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動蕩不安的14世紀 [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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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巴巴拉·W·塔奇曼著，萬裏新譯

圖書標籤:

中世紀史
歐洲史
14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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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60134

版次：1

商品编码：12004938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丛书名：巴巴拉·W·塔奇曼作品

外文名称：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10-01

用纸：胶版纸#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4世紀的歐洲包含瞭兩個相互衝突的圖景：這是一個屬於十字軍、大教堂和騎士製度的榮耀時代，也是一個墮入混亂與精神痛苦的世界。巴巴拉·W. 塔奇曼從這一時期選擇瞭一位貴族——昂蓋朗·德·庫西作為敘事載體，藉此人的人生遠望中世紀的百年戰爭、黑死病、奢靡盛宴、雇傭兵製度、殘酷稅收、農民暴動和教會分裂……最終，承載著那一時代的廢墟被留在這裏，靜觀著仿如宿命的人類曆史。

內容簡介

　　憑藉《八月炮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兩度獲得普利策奬的著名曆史學傢巴巴拉·塔奇曼在這本《遠方之鏡》中將關注點放在瞭中世紀的歐洲。14世紀的歐洲反映瞭兩個相互衝突的圖景：一方麵，這是一個十字軍、大教堂和騎士製度的時代；另一方麵，這也是一個墮入混亂與精神痛苦的世界。一如塔奇曼的其他作品，它兼具鮮明的人物個性、豐富的史實、閃耀的文筆和警醒當代人的史學意圖。

　　塔奇曼這本極具啓示意義的作品中不隻審視瞭宏大的曆史主鏇律，還深入到瞭傢庭生活的細枝末節：童年是怎樣的，婚姻意味著什麼，以及金錢、稅收和戰爭是如何左右農奴、貴族和神職人員的生活的。她復原瞭中世紀驕傲的紅衣主教，學者，小販和神職人員，聖人和神秘主義者，律師和商人，以及重要的騎士的生活；重塑瞭中世紀輝煌又混亂的生活圖景。

作者簡介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美國著名曆史學傢、作傢，1936和1972年憑《八月炮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兩度獲得普利策奬。她偏愛以文學的方式書寫曆史，她的文字充滿戲劇性和畫麵感，在充分發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隨著意味深長的議論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眾讀者和費正清等曆史學傢的推崇。

　　奧利弗·B·波拉剋曾這樣寫道：“作為曆史學傢，塔奇曼不是在為其他曆史學傢們而寫作；在她的著作裏，字裏行間，韆百萬大眾讀者通過她的文字感受到瞭曆史的精彩之處。”

精彩書評

　　文筆優美、細膩，研究深入徹底……塔奇曼女士擅長的便是復原曆史的麵貌……在這一點上，無人能齣其右。

　　——《紐約書評》

　　塔奇曼在這本書中達到瞭她的ding峰……這是她精緻的作品。

　　——《華爾街日報》

　　內容廣博，妙趣橫生，精彩至極。

　　——《評論》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吾乃庫西之主”：王朝

　　有5座高塔的庫西城堡矗立於皮卡第（Picardy）的山頂之上，雄偉壯觀，氣勢淩人，控製著北方通往巴黎的路徑，但它是位於首都的君主的守衛者還是挑戰者，則是個尚待解決的問題。一個巨大的圓柱體從城堡中心衝霄而上，較4個角塔高齣兩倍之多。這就是donjon，即城堡主塔，其規模在歐洲首屈一指，是中世紀及後來此類塔形中最偉岸的。它的直徑達90英尺，高180英尺，可在城堡受到圍睏時容納1000人，使作為其基礎的城堡、鎮上鱗次櫛比的屋頂、教堂的鍾樓、環繞著山上整個建築群的厚實城牆的30座角樓都顯得極其矮小，對它們形成保護之勢。從任何方嚮前來的遊客從數英裏之外就可看見這座代錶著貴族權力的龐然大物，並在靠近它的過程中，感受到旅行者在不信基督的土地上第一眼瞥見金字塔時的那種敬畏之情。

　　醉心於雄偉宏大的建築者用超乎一般尺寸的內部特徵來實現城堡主塔的巨大規模：颱階踏步為15英寸至16英寸，窗子位於高於地麵3.5英尺之處，仿佛是為瞭供巨人族之用。尺寸達兩立方碼的石頭門楣在氣勢宏偉方麵毫不遜色。在400多年中，為這些匠心安排所反射的王朝展現瞭同樣的僭越性質。雄心勃勃、居心叵測、時顯凶殘的庫西傢族讓自己根植在一塊海角之地上，它形成瞭天然的統領之勢。他們的山頂控製著從艾萊特（Ailette）河榖至瓦茲河（Oise）的更寬廣河榖的通道。以此為據點，他們嚮王國們發起挑戰，洗劫教堂，齣發參加十字軍東徵並戰死沙場，因犯罪而受到譴責並被逐齣教會，漸漸擴大其統治領域，與皇族聯姻，形成它引以為傲的作戰口號：“神奇的庫西”。擁有法蘭西四大男爵領地之一的他們嘲笑領地之銜，采用瞭自己簡單傲慢的箴言：

