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說》是梁啓超在1902—1906年在《新民叢報》上發錶的二十篇政論文章的閤集。梁啓超強調“新民為今日中國*一急務”，激勵人民擺脫封建奴性，樹立獨立、自由和愛國傢、愛民族的思想，具有“自尊”“進步”“利群”“進取冒險”等積極奮發的精神，全麵探討瞭國民性改造的問題，並形成瞭係統的“新民學說”，對國內知識界，特彆是廣大學生産生瞭巨大的影響。

作者簡介

梁啓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傢、啓濛思想傢、宣傳傢、史學傢、文學傢。“戊戌變法”領袖之一。曾在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擔任教授。他的文章視角獨特，分析透徹。其著作閤編為《飲冰室閤集》。

精彩書摘

第十一節?論進步

西方有一本書中記載瞭一個故事說，一個西方人第一次航海到瞭中國，聽說羅盤針這項科學技術是從中國傳齣去的，又聽說中國在兩韆多年以前就有瞭這項發明，於是在心中暗暗思考：這個發明傳到西方不過幾百年，已經被更改瞭無數次，效用也擴大瞭無數倍，那麼在他的發明地中國已經經過瞭幾韆年，更應該變化成什麼樣子瞭呢？他航行到中國登上海岸之後，不急著做其他的事情，而是首先進入集市去購買一個羅盤針。這個西方人到集市上就問所謂最新式的羅盤針是什麼樣子的，結果竟然發現和曆史讀本上所記載的十二世紀時阿拉伯人傳入西方的羅盤針沒有一點的差異，這個人隻好非常鬱悶地迴去瞭。這雖然是一個帶有諷刺性的寓言，實際上卻描寫瞭中國群體發展嚴重停滯的情狀，所說到的情況十分符閤現實。

我以前讀黃遵憲寫的《日本國誌》，非常喜歡，認為根據這本書可以全麵瞭解維新變法之後的日本的社會狀況。等到瞭北京見到日本大使矢野龍溪，偶然間談論到這本書時，龍溪說：“想通過這本書來瞭解維新之後的日本，無異於想要通過閱讀《明史》來瞭解如今的中國時局。”我感到有些不高興，問他詳細的原因。龍溪說：“黃遵憲這本書是在日本明治十四年的時候寫成的，我國自從維新變法以來，每十年間發生的進步，即使是之前一百年的進步也比不上。所以，這本二十年前的書，不是像明史那樣的，又是像什麼呢？”我當時還對他的言論有些疑惑。自從到日本遊曆以來，再用自己的所見所聞來驗證，纔真正相信瞭。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元朝的時候，有一個叫馬可波羅的意大利人到中國遊曆，迴去之後就寫瞭一本書，講述中國的國情，和今天人們到中國的遊記，幾乎沒有什麼差彆。”我認為豈止是馬可波羅的著作，像《史記》《漢書》這些兩韆年前的舊書籍中所記載的，和今天的中國情形相比，又能有什麼差彆呢？中國和日本同處在東亞這片土地上，同為黃種人，卻為什麼一個進步一個停滯，差距如此懸殊呢？

中國人動不動就說古代是政治清明的治世，而近世則為風俗澆薄的末世，是末世將亂的時代，這些話和西方哲學傢們所宣揚的進化論最為相反。雖然如此，這些話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中國的現實狀況確實如此。讓我們試著看一下戰國時代，諸子百傢的學術蜂擁而起，百傢爭鳴，有的宣揚哲理，有的闡明技術，之後卻沒有這樣的現象瞭。再看兩漢時代，國傢治理的藝術也是光輝燦爛。宰相主持中央事務，地方官管理一方百姓，之後也沒有這樣的現象瞭。其他類似這樣的現象不勝枚舉。進化論是世界發展的自然規律，就像是流水一定會往低處流，就像是被拋起的物體一定會朝著地心墜落。隻要水流不受到他人的導引，隻要物體不受到外力的吸引，就不會發生反常的現象。那麼我們中國違反進化論的自然規律，演變齣這樣凝滯不前的社會現象，一定有原因。找到其中的原因，讓大傢一起討論研究，就能夠知道這種病癥的錶現，並找到解除這種病癥的解藥瞭。

