
　　……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言
　　張西平
　　1688年在巴黎齣版的葡萄牙入華傳教士安文思的《中國新史》，是西方早期漢學發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與此前在西方齣版的利瑪竇和金尼閣的《天主教進入中國史》（1615），曾德昭的《大中國誌》（1642），衛匡國的《韃靼戰紀》（1654）、《中國新圖》（1655）和
　　《中國上古史》（1658）一起構成瞭西方17世紀關於中國知識的最重要來源。國內學者計翔翔認為這部著作是西方早期漢學第一發展階段的一個總結和第二發展階段的起點，甚至認為它已經走齣瞭傳教士漢學的框架。a
　　從漢學的角度來看，他對中國的介紹更為係統和全麵。從中國的名稱、地理位置、曆史、語言、風俗到中國的物質生活、礦産、航運、船舶及政治製度、國傢結構等，安文思一一作瞭介紹，給西方人呈現齣瞭一幅中國的全景式圖畫。安文思寫這本書時已在中國生活瞭二十多年，對中國已有瞭較為深入的認識。由於他本人認同利瑪竇的“閤儒易佛”的傳教路綫，他對中國的文明給予瞭高度的評價。此書原名為《中國的十二特點》，實際講的是中國的十二條優點，即：
　　1. 中國版圖廣大（第二章）；
　　2. 中國曆史悠久（第三章及第一章、第五章的部分內容）；
　　3. 中國語言文字優美（第四章）；
　　4. 中國典籍豐富（第五章）；
　　5. 中國人有禮貌有教養（第六章）；
　　6. 中國水運便捷,公共工程完善（第七章和第九章）；
　　7. 中國工藝製造精美（第八章）；
　　8. 中國物産豐富（第十章）；
　　9. 孔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第十一章）；
　　10. 中國政治發達（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
　　11. 中國君主之偉大（第十六章和第二十一章）；
　　12. 北京城之宏偉（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一章）。a
　　和他以前的著作相比，該書對北京的介紹最為詳細，這是本書的重要特點。他不僅介紹瞭王府井、白塔寺、鐵獅子鬍同、鮮魚口等地點，還詳細介紹瞭皇城，包括皇城的大小、皇城中的二十座宮殿等。如果不是經常在皇宮中活動，絕不可能對它做如此詳細的描寫。正因為安文思長期生活在北京，他的這些報道和描寫不僅推動瞭當時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也給我們提供瞭許多瞭解和認識清代曆史的細節和材料，這些在今天依然是很有價值的。
　　比如，在談到皇宮每年的賦入時，他給我們提供瞭下麵這些數據：1.每年運進宮廷糧倉的米、麵達四韆三百三十二萬八韆八百三十四袋； 2 . 一韆零三十五萬五韆九百三十七個鹽塊， 每塊重五十磅； 3 . 兩百五十八磅極細的硃砂；4.九萬四韆七百三十七磅漆……安文思的記述為我們提供瞭瞭解清朝宮廷經濟生活的參考數據，從這些數據中，我們能較為真實地感受到當年清朝宮廷生活的實際狀況。在談到皇帝祭祀的儀仗隊伍時，安文思的記述也十分詳細。他寫道：“他的儀仗如下：首先，有二十四名執大鼓的人，分為兩行，每行各十二人。下麵的行列也是如此。其次，二十四名喇叭手，每行十二名。……第二十三，兩韆名文曼達林，一韆名一隊。第二十四，兩韆名武曼達林，全都穿著華麗的禮袍……”這些文字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使我們對清代皇帝祭祀的儀仗隊有瞭更為直觀、具體的瞭解。
　　安文思的書還提供給我們許多珍貴的清史材料，將這些材料和中文文
　　獻相互印證，能補充中文文獻的不足，加深我們對清代曆史的認識。安文思在書中說，1669年12月8日，皇帝命三位官員到湯若望的墓地焚香，“其目的是嚮他作特殊的禮敬；又命令賜給當時在朝的三個神父（我是其中之一）三百二十五剋朗，支付他喪葬的費用”。此事《正教奉
　　褒》中有載：“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遣禮部大員，捧禦祭文一道，至湯若望墓所緻祭。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供設香案跪迎，恭聽宣讀。其文曰：‘皇帝諭祭原任通政使司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事，故湯若望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恤死報勤，國傢之盛典。爾湯若望，來自西域，曉習天文，特畀象曆之司，爰锡通微教師之號。遽爾長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緻祭。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尚剋歆享。’”安文思說，第二天康熙在宮中宴請大臣時，讓他們三人也參加瞭宴會，他們坐在右麵第三排的第一張桌。這點《正教奉褒》沒有記載。楊光先案是清初的大事，本書中也有記載，安文思說楊光先“加給湯若望神父的一條大罪是，在製作天體儀時，神父沒有標齣北極星，中國人稱之為帝星，即眾星的帝王星。因為它不移動，他們說眾星都圍繞著它，有如臣民圍繞著皇帝，為他服役。所以他們認為，皇帝在地上和那顆星在天上一樣。這個騙子由此得齣結論，說湯若望神父沒有標齣這顆星，是因為他不承認中國皇帝，因此他是叛逆者，該當死罪”。另，《正教奉褒》中有載：“康熙四年三月初一，禮刑兩部會議，擬湯若望處死，其餘教士俱仗充。初二日，輔政大臣方欲依議批行。忽地大震，驚散未批。”不少人認為這是教內的記載，不足以信。但安文思的書中也記載瞭這次地震，他是當事人，當時生活在北京，這使我們對這個事實有瞭新的旁證。
　　書後所附的利類思神父所寫的《安文思神父傳略》也是一份重要的文獻，傳記中記載瞭他和利類思在張獻忠處的經曆並補充瞭有關張獻忠的文獻。a書中寫安文思死後，康熙賜給他悼詞，這一點現在可以在中文文獻中得到印證。b 2002年在颱灣齣版的《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的第十二捲中收有利類思和南懷仁所寫的《遠西景明安先生行述》的中文文獻，此文和《安文思傳》完全對應，從而證實《中國新史》的真實性。
　　現在這個譯本以1689年英文本為底本，個彆篇章譯自法文本，同時譯者也核對瞭1957年版葡文本。雖然英文版和第一版的法文版相比有瞭不少改動a，但英文版有一個優點很值得稱道，即在許多章的後麵加瞭注釋和說明，將安文思所記的事實和此前在歐洲齣版的其他漢學著作進行比較核對，這實際上是把安文思的書放到瞭西方早期漢學的學術脈絡中加以評價，從中我們也看到瞭西方人在16—17世紀對中國認識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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