　　吾非國王，非諸侯，

　　亦非公爵，非伯爵；

　　吾乃庫西之主。

　　這座始建於1223年的城堡是一次建築急劇擴張的産物，這次建築擴張還促成瞭宏偉壯麗的大教堂的建造，而建造這些大教堂的推動力也萌發於法國北部。於城堡建設的同時，在距庫西50英裏的範圍之內，還有4座最大的大教堂亦在建造之中—位於拉昂（Laon）、蘭斯（Reims）、亞眠（Amiens）和博韋（Beauvais）。雖然在任何地方，要建成一座大教堂都要費時50至150年纔能完工，但在昂蓋朗·德·庫西三世那一門心思且難以抗拒的意願之下，有著城堡主塔、角塔、防禦壁壘和地下網絡的宏偉傑作庫西堡，卻在不可思議的7年時間裏便得以完成。

　　城堡有圍牆的場地圈起瞭超過兩英畝的空間。它的4個直徑65英尺、高90英尺的角塔，以及它的3道外圍牆體被修得與山棱齊平，形成瞭數道壁壘。通往府邸的唯一入口是道固若金湯的大門，它位於靠近城堡主塔的裏側，處於守護塔、護城河和格子吊閘的保護之下。大門開嚮武備廣場，這是個占地約6英畝的被圍牆環繞的空間，裏麵有馬廄和其他輔助建築，有騎士比武場，以及供騎士馬匹之用的草地。再嚮外，在山像條魚尾似的加寬之處，坐落著約上百座房屋和一座帶方塔的教堂的城鎮。環繞山頂的外圍城牆上的3道牢不可破的大門把守著通嚮外部世界的通道。在麵朝蘇瓦鬆（Soissons）的南側，山勢陡立，易守難攻；在麵朝拉昂的北側，山勢與高地融為一體，一條護城河形成瞭又一道屏障。

　　在厚達18英寸至30英寸的城牆內部，一道盤鏇而上的樓梯連接著城堡主塔的三層樓。每一層的拱形天花闆上都有個敞開的洞，亦稱“眼”，它們為昏暗的內部增加瞭一點額外的光綫和空氣，並使武器和輜重可以在不必攀爬樓梯的情況下被層層吊起。以同樣的方式，命令可以在同一時間口頭傳嚮整個要塞。多達1200至1500名的重甲騎士可以集結起來，傾聽發布自中間一層的訓令。城堡主塔有廚房，當時的一位心懷敬畏的人聲稱，它們“配得上尼祿之用”，屋頂上還有個雨水魚池。它有一口水井，有麵包烤爐、地窖、貯藏室，每層樓都有帶煙囪的巨大壁爐，還有廁所。拱形的地下通道可通嚮城堡的各個部分，通嚮露天庭院，也通嚮壁壘之外的秘密齣口；通過該齣口，可嚮被包圍的要塞提供糧草。觀察者可從城堡主塔的頂部瞭望整個區域，視野遠至30英裏開外的貢比涅（Compiègne）森林，這使庫西堡得以免遭奇襲。無論從設計上和執行力上，該要塞都堪稱中世紀歐洲幾近完美的軍事構造，而在規模上則最為大膽創新。

　　造就一座城堡的是一個支配性概念：不供居住，而供防禦。作為要塞，它是中世紀生活的象徵，如十字架般重要。在事事都以戀愛為要旨的《玫瑰傳奇》（Romance of the Rose）一書中，環繞“玫瑰”的城堡是核心結構，它必須被圍攻和滲透，以抵達性欲的目標。在現實生活中，所有的部署都證實瞭由暴力、進攻預測構成的事實，它刻畫瞭中世紀的曆史。城堡的前身是羅馬彆墅，它一嚮不設防，以羅馬法律和羅馬軍團為壁壘。在帝國崩潰之後，以一係列混亂衝突、分崩離析形式齣現的中世紀社會屈從於無核心、無效力的世俗權威。隻有教會提供瞭一種組織原則，這正是教會成功的原因，因為社會無法忍受無政府狀態。

　　在騷亂之中，核心世俗權威開始在君主政體中慢慢凝聚，但一旦新勢力具有瞭影響力，它便一方麵與教會，另一方麵與貴族形成瞭衝突。同時，城鎮布爾喬亞正在形成自己的秩序，將自己的支持售賣給貴族、主教或國王，以換取作為自由“公社”（communes）的解放特許權。這些特許權用自由換取商業發展，這標誌著城市第三等級（Third Estate）的興起。相互競爭的群體之間的政治平衡是不穩定的，因為國王手上沒有常備軍。他不得不依靠其諸侯的封建義務來實施有限的軍事活動，後來則通過有償服務的形式加以獲得。規則依舊是個人性的，源於土地的分封和效忠的誓言。支撐政治結構的紐帶不是公民與國傢的關係，而是封臣與領主的關係。國傢仍舊處於艱難的醞釀之中。

　　正如王室所知，庫西領地憑藉其位於皮卡第中心的位置優勢，是“王國的管鑰之一”。皮卡第北部幾乎延伸到瞭佛蘭德斯（Flanders），西部至英吉利海峽（the Channel）和諾曼底（Normandy）邊境，是法國北部的通衢要衝。它的河流嚮南流嚮塞納河（Seine），嚮西流嚮英吉利海峽。它肥沃的土壤使其成為法國的主要農業區，牧場眾多，農田萬頃，森林密布，其間點綴著令人賞心悅目的零星村落。很顯然，最初的文明活動始於羅馬人。14世紀初，皮卡第為25萬戶、超過100萬人提供瞭衣食住行，這使它（而非南部的圖盧茲）成為法國唯一一個在中世紀的人口密度高於現代的省份。它朝氣蓬勃、獨立自主，它的城鎮是最早贏得公社特許權的城鎮。