有的讀者肯定會說：“這是因為中國人的保守性太強瞭。”確實是這樣。雖然如此，但我們中國人的保守性為什麼會如此之強呢？這也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況且，英國人以善於保守聞名於天下，而其他國傢的進步速度中卻沒有一個能夠趕得上英國的。有哪裏能夠見得保守一定會成為一個群體的禍害呢？我思考這個現象，我深入地思考這個現象，發現中國不進步的原因齣於天然的有兩個，齣於人為的有三個。

第一是強調大一統而導緻缺乏競爭。競爭是進化之母，這一說法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定論。西方在希臘列國的時候，政治和學術都稱得上是非常興盛。後來羅馬帝國分裂為很多個國傢，於是造成瞭近世的局麵，直到今天，這都是競爭的鮮明效果。列國並立，如果不競爭就沒有辦法生存。他們所競爭的，不隻是在於國傢，也在於個人。不隻是在於武力，更在於德智。所有的人在不同的領域內並駕齊驅，每個人都為自己而戰鬥，於是進化就沛然興起，沒有人能夠阻擋瞭。因此，如果一個國傢發明齣新式的槍炮，那麼其他國傢就會拋棄自己的舊槍炮來謀求創新，生怕落於人後。如果不這樣，就不足以在疆場上取得勝利。如果一個工廠發明齣瞭新式機器，那麼其他工廠也會拋棄自己的舊機器爭相創新，生怕自己落於人後。如果不這樣就不足以在市場上取得勝利。正因為崇尚競爭，所以他們不隻是怕落於人後，更重要的是時刻想著強於彆人。昨天乙比甲優秀，今天丙比乙優秀，明天甲又勝過丙。他們彼此之間相互刺激、相互嫉妒、相互學習，就像是賽馬一樣，就像是競走一樣，就像是賽船一樣。有人橫在自己的前麵，那落在之後的人自然不敢不勉勵自己進步；有在後麵緊追不捨的人，領先的人自然不敢感到安全。這實在是進步的原動力産生的原因啊。中國隻是在春鞦戰國的幾百年間競爭的局麵最長久，社會的進步也最明顯，可以說是達到瞭頂峰。自從秦代實現瞭大一統的局麵之後，社會處於退化的狀態，到現在已經兩韆多年瞭。難道有彆的原因嗎？都是因為競爭力缺乏造成的。

第二是因為周圍都是落後民族導緻缺乏文化交流。凡是一個社會與另一個社會接觸，一定會産生一個新的現象，而文明也會前進一步。遠古時期希臘往外殖民，近代時期十字軍東徵，都是這樣的例子。所以說統一不一定是進步的障礙。假如對內能統一，對外能溝通交流，那麼社會進步可能更為迅速。中國的周圍都是一些小的文明不發達的國傢，他們的文明程度沒有一個不是跟我們差瞭很多等級的。中國一和他們相接觸，就像是熱水澆在瞭冰雪上一樣，這些小國傢節節敗退。中國縱橫四周，環顧內外，常常會感覺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氣概。中國剛開始的時候感到自信，之後就會自高自大，最後就會畫地為牢。至於畫地為牢，那麼進步的道路就斷絕瞭。不光是這樣，周邊的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常常用他們躍馬揚鞭奔馳於草原的蠻力來破壞我們的文明。我們在反抗他們的過程中，自然更加急於要保護好我們所固有的文明，認為中原的文化典籍，華夏正統的皇室禮儀、典章製度，實在是我們炎黃子孫幾韆年來戰勝其他野蠻民族的精神。既然認為外部沒有可以效仿學習的東西，自然就會轉身抱住本民族本身所固有的東西來拼命摩挲把玩瞭。那麼長此以往，我們中華民族要抱著這些古老的文明以終老就可以理解瞭。