　　庫西領地位於傳奇與曆史之間的陰影地帶，最初曾是教會的一塊封邑，據稱由法國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國王剋洛維（Clovis）於大約公元500年贈給瞭蘭斯的首位主教聖雷米（St. Remi）。剋洛維國王在經聖雷米皈依基督教之後，將庫西版圖授予瞭蘭斯的新主教轄區，依照愷撒的做法為教會打基礎，正如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例行地為羅馬教會打基礎那樣。藉助於君士坦丁的禮物，基督教既得以正式確立，又遭到緻命的危害。正如威廉·朗蘭（William Langland）所寫的那樣：

　　當善意的君士坦丁嚮神聖的教會慷慨捐贈之時，

　　（以土地和租約、領主與僕從的形式）

　　羅馬人聽到一位天使在上方呼喊：

　　“今日教會已飲下毒液，

　　所有擁有彼得之力的人皆永遭荼毒。”

　　介於神聖與俗事之誘之間的衝突是中世紀的核心問題。當教會建立在物質財富基礎之上時，其充當精神領袖的聲明便永遠無法使其全體信眾深信不疑。教會積聚的財富越多，其破綻便愈加明顯和令人不安；它也無法解決此問題，隻能在每個世紀都持續地更新懷疑和異議。

　　在最早的拉丁文獻中，庫西被稱為庫迪西亞卡姆（Codiciacum）或庫迪亞卡姆（Codiacum），據信它源於Codex和codicis，意為被砍去瞭樹枝的樹乾，就如高盧人用以修建籬笆的東西一樣。在整個為時4個世紀的黑暗時代（Dark Ages），該地始終處於陰影之下。在910—920年時，蘭斯大主教埃爾韋（Hervé）在山上建造瞭第一座原始城堡和小教堂，修瞭道牆來防禦古挪威人（Norsemen）入侵瓦茲河榖。來自山下的居民在主教的城牆中找到瞭庇護所，他們建造瞭上城區，後來它被稱為庫西堡（Coucy-le-Ch·teau），以區彆於山下的庫西村（Coucy-la-Ville）。在那些窮凶極惡的年代，該區域始終是同樣好鬥成性的貴族、大主教與國王之間的衝突之起因。對入侵者—南方的摩爾人（Moors），北方的古挪威人—的防禦培育瞭一個堅忍不拔的武士階層，他們像對付外來者那樣樂此不疲而又凶猛殘暴地相互殘殺。975年，蘭斯大主教奧德裏剋（Oderic）將封邑割讓給一個名叫德厄德伯爵（Comte d’Eudes）的名流，後者成瞭庫西的第一任領主。有關此人，除瞭姓名之外，人們一無所知，但一在山頂立足，他便在自己的後代中生成瞭一股異乎尋常的力量和狂熱。

　　該王朝最初有案可查的意義重大的活動（宗教的而非作戰的）是奧布裏·德·庫西（Aubry de Coucy）於1059年在山腳下修建諾讓聖本篤修會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 of Nogent）之舉。相較於為永久禱告進行的普通捐贈，此舉規模更大，旨在既展示捐贈者的重要性，又買功邀賞以確保救贖。無論最初的捐贈是否像修道院心懷怨恨的吉貝爾院長（Abbot Guibert）在下一個世紀所抱怨的那樣少得可憐，教堂都欣欣嚮榮，並得到瞭來自庫西傢族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存在時期比整個庫西傢族都更加長久。

　　奧布裏的繼承者昂蓋朗一世是個醜聞纏身的人，按照吉貝爾院長（正如在他的《懺悔錄》中所揭示的，他本人即是被壓抑的性欲的犧牲品）的說法，他沉湎於對女人的色欲。昂蓋朗愛上瞭洛蘭（Lorraine）領主之妻西比爾（Sybil），他被這種激情所左右，在他的堂兄弟、對他言聽計從的拉昂主教（Bishop of Laon）的幫助下，控告自己的發妻阿代勒·德馬爾萊（Adèle de Marle）犯有通奸罪，成功地與之離婚。此後，他在教會的許可下娶西比爾為妻。當時，西比爾的丈夫正在外作戰，而這位女士因與第三人通奸而有孕在身。據說她品行十分放蕩。

　　在這種墮落的傢庭環境中，那位“暴怒之狼” 誕生瞭［用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修道院院長聖丹尼斯的敘熱（Suger of St. Denis）的原話］，他就是托馬斯·德馬爾萊（Thomas de Marle），被拋棄的阿代勒的兒子，庫西傢族中最聲名狼藉和殘暴凶狠之人。托馬斯痛恨將其父子關係擲於懷疑之地的父親，長大後參與瞭最初由西比爾那位被拋棄的丈夫發起的反對昂蓋朗的無休無止的戰爭。為這些私人戰爭而戰的騎士心懷激越的熱忱，使用單一的策略，包括盡可能多地殺死或殘害敵人手下的農民，破壞盡可能多的莊稼、葡萄園、工具、榖倉和其他財産，以便減少其稅收來源，進而毀滅敵人。結果，好戰的主要犧牲品是他們各自的農民。吉貝爾院長聲稱，在昂蓋朗對洛蘭的“瘋狂戰爭”中，被俘獲的人被剜去瞭眼睛，砍掉瞭雙腳，緻使其後果在他（吉爾伯特院長）那個時代的該地區依然可見。私人戰爭是歐洲的天譴，人們一嚮認為，十字軍東徵是種潛意識的發明，為的是通過發泄侵略欲，求取解脫。

　　當1095年為瞭第一次十字軍東徵而進行的參加十字軍並解救聖墓（Holy Sepulcher）的大徵兵到來時，昂蓋朗和他的兒子托馬斯雙雙參加瞭軍隊，帶著他們的宿仇抵達耶路撒冷，並懷著絲毫未減的相互憎恨重歸故裏。庫西傢族的盾徽即源於十字軍東徵期間的一次功績，盡管其主人公是昂蓋朗還是托馬斯仍有爭議。兩人之中的一個帶著5個同伴，在未著盔甲的情況下遭到瞭穆斯林的突襲，他脫下自己那邊緣綴著鬆鼠皮的深紅色鬥篷，將它撕扯成六份，做成可供辨識的旗幟，如此裝備起來，於是這個故事得以繼續下去，他們撲嚮穆斯林並殲滅瞭他們。為瞭紀念此事，徽章采用瞭盾形，上麵設計瞭六道橫條紋，有尖角，紅白相間，用紋章學措辭來說，即“6條漢子，鬆鼠皮和赤色”（赤色即紅色）。

　　作為母親的繼承人，托馬斯繼承瞭馬爾萊和拉費爾（La Fère）的領地，將它們加入他於1116年繼承的庫西地區。桀驁不馴的他追求由敵對和搶劫構成的事業，指揮各種與教會、城鎮和國王作對的活動，用敘熱院長的話來說：“魔鬼在援助他。”他攫取女修道院的領地，摺磨囚徒（據說他會係著男人的睾丸把他們吊起來，直到睾丸承受不住身體的重量而與身體分離），親自割開瞭30個發起反叛的布爾喬亞分子的喉嚨，將他的城堡變成瞭“龍巢和賊窩”，因此，教會開除瞭他的教籍。在他缺席的情況下，教會解除瞭他的騎士腰帶，下令皮卡第各教區在每周日都要誦讀針對他的咒語。國王路易六世（Louis VI）召集瞭一支攻打托馬斯的軍隊，成功地奪取瞭被他竊取的土地和城堡。最終，托馬斯證明瞭救贖的希望和對地獄的畏懼之正確，這兩樣東西數世紀以來給教會帶來瞭如此多的豐富遺産。他為諾讓修道院留下瞭慷慨的遺贈，並在普雷濛特（Prémontré）附近又建造瞭一座修道院，於1130年壽終正寢。他結過3次婚。吉貝爾院長認為他是“他那代人中最窮凶極惡者”。

　　造就瞭像托馬斯·德馬萊這種人的，不一定是好鬥的基因或仇父情結（這在任何世紀都可能發生），而是因缺乏有效的管束機製而恣意妄行的暴力習慣。

　　當政治力量在12和13世紀期間得到集權化時，歐洲的能量和纔乾正在以一種文明發展大爆發的形式得到積聚。在商業的刺激下，一股浪潮席捲瞭藝術、技術、建築、學問、土地和海洋勘探、大學、城市、銀行和信用，以及豐富生活並擴大見識的各個領域。那200年是中世紀的鼎盛時代（High Middle Ages），在那期間，人們開始使用羅盤和機械鍾、紡車和腳踏織機、風車和水車；在那期間，馬可·波羅旅行到瞭中國，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投身於知識的組織，大學在巴黎、博洛尼亞、帕多瓦和那不勒斯、牛津和劍橋、薩拉曼加（Salamanca）和巴利亞多利德（Valladolid）、濛彼利埃和圖盧茲紛紛建立；在那期間，喬托（Giotto）在描繪人的感覺，羅傑·培根（Roger Bacon）在鑽研實驗科學，但丁在勾勒其對人類命運的設計，並用方言加以撰寫；在那期間，宗教以聖方濟各（St. Francis）的溫和布道和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殘酷嚴懲兩種方式得以錶達，阿爾比十字軍（Albigensian Crusade）以信仰之名讓法國南部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高聳入雲的大教堂則拔地而起，拱門層疊，創造力、技術和信仰大獲全勝。

　　它們不是由奴隸所建造。盡管有限的農奴製仍舊存在，但農奴的權利和義務為習俗和法律上的追憶期限所固定，而且，與古代世界的情況不同，中世紀社會的工作是由其自身成員來完成的。

　　在托馬斯死後，庫西處於一個為期60年較受尊重的統領時期，當時的統治者是托馬斯的兒子昂蓋朗二世和孫子拉烏爾一世（Raoul I）。他們與王室閤作，從而使自己的領地受益。他們分彆響應瞭12世紀後續的十字軍東徵，並相繼在聖地（Holy Land）喪命。也許是苦於這些遠徵所帶來的財政緊縮，拉烏爾的遺孀於1197年將庫西堡的自由公社解放特許權賣瞭140裏弗。

　　就其進程而言，這樣的民主化並不怎麼像19世紀曆史學傢臆想中的人類曆史上的那種嚮自由解放穩定前進中的一步，因為它是貴族熱衷於戰爭之行為的無意中的副産品。十字軍戰士得用武器、盔甲、高頭大馬來裝備自己和僕從，而這一切都花費不菲，所以假如能夠活下來的話，他迴到傢時通常都要比他離開傢時貧睏，或是使他的莊園變得不再那麼富裕，尤其是因為，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徵之後，沒有一次十字軍東徵是凱鏇和有所獲利的。既然不可能齣售土地，那麼唯一的來源便是齣售公社特許權，或是將農奴的勞役和依附關係摺換為貨幣地租。在12世紀和13世紀經濟大發展的過程中，商業利潤和農業剩餘物資給市民和農民帶來瞭現金，使其可以購買權利和自由。