以上這些說的是導緻中國不能進步的兩個天然原因。

第三是因為語言和文字分離導緻知識不能普及。文字是促進文明發展、科技進步的第一要素，它的繁簡難易，常常因為民族的文明程度高低不同而有所差異。各個國傢的文字，都起源於象形，等到再往後發展，就變成瞭象聲。人類的語言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豐富，經過成百上韆年之後，一定會和剛剛産生的時候有很大的差異，這是勢在必然的。因此象聲文字的國傢，語言和文字常常可以相閤；象形文字的國傢，語言和文字必然會日漸相離。社會的變遷一天比一天頻繁，新現象和新名詞也必然層齣不窮；有的是從積纍而得，有的是從交換而來。因此幾韆年前一個地方、一個國傢的文字，必然不能把幾韆年之後地域變遷、民族交匯的時代的事物和情況全部記載下來、描述下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語言和文字同步，那麼語言增加而文字也隨之增加，一個新的事物、新的情況齣現瞭，就會有一個新的文字來記載和描述它，新的事物和新的文字相互促進，一天天發展進步。語言和文字分離，那麼語言一天天增加而文字卻沒有增加，或者有新的事物齣現瞭而以前的文字卻不能解釋，又或者即使能夠解釋也不能完全貼切。因此，即使有齣現新事物的機會，也會因為文字跟不上而窒息。這是第一個害處。語言和文字相閤，那麼隻要能夠通曉今天的文字的人，就已經可以獲得通用的知識，至於用古文字錶述的學問（比如西方的古希臘、古羅馬文字）就讓專業的研究者去弄懂並轉述給感興趣的普通人就可以瞭。因此，能聽懂語言的人就能讀書，進而人生的必備常識也能夠普及。語言和文字分離，那麼不多讀古代的書通曉古代的語義，就不足以研究學問。因此，近幾百年來的學者，往往窮盡一生的經曆來通曉《說文解字》《爾雅》這樣的學問，沒有充足的時間去研究實用的學問。這也是不得不如此啊。這是第二個害處。語言和文字同步，主要就是采用衍生文字，認識二三十個字母，通曉此語的拼讀規則，那麼看到詞語就能夠拼讀齣來，聽到此語的讀法就能夠瞭解此語的意思。語言和文字分離，主要就是采用衍形文字，那麼《倉頡篇》有三韆個字，就相當於有三韆個字母。《說文解字》有九韆個字，那麼就有九韆個字母。《康熙字典》有四萬個字，那麼就有四萬個字母。學習二三十個字母，與學習三韆、九韆、四萬個字母，他們的難易程度相比起來，怎樣呢？因此西方、日本的婦女兒童都可以拿著筆寫信，車夫都可以讀新聞。而我們中國人卻有讀瞭十年書，卻知識淺陋得和以前一樣的情況。這是第三個害處。一個群體政治的進步，不是一個人能夠做到的。需要大傢相互探索而嚮好的方麵發展，相互學習而獲得進步。所以說，培養齣一兩個知識特彆發達的人，不如培養成百上韆、成萬上億有常識的人，他們的力量越大，社會進步的效果就越顯著。因為我國國民不得不耗費大量的精力學習難學的文字，學習有所成就的人還不到十分之一，等到學成之後，還和當世能夠實際應用的新事物、新學問有很多隔閡，這就是頭腦中靈性的産生不夠敏銳、思想的傳播非常緩慢的原因。

第四個原因是長期的專製導緻人性嚮惡。上天創造人類並賦予人類權利，並且賦予人擴充這一權利的知識、保護這一權利的能力，如果讓人民發揮自由實行自治，那麼整個群體必定會蒸蒸日上。如果桎梏人民、戕害人民的人齣現，那麼剛開始會窒息人民的生機，繼而使人民失去本性，之後人倫道德就幾乎消失瞭。因此在野蠻時代，團體不穩定，人的智慧還不健全，有一兩個豪傑之士雄起，代替人民行使職責，用自己的勞動為人民服務，這是使群體獲利的事情。過瞭這個階段之後，豪傑之士仍然全權做主，那麼人民獲得的利益難道足以補償他們失去的權利嗎？這就好像是一戶人傢之中，一傢之主對待自己的傢庭成員和奴僕傭人，都各自歸還他們的權利而不相侵擾，每個人都能勉勵自己盡好各自的義務而避免相互算計，像這樣做，但整個傢庭卻不能夠蓬勃興旺的，我還從沒有聽說過。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一傢之主像奴役奴隸一樣對待他人，像防範盜賊一樣對待他人，那麼這些人也會習慣自己像奴隸和盜賊一樣瞭。他們有瞭可以偷懶安逸可以為自己謀利的機會，即使要犧牲整個傢庭的公共利益去做，他們也不會推辭。像這樣下去卻不委頓衰落的傢庭，我也還沒有聽說過。因此中國社會不能進步，是因為人民不顧及公共利益造成的。人民不顧及公共利益，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當作奴隸和盜賊一樣瞭。他們把自己居於奴隸和盜賊的地位，是因為統治者把國傢當成自己的傢、把人民當作奴隸一樣使用而造成的。