　　昂蓋朗三世被稱為“偉大的昂蓋朗”，他是庫西城堡和城堡主塔的締造者。在他統治期間，庫西的僭越之舉重現於世。作為1191—1242年間的領主，他在除庫西以外的六個封地上建造或翻修瞭城堡和防禦牆，包括在聖戈班（St. Gobain）的一座城堡，它幾乎與庫西一樣巨大。他參與瞭阿爾比十字軍的大屠殺，在其他所有可參與的戰爭中大顯身手，像他的曾祖父托馬斯一樣，其中包括一場針對蘭斯主教轄區的戰爭，該戰爭的導火索是一場圍繞封建權利的爭論。他被指控占地毀林，捉拿村民，攻取大教堂的大門，將教堂元老（doyen）戴上鐐銬囚禁起來，使教士們苦不堪言。

　　當蘭斯大主教於1216年嚮羅馬教皇告狀訴苦時，昂蓋朗三世也被逐齣教會。教會下令，一旦他齣現，則該教區的所有宗教活動都得終止。生活在禁令之下的人會失去參加聖禮的資格，注定會下地獄，除非他悔過自新，得到赦免。在大多數情況下，隻有主教纔可解除禁令，在某些情況下，教皇也可那麼做。在禁令實施期間，大批當地牧師理應每年兩到三次當著教眾之麵，敲響喪鍾，點燃蠟燭，在地闆上擺上十字架和彌撒用書，以聖父、聖子、聖靈、聖母以及所有使徒和聖徒之名嚮罪人發齣詛咒。據說有罪之人將被斷絕所有社會和職業關係，但這一規定給大傢帶來的不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其鄰居要麼藉助於嚮其住宅扔石頭或其他手段來使他幡然悔悟，要麼乾脆無視禁令。在昂蓋朗三世的案例中，停止一切宗教活動是對社區的可怕判決，這使他於1219年進行瞭悔過之後安定下來，得到赦免。但這並不會撲滅他的世俗野心，因為他還在建造那座給巴黎濛上陰影的巨大城堡。

　　他在大興土木方麵的迫切之心受到瞭一場與自己君主之間的預期戰役的刺激，因為在未成年的路易九世、即未來的聖路易（St. Louis）在位期間，昂蓋朗三世曾率領一個貴族聯盟反對王室。如有些人所言，他甚至立誌要自己當國王。他從母親阿利剋斯·德德勒（Alix de Dreux）那裏繼承瞭王室血統，她是腓力一世（Philip I）之女。他的城堡主塔意在超越盧浮宮的皇塔，被視為一種挑釁和有企圖的姿態。年幼國王的母親在攝政期內頂住瞭威脅，但庫西之主始終是一支需要對付的力量。他通過婚姻來積聚財富和國際地位。他的第一任和第三任妻子都是相鄰的貴族傢族之女，她們給他帶來瞭位於皮卡第的額外莊園，而他的第二任妻子是馬奧·德薩剋斯（Mahaut de Saxe），薩剋森公爵（Duke of Saxony）獅子享利（Henry the Lion）之女，英格蘭的亨利二世（Henry II of England）與阿基坦的埃莉諾（Eleanor of Aquitaine）的外孫女，獅心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ed）的侄女，後來成瞭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薩剋森的奧托（Otto of Saxony）的姐妹。其中一位妻子為他生下的女兒嫁給瞭蘇格蘭國王亞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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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前言：時期，主要人物，危害

　　本書緣起於一種渴望：發現有史以來最緻命的災難對社會的影響——此災難即1348—1350年的黑死病（Black Death）。據估計，它使生活在印度與冰島之間的1/3人口命赴黃泉。鑒於我們自己所處時代的諸多可能性，我對此感興趣的原因顯而易見。答案被證明是難以捉摸的，因為14世紀飽受如此多 “奇怪而巨大的危險和災禍”（用時人的話來說）的摺磨，因而它的混亂無法追溯至任何單一起因：留下蹄印的不隻是聖約翰（St. John）想象中的四位騎士，而是七個災禍——瘟疫、戰爭、苛捐雜稅、打傢劫捨、腐敗政府、叛亂暴動和教會分裂。除瞭瘟疫本身外，所有這一切都源於黑死病爆發前就已存在的狀況，並在疫期結束後依舊持續。

　　盡管我最初問題的答案已不可尋，但這個時期本身——一個暴力橫生、苦不堪言、迷惑茫然、多災多難且分崩離析的時代，一個眾所周知的撒旦獲勝的時代——似乎令人難以抗拒，並且在我看來，在一個類似的混亂時期中，它還頗令人慰藉。我們過去的一二十年一直處於傲慢自大的瓦解之中，如果這是個異乎尋常地令人不適的時期的話，那麼知道人類在以前經曆過更惡劣的情景，就會令人頗感寬慰。

　　令人好奇的是，這種“可感知的相似性”已為另一位曆史學傢運用於20世紀初期。詹姆斯·韋斯特福爾·湯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在將黑死病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進行瞭對比之後，發現瞭完全相同的抱怨：經濟混亂，社會動蕩，物價飛漲，人人利字當頭，道德淪喪，産品奇缺，工業萎靡不振，大眾恣意狂歡，揮霍無度，貪圖奢侈享受，沉湎酒色，社會和宗教都陷於歇斯底裏，人心貪得無厭，視錢如命，營私舞弊，世風日下。伏爾泰說過：“曆史從不重蹈覆轍，但人總在這樣做。”當然，修昔底德將此原則當作瞭對自己著作的辯護理由。

　　瑞士曆史學傢J·C·L·S·德西斯濛迪（J. C. L. S. de Sismondi）將14世紀簡單地總結為“對人類而言的惡劣時代”。直到最近，曆史學傢們還傾嚮於厭惡並繞過這個世紀，因為無法將它融入一種人類進步的模式。在經曆瞭可怕的20世紀之後，我們對一個喪心病狂的時代（它在敵對的、暴力事件的重壓下打破瞭自己的所有規則）産生瞭更大的同感。我們懷著苦不堪言的劇痛，意識到瞭“一個令人完全感受不到未來有保障的痛苦時期”的種種跡象。

　　600年的間隔期使在人類特性中具有重大意義的那部分凸顯而齣。中世紀人所處的精神、道德和物理環境都與我們自己的環境迥然不同，簡直構成瞭一種域外文明。因此，我們在這些異樣環境中覺得熟悉的行為特質便顯示為永恒的人類本質。如果你堅持要從曆史中學習經驗教訓，那麼它就位於此處，正如法國中古史學傢愛德華·佩魯瓦（·douard Perroy）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麵躲避蓋世太保，一麵撰寫有關“百年戰爭”的著作時所發現的那樣。他寫道：“某些行為方式，某些抗拒命運的反應，相互闡明瞭彼此。”

　　大約從1300年至1450年（包括此後數年）這一時期，在我看來是個連貫一緻的曆史時期，1348—1350年黑死病之後的50年是其核心階段。為瞭將焦點縮小至一個可控的區域，我選擇瞭一個特殊人物的生活作為敘事載體。除瞭人情味之外，這也有利於強製自己遵從真實性。我不得不追蹤一種真實的中世紀生活境遇和事件，抵達事情自然抵達之處。我認為，相較於我強製推行自己的計劃，這樣做會讓人看到有關那個時期的更加真實的版本。

　　我提到的這個人不是國王或王後，因為有關這類人物的一切事實上都屬例外，除此之外，他們還有被過度利用之嫌；此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因為老百姓的生活在大多數情況下都達不到我想要的廣度；此人也不是神職人員或聖徒，因為他們超齣瞭我的理解範圍；此人也不是女人，因為任何生活得到充分記錄的中世紀婦女都不典型。

　　於是選擇縮小至第二等級（the Second Estate）——即貴族——的一位男性成員，落在昂蓋朗·德·庫西七世（Enguerrand de Coucy VII）身上。他是一個偉大王朝最後的貴族，是“所有法國騎士中最富經驗、最齣類拔萃的人”。他生活於1340年至1397年間，恰巧與我意欲涉及的時間段相吻閤。而且，從他母親在大瘟疫中的死亡，至他本人在該世紀達於徹底慘敗時的絕佳死亡時間，都似乎是為瞭我的目的而設。

　　通過娶英格蘭國王的長女為妻，他效忠於兩個國傢，在戰爭中起到瞭橋梁作用，這擴展瞭他的事業範圍，豐富瞭他的閱曆誌趣；他在自己所處的時間和地點中的每個公開戲劇性事件中都發揮瞭作用，通常是主要的作用。他極富判斷力，成瞭當時最偉大的編年史作者讓·傅華薩（Jean Froissart）的資助人，若非如此，人們對他的瞭解會少得多。他有個嚴重的不完美之處——沒有可靠的肖像留存於世。然而，對我而言，他有個可加彌補的優勢：除瞭僅有的一篇於1939年發錶的簡短文章外，沒有任何有關他的英文論著，而且除瞭1890年的一篇僅以手稿形式存在的博士論文外，也沒有任何有關他的正式的、可靠的法文傳記。我喜歡自闢蹊徑。

　　我必須懇請讀者在熟悉庫西的過程中保持耐心，因為隻有在瞭解他生活的時代背景與事件的情況下，纔可對他有所瞭解，而這些時代背景與事件要用前六章的內容來講述。昂蓋朗（Enguerrand中“g”的發音要很用力）在1358年，也就是他18歲時，在曆史上初留印跡，這要到第七章時纔會齣現。

　　我現在要談談此項事業的艱辛之處。首先是在涉及日期、數字和鐵一般的事實時不確定的、相互矛盾的資料。在某些人眼中，日期也許是枯燥乏味、迂腐難耐的東西，但它們卻是基礎性的，因為它們確立瞭序列——何者在先，何者繼後——從而導緻瞭對因果關係的理解。不幸的是，中世紀年錶極難確定。中世紀的一年被認為始於復活節，既然這有可能落在3月22日至4月22日之間的任何一天上，人們便普遍傾嚮於將日期固定在3月25日。嚮新曆法的轉變發生在16世紀，但直到18世紀，它纔被普遍接受，這使得1月、2月和3月發生的事件究竟屬於14世紀的哪一年成瞭難解之謎——14世紀英格蘭官方記錄中即位紀元（從國王即位時算起）的使用，以及某些其他事例中羅馬教皇紀元的使用，都使情況變得更加錯綜復雜。更有甚者，紀年者不是使用年月日來記錄事件的日期，而是使用宗教曆法來記錄——例如，說事件發生於聖母誕辰的前兩日，或主顯節後的星期一，或施洗者聖約翰節，或四旬齋的第三個星期日。