西方立憲製國傢的政黨政治是多麼好啊。他們政黨中的人雖然不是個個都秉承公心和公德，他們未嘗不為自己謀取私名和私利。但即使如此，在專製國傢追求權勢的人，往往討好一個人就能成功，而在立憲國傢追求權勢的人，卻要討好普通百姓纔能成功。同樣是討好彆人獲得權勢，但是哪一個能夠代錶大多數人的利益，從這裏可以判斷齣來。在政黨政治中，隻要是一個國傢一定有兩個以上的政黨，一個是執政黨，一個是在野黨。在野黨想要傾覆執政黨的地位取而代之，就要公布他們的施政綱領，同時攻擊執政黨的政策有誤，宣稱假如讓我們的政黨來處理政事，那麼我們所施行的政治製度和所要建立的規範就會是這樣，為民除害要做某某事，為民受益要做某某事，等等。人民聽瞭之後感到高興就給他們投選票，於是他們就能在議院中取得多數席位。如果他們取代瞭之前的執政黨來重組內閣，進而就不得不兌現他們當初所公布的政策，以符閤民眾的期望保護自己的政黨大權在握，那麼整個社會又會前進一步。而之前的執政黨，就幡然變成瞭在野黨。如果他們想要恢復自己喪失的權力，就又不得不去勤勞地考察民情，認真地去謀劃，製定更新更美的政策嚮民眾公布說：現在的執政黨所謂的能夠為民除害、使民受益的政策綱領還有不完善的地方。假如讓我們的政黨再次成為執政黨的話，我們將如何如何去做，之後整個國傢的前途就會更加進步嚮上。人民聽瞭之後感到高興，就又會在政黨選舉中將選票投給他們，他們在議院中占瞭多數的席位，就又會與現在的執政黨互換地位瞭。而在他們重新成為執政黨之後，也不得不實行他們之前所公布的政策，以符閤民眾的期望，保護自己的政黨大權在握，那麼整個社會又會前進一步。兩個政黨像這樣互相競爭、互相對抗，互相增長、互相進步，以至於無窮無盡。他們之間的競爭越激烈，那麼國傢的進步速度就會越快。歐美各國的政權轉移方式之所以能夠在世界各地日益被接納，原因大概就源於此吧。因此不管說他們是為瞭公共利益，還是為瞭個人私利，他們為全體國民謀取的福利都已經很多瞭。再看一下專製國傢，即使有一兩個聖君賢相，放棄個人私利為公益而奮鬥，為全體國民謀取利益，但是一個國傢那麼大，單憑一兩個人鞭長莫及，他們的恩澤真能夠惠及全體國民的本來就很稀有。就算他們真的能夠做到澤被萬民，但是所謂的聖君賢相，經曆一百代也很難遇到一個。而像汗桓帝、漢靈帝、蔡京、秦檜這樣的奸邪殘暴的君臣，在曆史上卻是屢見不鮮。因此中國人總結曆史的時候經常說：“一治一亂。”又說：“治日少而亂日多。”這難道沒有發生的原因嗎？中國為什麼要承受這樣循環往復的民族劫難呢？嚮前進步瞭一寸，卻嚮後退步瞭一尺，退步的速度是進步的十倍，這是中國經曆瞭幾韆幾百年卻每況愈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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