　　結果，這樣的日期不但令曆史學傢們大感睏惑，也讓14世紀的居民自己感到茫然無措，他們極少在任何一個事件的日期上達成共識。

　　數字的重要性一點也不遜色，因為它們標明瞭在一個特定局勢中涉及的人口比例。中世紀數字——如軍隊的數字——在編年史中的誇大被當作事實接受下來時，便導緻瞭人們過去對中世紀戰爭的誤解，以為它與現代戰爭相類似，而實際上，現代戰爭在手段、方法或目的方麵都與中世紀戰爭大相徑庭。我們應當假設，中世紀有關軍事力量、戰爭傷亡、瘟疫緻死人口、革命人群、遊行隊伍或任何整體團隊的數字都被普遍誇大瞭幾百個百分點。這是因為，編年史作者沒有把數字當作數據資料來用，而是把它當作文學藝術的手段，以取悅或恐嚇讀者。羅馬數字的使用也造成瞭精確性的缺乏和對整數的偏好。一代代曆史學傢不加批評地接受並重復著這些數字。直到19世紀末，纔有學者開始重新審視曆史記錄，例如，他們從齣納員的記錄中發現瞭一支遠徵軍的真實力量。現在，他們仍不同意J·C·拉塞爾（J. C. Russell）將法國疫前人口數定為2100萬，以及費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定的1500萬至1600萬，或愛德華·佩魯瓦定的區區1000萬至1100萬。人口的規模影響到瞭其他方方麵麵的研究——稅收、壽命、商業和農業、飢荒或豐收——而有些現代權威提供的數字百分百的不同。編年史作者們似乎明顯失真的數字會加引號齣現在我的文本中。

　　人們信以為真的事實之所以存在齣入，通常是口頭傳播中的錯誤或對一個抄本資料的後期誤讀造成的、例如，當一齣國際醜聞的主角庫西夫人（Dame de Courcy）被一位本該小心謹慎的19世紀曆史學傢錯誤地當成瞭庫西的第二任妻子時，其代價是，有那麼一陣子，筆者陷入瞭無以復加的睏惑之中。普瓦捷戰役（the Battle of Poitiers）中的奧塞爾伯爵（Comte d’Auxerre）被英格蘭編年史作者各不相同地譯為Aunser、Aussure、Soussiere、Usur、Waucerre，而法國《大編年史》（Grandes Chroniques）則將之寫作Sancerre，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昂蓋朗在英格蘭被寫作英傑拉姆（Ingelram）。這也就難怪，我曾把Canolles這個名字當成瞭聲名狼藉的海盜船長阿爾諾·德塞沃利（Arnaut de Cervole）名字的變體。當情況對不上號時，我纔發現，它原來是另一位同樣臭名昭著的英國船長諾爾斯（Knowles）或諾利斯（Knollys）之名的變體。盡管微不足道，但此類睏難可能是令人沮喪的。

　　法蘭西王後巴伐利亞的伊薩博（Isabeau of Bavaria）被一位曆史學傢描述為一個金發碧眼的高個子，而被另一位曆史學傢描述為一個“黝黑、活潑的小個子女人”。土耳其蘇丹巴雅澤（Sultan Bajazet）被他的同時代人稱為大膽冒進、雄心勃勃、渴望戰爭的人，並因攻擊迅速而得瞭“霹靂火”（Thunderbolt）的諢名，卻被一位現代匈牙利曆史學傢描述為“女裏女氣、淫蕩多欲、猶豫不決、舉棋不定”之人。

　　有關中世紀的任何言論都可能（而且極有可能會）遭遇相反的或不同的敘述版本，這也許可被視為公理。女人在數量上多於男人，因為男人在戰爭中遭到瞭殺戮；男人在數量上多於女人，因為女人在生育時命赴黃泉。普通老百姓對《聖經》耳熟能詳，普通老百姓對《聖經》一無所知。貴族免繳賦稅；不，他們的賦稅未被免去。法國農民汙穢骯髒，臭氣熏天，靠麵包和洋蔥為生；法國農民吃豬肉、禽肉和野味，常在村子裏的浴室中享受洗浴之樂。這個清單可以被無限地羅列下去。

　　不過，矛盾是生活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相互衝突的證據問題。我要請求讀者準備發現矛盾，而非一緻性。在社會的方方麵麵，習慣、風俗、運動、發展都有其相反趨勢。陋屋中忍飢挨餓的農民與吃香喝辣的富裕農民比肩而生。兒童有的被忽視，有的被關愛。談論榮譽的騎士，也會變成盜賊。人口減少、天災人禍與奢侈浪費、輝煌壯麗之間絕非勢不兩立。沒有哪個年代是整齊劃一或無中生有的，也沒有哪個年代是比中世紀更加經緯繁復的紡織物。

　　你必須還得記住，中世紀會因看待它的人不同而發生色彩上的變化。曆史學傢的偏見和視角——以及他們由此做齣的對材料的選擇——在600年間發生瞭巨大的變化。在14世紀之後的3個世紀中，曆史實際上是貴族的傢譜，緻力於追蹤王朝脈絡和傢族關聯，充斥著貴族是上等人的理念。這些古物研究者汗牛充棟的研究著作中並非隻有關於王朝利益的信息，如安塞爾姆（Anselm）就講述瞭加斯科涅（Gascon）領主的事跡，他將100裏弗遺贈給被他剝奪瞭童貞的窮傢女子當嫁妝。

　　法國大革命標誌著大逆轉的到來，在那之後，曆史學傢將平民當作英雄，將窮人當作事實上的有德之士，而把貴族和國王視為邪惡的怪物。西梅翁·呂斯（Siméon Luce）便是其中之一，在有關紮剋雷農民起義的曆史著作中，褒貶有所傾斜，但其研究則獨一無二，他的記錄都是無價之寶。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泰鬥們發掘、發錶史料，修撰編年史並為其做注，收集文學作品，閱讀、摘錄大段的布道文、論文、書信和其他第一手材料，為我們這些後來者鋪平瞭道路。他們的著作現在得到瞭後馬剋·布洛赫（post-Marc Bloch）時代的現代中古史學傢們的補充和平衡。後者采取瞭一種更具社會學性質的方法，找尋有關日常生活的詳盡細緻、難以否認的事實——例如，在一個特定的主教教區中齣售的聖餐餅的數量，它充當瞭宗教儀式的指示器。

　　本書要感謝所有這些群體，首先要感謝重要的編年史作者。我意識到，在當今的中古史學傢中，依賴編年史作者不是什麼時髦之舉，但就對這個時期的感覺及態度而言，我發現它們是不可或缺的。進一步而言，它們的形式是敘事性的，而這也是我所采用的形式。

　　雖說資料如此豐富，但空白依舊存在。在那裏，問題不在於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在於根本沒有信息。為瞭在溝壑上架起橋梁，就必須利用似乎可能而又自然的闡述，這解釋瞭在我的著作中“可能”和“大概”層齣不窮的原因——它令人著惱，但在缺乏記錄在案的確定性的情況下，又是不可避免的。

　　存在於有記錄可尋之曆史的本質中的更大障礙，是超齣負荷的消極事物：壞的方麵——邪惡、悲慘、衝突和傷害——不成比例的存留。這種情況在曆史上與在每日發行的報紙上如齣一轍。常態不會製造新聞。曆史是依照幸存的記錄所編著，而這些記錄都極大地側重於危機和災難、犯罪和惡行，因為它們是法律訴訟、論文著述、道德傢的譴責、諷刺文學、羅馬教皇的訓令等記錄過程的主題。沒有哪位教皇曾發錶訓令以嘉許某事。消極事物的超載可見於宗教改革傢尼古拉·德·剋拉芒熱（Nicolas de Clamanges）的著作中，他在揭發1401年不閤格的、世俗的高級教士時說，齣於對改革的擔憂，他將不去討論行為良善的教士們，因為“與墮落之人相比，他們無關緊要”。

　　災難極少像在記錄中描述的那樣看似普遍存在。存於記錄使它顯得持續不斷普遍存在，而實際上它更有可能在時間和地點上都是零星突發的。除此之外，常態的持續性通常也要大於騷亂的影響，正如我們從自己的時代所瞭解到的那樣。在看過今日新聞之後，你預期會麵對這樣一個世界：它完全由罷工、犯罪、停電、破裂的輸水管、被圍睏的火車、關閉的學校、強盜、癮君子、新納粹和強奸犯構成。事實上，你有可能晚上迴到傢中——在幸運的一天——卻不曾遇到一兩個此類現象。這使得我提齣瞭如下的塔奇曼定律（Tuchman’s Law）：“被報道的事實是任何可悲進展之錶麵程度的5至10倍”（或讀者有心提供的任一數字）。

　　移情的睏難、真正進入中世紀精神和情感價值觀中的睏難，是最後一道障礙。我相信，主要的障礙是當時情況下的基督教宗教信仰這一中世紀生活的搖籃和法律，它無處不在，確實具有強製性。其持之以恒的原則是：精神生活和後世生活要優先於此時此地，要優先於地球上的物質生活。無論某些現如今的基督徒如何虔誠熱衷，這一原則都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此原則與其替代物——信奉個體價值，信奉一種未必注重上帝的積極生活的價值——之間的割裂，在事實上創造瞭現代世界，終止瞭中世紀。

　　使問題加重的是，中世紀社會盡管聲稱信奉對感官生活的摒棄，但並沒有在實踐中否認它，社會如此，教會更是如此。許多人嘗試擯棄感官生活，有少許獲得瞭成功，但人類不是普遍為摒棄而生的。沒有哪個時代比14世紀更在意金錢和財産的瞭，它對肉體的關注也與其他任何時代如齣一轍。沉湎於金錢、縱情於聲色之人都是不可抑製的。

　　中世紀基督教的首要原則與日常生活間的鴻溝是中世紀的巨大隱患。這正是遍布於吉本（Gibbon）的曆史著作中的問題，他懷著一種既有意又惡意的輕率去對待這一隱患，每每將在他看來似乎是基督教理想的僞善都斥責為對人類自然功能的違忤。無論我對這位大師如何崇敬，我並不認為吉本的方法能解決這一問題。人類本身是不可實現的基督教理想的構想者，在1000多年的時間裏，他們若不是在實踐它，也是在努力維護它。因此，它一定代錶著某種需要，某種比吉本18世紀的啓濛所能提供的或他優雅的反諷所能解決的更加基礎的東西。雖然我意識到瞭它的存在，但要認同它，需要的是更甚於我的宗教情懷。

　　騎士精神，這一在統治階層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理念，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留下瞭絲毫不亞於宗教的巨大鴻溝。理想是對由武士階層所維持、在圓桌構想中得以闡述的秩序的幻想，是自然的完美形式。亞瑟王（King Arthur）的騎士為正義鋌而走險，對抗毒龍、妖孽和邪惡之徒，在一個荒蠻之地建立秩序。於是，他們現實的對應者在理論上被假定為要充當信仰的捍衛者、正義的支持者、被迫害者的守護者。但實際上，他們自身即是壓迫者。到14世紀，劍客的暴力行為和無法無天已經變成瞭混亂的主因。當理想與現實間的鴻溝變得太寬時，體係便會被打破。傳奇故事一直在反映這一點：在亞瑟王的傳奇故事中，圓桌被從內部粉碎。寶劍重返湖底，努力重新來過。人有可能充滿暴力，富於破壞性，貪婪無度，易犯錯誤，卻始終保留著對秩序的幻想，並重新開始其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